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綠園
清代文學家
李綠園（1707年－1790年），原名李海觀，字孔堂，號綠園，亦號碧圃老人。清代文學家，長篇古典小說《歧路燈徠》的作者，原籍洛陽市新安縣北冶鄉馬行溝，生於寶豐宋寨（今平頂山市湛河區曹鎮鄉宋家寨）。
李綠園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李綠園68歲，方回老家宋家寨。居家期間，他把《歧路燈》書稿重新修改一遍，到70歲時才脫稿刻印。《歧路燈》主要以康、乾盛世社會生活為背景，反映了富家子弟譚紹聞如何由一個敗家子到浪子回頭重振家業的故事。這也是一部中國小說史上僅有的以“浪子回頭”為題材的長篇白話小說。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李綠園用他的巨筆豐富了我國文學藝術的人物長廊，這部偉大作品為後人了解封建社會提供了寶貴資料。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李綠園逝世於北京，享年84歲。
李綠園，名海觀，字孔堂，號綠園，年又稱碧圃老人。李綠園生於1707年，終年84歲。李綠園是清代文學家、長篇小說《歧路燈》的作者。今年恰逢李綠園誕辰300周年，8月30日上午，記者一行從市區向南出發，去探訪這位文學名家生活和居住過的地方——湛河區曹鎮鄉宋寨村。
李綠園出生時，《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7歲；李綠園10歲時，《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生。他們是同一時代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創作的三位巨匠。
李綠園（1707年-1790年），名海觀，乳名妙海，字孔堂，號綠園，晚年別署碧圃老人。清河南汝州寶豐縣人。他一生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差不多與18世紀共始終。
他的祖籍在河南新安縣，世居北冶鎮馬行溝村。祖父李玉琳是個窮秀才。康熙三十年（1691年）豫西大飢荒，李玉琳兄弟準備奉母逃荒，適逢洛陽歲試。李玉琳遣弟玉玠先負母赴南陽，自己留鄉參加考試，試畢，玉琳持七十錢，星夜奔跡尋母，步行八百里而音問渺然。一日將暮，玉琳至南陽梅林鋪，計窮情急，坐道旁呼天大號，突見弟倉皇前來，乃得團圓。這個“尋母李孝子”的故事在新安、寶豐一帶流傳很廣，李綠園早年師事之前輩友人、乾隆年間有“中原名儒”之稱的襄城劉青芝在他所寫的《寶豐文學李君墓表》中記載了此事，還據此又寫了《李孝子傳》。1939年編修的《新安縣誌》中還收有此事。李玉琳逃離新安后再未回到家鄉，流落到汝州寶豐縣魚山腳下的宋家寨（今屬平頂山市郊區）定居下來。李綠園的父親李甲入籍寶豐，為寶豐庠生。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李綠園就出生在宋家寨。他在69歲時寫的《宦途有感寄懷風穴上人》詩的自注中記他襁褓時被起乳名之事：“餘生彌月，先貤贈公抱之寺，師冷公和尚賜名‘妙海’，實菩薩座下法派也。”他的學名李海觀也應該是由此而來。這時李玉琳一家已與當地河岸李村李姓土著聯了宗，他的學名已是按河岸李李姓的世次來取字了。他們一家得到了河岸李村李姓的許多照看。他幼年就讀於魚山寺的義學中，蒙師就是他的祖父。他晚年在詩中回憶道：“抱書此地童齡慣，坐數青山藉草茵。”（《立夏登村右魚齒山》）家鄉優美的山水、淳樸的農村生活和家庭環境對李綠園厚道務實的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李綠園十三歲時，入城應童子試，何時成為秀才不詳。三十歲時。他考取了乾隆元年（1736年）恩科鄉試舉人。這時他正當壯年，和封建時代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希望通過科舉、仕宦的道路來做成一番事業。在他中舉的次年（1737年），他在贈友人的一首詩中豪壯地寫道：
君不見隆中名流似管樂，抱膝長吟志澹泊。又不見希文秀才襟浩落，早向民間尋憂樂。一日操權邀主知，功垂青史光爍爍。男兒有志在勛業，何代曾無麒麟閣？（《李綠園詩文輯佚卷之一·贈汝州屈敬止》）在詩中他以諸葛亮、范仲淹為榜樣，勉勵自己。在這首詩中，他還寫道：“莫耽讀騷嗅蘭茝，須念國計與民瘼。”表示了自己憂國憂民的情懷。鄉試中式后，李綠園把他的試卷輯錄成冊，請劉青芝為序。劉序稱李綠園的“憂世之懷，壯行之志，殷殷時露行間”，又贊他“儀觀甚偉，風氣非常”。由此也可約略窺見綠園先生的志行風采。
李綠園中舉前後，他曾在河南省會開封居住了很長時間。他的小說《歧路燈》就是以開封為主要背景的，書中所寫的街巷、官署、寺廟等的坐落、方位、直走向等無不與實際一一相符，所寫的風俗人情也是這一內地省城的真實寫照。他還多次赴京會試，現存他的詩作中有六首與北京有關，《歧路燈》中對開封到北京的沿途風光描寫得很具體詳細，對北京的社會風情也多有展現。北京大約是李綠園除家鄉和開封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
但李綠園終未能博得春官一第，深為終身之憾。在《歧路燈》第七十七回中，他借書中人物之口說：“休說什麼科副榜用不的，就是什麼科舉人也用不的，都是些半截子功名，不滿人意的前程。”這很能道出他胸中的塊壘所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的父親去世，葬父后守制在家。這時他已屆不惑之年，對世情的練達歷閱代替了少年的壯志豪情。雖然在科名上不盡如意，但畢竟是在他這一代，把一個普通農村讀書人家庭，提高到鄉紳的地位。他沒有和他同時代的吳敬梓、曹雪芹那種因家道敗落而對現實產生的憤懣，仍寄希望於封建綱紀倫常的復歸。乾隆時期，朝政日益腐敗，世家地主的敗落和財產的再分配也日益加快。李綠園對窳敗腐朽的社會有深刻的認識，看到了封建秩序的解體，官場黑暗，士人昏聵，世風日下，道德倫喪。他為官紳子弟一個又一個走上墮落敗亡的歧路而憂慮，並從自己所歷所聞的事實深感“成立之難如登天，覆敗之易如燎毛”。他在晚年所寫的《家訓諄言》中曾經說過：
近來浮浪子弟，添出幾種怪異，如養鷹、供戲、鬥鵪鶉、聚呼盧等是。我生之初不過見無賴之徒為之，今則俊麗後生、潔凈書房，有此直為恆事。
人於浮浪子弟鬻產拆屋時，往往憐之曰：可惜！可惜！不知此固毫無足惜也。衣輕食肥，於天地既毫無所益；作姦犯科，於風俗且大有所損。他若常享豐厚，那些謹守正道，甘淡薄、受辛苦的子孫，該常常挑擔荷鋤、嚼糠吃菜乎？天道無親，必不然矣！
他還說過：
問如今興旺隆盛之室，那一家的祖宗不曾與患難相嘗？那一家的子孫敢言與天地不朽？
他知道統治階級的權力與財產的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煞費苦心地予以療治。懷著這樣的淑世心腸，他開筆撰寫《歧路燈》。從他晚年在《歧路燈》脫稿后所寫的自序中，可以看到他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和經過：
古有四大奇書之目迨於後世，則坊佣襲四大奇書之名，而以《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冒之。嗚呼！果奇也乎哉！余嘗謂唐人小說、元人院本，為後世風俗大蠱。偶閱闕里孔雲亭《桃花扇》、豐潤董恆岩《芝龕記》，以及近今周韻亭之《憫烈記》，喟然曰：吾故謂填詞家當有是也。藉科諢排場間，寫出忠孝節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難保一身，使人讀之為軒然笑，為潸然淚，即樵夫牧子廚婦爨婢，紼感動於不容已。以視王實甫《西廂》、阮園海《燕子箋》等出，皆桑濮也，詎可暫注目哉！因仿此意為撰《歧路燈》一冊田父所樂觀，閨閣所願聞。子朱子曰：善者可以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友人皆謂於綱常彝倫間，煞有發明。蓋閱三十歲以迨於今而始成書。前半筆意綿密，中以舟車海內，輟筆者二十年。後半筆意不逮前茅，識者諒我桑榆可也。
李綠園以“載道”的嚴肅態度來創作，至50歲時大約已寫完了《歧路燈》的前80回，后“以舟車海內，輟筆二十年”，到老年才得以續完。
50歲以後，李綠園開始了他的遊宦生活。20年中，他到過黔、蜀、吳、楚、齊、魯、幽、燕等地，長江上下、運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曾在重慶住過將近一年的時間。在他的詩作中記下了他的遊蹤：蜀道之難上青天，黔南之山黑如黝；吳頭楚尾多岡嶺，齊郊魯城亦丘阜；若擬日落觀雁峰，總是台牛馬走。忽憶我到巫山峽，猶能彷彿十八九；白帝城下灧澦堆，黃陵廟邊十二培；狼頭惡灘石列姜，人鮓之瓮凹如臼。（《戊戌春正月坐橫山惜陰齋……話山水》）
李綠園由蜀入黔到過開州、清平等地。千山疊嶂奇洞飛瀑的貴州山水，也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黔中山萬億，邃窟什之九。我頻歷奧區，每每見洞口。峭壁橫哨壺，斜瓮更側。或驚飛泉噴，或訝陰風吼。”（《開州城北仙人洞》）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66歲時，在貴州思南府印江縣作了一任知縣，達到了他仕宦之途的高峰。這大約是從幕僚這一條路升遷上去的。在短短的一年知縣任中，他留下了很好的政聲。道光本《印江縣誌·官師志卷五》記載：
李海觀，字綠園。能興利除弊，愛民如子，疾盜若仇。乾隆己丑（？）秋，邑大旱，步禱滴水崖，雨立沛。百姓設筵迎勞，海觀教之食時用禮，以度歲歉。歡如也。
舊時方誌中這類記載，多有溢美之詞。不過李綠園對自己這段生活是很自負的。他在晚年還不時念及印江，在詩作中寫道：“夢中偶到印江地，猶見吁呼待撫民。”（《丙申今有軒夢余口占》）“攬鏡拈鬚雪色新，頹然剩得一閑身。蠻煙幾歷荒綏外，蜃氣曾終渤海濱。……平生不負稱循吏，夢繞桐鄉愛我民。”（《攬鏡》）
當時貴州是清政府的采鉛重地。貴州鉛廠生產之鉛運輸到內地京城十分困難，開支浩大。李綠園在任上“以運鉛之役，缺匱部項，幾頻於險”（《李綠園詩文輯佚》卷之二），這項公事造成的虧空，對他的離任可能有不小的影響。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李綠園由黔經鄂西返豫抵家鄉寶豐。這一年他68歲，開始了他的晚年生活。第二年他的次子李蘧考中進士，分吏部，以主事用。可能在這一年，李綠園開始續寫《歧路燈》。約於乾隆四十二年初，他回到祖籍新安。三月，他的詩稿編定，題為《綠園詩鈔》，四卷，有序。他在序中說：詩以道性情，裨名教，凡無當於三百之旨者，費辭也。餘生平最喜孟郊“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王建“三日下廚房，洗手作羹湯”，朴而彌文，讀之使人孝悌之心，油然於唇吻喉臆間。……漢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詩人林立，而晉義熙之陶淵明、唐寶應之杜少陵、宋乾道之陸劍南，凡知詩者，莫為矢口先之，果奚以故哉？彭澤以祖侃宰輔晉室，恥為宋民；子美麻鞋見天子；放翁諭子以宋室恢復無忘告祭君父之誼，拳拳肝膈：惟其於倫常上立得足，方能於文藻間張得口，所以感人易入，不知其然而然也。
這段文字正是李綠園的文藝觀，其核心是以理學為基礎的“道性情，裨名教”，“惟其於倫常上立得足，方能於文藻間張得口”的文學創作思想。這一思想是傳統的也是保守的，可以作為《歧路燈》一書的註腳，代表了《歧路燈》的思想傾向。就在這一年的八月，《歧路燈》續完，李綠園又寫了序言置於卷首。新安族人留他常住，把子侄輩托給他教育，他就在老家北冶鎮馬行溝作了塾師，住了將近三年的時間。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綠園由新安南返寶豐。不久，李遽迎養他至北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二十八日老死於北京米市衚衕私邸，享年84歲。
溯吾族先世為晉民。據家譜載明洪武間由晉之洪桐縣來。居新安縣澠池一帶，族譜早毀於戰亂，后綠園公次子蘧，責令族侄森（舉人，香山寺前和庄人）等，遍訪親友及寺廟墓碣搜整族人譜系。現族人分居新安、澠池、洛陽、寶豐城西齋恭庄、西大營北呈庄及劉庄。綠園公後裔散居在曹鎮鄉宋家寨、五虎劉、褚庄等處。現將綠園公上下世系，自昂祖以下表列如左（存於宋家寨李登僚家）。綠園公後裔現有男五十九口，女六十四口。
今有軒書屋
東院及玉琳公定居時老宅，綠園公即生於是。分予長門、三門。再往東為綠園公次子蘧發跡時所建。家傳云：嘉親王顒琰與祉亭公善（蘧字衛多號祉亭），奉詔回京，假道此，宿是宅，同赴京城，顒琰繼統承位即大清嘉慶帝。再往東一院為祉亭公花園。香花異草，莫能名者。有一樹搔其皮，全樹枝葉顫動，有謂痒痒樹雲者。宅院四處，均有月亮門相通。祉亭公建別墅於村西，常居於是，祉亭公新居別墅自書一聯云：“新居恰添三徑竹，故園猶隔一重山”。后祉亭公子孫皆歸之，即今之五虎劉李氏後人也。
玉琳公爺子孝行名聞遐邇，時稱尋母孝子李；汝州志載有玉林公孝行事多項。其子李甲孝行見於墓表：“母病腿痛常翼行之。雨雪則負之。群兒相遂而笑，君亦笑謂之曰，汝曹笑老叟負母也。時市果栗納母袖中；小兒女爭來索，母笑而分給之，母重聽，然喜聞里巷間好事。君坐卧指畫以色授母，母目之而醒，時為頤解。其因時遂勢以博高堂之歡者，多此類也”。其他子孫們孝行，也見於詩文傳記。
及著述
（綠園祖父）玉琳公洛陽府學秀子，敕贈文林郎。精治《麟經》。著有《春秋文匯》（見《中州先哲傳·文苑傳·綠園本傳》）。綠園公尺山公，寶豐癢生。賜贈文林郎。誥贈中憲大夫。夫人栗氏，累贈恭人。綠園公乾隆元年恩科舉人。官印江知縣，後代理思南府知府。誥贈中憲大夫。夫人余氏贈恭人，潘氏恭人晉贈宜人。張氏孺人。（綠園公）著有《歧路燈》、《家訓》、《詩鈔》、《東郭傳奇》（劇本）、《破山斧》、《拾捃錄》、《說黔》及《談大學》、《淡中庸》、《談詩法》、《談文法》等（后四種為課幼唱本）。
祉亭公別墅建於五虎劉（村），藏書有樓房三間；上下環壁書架，中間兩排。每屆庚伏，我祖父明遠公曬書五天左右。綠園公手墨盡收藏我家，因屋漏鼠嚙多有殘破。一九二五年詩人徐先生言信（玉諾①）由廈大回，專程來訪索，祖父初不忍釋手。徐先生圖為綠園公增光，有益人民，將著作全部囊恬去，並在當年下半年於京發文《李綠園與（歧路燈）》，紹介之後即把《詩鈔》、《歧路燈》、交馮友蘭先生②。其他遺著我曾詢之徐孫，伊謂經過“除四舊”，現已片紙無存。
在曹鎮鄉政府，記者見到了鄉政府秘書李紅亮，他是李綠園的第9代後人。在李紅亮的帶領下，記者一行來到了李綠園的家鄉宋寨村。宋寨村是一個緊臨水庫環境清幽的村莊，僅村內和附近就有李綠園的後人100多口。在李紅亮家屋后不遠處，就是李綠園的書屋。
如今的書屋院內草木叢生，原有的5間房屋只剩下一間還沒有完全坍塌。一塊大石頭倒在雜草中，李紅亮告訴記者，這是一塊拴馬石，是家裡人從原來的大門口搬到這裡來的。李紅亮說，上世紀90年代初——他上高中時，李家人還在這裡居住。後來在西邊兩間居住的親戚搬了出去，這兩間房便慢慢塌了。不久，自己家也搬了出去。2002年，爺爺李春林搬出之後，剩下的房子也在風雨中坍塌了。
李紅亮和其父親告訴記者，李綠園次子李蘧送父親回鄉後為了讓老人家安度晚年，就在如今書房的地方購得一處田地，構建別墅，並在別墅內建藏書樓一座。清末同治年間，李綠園的藏書樓在戰火中被焚。三萬卷書籍被毀過半，李綠園後人將剩餘書籍轉移到書齋內。抗日戰爭時期，家人擔心書籍被日本人搶掠，李春林和父親將書掩埋在地下，造成了部分書籍的腐蝕。“文革”時期，藏書的損毀程度更加嚴重，李春林的父親只偷偷保存下來很少一些書籍。上世紀80年代初，《歧路燈》公開出版后，李春林將剩餘的藏書捐獻給了國家。
在李紅亮的家中，記者見到了一個據說是當年李綠園使用過的筆筒，貌不起眼的筆筒被放在家裡的書房內，雖然有些裂痕，但它還在繼續為李家的後人履行著自己的使命。李紅亮告訴記者，爺爺李春林將家譜等一些文字資料交給了在北京工作的弟弟保管，自己家裡僅有的就是這個筆筒。
李紅亮還回憶起了兒時在村中玩耍時經常騎的“石猴”。同行的湛河區文化館的杜央解釋說，村民們所說的“石猴”，其實就是“避邪”。李綠園晚年在《避邪歌》中寫道：“四冢各列避邪一，麟首、駝項、狻猊尾。”說的就是這個所謂的“石猴”。杜央分析，這些“避邪”也可能是李綠園兒時玩耍的道具。
李綠園的成長之路，明洪武年間，李綠園先世李昂從山西洪洞遷到河南新安北冶鎮馬行溝村。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豫西嚴重乾旱，農田顆粒無收。新安一帶大鬧飢荒，老百姓紛紛背井離鄉。李綠園的祖父李玉琳從新安逃荒到寶豐宋寨，靠種菜度日。此後，李玉琳與當地李姓大族認了本門宗親。
這中間還有一個小故事：李玉琳逃荒到宋寨之後，一開始只是在當地大戶人家的菜園裡種菜，村裡人也一直把他當做一個普通的逃荒百姓。一次，這戶人家請客時缺少人陪客，臨時將正在菜園裡勞作的李玉琳拉去湊數。李玉琳趕緊回家換上了一身秀才的衣服。就這樣，村裡人才知道一直在菜園裡種菜的李玉琳原來是個有學問的人，就邀請他到村邊魚齒山義學教書。
李綠園的父親李甲，出生於新安，后隨李玉琳遷居到宋寨，並考取了秀才。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李綠園在魚齒山下降生。幼年的李綠園從小隨祖父讀書識字，聰穎好學，博聞強記。魚齒山附近是一個埋藏豐富的戰國至漢代的墓葬群和文化遺址，流傳著許多歷史故事和優美的傳說，李綠園就是在這種濃郁的歷史文化環境熏陶中長大的。
李綠園30歲那年，恰逢乾隆皇帝即位后改元，特開了恩科考試，李綠園考中了舉人。
李綠園中舉后，對未來的前途充滿信心和希望，寫下了《贈汝州屈敬止》一詩，抒發了他誓將所學才智用於經世濟國的宏願。但此後本是一帆風順的李綠園在中舉后一直科考不順，他參加了三次會試，一次未中。在壯志未酬的遺憾中，李綠園產生了創作小說的念頭。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李綠園的父親去世，42歲的李綠園守制在家閑居。經歷仕途的挫折和40多年的歲月，李綠園對人情世故有了深刻的認識。生活上的無憂也為他提供了良好的寫作條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說《歧路燈》的創作中，並將自己的生活閱歷和三次會試未第的鬱悶之情寄予筆端。經過十年的努力，李綠園完成了《歧路燈》的主要部分，即全書的八十回，至此，他輟筆停寫《歧路燈》，開始了為期20年的遊宦生活。
李綠園最後一次應試后，曾在京任教三年，深受學生們的欽佩和尊重。他們為老師考不上進士而遺憾，並想方設法為老師尋找入仕的門路。後來，福建學生李傑考中狀元，在乾隆皇帝和吏部舉薦恩師，李綠園被皇帝選任江浙漕運之職。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50歲的李綠園開始了他舟車海內的仕途遊歷生活。20年間，李綠園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運河兩岸。
晚年，李綠園曾在貴州思南府印江縣做過一任知縣。《印江縣誌》載其政績：“能興利除弊，愛民如子，疾盜若仇。”后經督、撫推薦，代理思南府知府。1774年，68歲的李綠園辭官返鄉，后被次子李蘧接到北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李綠園卒於北京，終年84歲。李綠園一生官路坎坷，經歷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幾乎與18世紀共始終。
勤奮創作
李綠園一生博覽群書，舟車海內，見多識廣，曾寫下大量文學作品，堪稱18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家和教育家。
李綠園在其早期作品《李孔堂制義》中就曾針對當時的文學藝術和教育界存在的弊端發出“有志斬伐俗學”、“名方正學”、“發常人所未發”等振聾發聵的高論，為其日後的詩歌及小說創作奠定了理論基礎。
李綠園還創作了《東郭傳奇》等戲劇劇本，並採用戲劇的方式編寫了《四談集》教學讀本。
李綠園的詩在其文學創作上佔有重要地位。《李綠園詩抄》是其主要詩集，收集了李綠園的主要詩篇佳作將近百首。主要體裁包括近體、古體、七言、雜言；內容包括吟詠風土人情、敘事、說理、名勝遊記等。他的詩別具特色，耐人尋味，當時影響遠超過其小說。
綠園公六十八歲下半年至七十歲上半年，七十三歲上半年至七十八歲上半年均在家間居，埋首今有軒，整理舊稿，撰詩作有《丙申今有軒夢余口占》：“歸田賦就剩閑身，扶杖里門兩度春。友憶前歡如隔世，詩翻舊稿似他人。老覺文章終有價，宦惟山水不是貧。楚中偶到印江地，猶見吁呼待撫民”。另有《攬鏡》：“攬鏡拈鬚雪色新，頹然剩得一閑身。蠻煙幾履荒緩外，蜃氣曾終渤海濱。道遠惟欣農務好，年高漸悟格言真。平生不負稱循吏，夢繞桐鄉愛我民”。還有《懷宓軒檢攜來簽帙》、《乙亥新安南返過滍河即景》、《乙未三月登村右魚齒山》、《立夏登魚齒山》、《魚山看殘雪》、《柳子》等。其中《柳子》詩云：“寸衷直與古相期，此中索解幾人知。有時綠柳蟬聲里，笑共鄰翁一局棋”。綠公和睦鄉里，他每次回來距家數里就棄乘徒步。恐見鄉親怠慢。
《歧路燈》
李綠園最受世人關注的代表作還是長篇小說《歧路燈》。
《歧路燈》的創作始於1749年，中間因“舟車海內”一度輟筆，1777年才脫稿，歷時30年。小說一共一百零八回，60多萬字。以寫實的手法，描寫了18世紀中國封建社會普通人的生活，與《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同為清代文壇上一部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品。
《歧路燈》以清乾隆時期的太平盛世為時代背景，反映盛世背後隱藏的教育危機和社會危機。小說以富家子弟譚紹聞如何由一個敗家浪子回頭重振家業的故事為主要線索，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教育危機的嚴重性，為社會教育敲響了警鐘，為誤入歧途的青年找出了指路明燈。這部小說開創了我國教育題材古典小說的先河。小說生動形象地揭示了青少年墮落的四大原因：家庭教育不當，教師素質不高，社會交往不慎，個人意志不堅。概括出了古今青少年失足犯罪的一般規律，對於當代人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作用。200多年來，《歧路燈》多以抄本流傳，后經河南大學欒星教授校注，1980年，這本被譽為18世紀中國普通人生活的百科全書式的傑作才得以出版發行。
《歧路燈》是我國小說史上僅有的一部以“浪子回頭”為題材的長篇白話小說。李綠園在小說中勸誡世人：教子要嚴，延師要正，交友要慎。書中譚孝移的臨終遺言，“用心讀書，親近正人”這八個字，則是小說的主旨，堪稱封建時代教育子弟的指路明燈。
後人對《歧路燈》的評價也很高，清乾嘉學者呂中一評李綠園是“以左丘、司馬之筆，寫布帛菽粟之文章”；近代小說史家蔣瑞藻稱《歧路燈》“描寫人情，千態畢露，亦絕世奇文也”；朱自清先生認為：“《歧路燈》只遜於《紅樓夢》一籌，與《儒林外史》是可以並駕齊驅的。”
《歧路燈》的故事假託明代嘉靖朝事，實際上寫的是作者當時代的社會情景。書敘河南省會祥符（今河南開封）一個普通讀書人的家庭由盛而衰，敗而復興的經過。這家的獨生子譚紹聞背棄了父親譚孝移臨終時要他“用心讀書，親近正人”的囑咐，在母親王氏的嬌慣下，擇師不當，又受同輩浮浪子弟的引誘，逐步走上歧途。中途幾次在父執、良師、義僕的勸阻下想改惡從善，無奈屢次舊病複發，終至傾家蕩產。最後他在族兄譚紹衣的幫助下，浪子回頭，重整家業，功成名就。李綠園以譚紹聞誤入歧途又浪子回頭這一線索為中心，突破了家庭的囿限，把描寫的筆觸伸向廣闊的社會，從省城到京都，從亳州到濟寧，從北方鄉鎮到浙江海防，都是人物活動的舞台。小說“描寫人情，千態畢露”，有姓名的人物就有二百六十多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式人物，應有盡有，展現了清代中期社會吏治腐敗，世風澆薄、道德淪喪的社會現實。凡此種種使《歧路燈》得以成為一部《清明上河圖》式的藝術長卷，百科全書式的文學巨構。
李綠園在《歧路燈》中為療救青少年，提耳面命了八個字：“用心讀書，親近正人”。在第九十五回，他借譚紹衣之口，大聲疾呼：“這是滿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學’，是咱家子弟的‘八字孝經’”，要“鏤之以肝，印之以心”，“用以為子孫命名世系”。李綠園以生動真實的藝術形象，從正反兩方面來反覆闡述這八個字，從而突破了作者的理學思想的禁錮，使小說表達出了極為豐富的思想蘊涵。
小說深刻地揭露了清代社會的黑暗，真實地描畫出各級官僚胥吏貪污受賄的無恥行徑。書中的滿相公說過：“天下無論院司府道、州縣佐貳、書辦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個要錢作弊的。”此可謂清代官場的真實寫照。李綠園在《歧路燈》中形象地描寫了由於經濟關係的變化，引起的各階級各階層的升沉，從而對時代的內涵和歷史的進程作出了較為準確生動的表述。他以大量的筆墨寫譚紹聞、盛希僑、張繩祖、夏逢若等官宦後裔不可阻擋的衰敗，地主階級後繼乏人，譚紹聞的前妻、恪守三從四德的淑女孔慧娘在譚家站不住腳，終於鬱悶成疾而死，作了理教的犧牲品。續娶的富商之女巫翠姐慕譚家的世家名聲，卻不理那一套三從四德的清規，看戲、打扮、摸牌，甚至和妓女平起平坐。她嘲笑譚家的敗落，表現了市民階層雖在潛意識中還殘留著往日的卑謙，卻以財大氣粗、咄咄逼人的氣勢向封建世家進逼的時代變化。
由於李綠園對世情的洞察，他寫出的各種社會鬼蜮現象，有著勾魂攝魄兀現紙上的藝術魅力和認識價值。在這些群像中夏逢若從十六回出場，到一百回遣發極邊結局，計有四十七回寫到他。他像勾命的無常一樣，拉譚紹聞下水，步步走上歧途。從這一封建破落戶子弟的畸形人物身上，人們從另一個側面認識到了封建社會的腐敗潰爛。
以“循吏”自詡的李綠園在《歧路燈》中塑造了一批能“通經致用”的儒生和奉法循禮的好官形象。譚紹聞的父執和老師婁潛齋，在全祥符城士人中唯有他“端方而多歷練”。李綠園極稱他才是“正經理學”，又借書中程嵩淑贊他：“相處二十多年，潛老有一句理學話不曾？他做的事兒有一宗不理學么？”婁潛齋中了進士出仕館陶，“滿館陶境內個個都是念佛的，連孩子老婆都是說青天老爺。”李綠園還寫了譚紹衣慈悲為懷，關心民瘼的德行。他在審理邪教案時，將錄有教眾名單的黃皮書私下燒掉，不予追查，表現了儒家“為政焉用殺”的觀點。書中“季刺史午夜籌荒政”的情節，則表現了“士為民役”的觀點。李綠園還在書中刻畫了一些胸無點墨的冬烘秀才、士林敗類。他斥責這些人，“說的不出於孔孟，就出於程朱，其實口裡說，心裡卻不省的。他靠住大門樓子吃飯，竟是經書中一個城狐社鼠!……更有一等，理學嘴銀錢心，搦住印把子一心直是想錢，把書香變成銅臭”（第三十九回）。這些都是和他遵奉封建法統，宣揚忠孝節義，關心民生疾苦，希望吏治清明的政治抱負一脈相通的。他還寫在“太平盛世”下，農民“刮榆樹之皮，挖地梨之根”以充饑，“鬻兒賣女以供糴，拆屋析椽以為爨”（第九十四回）；土豪管貽安霸佔民女，逼良為娼，枉害人命還有恃無恐。這些情節的描寫，使人感到李綠園對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國事不堪問了的憂慮和悲觀，對勞動人民所受壓迫的關心和同情。他還在小說中反對急功近利的八股取士制度，批評戕害人性的二十四孝，同情再醮寡婦姜氏與譚紹聞有情而不能成為眷屬，痛斥當時流行的術數之學、看風水、躲殃等迷信活動，認為“士農工商，都是正業”，這些都反映了李綠園求真務實的理性思考和正直的操行品德。李綠園在小說中還提出了一整套教育理論，並且讓書中的人物從正反兩方面一一驗證這些理論。他肯定戲曲等通俗文藝的教化作用。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很值得我們加以認識和研究的。
李綠園的創作，把我國古典長篇小說的藝術水平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他反對文學創作的浪漫主義和藝術幻想，推崇杜甫“麻鞋見天子”的載道又寫實的創作。這種載道的文藝觀和世情小說的現實主義傳統的結合，正是《歧路燈》的特色。在題材的攝取上，李綠園不在捃拾稗官野史，也不用歷史演義，即乏神魔靈怪，亦無英雄傳奇，而是以譚家的變遷為構思主體，於此一個平常的家庭，既能寫瑣事，也能寫婚喪豪奢，冷語熱腸，有情有理，反寫正寫，勸誡譏諷均佳。他使《歧路燈》像中流砥柱一樣，崛起於才子佳人小說的泛濫之中。
李綠園寫實主義的創作成就突出表現在《歧路燈》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他使許多人物以獨特的風姿和魅力成為古代小說藝術畫廊中具有永久價值的形象。李綠園打破了人物性格一出場就定型化的傳統寫法，寫出了譚紹聞這樣一個誤入歧途墮落破敗，后又重新走上正路的地主子弟的典型。同屬這類轉變型的人物還有盛希僑和王隆吉，構成了古代小說中前所未有的轉變型人物系列。他所塑造的四十多名市井無賴匪類人物，也大多性格鮮明，聲情各異。夏逢若是刁鑽譎詐、姦猾狡黠、厚顏無恥的流氓惡棍，張繩祖是陰險世故、勾結官府坐地分贓的老賭棍，管貽安是粗狂鄙俗的惡少，茅拔茹是蠻橫鄙猥、狠毒凶頑又低能的戲霸，虎鎮邦是精於賭術、狐假虎威、色厲內荏的兵痞，可謂面目截然不同，各具精神形色。市井無賴夏逢若的形象達到了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書中許多女性形象的刻畫也很成功。不但王氏、孔慧娘、巫翠姐、冰梅以及惠養民妻滑氏這些重要人物形神畢現，各具個性，就連那些出場不多的小人物，如寡婦姜氏、巫婆趙大娘、官媒薛窩窩等都寫得有聲有色，使人過目不忘。這些人物全從李綠園所歷所見的生活中來，故能突破其它小說類型化的描寫，達到典型化的水準。李綠園不重人物面貌和服飾的靜態描畫，而善於以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將人物置於特定的環境中加以對比和映襯，從而使人物形象相得益彰。《歧路燈》的語言簡煉精當，書卷氣和俗語俚諺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雅俗得當，很富於表現力。人物語言各依身分，讀來如聞如見，凸現眼前。
在《歧路燈》的結構上，李綠園按起承轉合苦心孤詣地加以設計安排，大開大合，首尾照應，滴水不漏，經緯分明。隨著故事的開展，小說描畫了一幅幅生動活潑的社會風俗畫面。他善於用含蓄的對比手法和委婉的諷刺技巧，使《歧路燈》達到了旨微語婉的諷刺效果。他照生活的本來面目老老實實地敘寫，沒有怪誕和變態，反使諷刺筆墨入木三分更為發人深思。
當然，小說中的理學說教，相似情節的重複，庋學問，掉書袋等毛病，嚴重損害了《歧路燈》的藝術成就；全書的道學氣也影響了讀者的欣賞胃口。特別是八十回以後，是他晚年續寫的大團圓結局。這種強扭的結局不符合生活的真實，致使不少人物性格前後脫節。他自己也感嘆道：“後半筆意不逮前茅，識者諒我桑榆可也。”
評價李綠園的小說創作，應當注意到《金瓶梅》的影響。李綠園指斥《金瓶梅》是“誨淫”“宣淫”之書，他要反其道而行之，“借科諢排場間，寫出忠孝節烈”。他在小說中表白：“草了一回又一回，矯揉何敢效《瓶梅》！”但實際上他“深得《金瓶》壼奧”。兩部小說都把故事的背景假託於前朝，而用寫實的態度，以一個家庭為中心反映了各自時代的社會生活。《金瓶梅》寫西門慶由盛至衰，重點寫其盛；《歧路燈》寫譚紹聞由敗而復興，重點寫其敗。兩書中不少人物性格有相通之處，特別是那些婦女和市井無賴形象。但李綠園的略貌取神、語言精鍊的白描手法較《金瓶梅》則更加純熟。由《金瓶梅》到《歧路燈》，可以約略看出文人獨立創作世情小說的發展軌跡，標誌著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創作藝術進入了成熟階段。
朱自清先生在評價《歧路燈》時指出：“單論結構，不獨《儒林外史》不能和本書相比，就是《紅樓夢》也還較遜一籌；我們可以說，在結構上它是中國舊來惟一的真正長篇小說。”“本書的總價值，我以為只遜於《紅樓夢》一籌，與《儒林外史》是可以並駕齊驅的。”（《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歧路燈>》）李綠園無愧是我國古代第一流水平的長篇小說家。
歧路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