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經濟學

主流經濟學是指一定時期和地理範圍內，在各種相互競爭的經濟學說中居於主導和支配地位的某種理論或學說。其主導地位或者表現為它在經濟學術界得到大多數經濟學家認可和贊同，或者是作為官方做出經濟決策和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石，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相應地，非主流經濟學則是處於相反地位的經濟學說。1

眾所周知，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上，新古典經濟學以外的經濟學，大都被稱為“非主流經濟學”。在“非主流經濟學”中，不僅包括了巴蘭、斯威齊等為代表的左翼激進學派，也包括了以哈耶克、米塞斯等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更包括了近年來崛起的“新制度學派”、“后凱恩斯主義”等等。在“非主流經濟學家”中，不僅有馬克思、凡勃倫、加爾布雷思等人，也包括了今天中國主流經濟學界趨之若鶩的哈耶克、科斯以及森等人。去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兩位經濟學家，即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開拓者弗農·史密斯和丹尼爾·卡尼曼，在西方也曾被視為“非主流經濟學家”。

不管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承認不承認，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學界也湧現出了一股非主流思潮。出現了一批自稱“非主流經濟學家”的經濟學者。“這股非主流思潮不僅不接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範式，而且特別把反對的鋒芒指向了90年代下半期以來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思潮”(左大培，2003)。

在中國，“非主流經濟學”這個稱謂，最先是在1996年9月，由楊帆邀請一部分自認為是“非主流”的經濟學家提出的，與會者有張祥平，劉力群，左大培，溫鐵軍等，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直接與“主流”公開對立。目前，自稱或被歸為“非主流經濟學者”、且較為活躍的學者有：楊帆、左大培、韓德強，韓德強、楊斌、盧周來，高粱等人；海外學者王紹光、崔之元、何清漣有時也被視為“非主流經濟學者”。更多的人具有相同觀點，但不敢得罪主流派，採取觀望態度。2

楊帆認為，非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特徵，就是反對新自由主義話語霸權。他在2003年《科學決策》雜誌上對新自由主義有如下概括：第一，新自由主義是以新古典經濟學與制度學派為基本內容的經濟學體系，有一定科學性；第二，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有利於強勢集團，成為發達國家的競爭武器；第三，新自由主義是西方大國追求霸權的意識形態。

盧周來認為(2002)，非主流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在特徵上的基本區別有兩個：首先是立場上有差異。主流經濟學家是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的漸進式徹底市場化改革的設計者與操作過程的參與者，也是增量改革的獲益者，使得他們的立場站在參與增量改革者與受益者的新興資本集團(企業家)、權力集團(政府官員)以及知識集團(學者)一邊；而受到強勢集團的支持同時又作為社會的強勢集團本身的一部分，他們也理所當然地擁有絕對的話語上的霸權地位，而使他們成為今日經濟學界的主流；而非主流經濟學家，由於他們較有人文關懷，一開始就將眼光放在附著在存量上的利益集團如普通工人、農民，因而他們未從增量的改革中受益；相對於前一部分經濟學家從強勢集團那裡受益， “惺惺相惜”的心態更是將這部分經濟學家的立場推向了附著在存量上的中國當下的弱勢群體一邊。同時，由於受到成為改革既得利益者的保守了的強勢集團的排斥，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排斥，他們只能處於邊緣與非主流的位置。其次是學術規範上的差異。主流經濟學家絕大多數出生了大學體制內，他們中許多人還直接在西方留過學，在現代經濟學素養方面整體上較強，他們的研究因而也更雅緻，更符合經濟學一般規範。因而他們的這種學院派研究成果很容易被他們本身以致於國外同行認可，而且他們更注重理論體系的構建，在重視理論層面的研究同時注重對策研究，這進一步鞏固了其主流的位置；而邊緣與非主流經濟學家，他們中也有許多人在現代經濟學素養方面絲毫不遜於前者，但整體上卻弱於前者。相對而言，非主流經濟學家在主流佔據統治的世界中，因其想首先打破主流的話語霸權，因而批判性文字多，指謬性文字多，而建構性文字相對較弱；對策層面的文字多，理論層面文字少，他們更類似於西方以社會思想與文化批判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因而經濟研究中講究規範從整體上也不如前者，這也決定了他們在經濟學界的非主流地位與邊緣地位。

左大培認為，非主流經濟學家區別於主流經濟學家有以下三點。

其一，“強調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導向，反對主流經濟學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的傾向”。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在經濟學界製造了一種只講效率、不講公平的思想氛圍。在這種思想氛圍下，講公平成了罪過，平等問題成了理論上的禁區。仗著這種思想上的專制，主流經濟學者們散布了一種犧牲多數人而讓少數人致富的經濟政策主張。大多數非主流經濟學者正是在這一點上與主流經濟學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其二，“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與中國人民有著長遠利益上的重大衝突，要求以國家政策的手段與外國企業損害中國長遠利益的作法相鬥爭”。“在這方面，他們與主流經濟學的分歧集中在兩點上：他們反對主流經濟學的自由貿易政策主張，而要求堅決地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度比較高的產業；他們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可能帶來重大的危害，因而堅決反對放手讓外國企業奪取中國的投資機會的政策。”

其三，“大都重視經濟生活中的各種結構因素，特別是強調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經濟的增長主要來源於技術進步，這意味著必須通過不斷的產業升級來實現經濟發展，意味著落後國家必須使自己的支柱產業不斷向技術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轉移。儘快完成這樣的產業升級，是高速發展經濟的關鍵”。而主流經濟學卻主張“現在還沒有比較優勢的就不要生產，賠錢的產品不要生產，當前還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就不要發展”。在大多數非主流的經濟學者看來，發展中國家實行這樣的經濟政策無異於扼殺自己發展經濟的未來。

此外，在一系列小的觀點上，非主流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家也有著直接的交鋒。比如：經濟學家講不講“道德”?能否靠腐敗建立一套新體制？改革是否必須以犧牲一代人作為代價？政府是不是管得越少越好？要搞市場經濟是不是只有實現私有化一條路可走？是否必須依靠國外的力量推動國內改革？是不是應該對“資本原罪”進行一攬子赦免？等等。

對於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基本特徵以及傾向性觀點，楊帆曾進行過更簡潔的總結：在經濟上，對內主張民生主義與民主主義，對外主張維護國家利益；在經濟學界，反對“話語霸權”，尤其是反對奉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圭臬的新僵化趨勢，反對新自由主義把中國引向拉丁美洲化道路。

①發表批判、批評的意見遠遠多於發表贊同、表揚的意見。即使是肯定的觀點，他們肯定的程度較低。比如當主流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市場化水平已達到70— 80%以上時，他們卻認為不足50%。他們時常批評、批判其他學者或知名學者，甚至政府、社會。他們喜歡潑冷水，他們瞪著審視的眼睛，他們始終進行冷靜思考，有時被人認為是雞蛋裡面挑骨頭。

②他們特別重視運用數據說話。他們的文章很少沒有數字的，他們對定量分析情有獨鍾。由於他們始終注重以實際出發，因而他們在研究中可能用詞不太規範，不太符合所謂正統的經濟學語言要求，他們的表述比較俗，比較直白，甚至借用民間語言。相反，主流學者往往用一些國外比較流行的術語，比較讓人費解的語言。比如公司治理結構(筆者至今認為，治理一詞與原英文一詞並不吻合)，內部人控制，交易費用，企業所有權分配合約，契約的產生效應，單邊治理合約，應然權利與實然權利，微微觀分析，資金沉沒於“慢”的投資工程，再貸款會帶來事後有效，可證實的績效信號門檻水平，控制權損失的不可補償性，企業收益分為控制權收益與貨幣收益，私有股份公司中存在的緩解經理抵抗兼并的贖買機制並不存在，全體人民不可能用“贖買”的方式賄賂經理與官員，因為人民太多，創造出贖買積極性和能力的股東等(摘自所謂的陽春白雪的《經濟研究》1998年7、9、10三期之內容提要)。這樣的語言真讓人匪夷所思，也許我們這些非主流學者水平太低，抑或落後於潮流?

③他們沒有或幾乎沒有行政與社會職務。主流經濟學者則兼職較多，甚至兼任的是實職。比如全國或地方人大常委會的委員或專門委員會的負責人或委員，全國或地方政協的委員或負責人，地方政府的副市長，政府的顧問，國有企業的顧問，高校科研單位的領導或中層幹部，各種學會、協會、聯合會的負責人等。據了解，有些主流學者的兼職達幾十項、一百項之多，以至於有時一天要趕三、五個會議。

④非主流學者有較強的獨往獨來的特徵。比如，他們不僅與主流學者沒有往來，而且他們內部之間也往來不多，他們喜歡單兵作戰，他們與官界、商界接觸不多，他們很少承接什麼國家課題(很少申請或申請不到)，他們的研究一般都是自費，很少或幾乎沒有什麼資助，他們喜靜不喜動。

⑤非主流學者的研究沒有範圍限制、沒有程度限制，他們往往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他們認為學術研究無禁區，自由與創新是學術的生命。因此他們的研究常常並不局限於傳統的經濟領域，有時涉及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教育學、軍事學、宗教學、民族學、文化學，甚至數學、物理學等。他們的研究往往與時尚宣傳的口徑不一致，他們常常對法律、政策及一些定論指三道四。有時也常常傳說他們中的XX人遭到了處理(封殺)或引起了某些領導的不滿。

⑥非主流學者在研究問題時往往充滿激情，他們常常為民請願，他們的研究滲透著良心、良知，他們特別關注並反映社會上平民百姓的意見。一些主流學者常認為：非主流學者是說了也白說，應該承認既定事實，存在即合理。比如在房改問題上，非主流學者認為現行房改維護了既得不合理利益，而主流學者則認為既得不合理利益已成定局，房子一半以上已經賣了，因此現在已不需要討論住房制度怎麼改。

⑦非主流學者偏愛抓實實在在的“小”問題，抓一些下里巴人性質的問題，抓一些主流學者不太關注的問題。比如他們研究民航票價問題，鐵路及電信部門的壟斷問題，統計數據質量問題，城市貧困問題，農民義務教育問題，等等。他們不研究那些所謂的虛空的經濟學問題，比如，對學校圖書館佔座現象的經濟學分析，大豬與小豬爭食的博弈分析，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囚徒困境分析，經濟學家致富，CGE模型及經濟學數學化等。非主流經濟學者的文章一般不符合《經濟研究》的“範式”要求(《經濟研究》號稱經濟類刊物中的陽春白雪)。

⑧非主流學者在社會上處於中等及偏上收入地位。他們不可能是高收入階層，這是部分主流學者的專利。正如梁小民所說“現代經濟學家已成為一種研究與傳播經濟學知識的職業。經濟學家從這種職業中仍然是可以賺錢的。且不說他們的職業本身有豐厚的報酬(美國名牌大學經濟學教授年薪在8萬美元以上，有名氣的教授收入更高)，應邀講課和寫作收入也頗豐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自出版以來共出17版，暢銷全球，版稅收入有幾百萬美元之巨。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僅初版版稅就高達140萬美元。弗里德曼漫遊全球拍攝的電視片《自由選擇》及同名的暢銷書也給他帶來豐厚收入。許多經濟學家，如薩繆爾森、弗里德曼、曼昆、格魯克曼等，都擔任《新聞周刊》、《華爾街報》等報刊的專欄作家，稿酬頗豐。還有些經濟學家在美國政府、世界銀行、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職，收入都不少。成功的經濟學家仍然是富人，只不過他們不是從商賺錢，而是從事專業工作賺錢。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經濟學成為顯學，經濟學家成為賺錢的職業”。當然，非主流學者的收入也不會在中等收入之下。因為，首先他們在處於中下收入階層的廣大百姓那裡很有市場，他們在社會上具有黑馬效應，因此講課、稿酬(特別是與主流學者商榷的文章稿酬)的收入還是較高的。其次，他們都比較勤奮，效率高、產量不低。非主流學者愛財不貪財，他們的收入是取之有道的。當然在非主流學者裡面確實有一部分人終身不愛財，他們甘於過清貧的日子，他們奉行的是十年磨一劍，因而評獎、拿稿費、掙講課費等與他們無緣。

↑ 賈根良，崔學鋒。經濟學中的主流與非主流：歷史考察與中國情境。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6年3月第4卷第2期 ↑ 2.0 2.1 盧周來。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一個初步的綜述——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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