翠崗紅旗

1933年，江西蘇區江營擴大紅軍力量，青年農民江猛子率先報名參軍。他 的新婚妻子向五兒鼓勵他頑強戰鬥、英勇殺敵。翌年，猛子隨軍長征北上。大地主、“鏟共團”團長蕭鎮魁捲土重來，猛子的父親、鄉蘇維埃主席江春旺、妹妹林仔均遭殺害。五兒迫於無奈，改名換姓逃亡他鄉，在一個荒涼的土地廟裡，生下兒子小鴻。次日，由於孩子的哭聲，她被蕭鎮魁的 爪牙發現，迫不得已去地主封之固家當奶媽。一日，封之固得到走狗的密 報，準備黑夜上山進剿游擊隊。五兒及時將這一消息傳遞給游擊隊，使匪軍遭到挫敗。

1949年，人民解放軍迅 速南下。蕭鎮魁逃上翠崗山，妄圖憑 借險峻山勢，負隅頑抗。五兒母子等 群眾也被裹脅上山。江營一帶解放后，解放軍了解到這一情況，便留下一個師負責剿匪，而師長正是當年的江 猛子。五兒得悉解放軍已來到山下，不勝欣喜，即將自己的身世向小鴻傾 吐，並叫小鴻悄悄下山去找解放軍。小鴻來到解放軍師部要求參軍，父子得以相認。小鴻提供了進攻翠崗山的 路徑，並擔任部隊的嚮導，終於一舉全殲敵軍。鬱鬱蔥蔥的翠崗山上，鮮艷的紅旗迎風招展。

本片於1951年獲 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攝影獎。

1957年獲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故事片二等獎。

● 演員表

● ● 於藍 飾 向五兒

● ● 張伐 飾 江猛子

● ● 裴沖 飾 封老四

● ● 陳天國 飾 蕭鎮魁

● ● 白穆 飾 封之固

● ● 穆宏 飾 江春旺

● ● 項堃 飾 解放軍軍長

● ● 孫羽 飾 小鴻

● ● 汪漪 飾 江林仔

● ● 譚雲 飾 江三娘

● ● 夏天 飾 劉三才

● ● 潘文展 飾 解放軍參謀長

● ● 王承真 飾 封傳剛

● ● 柳傑 飾 封太太

● ● 溫錫瑩 飾 李大隊長

● ● 王公序 飾 封少爺

● ● 邱渙 飾 封少爺(七歲)

● ● 汪應龍 飾 小鴻(七歲)

● ● 邱石平 飾 報信人

● ● 王愷 飾 譯報員

● ● 胡其明 飾 勤務兵

● ● 孫永平 飾 通訊員

職員表

1951年3月，文化部在全國26個城市舉行了“國營電影廠新片展覽月”活動，映出故事片、新聞紀錄片20部，檢閱新中國電影事業結出的第一批碩果，其中就有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的《翠崗紅旗》。它主要描寫的是1934年紅軍長征后，留在江西蘇區翠崗的紅軍戰士江猛子的新婚妻子向五兒，其父親、妹妹均遭敵團長蕭鎮魁迫害，自己也被迫改換名姓流落他鄉。為撫養剛出生的兒子，向五兒到地主封之固家當奶媽，她多次幫助游擊隊免遭敵人襲擊。影片臨近結束已是1949年，身為解放軍師長的江猛子率隊剿匪重返家鄉，蕭鎮魁企圖以險死守，被抓上山的向五兒設法讓兒子小鴻下山彙報情況，將敵軍一舉殲滅，一家人終得團聚。

應當說，在當時頗為集中湧現的以革命鬥爭為題材的影片中，《翠崗紅旗》堪稱別具一格。它的主人公不是像劉胡蘭、趙一曼那樣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而是向五兒這麼一個在革命處於低潮時仍保持氣節的紅軍家屬，所著力表現的也不是敵我雙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殺，而是刻畫了向五兒在逆境中堅定等待毫無音訊的丈夫、將幼兒撫養為革命後代的生活側面，這正是該片的成功與獨到之處；這在當時此類題材影片極易失之表面與概念的狀態下殊顯難得，誠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該片為具有強烈政治指向性的革命歷史電影，注入了一些人性內容，是剛起步的新中國電影為贏得廣大觀眾理解革命、同情革命，進而支持革命的一種敘事策略，實踐證明是成功的。

然而，影片上映不久，雖曾一度受到好評，許多從蘇區長征北上的將校觀看影片后觸景生情，失聲痛哭；不過，也招致了頗為尖銳的批評，主要批評意見認為影片在紅軍北上后，沒有表現出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過多展示了敵人的殘暴，沒有寫出“老蘇區的人民的鬥爭”，沒有表現出人民群眾對革命者和紅軍家屬的支持，尤其是詰難主人公向五兒缺乏“典型性”，是個“等待（勝利）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富有鬥爭性格的英雄”。後來有曾撰寫過批評文章的作者坦言，當初頭腦中有一種英雄人物的“模式”，對任何人物都憑著一些“條條”和“框框”去套、去衡量，其結果必然是一把尺子量萬人衣，是不可能合身的。這些並不恰當的教條主義式的評論在上海各大報刊發表之後，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注意，他專門指出：《翠崗紅旗》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動，有的地方催人淚下。向五兒在白色恐怖如此嚴重情況下，依然堅強不屈，等待紅軍歸來，這怎麼不是英雄形象呢？他還對該片主演於藍說：“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稱讚，並囑咐幹部不要忘記老蘇區人民。”這一講話精神傳出后，引起熱烈反響，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電影文學組就該片專門召開了一次討論會，邵荃麟、周立波、艾蕪、王朝聞、鍾惦、陳荒煤等著名作家、評論家出席併發言，對影片作出了公允評價，指出描寫黨的領導應看作品中所反映的歷史條件和具體情況而定，不能說每一部作品都要求有黨的領導人物出現；典型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向五兒在敵人殘暴的壓迫下始終沒有低頭，一直盼望著紅軍回來，不是消極等待勝利，是為革命做了工作的，可以成為老區人民的典型。

就在這次討論會上，杜談作為編劇曾在介紹創作經過時有所檢討，稱自已寫了“硬骨頭和軟骨頭之間的人物”。於藍聽了很反感，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說，還在發言中以自己深入生活的感受予以反駁。直到多年以後了解到這部影片的全部遭遇，特別是知悉第六屆卡羅維·發利電影節本來要給《翠崗紅旗》最佳影片獎，但由於中國電影代表團主要領導者之一有“左”的思想，極力反對才改為攝影獎，這時於藍才恍然大悟作為黨員作家的杜談當年所以要做那樣的檢討，是迫於強大壓力而不計個人得失，由此更為敬重這位雖勤奮寫作但後來再也沒有發表過作品的老同志。

真正縮短了距離

像當時通行的做法一樣，《翠崗紅旗》的攝製工作，匯聚了來自解放區與原來生活在舊上海的藝術家。主演於藍與副導演馬瑜就是延安魯藝培養出來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而擔任導演、攝影的張駿祥、馮四知，以及飾演江猛子、蕭鎮魁、封老四、封之固的張伐、陳天國、夏天、白穆等，則從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從事電影工作。正是這兩支創作力量互相尊重、通力合作，使該片的創作取得了圓滿成功。

由於編劇杜談的大力推薦，剛剛在東影頭次“觸電”拍攝了影片《白衣戰士》的於藍，被確定為向五兒的扮演者。當一直在北方生長的她和馬瑜一起動身前往陌生的南方拍片，不禁興奮而又緊張。清晨抵達上海下火車時，馬瑜告訴她：“上海的黃包車可和北京不一樣，是雙人座，咱們得同坐一輛車，你不要不好意思。”於藍還笑著說了句：“當然得入鄉隨俗了！”可真的坐上了黃包車，於藍仍然感到有點不自在；更令她莫名驚奇的是在黃包車上看上海的景色，最打眼的是家家戶戶和所有的店鋪都在街邊涮洗馬桶！後來為了更多地了解上海，時任上影廠長的鐘敬之，曾專門帶他們到百老匯大樓以及“鄉下人”必須去看的大世界參觀，還饒有風趣地講起來自延安的某位導演到上海拍片，自己去逛大世界被妓女拉走的笑話……

最令於藍印象深刻的，還是因拍攝《翠崗紅旗》與上海電影同行的合作。相比諸多在舊中國就享有盛譽的大明星來，她起先曾自覺自己真是個地道的“土包子”，然而在後來的實際接觸中，感到他們還是很隨和熱情的。來上海的當天晚上，導演張駿祥就熱情地邀請於藍、馬瑜與他共進晚餐。這位赫赫有名的大導演待人十分平等、謙和，不時說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調節氣氛，不過儘管如此，相互之間還是比較客氣生疏的。真正使於藍感到和張駿祥縮短了距離，還是他們到江西選看外景、深入生活途中曾遇到的一件小事。當時他們乘船沿江而上，在九江下了輪船后，因到下榻處還有相當路程，張駿祥提議坐黃包車，而於藍則堅持步行。這一下讓張駿祥愣住了，連忙悄悄拉住於藍，低聲問：“你們共產黨是不是有紀律，不許坐黃包車？”他那純真的表情，使於藍明白如果真有紀律，他也要放棄乘坐黃包車了，馬上搖頭解釋說沒有這樣的紀律，只是個人不習慣坐黃包車。張駿祥望了於藍一陣，確定她所說的是真話，歉疚地說：“那我坐車先走了。”這一情景使於藍感到，張駿祥確是真誠地願意了解、尊重來自解放區的革命文藝工作者。

更令於藍沒有想到的，在隨後的深入老區體驗生活進行拍攝準備時，這位從國外歸來、又在國統區工作多年的著名導演，其工作程序與來自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竟不謀而合極為相似。雖然富有拍片經驗，但張駿祥對自己不熟悉的時代和歷史背景，首先要求的也是調查訪問。張駿祥到達江西目的地后，就提出要了解這一地區蘇維埃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和抗戰時期不同的相關景物的情況，並做出了詳細的調查提綱。

創造融入愛與憎

對於作為演員的於藍來說，更多的準備工作是訪問和接觸紅軍家屬以及倖存的幹部、黨員，了解當時不能隨紅軍北上留在蘇區的人民群眾是怎樣渡過各種苦難而生存下來的，因為《翠崗紅旗》這部影片正是反映他們是怎樣歷經艱苦和危險等待而又迎來解放的日子。她懷著急切的心情，在短短的一個月里，採訪了從省委書記到普通群眾約三、四十人，每一個受訪者從娓娓而談到聲淚俱下，講述了紅軍北上抗日之後，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敵人極為殘暴，殺了很多人，很多家庭都絕代了，整整長達十五個年頭，無數家庭親人離散音信全無，但他們始終沒有忘掉共產黨。1930年就參加了黨的朱贊珍， 73歲的老母親和妻子、兒子統統被敵人抓走，他仍堅持不出來自首。後來母親被活活打死，他跑到廣東韶關等地才得以倖存。59歲的鐘姓老人，妻子被敵人打死了，他想國民黨總有“沒”的時候，我們會有翻身的時候，就把國民黨聯保主任的布告揭下來，藏在房子的頂板上，等著共產黨回來以求血債血償。正是黨在他們心靈深處播下的革命必勝的信念，使蘇區人民經受住白色恐怖下最艱苦的磨難，這也是《翠崗紅旗》影片的真實歷史背景。

令於藍感到收穫最為豐厚、同時也受到極大震撼的是，接觸到了類似向五兒遭遇的對象。一個叫苦香的婦女，1929年起就做婦女工作，1934年紅軍走時已擔任寧都、興國的縣委宣傳部長，因病留了下來，打了兩個月的游擊，后被介紹去後方醫院。當時有七十多人要隱蔽到群眾家中，有三十多名傷員無論如何要跟她走，到大佛山去堅持鬥爭。敵人四面燒山，她彈盡糧絕被抓到，說自己是洗衣隊的。一個叛徒認出了她：“你講呀，你過去很會講話呀！”她除了咬定自己叫苦香，別的什麼也不說。敵師長與團長都要她答應做姨太太就放她出去，她堅決不肯，說：“要不放我回家，要不死刑。”敵人把她送到南昌押了一個月，判了十二年徒刑。當時徒刑給錢還是可以買出來的，她母親就賣牛、借錢用70塊大洋買通看守所把她保了出來，在地主家做了兩年保姆。後來國民黨又逼她去後援委員會，她躲到山上，與那裡挖鎢砂礦的一個沒有黨派的管理員結了婚，歷經了許多艱苦，最後借錢做小買賣為生。她說自己相信黨一定會回來，被打時就想著如果有一口氣，就可以看到黨回來，就是死也是光榮的，黨會知道的。解放時看到部隊的首長，她悲喜交集連話都不會說了，對於自己沒有黨的關係很難受，三天沒吃飯只是哭，一路哭到寧都找到黨。

還有一個名叫王健德的，是曾任我軍司令員、解放後任副省長職務的某位領導的前妻，健康、樸實而又大方。於藍和她接觸幾次后，就應邀搬到她的家中同住。聽她談起自己的丈夫，感情還是那樣深厚。她說：“司令員講過，革命一定會成功，現在吃點苦，革命成功就好了。”她告訴於藍，自己雖沒有出面工作過，但對革命的心是實在的。在丈夫率部隊北上后，她一人含辛茹苦地挑起照顧全家的重擔，給婆婆吃三餐米，兒子一餐米一餐紅薯米，自己則只吃一餐紅薯米一餐稀飯，還設法借債供兒子讀書。後來遇上婆婆病重，日子實在難以過下去，她想上吊，可是親戚告訴她：“不到五年，他們就會回來的。”她終於咬牙堅持了下來。

王健德有時帶於藍去看她種植的果園，她手拿竹竿、赤著腳板，一走進桔林就顯露那瀟灑輕鬆的體態，熱情地為於藍摘下早熟的紅桔，邊摘邊談。她總是說起司令員丈夫過去對自己的好處，怎樣拉著她的手，怎樣給她講革命，一點也不嫌棄她的文化低。她說：“過年過節，他雖然不在家，我都給他擺上一雙筷，一隻碗，好比他在家一樣。我天天盼他，月亮是越盼越圓，誰知我竟是越盼越暗了。”1935年司令員還寫信回來，情意深長地寫道：“我現在很好，不要著急。不久就去打日本，打了日本再見面，回來同享幸福。”然而，戰爭是殘酷的，三年、五年、十五年……沒有了消息。後來才知道，由於音訊不通家裡情況不明，他又娶了新的妻子。解放后，丈夫回家鄉看望他們，把兒子接到北京讀大學，讓親友善待王健德……追述這些不免令人傷感凄楚的往事，王健德仍表現出對丈夫的一往情深，這種東方婦女特有的忠貞不渝，令全神傾聽的於藍眼睛潮濕了。可是王健德沒有眼淚，始終沉浸在初戀的幸福回憶之中……

將近半個月的單獨尋訪，加之後來攝製組大隊人馬抵達后的集中體驗生活，使於藍對蘇區人民曾經遭遇的生活無限敬仰與同情，從內心深處產生了自己似乎就是其中一員的強烈感覺，終於成功地塑造了向五兒這一頗為新鮮、複雜的革命婦女的藝術形象。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攝影富有激情、詩意與創造性，攝影師馮四知與導演密切配合，充分發揮擅長運用運動、光線造型以追求色調、質感的功力及經驗，大到千軍萬馬的戰鬥場面，小至一個人物的特寫，甚至一草一木的空鏡頭都精心設計。結尾則在解放大軍開赴翠崗的壯觀場面烘托之中，藉助高高飄揚的紅旗與猛子、向五兒和兒子的三人中近景疊化，賦予影片以宏大氣勢與深刻意蘊。由於視覺效果突出，該片在1951年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上榮獲攝影獎，這也是中國電影攝影首次受到世界影壇的褒賞。後來此片還曾獲文化部頒發的1949一1955年優秀故事影片二等獎，每個主創人員為此獲得一枚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