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之役

播州位於四川、貴州、重慶間，山川險要，廣袤千里。

明代在與各民族的關係上，曾勝極一時。明成祖時，北破元裔，南並安南，又招致南洋諸國。然而宣中以後，日就陵替，邊疆多事，特別是與西南諸土司的戰爭更是持久不斷。

土司之由來源於元代。元代對於西南苗裔部落之內附者，皆受其長為宣慰司、宣撫司等官，土司之名由此而來。明代繼承元代之制，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在雲南設立布政使司，永樂十一年(1413)明成祖在貴州設立布政使司。在布政使之下，根據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特點，採取了不同的統治措施，在落後地區保留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任命當地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作土官進行統治。

播州介於川、貴、湖之間，遠於王化，山川深阻，地勢險要，方圓二千里，為西南夷中之最大者，民悍而財富 。

唐朝末年楊端設計打敗南詔的穆星天，繼而受唐朝冊封播州，世襲官位，歷經兩宋與元朝統治后，於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首領楊鏗降明，此後被視為苗疆土司，明任命其為播州宣慰司使。前後歷經二十九代，楊氏世代統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 。

萬曆十四年（1586年），又賜楊應龍都指揮使銜。後為播州宣慰司使，驕橫跋扈，作惡多端，並於萬曆十七年公開作亂。明廷對楊應龍之亂舉棋不定，未採取有力對策。因此應龍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稱出人出錢以抵罪贖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貴州、湖廣的數十個屯堡與城鎮，搜戮居民，姦淫擄掠。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在播州地區實行改土歸流（註：明清時期在西南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廢除土司制，實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推行儒學教育．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南地區的有效管轄．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平定播州之亂后，中央政府在當地改流設府，“命分播地為二郡，以關為界，關內屬川，關外屬黔，屬川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這就使中央政府有效地加強了對播州地區和廣大西南地區的控制善後改土歸流的實施，直接將播州地區納入中央管理體系．標誌著中央對該地區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其次，在教育方面．中央政府對相對落後的播州地區各府、州、縣開始推行儒學教育。“至萬曆三十六年，知府孫敏政舉行鄉約。諭民遵奉高皇帝教訓子孫功令。又檄五州縣各於城鄉村裡擇地建社學：考擇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可見。在平播戰爭之後，中央政府通過改流設府。大力推行儒學教育，使當地經濟文化都有了長足進步。

再次．在財政方面，通過編民人戶，客觀上增加了一定的財政收入，解放了勞動力，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編戶設府後的播州地區．被納入了中央財政管理體系。其大部分的財政收入和糧稅都繳納於貴州行省．客觀上緩解了一部分財政緊張問題。在戰後通過大規模地改土歸流．使舊的農奴制遭到了瓦解．土司和普通老百姓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也隨即消失。

總之．播州地區改流設府之後。雖然對整個國家的積極影響相對有限．但在客觀上促進了當地教育、經濟、文化的全面進步，鞏固了西南邊疆的穩定．促進了民族團結，維護了中國國家統一 。

由於萬曆三大征（寧夏之役、朝鮮之役、播州之役）的接連進行，戰爭對明朝國力產生了巨大消耗，僅播州之役集四川、貴州、湖廣八省的力量，耗銀約二百餘萬兩 。內閣大學士王家屏說：“車騎戈甲，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萬之積，盡填溝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絀......墜狡夷之牢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今時事與資力併當困絀之際，國威與士氣併當挫刃之餘。”萬曆二十七年開始平叛楊應龍，增派賦稅之情況“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實之戶，比二十年之前，十減其伍”。民生因戰爭凋敝，百姓的不滿情緒在不斷累積 。戰爭曠日持久，賦稅日益增加，使生存壓力極大的百姓走向了官逼民反的道路。播州之役后，因為加稅加賦不斷激增，全國各地接連爆發了流民起義 。

更因為連年征戰導致了明王朝衰落，而給了滿清的崛起機會。明王朝調集20餘萬大軍遠赴西南平定播州之亂，其中一大部分的精銳力量都來自於常年駐紮東北的軍隊。這些軍隊內調后，明朝在東北的軍事力量大大削弱。明廷無暇顧及東北，讓東北女真族有了崛起的大好時機。努爾哈赤在東北招兵買馬，不斷擴充實力，進而逐步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強大的后金政權。而明軍於薩爾滸之戰的慘敗揭開了明王朝衰落的序幕——明朝在東北完全喪失主動權，接連喪師失地，戰線一直延燒到山海關附近 。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春，播州土司楊應龍和朝廷發生了第一次衝突。朝廷令文臣王繼光，武將劉承嗣、郭成兵分三路，分別行軍圍剿。楊應龍採用“聲東擊西”計，以“佯令約降”為幌子，暗中“統兵據關衝殺”，結果“一路明軍大敗，死傷大半……而他師亦無功”。

楊應龍大敗朝廷軍隊，令朝廷大受震撼。王繼光因戰敗而被撤職，朝廷也轉變了對楊應龍的態度，從快速平剿變為“擇時進剿”。接任的官員更是主張招撫楊應龍。

面對朝廷的招撫，楊應龍也擔心大兵來襲，因而積極認錯，見好就收。他向朝廷立誓保證，如果自己能得到赦免，會竭盡全力為明朝保境安民，不會再為非作亂。

朝廷鑒於楊應龍認罪態度積極，秉持對西南土司一貫的寬宥之策，最後決定先免去他的土司職務，並“輸四萬金助采木”。楊應龍本想不負任何責任，因而對朝廷處罰結果非常不高興，“益怙終不悛”。加上他的次子楊可棟在做朝廷人質時死去，楊應龍“亦心痛”。他不僅沒有繳納贖罪金，而且“擁兵驅千餘僧，招(次子)魂而去”。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惱羞成怒的楊應龍最終公然起兵反明，正式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曾負責招撫楊應龍的四川按察副使王士琦被調往朝鮮征倭。朝廷將兵力重點放在朝鮮之役，對西南的軍事部署不足。楊應龍因此更加肆無忌憚，不斷出兵攻打周邊，勢力急速擴大。第二年，楊應龍再次大敗明軍 。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貴州巡撫江東之首先發難，命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三千人馬圍剿楊應龍，楊應龍派楊朝棟、楊兆龍及何漢良等在飛練堡迎擊。播軍佯敗，引誘官軍至天邦國(甕安縣東)，全殲官兵。江東之被撤職，任命郭子章（泰和人）取代。

三月，神宗大怒，起用前任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總督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軍務，征浙江、福建、雲南、廣東等省將士，以圍剿楊應龍。

六月，綦江參將房嘉寵尋釁濫殺播民三十多人，楊應龍嘆曰：“如今朝廷不容我，只有捨命出綦江，拼著做。”聲稱為死者報仇，率兵八萬，血洗綦江，全殲官兵五千，屠城。將屍體投入江中，屍體蔽江而下，江水因此變成紅色。不久，楊應龍退守至三溪，並在綦江的三溪、母渡，南川的東鄉壩立碑為播州界，號稱“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都是播州原的屬地”，進一步聯合九股未開化的苗族部落以及紅黑腳等部苗人，讓他們利用險要地勢，建立武裝，作為他的輔助勢力 。

十月，李化龍帶兵移駐重慶，調度四川、貴州、湖廣的軍隊備戰。楊應龍則大規模修繕關隘要塞，並聲言要進犯四川。李化龍調兵切斷楊應龍與苗人的聯繫通道，佔據通往湖廣和貴州的要道。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一月，楊應龍率兵五路攻打龍泉司。二月李化龍則率部分道征討播州。貴州兵馬分三路；湖廣兵馬為一路分作兩翼；四川軍卒分四路。每路人馬約3萬，其中三成官兵，七成當地民軍，共計24萬人，大軍進剿。明軍一路勢如破竹，其中又以劉綎部最善戰，三月二十九日破婁山關（今貴州遵義縣北九十里），婁山關既失，播州無險可守。四月十六日楊應龍退守海龍屯（貴州遵義西北） 。

五月十八日，明軍會師於海龍屯下，輪番進攻，楊應龍則令士兵以滾木、礌石阻擋。楊應龍的第一勇將楊珠為炮擊死。

六月，楊應龍見形勢危急，親自上海龍屯督戰死守，並讓婦女在屯上出示投降表文，示意投降。明軍認為是詐降之計，更加猛烈地進攻，燒毀兩關，斷絕了播軍的柴樵和水源。八路官軍會師海龍囤下，將海龍囤嚴密包圍，輪番攻打。其間李化龍父親去世，其穿戴喪服繼續指揮作戰。海龍囤前面險要，不能攻破，他命令馬孔英率精銳部隊從後山攻打。當時陰雨綿綿，持續不晴，將士整日在泥淖中奔波苦戰，雙方相持達四十餘日。

六月初四日，天空忽然晴朗，官兵加速攻打海龍屯，次日，陳琳身先士卒，攻克土城。楊應龍招募敢死隊上前抵抗，沒有應募者。這夜的四更時刻，總兵官陳琳、吳廣率領士兵銜技攀登而上，殺死守關的播軍。楊應龍手提戰刀，親自巡視防務，發現四面火光衝天，知道大勢已去，對其妻子說:“我顧不得你們了。”

六月初六日清晨，明朝官軍攻破大城，登上海龍屯。楊應龍倉惶同二名愛妾闔室上吊自殺，準備自焚屍身，吳廣俘獲其子楊朝棟及楊北龍等百餘人，趕緊尋找楊應龍的屍體，從火中將其拖出，播州軍徹底告敗 。

播州之役從明王朝出兵到楊應龍兵敗，一百四十多天，李化龍指揮八路兵馬共斬播軍首級二萬多人。六月二十八日，平播告捷上報朝廷。十二月二十日，明神宗親自登上午門，舉行播州戰俘受俘儀式，將楊應龍屍體剁碎，將楊朝棟、楊北龍肢解於集市。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正月，平播詔令天下。四月二十九日，將播州地方拆解為二，分別設立遵義府，歸屬四川管轄平越府歸屬貴州管轄。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播軍殘餘勢力吳洪、盧文秀等發動叛亂，總兵官李應祥等率兵討伐，將其平息。

播州楊氏統治，經歷唐至明五個朝代，楊家二十九世承襲，共725年，卻因楊應龍被挑釁起禍而反叛朝廷以死亡告終 。

海龍囤位於貴州省遵義市老城西北約28公里的龍岩山巔，又稱龍岩囤、龍岩屯，是一處宋明時期的“土司”城堡遺址。其行政區劃屬遵義市匯川區高坪鎮海龍囤村雙龍組。

屯上最高海拔1354米，屯下海拔974米，相對高差300－400米左右。屯頂平闊，面積約1.59平方公里。屯上建有九關，屯前六關：銅柱關、鐵柱關、飛虎關、飛龍關、朝天關、飛鳳關；屯后三關：萬安關、二道關、頭道關。

海龍囤於1982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晉陞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5年7月4日在第39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關於播州之役，歷來評價甚高。此役之勝，大大樹立了明王朝在西南地區的威風，為200餘年所未得志西南夷之盛世，足以泣鬼神而舒宵旰，也震懾了其它百夷君長，鞏固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加強了明政府對西南地區的管轄，為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也做出了積極貢獻 。

播州之役的爆發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楊應龍個人的性格，如狂妄自負、富有野心，多疑猜忌、殘暴嗜殺，以及不重承諾、缺乏誠信等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它同時也直接影響到了這場戰爭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