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費爾普斯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EdmundS.Phelps)：1933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斯州，美國經濟學家，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59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是就業與增長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閩江學院新華都商學院院長。
埃德蒙·費爾普斯
費爾普斯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對當時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提出了挑戰。根據當時的這一理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穩定的負相關關係，即此消彼長的關係。費爾普斯指出，通貨膨脹不僅與失業有關，也與企業和僱員對價格和工資增長的預期有關。
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觀經濟學的各個領域，被譽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增長理論，他指出通貨膨脹不僅和失業率有關，也跟企業及僱員對價格的預期有關，並將基於理性預期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引入到就業決定理論與工資-價格動態均衡和提出經濟增長的資本累積黃金定律等。2006年，埃德蒙·費爾普斯因其“在宏觀經濟跨期決策權衡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0年4月被閩江學院和福建新華都慈善基金會聘請為新華都商學院院長，目前已正式上任。
菲爾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於伊利伊州伊凡斯頓，當時美國正處於大蕭條谷底，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當時也正是凱恩斯主義形成的時期，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含義：通過政府干預來拯救經濟蕭條也成為最流行的做法。
1951年菲爾普斯進入安默斯特學院讀大學。在大學第一年裡，他迷戀上了柏拉圖、休謨等人，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在學經濟出身的父親和學家政管理出身的母親的影響下，他第二年開始接觸經濟學課程。在大學的經濟學學習中，菲爾普斯逐漸顯現出了與眾不同的才智。
作為剛剛開始入門的初學者，他敏銳地感受到了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二者之間的鴻溝，並對二者如何相互溝通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正是這種興趣引導他把微觀經濟學引入了凱恩斯創立的宏觀經濟學，並成為新凱恩斯主義的領軍人物。
埃德蒙·費爾普斯
在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的文學和哲學博士學位之後，菲爾普斯1959年6月來到洛杉磯，在蘭德公司開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菲爾普斯不久就感覺到，那裡的環境並不符合他做學問的願望。恰在此時，耶魯大學的考勒斯基金會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學術職位，於是1960年菲爾普斯重返耶魯。
在這段時間，他提出了經濟增長的“黃金分割律”，被視為對羅伯特·索洛開創的增長路徑研究的一個重要進展。在這一時期中，作為對其研究工作的一個回報，菲爾普斯還受到了麻省理工學院（MIT）1962~1963年對其進行訪問的邀請。在短短几年時間裡，菲爾普斯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聲望的經濟學家。
菲爾普斯1966年離開耶魯大學，來到賓夕瓦尼亞大學，翻開他學術生涯新的一頁。60年代後期是他學術成果非常豐碩的時期。根據菲爾普斯的回憶，在那段屬於職業生涯開始起步的幾年中，他就像一個不斷溢出思想的容器。
就是在這一時期，菲爾普斯建立和發展了一系列模型，對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了批評和發展。菲爾普斯最早從理論上對菲利普斯曲線發生興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進入賓夕瓦尼亞大學后的最初幾個月。他的著名論文：“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預期和隨時間變動的最優就業”，就是在該年冬天完成的，該文於次年發表並引起廣泛矚目。
伴隨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個人生活的不斷干擾，他的學術生涯也隨之步入了一個低谷。1971年秋天，菲爾普斯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通過變更工作，也重新開啟一個新的階段。他在那裡一呆就是8年。
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維維安娜·蒙特多，兩人1974年舉行了婚禮。在個人生活重新安定下來之後，菲爾普斯又開始進入了一個學術多產的時期。
這一時期他在經濟公平問題、勞動市場結構剛性、理性預期下貨幣政策、非一致工資或價格制定、非對稱信息下的隱性合同以及理性預期本身等問題都進行了非常廣泛的研究。
80年代，菲爾普斯開始想用一本導論性教科書把自己認為重大的經濟學問題記錄下來。1985年春天，他的《政治經濟學：入門教材》面世。1990年，菲爾普斯把多年積累的、自己對於宏觀經濟學研究現狀和進展的理解整理成冊，出版了《宏觀經濟思想七流派》一書，這也被視為他學術研究階段性成果的一個總結。
在剛剛步入60歲的時候，菲爾普斯撰寫了自傳，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一次清算和檢討。回顧過往成就令他欣慰，而看到這些成就能對他人產生影響更是一種滿足。他感到自己的事業已進入了一個平和的階段。
在他看來，學術影響並不是他個人成就的一個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回報、特別是從工作本身中得到的回報，才是最重要的評判標準。由於了解這一點，他才能根據自己的愛好、而非外界眼光選擇適合自己的研究課題。
通貨膨脹與失業率
費爾普斯關於通貨膨脹與失業率的研究
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歷來是經濟穩定政策的核心目標。這方面的理論探討早在凱恩斯的《通論》中就有所涉及。根據戰後初期形成的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即低通貨膨脹）之間並不存在衝突。從凱恩斯的角度來看，保持經濟穩定的政策十分簡單：把總需求保持在足夠高的水平上以避免不充分就業，當然也要防止總需求過高造成對勞動力的超額需求（過度就業）和通貨膨脹。利用英國1861～1957年的統計資料，菲利普斯分析了英國貨幣工資變化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關係，發現貨幣工資變化率上升，則失業率下降；貨幣工資變化率下降，則失業率上升。這意味著，二者之間存在反向變動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後來，薩繆爾森和索洛證明了美國也存在類似的菲利普斯曲線，而且，基於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理論，他們還對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了修改。考慮到貨幣工資在總成本中佔有相對穩定的比重，並且企業往往採用成本加成的方法進行定價，因此就可以用通貨膨脹率代替貨幣工資增長率來形成新的菲利普斯曲線，以表明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此消彼長的替代關係。無疑，菲利普斯曲線的出現推翻了標準的凱恩斯模型，儘管仍然可以通過提高總需求的手段來增加就業，但這會造成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從經濟政策上來說，政府在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之間只能選擇一個目標，因此政策制定者只能在二者之間尋求一種社會可以接受的均衡。
事實上，菲利普斯曲線只是對一種統計關係的概括性表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置疑之處。疑問之一是，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呈反向變動的微觀理論基礎何在？根據利普西的論述，是產品市場上的過度需求導致了勞動力市場上的過度需求，在工資率上升之後通過成本推動使物價水平提高。菲利普斯曲線的理論解釋可以簡單表述為：當失業率較低時，一方面，企業出於對勞動力缺乏的考慮會提高工資來吸引勞動力，另一方面工會組織也會要求提高工資，這兩種壓力將導致貨幣工資率的上升，平均勞動成本的提高反映在價格水平上即形成較高的通貨膨脹率。相反，當失業率較高時，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較充分的選擇權，工會組織也不敢貿然要求提高工資，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願望並不強烈，因此貨幣工資率就比較低，從而通貨膨脹率水平也比較低。疑問之二則來自於其替代規律本身，菲利普斯曲線表明通過允許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可以永遠實現高就業率，但這與傳統經濟理論顯然是有衝突的。因為經濟學經典理論認為，從長期來看，實體經濟變數是由實際力量而非名義力量決定的，或者說，貨幣從長期來看是中性的，貨幣供給的變化只能夠影響價格水平，對產出或就業則不起作用。疑問之三還在於菲利普斯曲線無法解釋即使在充分就業的狀態下，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失業（即摩擦性失業）問題。儘管一般都認為充分就業並不意味著零失業率，但很少有理論具體說明了摩擦性失業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在實踐方面，菲利普斯曲線所反映的替代關係與西方國家1950～1960年代的情況還基本符合，但從1970年代初期以來出現的高通貨膨脹率和高失業率並存的“滯脹”現象卻是菲利普斯曲線所無法解釋的。這樣，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要求對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修正。
費爾普斯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的研究在這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在把企業的工資和價格調整行為納入研究模型之後，他對通貨膨脹與失業理論進行了修改。費爾普斯充分考慮了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對預期和非預期通貨膨脹作了嚴格區分，並對這種區分的宏觀經濟含義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從而形成了眾所周知的“預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線”。與利普西等人的研究不同，他強調了並不是通貨膨脹本身，而是實際通貨膨脹與預期通貨膨脹之間的差異決定了失業水平。費爾普斯關於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的研究集中體現在三篇最重要的論文上：在1967年發表的論文《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預期和最優失業率》中，他分析了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間不存在長期權衡情況下的最優需求政策；1968年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的論文《動態貨幣工資與勞動力市場均衡》，以及收集在1970年出版的論文集《就業和通貨膨脹理論的微觀基礎》中的同名文章重點研究了摩擦市場中工資調整與均衡失業率的問題。
費爾普斯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應該是描述價格、實際工資水平與預期水平的差別是如何影響實際就業水平的。在引入預期理論之後，他提出了預期增強准菲利普斯曲線。費爾普斯認為，從長期來看，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並不存在權衡替代關係，因為在長期中實際通貨膨脹與預期通貨膨脹之間不會出現永久性的偏差。在此基礎上他指出，長期菲利普斯曲線是一條在均衡失業率水平上與縱坐標軸平行的直線（菲利普斯曲線的縱坐標軸表示通貨膨脹率，橫坐標軸表示失業率），這是過去50年來宏觀經濟學中最有影響力的思想之一。預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線的重要含義在於表明了儘管貨幣擾動的真實效應在短期非常重要，但它們純粹只是暫時性的。經濟主體對於市場條件的預期不可能長期偏離其實際水平，因而真實就業水平會在較短時間內回到僅由真實因素所決定的自然水平上。基於此，費爾普斯提供給政策制定者的理論內涵是：今天的低通脹導致對未來低通脹的預期。這顯然對未來經濟政策的制定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有必要補充的是，對菲利普斯曲線做出修正的還有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因此在引入通貨膨脹預期之後對菲利普斯曲線的修正經常也被稱作弗里德曼－費爾普斯修正，他們也幾乎同時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即在沒有貨幣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自發供求力量發揮作用時應有的處於均衡狀態的失業率，也就是充分就業情況下的失業率。但與費爾普斯不同的是，弗里德曼並沒有把對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的討論融入到一個正式的模型中。
對於上述預期增強准菲利普斯曲線，費爾普斯後來曾指出其中的一個缺陷是價格水平與失業率之間的函數關係沒有任何微觀經濟學說明。對此，在後面的兩篇論文中，費爾普斯從勞動經濟學入手嘗試性地搭建了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間的溝通橋樑。費爾普斯構建了一個明確的適用於有摩擦、不完善勞動力市場的模型，其中員工尋找工作和企業調整工資的行為可以解釋均衡失業率的決定因素。在失業率達到一個足夠低的水平之後，每個廠商都將通過提高其工資水平的手段來提高相對工資，從而降低本企業的離職率；但所有廠商都採取這一行動的結果是各個廠商對其他廠商貨幣工資的預期持續過低，從而導致非均衡的出現。因此，勞動力市場均衡需要一個合適的失業率水平來防止上述情況的出現。根據其勞動力轉換模型，任何試圖把失業率維持在一個充分低的水平上的政策，都會引發工人的頻繁跳槽活動，進而導致各個廠商競相提高工資來保護在員工培訓等方面已經支出的巨大投資，其結果是形成一種未預期的工資膨脹狀態。這項研究的政策含義在於，通過貨幣政策進行的總需求管理手段，並不能在合理的範圍內任意選擇失業率水平，總需求管理的方法只能造成對自然失業率的暫時偏離。長期來看，失業率將維持在自然率的水平上，並且在任何均衡路徑的任何點上，都會存在因為不能通過以低於現行工資提供勞動取得工作機會而造成的非自願失業。
在後面兩篇論文中，費爾普斯已經對自然失業率的決定因素做出了一些解釋，希望能夠揭示傳統菲利普斯曲線在理論上存在的問題。他建立了“失業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這也是宏觀經濟理論框架中第一個正式的所謂“效率工資”模型，其中隱含了自然失業率的動態特徵。在隨後的研究中，費爾普斯進一步擴展了對自然失業率隨時間變動這一動態特徵的理論分析，並提出了失業滯后的觀點。在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道路上，受費爾普斯的影響，不完備信息一度成為新古典學派的中心研究主題，比如盧卡斯利用費爾普斯的島嶼模型分析了貨幣衝擊如何導致經濟周期波動，但盧卡斯採用了理性預期，而不是費爾普斯採用的適應性預期。不過，其結果卻是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費爾普斯的結論得到進一步強化。他們研究發現的一個基本結論是系統性的貨幣政策實際上“無用武之地”，因為它將被考慮到通貨膨脹預期中，由此造成的價格變化將消除貨幣政策的效應。另外，在費爾普斯與他的學生約翰·泰勒共同完成的《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力量》（1977）一文中，他們考察了把適度的工資和價格粘性引入到標準理性預期模型中的情況，這同樣是一篇非常有影響力的論文，對於貨幣當局政策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
費爾普斯關於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研究
上個世紀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關於美國總儲蓄率是否太低的問題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其中的關鍵問題是一個社會應該如何在當代消費和下一代消費中做出權衡。對此，費爾普斯強調了代際公平的目標，對最優資本積累問題進行了透徹分析，擴展了動態無效率的概念並據此討論了應該維持一個怎樣的儲蓄率。稍後，他又把目光轉向代際福利的比較，提出了考慮儲蓄率決定的問題的新思路。
採用由索洛（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和斯旺發展起來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費爾普斯把對上述問題的分析放到了增長模型的框架中。索洛－斯旺模型描述了一個運用資本和勞動生產單一產品的經濟，假定生產的規模收益不變（總量生產函數是一階齊次的），生產出來的產品既可用於消費也可用於生產性投入，勞動力以一個給定的外生比率增加，不存在技術進步和折舊，技術進步是哈羅德中性（增加勞動型的）。那麼在長期穩定狀態下，產出的增長是由有效的勞動力增長率，即由勞動力增長率加上技術進步率所決定的，而與儲蓄率和投資率無關。因為更高的儲蓄或投資比率被更高的資本產出比或更低的資本生產率抵消了，而後者是由於新古典模型假定資本報酬遞減。在這種情況下，儲蓄只會影響均衡時的人均消費水平，即只具有水平效應而不具備增長效應。費爾普斯對此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既然一個社會的儲蓄不是越多越好，那麼在索洛－斯旺模型中合意的儲蓄率應該是多少？後來他又進一步提出儲蓄應該採取何種方式？換言之，為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應該有多少投資用於研發，又應該有多少用於人力資本投資？
費爾普斯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以人均消費量最大化作為長期經濟效率的最優目標，在他1961年的論文《資本積累黃金定律：經濟增長的童話》中推導出了著名的資本積累的黃金定律：當一個經濟的資本存量達到這樣一個水平，使得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恰好等於勞動力增長率加上技術進步率時，經濟就處於最優的增長路徑上。黃金法則簡而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費水平應該是一樣的。根據這一法則，最合意的儲蓄率滿足一個簡單的條件：儲蓄率等於資本收入和國民收入之比。在1962年的論文《風險資本積累的序數效用分析》中，他又考察了不確定性條件下的資本積累問題，討論了為什麼不同收入類型的消費者擁有不同的儲蓄率。後來在1968年與波拉克共同完成的論文中，費爾普斯還分析了時間不一致偏好問題。
對於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投資與研發投資結構的問題，費爾普斯的研究將黃金法則推向一般化。為了實現長期消費的最大化，用以提高技術水平的研發投資也應當調整到其回報等於經濟增長率的水平。在1966年與尼爾森合作完成的論文《人力投資、技術擴散與經濟增長》中，他們論述了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如何有助於傳播新技術，進而使落後國家更容易“趕上”發達國家，從而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實證研究發現GDP增長取決於既有的人力資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長率。另外，他們的研究結論還較好地解釋了為什麼教育回報在技術高速變遷時代往往較高，因為這種情況下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對於生產率增長特別重要。近十餘年來信息技術革命引發了新技術的迅速擴散，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發達國家受過良好教育的員工收入顯著增加，就是對此的一個佐證。
除了上述對宏觀經濟學的貢獻之外，費爾普斯的成就還表現在勞動經濟學和公共財政方面。由他發起的關於統計歧視的討論導致了最優所得稅結構的新結果，以及對最優通貨膨脹稅的重新審視。費爾普斯對統計歧視的研究集中在其1972年的專著《通貨膨脹政策與失業理論》以及同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論文《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統計理論》中（幾乎是在同時，阿羅也發表了關於統計歧視的重要論文），該理論強調了當企業主對各個工人的特徵具有不完備信息時，會對具有同等生產率的工人產生不平等待遇。在單個生產率被錯誤衡量時，就應該採用分組數據），即個人所屬組群中的平均生產率數據，以改善對各個工人生產率的預測。
在公共財政方面，費爾普斯繼米爾利斯之後探討了最優工資所得稅的問題，他假設工人具有不同的工資率，但政策制定者只能觀察到工資收入，而看不到工資率（或者工作時間），那麼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是在收入分佈的頂點處邊際稅率將接近於零（即使此時的平均稅率可能很高），這就是所謂的費爾普斯－薩德卡結果。另外，經濟理論長期以來都把通貨膨脹看作是對名義資產持有者的一種徵稅，但費爾普斯從公共財政的角度注意到，通貨膨脹對政府而言實際上是一種稅源，因此政府必須在不同類型的稅收之間做出最佳選擇。由此，費爾普斯認為應該維持一個合意的通貨膨脹率（必須是適度的），以在各種稅收之間達到均衡。
埃德蒙·費爾普斯
破解凱恩斯難題
凱恩斯在上世紀30年代發展的凱恩斯理論留下了兩個問題未解：一是為何經濟狀況良好的時候仍存在非自願性失業；二是“有效需求”的減少為何引發失業率的上升，也即為何貨幣工資和價格不能馬上下降以阻止就業減少？挑戰就在於如何在傳統經濟學框架下解釋這些問題。
費爾普斯在1968年的論文中建立了勞動力轉換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實現市場均衡（也就是市場參與者的預期與其行動相一致）並不能消除失業，甚至不能消除非自願性失業。他強調勞動力的工作轉換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因此工資必須是能夠減少員工轉換工作的頻率而努力工作的“效率工資”，這個數字要比均衡時的工資高，由此解釋非自願性失業的存在；如果“有效需求”未被察覺地增加推高了貨幣工資水平和價格水平，而企業並沒有預期到這種增加，那麼就業就會減少。也就是說，如果真實價格和工資水平的上升超過了預期水平，那麼“有效需求”的增加就會提高失業率。這實際上涉及到了一個處於不完全和不完美信息下的世界。1969年1月，在賓夕法尼亞的一次會議經濟學家對上述理論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會後出版的名為“失業和通貨膨脹理論的微觀基礎”的論文集，掀起了對這個新的宏觀經濟學分支的第一輪研究熱潮。
在1969年的論文中，費爾普斯又建立了“島嶼模型”，闡釋了即使工人不滿足於自己所在“島嶼”的工資水平，在他們離開自己的島嶼到工資更高的“島嶼”去的過程中也處於失業狀態。
這些模型的重要發現就是非均衡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對工資和價格水平的錯誤預期會影響失業率。比如在“島嶼模型”中，如果工人預期的平均工資低於真實的平均工資，那麼部分工人就可能接受低於真實平均工資的工作從而停止尋找，這樣的話失業率會下降。
在整個上世紀60年代後期，費爾普斯都試圖在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間架起溝通橋樑。而70年代中的大部分時間，費爾普斯致力於如何從理論上證明，如果每個經濟人都能夠進行理性預期，那麼對均衡的偏離就只能是貨幣性的。他認為如果工資和價格的確定是非同步的，那麼即使在理性預期的情況下，對均衡的背離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消失。這方面的研究推動了所謂“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興起，並成為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
菲利普斯曲線
“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
費爾普斯在解釋凱恩斯難題的同時，還對當時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提出了挑戰。英國經濟學家A·W·菲利普斯在1958年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旨在證明失業率與通貨膨脹存在反比關係，即容忍適當的通貨膨脹有助降低失業率。然而，費爾普斯對完全根據菲利普斯曲線來制定政策提出質疑，指出“通貨膨脹不僅與失業有關，也與企業和僱員對價格和工資增長的預期有關”。他的理由是，無論失業率處於什麼水平，如果人們和企業預期通貨膨脹會上揚，他們就會要求獲得更高的工資，或把商品價格定得更高。這樣一來，對於通貨膨脹的預期就會變成現實，結果是失業率不會繼續下降，然而通貨膨脹卻會走高。費爾普斯提出的這個經濟學模式，被稱為“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
費爾普斯的理論表明，將來的政策穩定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今天的政策決定：今天的低通脹率也會導致未來的低通脹預期，進而有利於未來的政策決策。這一研究成果增進了人們對經濟政策長期和短期影響關係的理解。他的研究對經濟學理論和宏觀經濟政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並已成為當今許多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而最關鍵的事實是，在“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后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經濟狀況證明了這一理論的正確性。今天，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和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都是政策制定者要考慮的重要因素。這也是瑞典皇家科學院最為看重的貢獻。
把人的因素放入經濟模式
費爾普斯在經濟理論上的貢獻多樣而且卓越，很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迄今仍經常被引用。而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增長理論。先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曾提出平衡增長理論，費爾普斯則對經濟增長的動態最優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律”，進一步探討了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係，從而正式確立了他的經濟增長理論。“黃金律”通常是指平衡增長路徑中勞動與資本配置最優化的條件，即將勞動與資本比率視為一種最重要的經濟關係，並通過調整勞動與資本比率，可以確定一種可預期的經濟增長。他在關於“黃金律”的論文中，還試圖分析產業發展與技術進步速度之間的關係，通過資本投入和增加研發支出等手段來達到技術進步，以及經濟中存在的創新和新發明等問題。
費爾普斯的理論顯示，未來的經濟政策如何取決於人們今天的行為以及他們認為明天會發生什麼。“我試圖把人的因素重新放進我們的經濟模式，具體來說就是他們估計其他經濟參與者同一時間在做些什麼以及對未來的預測。政府和個人必須在沒有掌握全部信息的情況下作決定，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完全了解經濟到底是怎樣在運作。”
費爾普斯還研究過活力、也就是新觀念的產生與發展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這一課題，試圖找出技術革新在美國不斷湧現、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和歐洲卻很薄弱的原因。2004年他在接受紐約《太陽報》的採訪時表示，缺乏活力、也就是對工作和生意的態度不積極，是包括就業率低、生產力比較低等歐洲存在的許多問題的根源。
埃德蒙·費爾普斯
費爾普斯認為，中國的機制促進了公眾創造問題並解決問題的能力，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這種機制讓絕大多數人參與進來，並促進了社會全面發展。觀察表明，中國公眾正從事越來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戰性及高回報率的工作。參與解決或挖掘新問題的人越多，或其參與程度越高時，經濟發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國的情況符合於此，由此得出關於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肯定推斷。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主席維布爾指出，費爾普斯的理論有助於中國和印度這些國家制定經濟政策。中國和印度都面臨著在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何制定經濟政策的問題。“尤其是對那些正在興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而費爾普斯恰恰提出了一種框架，一些基本原則，人們可以根據這些基本原則來進行分析。”
然而，這種研究方式在當下的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是欠缺的。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研究更多地還是停留在數據分析和經濟預測方面，並沒有更深入地研究，因此會導致宏觀決策沒有基礎，缺乏從基本經濟事實到宏觀層面政策選擇的系統解釋。
在社會經濟變革的形式下，中國更需要開創性的宏觀經濟研究，可以借鑒費爾普斯的理論和思維方式，建立研究中國宏觀經濟的模型，包括工資曲線，消費曲線，甚至中國經濟增長周期曲線，不僅僅是預測經濟增長過快或者過慢，而且是研究經濟處在何種增長的階段，並找出“微觀”和“宏觀”連動的原因和規律。
成名耶魯
在耶魯大學，費爾普斯與耶魯名氣最大的兩個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和托馬斯·斯凱林保持了密切接觸和交往。二人的傑出智慧和不倦教誨，使費爾普斯受益頗多。在研究生學習期間，一些中歐經濟學家也對費爾普斯產生了影響，費爾普斯從他們身上接受了重視預期的“歐洲傳統”(在他看來，這一傳統始於馬歇爾)，特別是他們強調了主體預期對於通貨膨脹、以及更一般的價格和工資的作用。費爾普斯認為，在他們的思想中已體現了自然失業率的直覺觀念。他意識到，這裡潛伏著轉變宏觀經濟學方向的因素。可以說，這是費爾普斯日後研究工作的一個萌芽。
在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的文學和哲學博士學位之後，費爾普斯1959年6月來到洛杉磯，在蘭德公司開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費爾普斯不久就感覺到，對於象他這樣準備獻身於學術研究的人來說，那裡的環境並不適合他。恰在此時，耶魯大學的考勒斯基金會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學術職位，在那裡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思考和研究，同時承擔耶魯大學少量的教學任務。於是他在1960年重返耶魯。
在考勒斯基金的5年半時間，是費爾普斯學術生涯發展一個獨特而重要的階段，使他一舉成名的關於國民儲蓄的“黃金準則”的論文，就是在這段時間早期完成的。這篇著名論文被視為對羅伯特·索洛開創的增長路徑研究的一個重要進展。索洛l956年曾提出平衡增長理論，費爾普斯則利用這一理論，進一步探討了勞動和資本的關係，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分割律，對後世影響極大。在隨後幾年中，他又對經濟增長的黃金準則作了進一步闡述。
在短短几年時間裡，費爾普斯已經成為了一個具有國際聲望的經濟學家。但出於對其職位安排的不滿以及其他一些個人原因，費爾普斯1966年離開耶魯大學，來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翻開他學術生涯新的一頁。
第二個春天
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之後，在整個1960年代後期，費爾普斯是試圖在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間架起溝通橋樑的一批年輕經濟學家的先鋒之一。他最廣為人知的學術貢獻，是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批評和發展。在此期間的研究工作中，費爾普斯還與他的同事們進行了許多相關領域的探索。
根據費爾普斯的回憶，在那段屬於職業生涯開始起步的幾年中，他就象一個不斷溢出思想的容器。他當時自己也不知道這種狀態能否保持下去以及保持多久。後來的事實表明，伴隨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個人生活的不斷干擾，他的學術生涯也隨之步入了一個低谷。他感到一邊在紐約定居，一邊任教於賓夕瓦尼亞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於是開始試圖在紐約尋覓一份合適的職位。在這個過程中，他迎來了事業上的第二個春天。
1971年秋天，費爾普斯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在那裡一呆就是8年，這也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變更工作。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維維安娜·蒙特多，兩人1974年舉行了婚禮。在個人生活重新安定下來之後，費爾普斯又開始進入了一個學術多產的時期。這一時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對經濟公平問題和勞動市場結構剛性等領域的研究上面。費爾普斯在哥倫比亞大學還與吉勒莫·卡爾沃和約翰·泰勒一道，開始試圖在理性預期和非一致性工資制定基礎上，對凱恩斯範式進行重建。費爾普斯後來回憶到，當時他與泰勒和卡爾沃的互相影響，對他們每個人都受益非淺，這種狀態持續了10年，直到後來二人相繼離開。在這段時期里，費爾普斯關於反通貨膨脹的一些研究也需要一提，這成為他日後研究方向的一條線索。
獻身經濟學的一生
19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早期，費爾普斯大部分的時間是在歐洲作訪問和研究中度過的。隨著人際接觸面的擴大和對歐洲經濟的親身體驗，他的研究興趣和重點也發生了階段性轉移。1985-1986年，費爾普斯受邀來到了義大利，先是在羅馬，最後去了佛羅倫薩，中間還在巴黎呆過一段時間。在羅馬，費爾普斯主要關注了自己以前所不熟悉的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1990年，費爾普斯把多年積累的對於宏觀經濟學研究現狀和進展的理解整理成冊，出版了《宏觀經濟思想七流派》一書，這也被視為他學術研究階段性成果的一個總結。
1993年9月，費爾普斯回到了紐約。回國后，費爾普斯繼續保持著對東歐問題的研究興趣。同時，他對自己思考很久的一個問題開始著手研究。這一主題涉及對低收入工人的補貼計劃，其目的是提高貧困人口的工資率和就業率。他對失業微觀基礎問題的長期研究，對其在失業的背景下提出這個計劃起到了很大幫助。
1995年，費爾普斯以“獻身經濟學的一生”為標題撰寫了自傳。在這本自傳中，他為自己列出了未來20年的研究計劃：首先，對東歐轉型問題的研究將深入下去；其次，他將更關注本國的貧困人口；最後，失業決定問題仍將是他的一大研究主題。同時他還提到了幾個可能選擇的研究方向，如股票市場或政治領域。正如費爾普斯自己所說，他對這些以及其他不可預見的研究課題充滿期望。
埃德蒙·費爾普斯的研究成果促進了宏觀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對於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也具有基礎性的指導意義。他關於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問題的研究，以及對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都可以放到統一的跨期權衡分析框架中。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通過考察不完備信息和摩擦市場中單個企業與居民的行為，費爾普斯重新塑造了傳統的凱恩斯理論。他建立的預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線從根本上改變了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對立的關係，對於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其研究結論表明，未來經濟穩定政策的可能性取決於今天的政策決策：今天的低通脹導致對未來低通脹的預期，因此有助於未來的決策制定。費爾普斯對最優資本積累的研究說明了在什麼情況下，每代人都能從總儲蓄率的變動中獲益；他關於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研究同樣為後來的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由於這些豐富的成果和突出的貢獻，費爾普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稱得上是實至名歸。
費爾普斯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對中國經濟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如何合理、有效地將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引入到宏觀經濟分析之中，是當前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值得重視的一個方向；如何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充分考慮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也是決策當局應該引起高度關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