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卡尼曼

1954年，卡尼曼入伍后不久轉到以色列國防部的心理學部門工作，並提出了現在廣為接受的“構想效度”一詞。與此同時，卡尼曼還發明了一個多維度異方差數據分析的統計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自己的第一篇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

1955年，卡尼曼開發了一個結構訪談進度表，訪談者可以用此得到關於個體人格的等級評定，該訪談體系也為後來的研究廣泛使用。

1958年，卡尼曼開始了自己的研究生生涯，並於1961年春完成了關於語義分化中形容詞的統計與實驗分析的畢業論文。此後不久卡尼曼回到耶路撒冷，在希伯來大學心理學系從事教學工作。

1961－1978年，先後任希伯來大學心理學講師、高級講師、副教授、教授。

1978－1986年，任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

1986－1994年，任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心理學教授。

1993年起至今，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和伍德羅威爾森學院公共事務教授。

2000年起，兼任希伯來大學理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卡尼曼自認為第一次成功的研究經歷是在1965年，當時他應傑瑞·布盧姆（JerryBlum）的邀請去密歇根大學。在傑瑞·布盧姆的實驗室中，卡尼曼對瞳孔大小的變化與情緒喚起的因果關係產生了興趣，並與布盧姆的研究生傑克遜·比蒂（Jack-sonBeatty）一起利用簡單的設備獲得了一個真正的發現：當人們接觸到一系列不得不記住的數字時，他們的瞳孔有規律地變大，就像他們以前聽到過這些數字一樣；而當他們背誦完了這些數字時，他們的瞳孔又會有規律地縮小。他們很快發表了這些研究成果，其中兩篇文章發表在國際知名刊物《科學》上。與阿莫斯·特維斯基的合作是卡尼曼一生最重要的研究經歷。他們在一起進行了很多研究，包括對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他們在合作的高峰期（1971-1981年）共發表了八篇文章，截止到2002年他有5篇文章被引用超過1000次。另外，卡尼曼與戴爾·米勒（DaleMiller）在逆向思維理論（athe-oryofcounterfactualthinking）研究中的合作、與安妮·特利斯曼在可視注意和客體知覺（visualatten-tionandobjectperception）方面的合作也都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

論文著作

卡尼曼是個多產的學者，已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文章有140多部（篇）,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有：《瞳孔直徑與記憶負荷》（1966年）、《心理任務中的知覺缺陷》（1967年）、《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啟髮式和偏見》（1974年）、《決策框架和心理選擇》（1981年）等。主要學術著作有《預測的心理學》（與特維斯基合著，1973年）、《注意與意志》（1973年）、《前景理論：風險條件下的決策分析》（與特維斯基合著，1979年）、《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啟髮式和偏見》（與特維斯基合著，1982年）、《公平和經濟學的假設》（與塞勒等合著，1986年）、《原則式效應的試驗檢測及科斯定理》（與塞勒等合著，1986年）、《謹慎選擇以及大膽預測：風險的認知前景》（1993年）、《投資者的心理側面》（1998年）、《選擇、價值和框架》（與特維斯基合著，2000年）和《啟髮式和偏見：直覺判斷心理學》（與基洛威奇和格里芬合著，2002年），《思考，快與慢》（2011年），《雜訊》（2021年）。

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發現了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判斷與傳統經濟理論所假

定的理性發生系統偏差的機理。卡尼曼和特維斯基早期研究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人們一般無法充分分析涉及經濟判斷和概率判斷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人們依靠某些捷徑或原則做出判斷，這些捷徑或原則有時與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論存在著系統偏差。

一個基本的偏差就是人們應用小數法則，對從小樣本和大樣本中得到的經驗平均值賦予相同的概率分佈，因此違反了概率論中的大數法則。例如，他們在一個著名的實驗中發現，人們會認為“某天60%的新生兒是男孩”的概率在小醫院和大醫院裡是相同的。人們似乎並沒有認識到隨機變數樣本的平均值和方差隨樣本量下降的速度。

根據大數統計法則，某一隨機變數大樣本獨立觀察值的平均值概率分佈集中在該隨機變數的期望值附近，隨著樣本數量的增加，樣本均值的方差趨向於零。而根據心理學中的小數法則，人們會認為，小樣本均值的分佈也集中在隨機變數的期望值附近。用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小數法則：投資者在看到一位基金經理連續兩年業績超過平均水平時，一般就會斷定該經理的業績會優於平均水平，但是相關數據的實際統計意義卻相當微弱。另一個例子，被稱為賭徒誤區：雖然發牌在統計上是獨立的，但是許多人認為隨機機制下的第二輪發牌與第一輪發牌呈負相關。與此相似的是，如果前面幾次拋硬幣得到的結果絕大多數是正面，許多人會認為下一次拋硬幣的結果更可能是反面。

小數法則與代表性特徵有關。卡尼曼和特維斯基認為，在人的判斷中這是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特維斯基和卡尼曼在幾次漂亮的實驗中分析了這一原理的作用機制。要求實驗對象根據給定的描述把人分為諸如“銷售人員”或“國會議員”等不同類型。當對從某一群體中隨機抽取出來的某人的描述是“對政治感興趣，喜歡參加辯論，迫切希望在媒體上出現”時，大部分實驗對象認為此人是國會議員；而實際上，群體中銷售人員的高比例使得此人更可能是銷售人員。在另外的一些實驗中，特維斯基和卡153尼曼對此種思維方式做了進一步的分析。如在一項實驗中，明確地告訴實驗對象，將要被歸類的人來自於30%為工程師和70%為律師的群體，而另一個實驗顛倒了這兩個比例。結果表明，這一差異實際上對參與判斷的對象沒有產生影響。同樣的因素會導致人們認為兩個事件的聯合概率比其中任何一個事件的概率都大，這種認識違背了概率論的基本原理———聯合概率法則。

行為心理學家通過大量實驗研究發現，人的決策並非都是理性的，其對風險的態度和行為經常會偏離傳統經濟理論的最優行為模式假設。人在決策過程中不僅存在著直覺的偏差，而且還存在著對框架的依賴性的偏差（framedependencebiases），人們經常會在不同的時候對同一問題做出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選擇。

1.直覺判斷

卡尼曼與特維斯基認為，直覺判斷在知覺的自動操作和推論的深思熟慮之間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卡尼曼與特維斯基的第一篇合作文章就測量了經驗豐富的統計研究人員在臨時統計判斷方面的系統誤差。這些專家的直覺判斷明顯不遵從他們感到非常熟悉的統計原則。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他們的直覺統計偏好和他們對統計力量的估計表現出了對樣本大小印象的敏感性的極度缺乏。基於此，卡尼曼與特維斯基著重研究了許多直覺錯誤，建立了雙層系統模型，將直覺從推理中區分了出來。直覺判斷和偏好分析的核心概念是可得性或稱易獲取性，也就是特定的心智內容比較容易出現在個體的腦海中。133-168直覺思維的一個定義性特徵就是它跟知覺一樣能自然地浮現在人的腦海中。為了理解直覺，我們必須了解為什麼一些想法是易獲取的，而另一些想法不是。例如，對一個特定的個體在一個特定時間和地點進行測查時，可以將其類別名稱、描述性維度（屬性和特質）、對維度的評價等描述為或多或少的易獲取性。決定易獲取性的因素首先是物體的實際特徵，如物理顯著性等。喚醒刺激的所有特徵都會變成易獲取的，包括那些與顯著的動機和情緒相連的特徵。與此同時，自然評價和上下文效應都有助於對易獲取性的解釋。

同一個特徵在一種顯示中易獲取，而在另一個顯示中則不是，儘管這兩個顯示包含著相同的信息，這就是所謂的框架效應。這個情況是非常不尋常的：一些刺激的屬性是自動感知的，而另一些卻必須要進行計算才能加以感知；或者一個物體的同一個屬性在一個顯示中被感知，但在另一個顯示中則必須要進行計算。

我們假設正在為一種不常見疾病的爆發做準備，據估計在這種爆發的疾病中大概將有600人喪生。兩個備選方案A和B已經被提了出來。對各個方案後果的估計，假設如下：如果採用方案A，那麼200人將會獲救；如果採用方案B，那麼有1/3的可能會使600人獲救，也有2/3的可能沒有人能獲救。

你對哪一個方案感興趣?

在該問題的這種形式中，絕大多數的被試者選擇了方案A，表明不願意冒險。隨機選取的其他的被試者收到同一個問題，但是對各個方案的後果的估計，表述方式不同：

如果採用方案A，那麼400人將會死去；

如果採用方案B，那麼將有1/3的可能不死人，也有2/3的可能使600人死亡。你對哪一個分方案感興趣?

大多數被試者選擇了方案B這種冒險的方案。

儘管在這兩種假設形式之間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但它們確實引起了人們不同的想法和評價。這在一個確定的選擇中是極易看到的，因為結果是確定的，人們的選擇是極有可能同高度或中度可能性的結果相連的。因此，獲救人們的確定性對人們的吸引力的影響是顯著的，這種死的確定性比例是遭人厭惡的。對這兩個方案的即時的情感反應分別是偏向A而不是B和偏向B而不是A。

對於怎樣確定兩個決策是相同或不同的問題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特維斯基和卡尼曼將框架效應運用到了決策者對問題進行選擇的差異上。在一個著名的對令人難以選擇的框架效應的描述中，學者們通過描述基於存活率和死亡率的統計學後果，引導人們在手術治療或放射性治療之間做出選擇。因為90%的短期存活的可能比10%的立即死亡的可能有更小的威脅性。存活的希望使人們產生了一個相當高的對手術的偏愛。這個框架效應在經驗豐富的醫生間比在病人間表現得更顯著。

被動地採用這些給出的方式看來是一個一般原則，對標準的框架效應也是這樣。出於興趣，一些專門的知覺和認知系統都展示了一種能為特定類型的刺激做出規範表述的有限能力。比如，人們在一個特定的地方對某人只見過一次，就可能會在另一個地方認出此人，同時人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模式鑒別黑色的和白色的圖畫，甚至還可以進行輪廓素描。儘管這個萬能的表面認知模式有它自身的限154制，即它在對顛倒的熟悉面孔的再認知中表現得很差，大腦機制本身卻可以支持對語言的理解，在談話中也有一些最基本的去除細節保留要義的能力，但這種能力確實是有限的。我們中很少有人不經過主觀努力的計算就能認出“137×24”跟“3288”是一樣的。

如果一個可以可靠地產生規範表述的系統發生了缺失，直覺的判斷就會受決定不同特徵和不同情形的易獲取性因素的影響。在不易獲取的特徵大量被忽視的情況下，高度的易獲取的特徵會影響決策。不幸的是，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最易獲取的特徵跟一個好的決策有最大的關聯。

在決策理論中，“前景”（prospects）一詞是個專用名詞，它表示分別以Pi概率出現的可能後果Cj的集合，相當於一個預備選擇方案，風險決策問題的實質也就是對諸種前景的選擇。

卡尼曼和特維斯基認為，在通常情況下概率和價值評估等主觀判斷、決策行為依賴於有限的可供利用的數據，這些依據直觀推斷與經驗規則得到的信息會產生系統性偏差，具體的可歸納為以下四類：⑴代表性偏差，人們通常以兩個事物的相似性為依據，通過一個事件的相關數據和信息評估另一個事件，雖然變數之間的相關信息能提高預測者的信心，但對於預測的精度卻並無益處；⑵可得性偏差，人們在預測和決策時大多數情況是利用自己熟悉的容易獲取的信息作為依據，但我們知道這是不充分的，並且很容易出現偏差；⑶錨定效應與調整，人們在評估問題時依據不同的參考點所得出的結論就會不一樣，這種由於參考點的不同引起的暫時的反應不足和決策偏差稱為錨定效應，如果事先給定發生的概率，人們通常會高估連續事件發生的概率而低估分離事件發生的概率；⑷認知分歧與群體影響，也就是少數人與多數人的問題，持與多數人觀點不一致的人容易受到人數多的群體的影響。但我們知道很多時候，觀點越是趨於一致則結果越是不可靠。

前景理論認為，風險決策過程包括“編輯”與“評估”兩個順序階段。在編輯階段，人們要對信息進行處理。首先，人們要確定一項活動的結果到底是收益的還是損失的，而收益或損失是相對於某一參照點或渴望水平而言的（即在參照點或渴望水平時其值為零）。其次，把有關的諸種前景中共性的東西去掉，以便讓決策者在選擇時可以只著眼於其差異方面。卡尼曼和特維斯基把編輯階段的基本功能規定為給決策問題形成構架。風險決策過程的第二階段，是對已被編輯過的諸種前景進行評估。評估過程可以描述為事件發生的價值函數和主體選擇的決策權重兩個部分。

在前景理論中，價值函數的第一個特點，是用結果對某一中立的參照結果（常指現狀）的正負離差（收益或損失）來表示。因為，人們在選擇時只注意其差異，如果保持現狀就等於不要選擇，所以現狀只能作為選擇的中立參照點，它本身的價值為零。價值函數的第二個特點，是決策者在價值為純收益時表現為風險厭惡，而在價值為凈損失時表現為風險追求。這個特點來自決策者的“確定性效應”，即決策者在同確定性結果相比時，一般趨向於低估隨機性結果的效用。價值函數的第三個特點，是人們通常對於損失一定貨幣的不高興程度要比獲得同額貨幣的高興程度高。這一現象已被許多學者的研究所證實。根據這三個特點，卡尼曼與特維斯基認為一個假設的價值函數應具有如圖1所示的S形。

前景理論認為，決策權重是個隨概率的增加而增加的單調函數，但它不直接等於其概率。決策權重有如下特點：⑴不可能事件應該剔除；⑵賦予低概率事件以超過其概率值的決策權重，賦予中、高概率事件以低於其概率值的決策權重；⑶對於任何概率比來說，低概率事件的決策權重比高概率事件的要高，滿足這三個性質的一個假設決策權重函數如圖2所示。

前景理論對決策權重函數的上述形式或特性的假設，是來自對機會的心理物理學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表明，某一事件從不可能到可能的變化以及從可能到確定性的變化，其心理影響要遠遠超過在中等可能性附近的變化。例如，從可能性為0%到為5%的變化對人的作用來看，要超過從30%到35%的變化，而後者對人的作用又小於從95%到100%的變化。從上述圖中可以看出，決策權重在概率的很大變化範圍內都是低於其相應的概率的，這種在中、高概率區域決策權重偏低的情況也可以用來解釋對收益的風險厭惡的態度，因為權重偏低意味著對前景具有正結果的吸引力被降低了；它也可以用來解釋對損失風險的追求態度，因為權重偏低意味著對前景負結果的厭惡感降低了。在低概率區域決策權重偏高，而且對概率極低的事件來說或是決策權重顯著偏高或是整個被忽視，這導致在這一區間決策權重十分不穩定。對低概率事件高估權重的結果，一方面提高了命中率很低的事件的價值，另一方面放大了對小機會大損失事件的厭惡感。因而，人們通常在處理幾乎不可能的收益事件時持風險追求的態度，而在對待幾乎不可能有的損失時持風險厭惡的態度，這就是說決策權重的性質增加了彩票和保險投資對人們的吸引力。

卡尼曼和特維斯基指出，前景理論對於價值函數與決策權重的上述圖1所示的特性的界定，僅僅是對風險前景評價的近似的、不完全的而且是簡化的描述。雖然上文對特性的描述概括出一個通用的選擇模式，但它也並非是萬能的，在現實生活中有那麼一些人可能並不完全符合上述圖1所示的S形價值函數和決策權重的表述。另外，價值函數與決策權重同時測定還有一些實際生活實踐中的和統計處理上的困難，在做心理實驗時也往往會出現錨定偏差。因此，他們二人也並不認為前景理論已十分圓滿。

20世紀中後期以來，西方（現代）經濟理論的演變中出現了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即經濟研究的領域與範疇逐漸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的視閾，作為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假設與分析方法日益受到質疑和挑戰，經濟分析的對象延伸到幾乎所有的人類行為。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拓展和加深，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心理經濟學、地理經濟學、新經濟史學、混沌經濟學、不確定性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2002年兩位獲獎者就是利用心理學和經驗科學的方法對傳統的經濟學研究提出了大膽創新，修改了傳統的經濟學基本假設，開創了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等經濟研究新領域。兩位獲獎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互相滲透和融合。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布爾評論說，“現在，經濟學家們往往在實驗室里應用史密斯的實驗方法來測試卡納曼的有關決策理論。”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實驗經濟學對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產生了日益廣泛的影響，雖然實驗方法並不可能取代實地觀察和研究，但正如普勞特所指出的那樣：“應用於實地研究的理論和模型必須包括許多對假設、參數和行為的判斷。在實驗室研究的簡單情況可以為我們提供評估這些判斷之重要性的數據，經濟學是少數幾個幸運的學科之一，可以同時在實地現場和實驗室加以分析研究。”

值得強調的是，實驗經濟學的影響力並不局限於經濟學本身，其實該方法已經被管理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所借鑒，比如政治學家廣泛使用實驗手段研究國際關係、競選與選舉、委員會與投票、公共政策以及法律決策等。越來越多借鑒實驗經濟學方法的相關論文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計量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期刊》《經濟文獻期刊》《公共經濟學期刊》《管理學期刊》《法律研究期刊》和《心理學評論》等重要學術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