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

先生自入文物公司以來，每日博覽群書，摩挲文物。於法書名畫與銅瓷玉石糜不記覽，尤邃於碑帖之學，曾往各地訪碑逾萬，著有《廣碑別字新編》與《中國石刻大觀》兩書及學術論文數十篇，皆搜彩瞻博有資考證者。

先生一生為國家徵集文物無等。其一、二級精品達百餘件。平時精於業務，勇於任事，奉公忘私，克勤夙夜，因而積勞成疾，遂於二千年五月十日以身殉職，春秋五十有七，於是歲六月廿七日葬於萬安公墓。

1943年，秦公出生在北京一個普通人家。戲文《高公傳》的主人公高公剛正不阿的氣節打動了秦媽媽，於是她給兒子起名秦公，希望他長大后能夠像高公一樣正直剛毅。後來很多人都以為“公”是尊稱，許多不明就裡的年輕人都直接以“秦公”稱呼他，他也不以為意。

上學后的秦公，天資聰穎而頑皮好動，體育成績特別好，中學時代的很多時光都是在著名的什剎海業餘體校度過的，那時候，他是個摔跤手。年長之後每當提起那段日子，秦公都顯出異常的留戀——十幾歲的他，連續的前空翻能一口氣做30多個。

1963年，已經在北京體育學院體操專業學習的秦公因為一次嚴重的腿部骨折不得不結束了自己的運動生涯，他被轉入北京文化局系統所屬的文化藝術幹部學校，進入了文物鑒定班。當時，在這個班任教的老師陣容可謂豪華：啟功先生的碑帖、徐邦達先生的書畫、耿寶昌先生的瓷器……從此，本來懷揣冠軍夢的體操運動員，一頭扎進了中國古文化之淵，開始了與體育完全不搭界的另一種學習。

在進行了一年的基礎學習之後，秦公聽從啟功先生的建議，學起了有“黑老虎”之稱的碑帖鑒定。一冊冊古舊的碑帖從觀賞角度看遠不及精緻的瓷器，也不如曼妙的書畫，但他決心下定，走上了一條更為艱難的道路。此後的10餘年中，他常常揣著饅頭，嚴冬酷暑中在庫房、圖書館一待就是一天。看過了無數拓本，記下了數百萬字的筆記。直到1977年發表第一篇論文《釋北魏高道悅墓誌》，他才結束了自己的學徒生涯。

1981年，有人將一塊石板拿到秦公任職的北京市文物公司收購部。這塊石板一尺見方，上刻王獻之書曹植《洛神賦》十三行。秦公研究之後，認為這塊石板就是著名楷書帖《玉板十三行》的原石。當時許多老師傅並不看好，理由是既稱“玉版”，材質就應該是玉的。但秦公堅持己見，一是清初學者楊賓曾親見此石，並寫道“石為碧蒼色”，是石；二是根據字體變化，文中“衡”字“()”的豎筆有外挑。他當機立斷，以18000元的價格收購，那時一個普通國營單位職工的工資只有三四十塊錢，這個數字絕對是天價。如今，《玉板十三行》和秦公徵集的宋拓《長沙帖》、宋拓《智永千字文》一起，被作為國家一級文物藏於首都博物館，價值無法估算。人說文物是有靈魂的，它們應該還記得那個滿眼虔誠、滿心歡喜還原它們歷史本來面貌的人吧。

碑帖之學外，秦公仍不滿足，書畫、瓷雜這些複雜精深的領域他都有研究。勤奮成就了這位鑒定多面手，他用業餘時間撰寫、編著了《廣碑別字》《秦說碑帖》《寫意畫與文人情懷》《中國石刻大觀》等專著論文50餘種，百餘萬字。徒弟問過他，像《中國石刻大觀》這樣洋洋36卷的大型叢書，別說寫，就是抄一遍也累死了，而秦公又當專家又當官兒又著書，哪來那麼多精力？秦公的回答是，如果你能體會到其中的樂趣，就不會覺得累。

在藝術品拍賣界，秦公先生是一位經典人物。很多人回憶起他總會做這樣的設問：“如果沒有秦公，中國藝術品拍賣業會是什麼樣子？”6月6日晚8時，翰海春拍將舉辦“文翰咸集——紀念秦公先生逝世十周年專場拍賣會”。本場拍賣所得傭金，將以公開形式捐贈，用於建立一項公益基金，從事有關文物及拍賣的學術性研究、展覽和出版。

2000年5月10日上午，在和比他年少二三十歲的同事一起幹了個通宵后，時任北京市文物公司總經理、翰海拍賣公司總經理的秦公因體力嚴重透支倒下，雖經全力搶救卻無力回天，享年57歲。“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他談的仍然是7天前從香港買回的圓明園國寶。”時任北京市文物公司黨總支書記溫桂華回憶道。當時在香港蘇富比春拍，秦公電話委託買下漂泊海外140餘年的圓明園流失文物重寶“清乾隆醬釉粉彩鏤空花果紋六方套瓶”，成交價為1980萬元港幣，在當時堪稱天價。如今，其價值已無可估量，秦公先生的慧眼與魄力由此廣為人知。

“在不同場合，秦公經常被人提起，不管談什麼問題，我們總能談到秦公。”溫桂華說。她認為，秦公和中國藝術品市場關係太密切了。“這次紀念專場中，許多藏家拿出秘藏珍品、重要收藏，就是為了紀念秦公。”溫桂華說，在秦公身上有強大的凝聚力。在本期翰海春拍通訊上，除了溫桂華，嘉德拍賣公司董事長陳東升和董事總裁王雁南、匡時拍賣公司總經理董國強、華辰拍賣公司總經理甘學軍、觀復博物館館長馬未都等紛紛撰寫紀念秦公的文章。他們無不稱讚秦公的大公無私：在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初創階段，他毫不避諱同行競爭，鼎力支持各家兄弟公司，“是一位有膽略、有情義、有修養的智者”。

在溫桂華看來，秦公為中國藝術品市場做出的重要貢獻在於，他將學術研究的風氣引入藝術品市場。在此之前，只有博物館才注重學術研究。“秦公先生學養深厚，他將文物研究考據的方法、體系引入拍賣業，像翰海1995年新辟的書法專場，圖錄編排以中國文字發展、演變為順序，猶如一部書法史稿，其後的玉器、文房等專場也是如此。通過拍賣，人們了解的不只是價格，還有對藝術品歷史、學術、文化價值的認知。”溫桂華說。

“秦公是研究碑帖出身的，因而很注重考據。”溫桂華介紹道，秦公的案頭工作做得很足，還經常邀請專家反覆論證一些學術問題，這種嚴謹的作風往往在關鍵時刻起到決定性作用。1995年，一位客人走進琉璃廠，在秦公的辦公桌上，將北宋著名詞人、畫家張先的《十詠圖》緩緩展開。見到這件作品，秦公認定它是一件國寶，激動不已，當即決定留下，並請徐邦達、劉九庵、啟功、傅熹年、朱家溍等專家鑒定。專家一致認定，這就是當年那件溥儀從故宮帶到長春、後來遺失在東北的寶物。1995年10月，翰海秋季拍賣會上，故宮博物院以1980萬元的成交價把張先《十詠圖》帶回“娘家”，這一價格創當時中國書畫拍賣成交最高紀錄，也開啟了國家博物館通過拍賣市場購藏文物的先河。

秦公的研究成果豐碩，他發表《廣碑別字》、《秦說碑帖》、《寫意畫與文人情懷》、《中國石刻大觀》等專著論文五十餘種，共計百萬餘字。他為翰海制定了“文翰咸集藝海求真”的宗旨，開創的文物“三級審鑒”模式，被公司沿用至今。“三級審鑒，首先是從徵集人開始，然後是公司內部專家，最後是國家級文物鑒定專家，三級都要過關。”溫桂華解釋道。她對秦公的執著記憶猶新。一次，為了考察一批存於外省的文物，秦公組織了三批專家先後前往，溫桂華全程陪同。“其中既有故宮博物院這樣的學術派專家，也有民間的市場派專家，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專家。”溫桂華說。

“秦公為了查證資料，半夜都給你打電話。”溫桂華回憶道。如今人們懷念他，不是因為他當時拍賣的藝術品價格有多高，而是源於他對藝術品真摯的熱愛和深入的研究。“他留下的不是紀錄，而是一種追求。”溫桂華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