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與慢

2012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思考，快與慢》是2012年7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丹尼爾·卡尼曼。主要講述了對大腦思考速度的看法，以及如何改變傳統的思考方式。

1基本介紹 2編輯推薦 3名人推薦

4媒體推薦 5作者簡介 6目錄序言

後記 7相關資訊

基本介紹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1版 (2012年7月1日)

外文書名: Thinking,Fast And Slow

精裝: 424頁

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 16

ISBN: 7508633555, 9787508633558

條形碼: 9787508633558

商品尺寸:23.8 x 18.2 x 3 cm

商品重量:862 g

品牌: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ASIN:B0089IPN5W

編輯推薦

《思考，快與慢》是社會思想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關於我們的大腦有多容易上當，《思考，快與慢》作了全面、有說服力的論述，並用有趣的語言呈現出來，即使門外漢也能看得懂，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許多科學書通常是前後不一的，一些有趣的章節後面往往跟著一些枯燥乏味的內容。關於我們的大腦有多容易上當，這本書作了全面、有說服力的論述。根基於自己的和多位心理學家、經濟學家與其他專家的研究成果，卡尼曼擁有了一種卓越的能力，能夠把數十年以來的研究成果以一種有趣的語言呈現出來，即使門外漢也能看得懂。這本書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許多科學書通常是前後不一的，一些有趣的章節後面往往跟著一些枯燥乏味的內容。這本書就不是這樣，它既是有分量的一本書，同時充滿了魅力和實用性，適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每個人都應該讀讀這本書。

《思考，快與慢》英文版2011年10月底上市，兩個月時間內即打入《紐約時報》和《經濟學人》的年度十佳圖書榜。連續20多周蟬聯亞馬遜、《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20名，上市至今超過7個月，橫掃全球各大暢銷書排行榜，穩居亞馬遜總榜前50名。

《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衛報》、《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商業周刊》、《華盛頓郵報》、等國外權威媒體，《三聯生活周刊》、《商學院》、《東方早報》、《文匯報》等國內知名媒體爭相報道。巴曙松、何帆、趙曉、王福重、劉建位等知名經濟學家、投資專家高度評價，力薦閱讀！

名人推薦

在決策中，人是最為關鍵的因素，但是人類往往最不了解的就是人類自己。在《思考，快與慢》中，行為經濟學的大師以辦公室飲水機旁閑談的敘述方式，與我們一起討論快思考和慢思考、直覺與理性、以及決策過程中人類的缺陷，增強了人類對自己的了解。

——巴曙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如果說人類真正的智慧在於“認識你自己”，那麼在你耐心閱讀完丹尼爾•卡爾曼的《思考，快與慢》之前，請千萬小心說你已經認識了你自己。

——趙曉，北京科技大學教授

最重要的不是知識而是思考，改變思考才能改變命運，可我們習慣上只是自本能地動直覺快思考。這本書教我們主動進行慢思考，思考廣度和深度就能提高千萬倍。快思考如同心算，慢思考如同用筆演算，雖然慢了複雜計算能力卻提高千萬倍。快思考是直覺是本能無意識自動快速進行，適合絕大多數常見的期限短的有規律的簡單小事，卻不適合健康、考試、工作、婚姻、投資、管理、工程、政治等期限長不確定性高的複雜大事，極易出錯後果嚴重，必須主動用很多腦力根據邏輯和概率進行慢思考。

諾貝爾獎決策研究大師卡尼曼的這本書對人類思考如同文字和數字的發明一樣重要，教你戰勝人性的弱點，避開錯誤的直覺快思考偏見，學會簡單有效的理性慢思考方法，做出更有利的人生重大決策，改變你的思考也改變你的命運。

——劉建位，匯添富基金公司首席投資理財師、央視《學習巴菲特》系列節目主講人

這部巨著的目的之一，是想從理論上證明：直覺並不總是可靠的。不管你第六感如何了得，過去曾因此取得怎樣的成功，也不能保證下次還能做對。對於重要和複雜的事情，輕信直覺往往是危險的，也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本書看起來不那麼通俗，但是要知道，很快就能看明白的快餐書，也許沒有真正價值，不過一地雞毛。而本書，必須要慢慢閱讀，才能體會其中真意，但是你將受益一生。

——王福重，著名學者、經濟學家

丹尼爾•卡尼曼是人類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心理學家之一，當然也是至今仍健在的最重要、最優秀的心理學家。他有著獨特的天賦，可以揭示人類思維的許多顯著特徵，其中很多特徵已經成為教材中的經典內容，成了我們的傳統觀念的一部分。他的工作打開了社會心理學、認知科學、對理性和幸福的研究以及行為經濟學研究的新局面，其中行為經濟學這一領域就是卡尼曼與他的合作者阿莫斯•特維斯基共同開闢的。本書的面世是一個重磅事件。

——史蒂文•平克，哈佛大學約翰•斯通家族心理學教授

這是社會思想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堪與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相媲美。

——納西姆•塔勒布，《黑天鵝》作者

本書是一位智慧巨人的力作，可讀性強，睿智，深刻。趕緊買，慢慢讀，而且要反覆讀。這本書會改變你的思考方式，讀了它，你對工作、世界還有自己的生活的看法都會改變。

——理查德•泰勒，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助推》作者之一

本書堪稱傑作。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最有洞見的思想家的恢弘巨作，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卡尼曼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應該再得一個普利策獎才對。

——丹尼爾•吉爾伯特，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哈佛幸福課》作者

丹尼爾•卡尼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獨創性、最有趣的思想家之一。也許我們這個星球上再無第二個人比他更懂我們怎樣作選擇、為什麼這樣選擇了。在這本精彩絕倫的書中，他用一種簡單而又吸引人的方式為我們展示了令人受益一生的智慧。儘管方式簡單，其內容卻十分深刻。本書是所有懷有好奇之心的人的必讀之作。

——史蒂文•列維特，芝加哥大學傑出經濟學教授，《魔鬼經濟學》作者

媒體推薦

凡是對人類行為或投資感興趣的人，都必須讀讀卡尼曼的這本新書。他清楚地表明，儘管我們都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是能作出理性決策的，然而事實卻是，我們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偏見。認識這些偏見至少可以給你一個盡量防止這些偏見的機會。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丹尼爾•卡尼曼在書中有力地展示了，快速和緩慢的思考是多麼容易就讓人們偏離了理性的。

——《華盛頓郵報》

好極了！卡尼曼對於人類思考和選擇的理解所作出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他堪與達爾文、亞當•斯密和弗洛伊德等科學巨匠相媲美。作為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心理學家，卡尼曼重塑了認知心理學、理性和因果關係分析，重新理解了風險，重新闡釋了幸福和財富的關係，寫就了這部傑作，它的磅礴、內涵、智慧、人性和謙遜讓人折服。如果你今年只能讀一本書，就讀這一本吧。

——《環球郵報》

對於卡尼曼為我們寫作了這樣一本趣味性與實用性兼具的書，我們應該表示感激。

——《紐約書評》

這本書的內容非常豐富：深入淺出，知識淵博，充滿學術價值和自助價值。人類的思考有如此多的缺陷，以至於《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撰稿聲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工作從現在起將被銘記數百年，他們為我們認識自我提供了重要的支點。強烈推薦大家購買並閱讀本書。

——《紐約時報》書評版

闡述人類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好書已經有很多了，但只有一部傑作，那就是這本書。它是我讀過的有關人類思維的最偉大的、最富洞見性的一本書。

——《金融時報》

引人入勝，睿智無限。這本書最令人愉悅和著迷的地方在於它徹底顛覆了格雷德威爾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卡尼曼的心理學並不時髦，也沒有什麼老套的故事，更沒有嘩眾取寵的語言。它有的只是五十幾年誠實、嚴謹的科學研究積累而來的智慧，而且將會徹底改變你對思考的思考。

——《亞特蘭大》月刊

本書是一項不朽的成就。

——《商業周刊》

意義深遠。就像哥白尼否定地心說、達爾文提出生物進化論一樣，卡尼曼向我們展示了，我們並沒有自己想象的那麼理性。

——《經濟學人》

歷時五十載，通過對人類判斷、決策和選擇的研究，卡尼曼寫就了這部令人稱道的作品。他的優雅有力的觀點和極具說服力的證據，為我們理解自我和思維提大有裨益。

——《華爾街日報》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譯者：胡曉姣李愛民何夢瑩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普林斯頓大學尤金•希金斯心理學榮譽退休教授，普林斯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榮譽教授。憑藉著與阿莫斯•特維斯基對決策制定問題的開先河之研究，卡尼曼獲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卡尼曼對於人類思考和選擇的理解所作出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作為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心理學家，卡尼曼重塑了認知心理學、理性和因果關係分析，重新詮釋了風險，重新闡釋了幸福和財富的關係，寫就了《思考，快與慢》這部傑作。

我想每位作者都會在腦海中勾勒讀者因為讀自己的書而受益的情形。我的這本書就像是辦公室飲水機旁的閑談一樣，讀者對它不會感到陌生。人們在飲水機旁或交流，或閑談，很隨意。我希望這本書能豐富人們的辭彙，這樣大家在談論別人的判斷與決策、公司的新政策或是同事的投資時，這些新辭彙就能派上用場了。書中為何還會涉及閑談的內容呢？因為利用閑談來發現和分析別人犯的錯誤比分析自己的錯誤更容易，也更有意思。在人生最輝煌的時候，我們很難對自己的信念和需求產生懷疑，越是在最需要質疑自己的時候越難做到這一點，但我們可以從他人的真知灼見中受到啟迪。很多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推想朋友和同事會對自己的選擇作何評價，而這些預先推斷的中肯程度和內容都是十分重要的。對別有見地的閑談有所期待是進行嚴厲的自我批評的強大動力，其作用比新年計劃更大，更能提升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決策能力。

一名內科醫生要想成為優秀的診斷專家，就必須掌握多種疾病的大量特徵，每種疾病都有其病理和癥狀，有其自身可能出現的發病前兆及病因、病情發展、結果和治療或干預手段等。學醫，當然也包括對醫學用語的學習。要想對他人的判斷和決策有更深入的了解，就要有更豐富的辭彙，日常生活用語中的辭彙還遠遠滿足不了這一要求。我們很可能在閑談中發現人們出錯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一再出錯就會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我們可以預料到這種情況在特定環境中會再次發生。例如，一個瀟灑自信的演講者剛踏上舞台，觀眾往往就會對其大加讚賞，他可能並沒有那麼優秀，但這好評如潮的結果在他踏上舞台的一剎那便可預見。這種先入為主的情形是有據可依的，即光環效應，這一效應使我們更容易預測結果，更容易賞識和理解這位演講者。

當別人問你正在想什麼時，你一般都能回答上來。你覺得自己知道腦子裡在想什麼，通常就是一種意識自然而然導出另一種來，但這不是大腦工作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其典型的工作方式。大多數印象和想法都是從意識經驗中得來的，而人們是感知不到這一過程的。你無從知道自己是如何曉得面前的書桌上有盞燈，無從知道自己如何能通過電話聽出愛人有些不耐煩，也無從知道自己如何毫無意識地成功規避了一場車禍。印象、直覺、決策，所有這些腦力活動都在無聲地進行著。

本書討論的很多內容都與直覺的成見相關。然而，對過失的關注並不意味著我們在詆毀人類智慧，這就如同關注疾病並非否定健康一樣。大多數人在通常情況下都是身體健康的，他們做出的決策、採取的行動往往也是恰當的。生活中，我們往往跟著印象和感覺走，憑直覺引導行事，而且我們覺得這種直覺和偏好很可靠，這種自信通常也是正當合理的。不過，也不盡然。我們經常在自己出現失誤的時候還信心滿滿，此時，旁觀者往往比我們自己更容易發現這些失誤。

因此，我和大家一起在“飲水機旁交談”，其目的就是：給讀者提供更豐富精確的語言來討論他人乃至自己在判斷和決策上的失誤，提升發現和理解這些失誤的能力。至少有些例子表明，正確的判斷能有效地干預錯誤，以降低錯誤的判斷和決策經常造成的損失。

關於判斷與決策的有趣研究

本書展現了我對判斷和決策的理解，這種理解受到近幾十年來心理學領域新發現的影響。然而，本書中心思想的形成還要追溯到1969年那個幸運的日子。當時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心理學系教書，那天有個研討會，我請我的一位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會上發言。他當時被視為決策研究領域的一顆新星，不過我覺得在其涉足的任何領域中，他都是耀眼的新星，因此我知道我們那天一定會交談甚歡。很多認識阿莫斯的人都認為，在自己所見過的人中他是最聰明的。他才華橫溢，十分健談，魅力非凡。他有著超強的記憶力，記得很多有趣的笑話。他還擁有一種超常的能力，那就是利用記住的那些笑話闡明自己的觀點。有阿莫斯在，你永遠也不會感到沉悶。那時，他32歲，我35歲。

那天，阿莫斯給同學們講了密歇根大學正在研究的一個項目，這個項目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人是否是優秀的直覺型統計者。我們都知道人是優秀的直覺型文法家：4歲的孩子雖然對世界上存在語法這件事完全沒有概念，但她在說話時會努力遵循語法規則。人們對統計的基本原則是否也有這種直覺感受呢？阿莫斯指出，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附條件的肯定（肯定，但是附有一定條件）。我們在研討會上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最終認為較為穩妥的結論應當是附條件的否定（否定，但是附有一定條件）。

阿莫斯和我很喜歡這種交流活動，我們認為直覺型統計者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要是一起探索的話會很有意思。那個周五，我們在里蒙餐館吃午餐，那裡是波西米亞人和耶路撒冷的教授們最中意的去處。我們兩人打算對一些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的統計直覺進行一番研究。在此前那場研討會上我們曾得出結論：人的直覺是有缺陷的。雖然這些年來一直在教書，在運用統計學原理，但我們也沒能培養出一種直覺，無法利用這種直覺感知從小樣本中觀察到的統計結果的可靠性。我們的主觀判斷是存在成見的：我們特別容易相信在沒有足夠證據的基礎上得出的研究結果，而且研究中對觀察樣本的收集也不足。我們兩人此番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其他研究人員是否也和我們一樣有著同樣的苦惱。

我們準備了一項調查，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出現的實際統計問題。阿莫斯收集了數學心理學協會與會的專家小組的回復，包括曾出版兩本統計學教科書的幾位作者的問卷。不出所料，我們發現那些專家同行也跟我們一樣，總是誇大其詞，他們認為一個實驗的原創性結果可以被成功複製的概率很大，即使用一個小樣本也可以做到這一點。關於實驗要收集多少觀察數據的問題，他們給一個假定的畢業生的建議也很糟糕。如此看來，即使是統計學家，也算不上是出色的直覺型統計者。

在撰寫這些發現時，阿莫斯和我都覺得我們在一起工作是件很享受的事。阿莫斯總是很風趣，有他在的時候，我也變得幽默了，所以我們總會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度過幾個小時連續不間斷的工作時光。工作中的樂趣使我們變得格外有耐心，人在放鬆愜意的情況下，更容易取得完美的結果。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把批評的態度都拋在門外了吧。我和阿莫斯都是愛挑剔、好辯論的人，他甚至比我更甚，但在我們合作的這些年裡，我們從沒有不假思索地否定對方。事實上，我發現我們在合作時，阿莫斯總能更清楚地看出我模糊的觀點中要表達的意思。我們兩人中，阿莫斯的邏輯思考能力更強，他的意見總是有據可依，言之鑿鑿，令人信服。我則憑直覺走，深受心理學的影響，我的很多觀點也都是從心理學中得來的。我們倆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很容易理解對方；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些差異常常令對方吃驚。我們重新安排各自的日程，這樣就有很多工作日可以在一起工作，工作之餘，我們常會一起散步。此後的14年裡，共同合作就成了我們生活的中心，對我們兩人而言，那些年裡所作的研究是我們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我們很快便形成了固定的工作模式，並且一直多年保持這一模式。我們的研究採用的是對話形式，對話中的問題是我們自擬的，那些憑直覺做出的答案也是經過我們兩人共同檢驗過的。研究中的每個問題都是一個小實驗，僅一天中就會做很多實驗。我們並沒有刻意尋求自己提出的那些統計問題的正確答案，只是想確認和分析直覺的回答—大腦中最先出現的、即使知道是錯的我們也願意拿來分析的回答。當時，我們認為其他人也會有我們兩個人都有的直覺，事實也正是這樣。如此說來，直覺對判斷的影響便顯而易見了。

我們曾經很高興地發現，我們倆對幾個認識的孩子的未來職業的預想竟如出一轍。我們確信那個3歲大卻善辯的孩子將來會做律師，那個有點呆板的孩子可能成為教授，那個體諒他人、循循善誘的孩子可以做個心理諮詢師。當然，這些預測都是荒謬的，不過卻很有意思。我們都清楚一點，那就是我們對這些孩子的直覺，來自他們自身的特點與特定職業特點的相似度。這種有趣的做法使我們當時就在腦海中創立了一種理論，即預測角色的相似度。此後我們做了許多實驗來驗證和詳細闡述這個理論，下面便是一例。

在你思考下文中的問題時，請記住史蒂夫是從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庫中被隨機挑選出來的：

鄰居如此描述這個孩子：“史蒂夫非常靦腆，少言寡語，很樂於助人，卻對他人或者這個現實世界沒有興趣。他謙恭有禮，做事井井有條，中規中矩，關注細節。”請問史蒂夫更可能從事哪種職業，圖書管理員還是農民？

很顯然，史蒂夫的個性和典型的圖書管理員有著驚人的相似，但這些與職業密切相關的統計學因素卻很少有人關注。你們是否注意到，在美國，農民與圖書管理員的比例超過20∶1。由於農民數量要多得多，所以那些“謙恭有禮，做事井井有條”的人也常常只能成為坐在拖拉機上的農民，而不可能是坐在圖書館諮詢台後的管理員。但是，我們發現實驗對象往往忽略這些相關的統計數據，而僅僅依賴於相似度來作出判斷。於是，我們提出如下觀點：人們把相似度當成一種簡單的啟發手段（簡單地說就是經驗法則）來作艱難的判斷。對這種啟發性手段的依賴必然會造成其預測帶有成見（系統性失誤）。

還有一次，阿莫斯和我想知道我們這所大學的教授們的離婚率是多少。我們注意到這個問題立即勾起了我們腦海中的記憶，我們倆不由想起自己知道或聽說的那些離了婚的教授。於是我們就憑著腦海中這些事例對這個離婚率問題作出判斷。我們把這種依靠記憶作出判斷的方法稱為可得性法則。在一項研究中，我們讓調查對象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與指定的一篇英語課文中的單詞相關：

請思考字母K。

請問字母K是更多地出現在單詞的首字母位置上還是第三個字母位置上？

玩拼字遊戲的人都知道，想起以某個字母開頭的單詞要比想起它在第三個字母位置上的單詞容易得多。字母表中任何一個字母都適用於此法則。因此我們料到，儘管有些字母（比如K、L、N、R、V）出現在第三個字母位置上的頻率更高，但是被調查對象的回答肯定會誇大所有字母出現在單詞首字母位置上的頻率。這種情形再一次表明，對經驗法則的依賴必然會導致人們判斷時的成見。例如，我曾一度認為通姦在政客中較普遍，在醫生或律師中則沒那麼多見，但我最近對此產生了懷疑。我甚至曾為原來的那個“事實”作出若干解釋，包括權力的催情效果、出門在外受到的誘惑等。而我最終意識到，政客的過錯只不過更容易被曝光而已，而醫生和律師的過錯卻少有人報道。我的直覺印象可以完全歸咎於記者對主題的選擇和我對可得性法則的依賴。

阿莫斯和我用幾年的時間來研究並記錄在不同任務中體現的直覺思考所存在的成見，這些任務包括對事件的概率賦值、對未來進行預測、對假設進行評估，以及對頻率進行預估等。在合作的第五年，我們撰文將這項研究的主要發現發表在《科學》雜誌上，這份雜誌的讀者包括很多領域的學者。那篇文章（本書的最後附有全文）描述了直覺思考的簡單快捷，列出了在啟發法中表現出的大約20種成見，還包括啟發法在判定中的作用。

科學史學家常指出，某一特定領域的學者在任何時候都願意和他人分享關於本學科的觀點。社會科學家也是如此。他們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人性，認為大多數關於人類特有行為的討論都應以此為背景，這一觀點幾乎從未受到質疑。關於人性，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科學家廣泛接納了兩種觀點。第一，人大體而言都是理性的，其想法通常也是合理的。第二，恐懼、喜愛和憎恨這樣的情感能夠為人們失去理智的大部分情形作出解釋。我們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直接討論上述觀點，卻是對這兩種觀點的挑戰。我們記錄下正常人思考時出現的系統性失誤，認為這些失誤是由認知機制的構造造成的，並非由情感引起的思想腐化導致的。

這篇文章所受到的關注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而且它至今仍是社會科學著作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之一（2010年有300多篇學術文章參考了這篇文章）。其他學科的學者也覺得這篇文章很有用處，啟發法和成見等概念被廣泛應用於眾多領域中，包括醫學診斷、法律判決、情報分析、哲學、金融、統計學和軍事戰略等。

例如，學習政策的學生就曾注意到，可得性法則能解釋為什麼有些事人們記得很清楚，而有的卻被遺忘了。人們是根據從記憶中提取信息的容易程度來估測事情的重要程度的，而這往往也與媒體報道的廣泛程度有關。常被提到的話題就在腦中變得鮮活，而其他的則會慢慢被遺忘。也就是說，媒體選擇報道的內容和人們腦中存在的信息不謀而合，所以專制政體對獨立媒體施壓的現象也不是偶然的了。因為重大事件和名人很容易引起公眾的興趣，媒體能藉此煽動狂潮也就見怪不怪了。例如，在邁克爾•傑克遜死後的幾周里，電視台幾乎未報道別的事。相反，媒體對那些帶有批評性的、不能引起公眾興趣、掀不起大波瀾的事往往很少報道，比如說去年日趨下滑的教育標準，還有醫療資源的投資過剩等。（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發現自己選擇的“很少報道”的例子都是受可得性限制的。我選為例子的話題經常被提到，那些同等重要卻不常被提到的事我往往想不到。）

有一點我們當時並沒有充分意識到，即“啟發法和成見”這樣的心理學概念在其他領域中也具有廣泛的啟發作用，這便是我們這項研究的一個附帶成果：我們總是把為自己和被調查者設計的全部問題都寫進文章里，這些問題可以為讀者提供範例，使其認識到自己的想法是如何受認知性成見牽絆的。我希望你在讀到“史蒂夫是個圖書管理員”這樣的問題時能有切身的體驗，這樣能幫助你更好地體會到相似度在引導可能性上的力量，並且能體驗到我們多麼容易忽略相關事實的統計。

這些實證材料的使用可為不同領域的學者（主要是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提供一次不尋常的機會，使他們關注自己在思考時可能出現的紕漏。看到自己的紕漏，這些學者才更有可能質疑當時普遍存在的那種武斷想法，即人類很理性、很有邏輯性。方法的選擇很重要：如果我們只報道傳統實驗的結果，這篇文章就不會那麼令人關注，也不會令人如此難忘了。而且，那些持懷疑態度的讀者會將自己的判斷失誤歸咎於參與這些心理學研究的大學生，認為是這些學生一貫不負責任的做法使他們不願相信實驗結果。當然，我們摒棄傳統的實驗方法，採用事例展示的方式，並非只為影響那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我們採用這種方法，是因為將事例展示出來更有意思。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選擇了正確的方法，其他各方面的選擇也做對了。本書重複出現的一個主題就是，幸運在每個成功的事例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們總能很容易地發現，這個事例中一個小小的改變就會將偉大的成就變得平淡無奇。我們展示的這些事例也不例外。

對本書的反饋也不全是正面的。我們對成見予以關注的做法受到非常多的批評，反對者認為我們過分否定了人類的思維能力。與對常規科學的反應一樣，有些研究者對我們的觀點加以改進，有些人則另外提出了一些貌似合理的見解，但有一個觀點如今是得到普遍認可的，即我們的大腦容易受系統性誤差的影響。我們關於判斷（能力）的研究對社會科學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我們當時的預料。

研究完判斷這一論題后，我們馬上將目光轉向面對不確定因素時的決策過程。我們的目標是創立一種心理學理論，研究人們在簡單的賭博中如何作決定。例如：投硬幣時如果是正面朝上你就能得到130美元，背面朝上就輸掉100美元，你願意打這個賭嗎？這些簡單的選擇很久以來一直被用來檢驗各種與決策相關的問題，例如人們如何在確定的事物和不確定的結果之間進行權衡。我們的研究方法沒有變：還是花很多天設計一些選擇題，而後分析我們根據直覺進行的選擇是否與通過邏輯判斷作出的選擇一致。在作判斷時，我們會觀察自己做出決策時出現的系統性成見，還會對一貫違背理性選擇規律的直覺性選擇進行觀察。在《科學》雜誌刊出那篇文章5年之後，我們又發表了《前景理論：風險下的決策分析》一文，據統計，該文中提出的決策理論比我們此前對判斷的研究更具影響力，該理論也為行為經濟學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在合作過程中，阿莫斯和我經常交流思想，兩個人的智慧總要勝過一個人的想法，良好的關係也使我們的工作有趣且高效，這段時光是我人生中寶貴的財富。後來，我和阿莫斯離得遠了，很難繼續共同研究這一課題。我們在判斷和決策制定方面的研究使我在2002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如果阿莫斯沒有於1996年去世（時年59歲）的話，他應該和我一起去領這個獎。

快思考，慢思考

本書並非為展示我和阿莫斯共同合作的早期研究，過去幾年裡很多作者已經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我的主要目標是，在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最新發展的基礎上展示大腦的工作機制，在這些發展中有一些內容比較重要，其中一項就是我們認為瑕瑜互見的直覺思維。

阿莫斯和我沒有對直覺下準確的定義，只簡單說明了判斷啟發法“很有用，但有時也會導致嚴重的系統性誤差”。我們的重點放在成見上，因為在人們的大腦高速運轉時研究成見非常有意思，而且成見為啟發性判斷提供了研究依據。我們沒有自問在面對不確定因素時所有的直覺性判斷是否都是通過我們研究的啟發法而產生的。不過現在我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專家們的直覺往往很準確，這種準確性與其說是啟發法在發生作用，還不如說是長期實踐的結果。我們現在可以描繪一幅更加美好、更加和諧的畫面，在這幅畫面里，熟練和啟發法皆可成為直覺性判斷和決策的選擇依據。心理學家加里•克萊因（Gary Klein）曾講過一個故事：一支消防隊進入一座房屋，屋子裡的廚房著火了。他們剛開始用水管澆廚房，指揮官喊道：“全部撤離！”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在消防員全部撤離的一剎那，廚房的地板轟然塌陷。事後指揮官才回想自己曾意識到這場火併不大，但他的耳朵特別烤得慌。這些他所謂的“對危險的第六感”閃進他的腦海，雖然不知道哪裡不對勁兒，但他知道情況不妙。最後大家才知道這場火災的火源根本不是廚房，而是消防員腳下的地下室。

我們都聽過一些關於專家的直覺的故事：比如某位象棋大師路過街邊棋局，無須駐足觀看就知道“白方三步之內將殺”；又如某位醫生只需一瞥便能作出全面的診斷。專家式直覺像謎一樣吸引著我們，但它們不是謎。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會多次表現出很強的直覺能力。大多數人在接電話時聽到第一個詞就能感知對方是否生氣了；剛進門就能發現自己是大家談論的對象；對細微的信號能迅速做出反應，斷定旁邊車道上的汽車司機正處於危險中。我們日常的直覺能力並不遜於一位經驗豐富的消防員或者醫生，只是無處施展罷了。

魔法不屬於準確的直覺心理的範疇。也許對此有最精闢論述的人要數偉大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了，他對多位象棋大師進行過研究，發現在練習數千個小時之後，這些大師看到的棋盤上的棋子和我們眼裡的棋子是不一樣的。西蒙寫道：“這個棋局已經給了我們提示，根據這個提示我們可以搜尋到大腦存儲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就能給出答案。直覺只不過是人們的認知而已。”看到這種說法，你也許就能感受到西蒙對神化專家直覺的做法不以為然了。

一個兩歲的小孩看到一隻狗時會說“小狗狗”，這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因為我們已經對孩子認識事物並叫出很多事物名字這種“奇迹”習以為常了。西蒙認為靈性的直覺所創造的“奇迹”也是如此，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果專家在新情境中能察覺熟悉的因素，並且採取十分得體的做法來順應這種情境，這便是正確的直覺。在喊出“小狗狗”的同時，孩子的大腦中就會出現正確的直覺性判斷。

不幸的是，專業的直覺並非全部是從真實的經驗中得來的。很多年前，我採訪了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首席投資官，他告訴我他剛剛買了福特汽車公司上千萬美元的股票。我問他是如何做出這樣的決策的，他回答說他剛參加了一個車展，感覺很好。他的解釋是：“這還用問，他們生產的汽車太霸道了！”他非常明確地說，他相信自己的感覺，他對自己和自己的決定都很滿意。我很吃驚地發現，他忽視了一個任何經濟學家都會注意到的相關問題，福特公司的股票最近不是走低嗎？而他反而在跟著自己的直覺行事：他喜歡汽車，喜歡福特公司，也喜歡持有其股票的感覺。按照我們的理解，買入股票要謹慎，這位仁兄恐怕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關於這位投資官投資福特公司股票的問題，阿莫斯和我所研究的特定啟發法恐怕是解釋不了了，但現在關於啟發法還有一種更寬泛的概念，這種概念能對上述行為作出更好的解釋。這一寬泛的概念是一個重大進步，即情感因素在我們對直覺判斷和決策的理解上發揮了比以往更大的作用。這位投資官的決策在今天可能會被視為受啟發法的影響，而判斷和決策是直接受好惡這樣的情感所左右的，沒有什麼思忖和推理可言。

當碰到像走哪步棋或決定是否投資股票這樣的問題時，直覺思維機制就會充分發揮其作用。如果某個人有相關的專業知識，她就能更好地認清情況，頭腦中形成的直覺性解決方案也很可能是正確的。象棋大師看到複雜的棋局時大腦會迅速反應：剎那間想到的那幾步棋一定是好棋。要是問題很難，一時也想不到巧妙的主意，直覺就可能會發揮作用：腦海里可能馬上會有個答案，但這個答案卻不一定是原題的答案。這位投資官所面對的問題（我是否要投資福特公司股票）就很難，但更簡單且相關的問題（我喜歡福特汽車嗎）卻很快在他的腦海中形成了答案，並且讓他就是否作出投資這個問題也作出了相應的選擇。這就是直覺啟發法的核心觀點：當面對難題時，我們往往會對相對簡單的問題進行回答，卻忽略了自己已經置換了原始問題這個事實。

有時，我們無法自然地憑直覺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不論是專業的解決方法還是啟髮式的答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往往想要找到一種更慢、更嚴謹、需要投入更多腦力的思考形式，這就是本書中提到的慢思考。快思考既包括直覺思維的不同形式，比如專家式的和啟髮式的，也包括感覺和記憶等所有無意識的大腦活動，這些活動會讓你知道桌上有盞檯燈或者想起俄羅斯首都的名字來。

在過去的25年裡，已經有很多心理學家對快思考和慢思考的區別進行了研究。我用兩個因素來描述人的思維活動，即系統1和系統2，在後文中我將對分類原因進行更詳細的闡述。系統1和系統2分別產生快思考和慢思考。我認為直覺和嚴謹思考的特點就像是大腦中兩種性格的特徵和性情。在近期的研究中，系統1的直覺性作用比我感覺到的還要大，它是做出的決策和判斷的幕後主使。本書大部分內容是關於系統1的運作以及系統1和系統2間的相互影響的。

主要內容

本書共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講述的是通過雙系統進行判斷與做出決策的基本原理。這部分內容詳細說明了系統1的無意識運作和系統2受控制運作的區別，並且說明了系統1的核心，即聯想記憶是如何不斷對世界上所發生的事作出連貫的解釋的。關於直覺性思考的自主且無意識過程的複雜性和豐富程度，以及這些自主過程如何能解釋判斷的啟發法等問題，我試圖說出自己的見解，目的是要引入一套用于思考和表達思想的語言。

第二部分對判斷啟發法的研究作了更新，還探索了一個難題，即為什麼很難具備統計型思維。我們思考時總是會把多種事情聯繫起來，會將一件事情比喻成另一件，會突然想起一件事來，但統計學要求同一時間把多件事情串聯起來，而這一點系統1是做不到的。

本書第三部分描述了我們大腦有說不清楚的局限：我們對自己認為熟知的事物確信不疑，我們顯然無法了解自己的無知程度，無法確切了解自己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不確定性。我們總是高估自己對世界的了解，卻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當我們回顧以往時，由於后見之明，對有些事會產生虛幻的確定感，因此我們變得過於自信。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受《黑天鵝》（The Black Swan）的作者納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的影響。我希望我這“飲水機旁的閑談”能明智地借鑒以往經驗，同時抵制后見之明和虛幻的確定之感的誘惑。

第四部分的重點是在決策制定的性質和經濟因素為理性的前提下討論經濟的原則。1979年，阿莫斯和我發表了關於前景理論的決策模式，此部分在雙系統下對前景理論的重要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餘下的幾章講的是人們從理性角度出發做出決策的幾種方式。可悲的是，人們總是孤立地看待問題，表現出框架效應，即決策的制定往往因為對所回答問題不合邏輯的選擇而受到影響。系統1的特徵完全能解釋這些觀察結果，這對標準經濟學所傾向的理性假設發起了很大的挑戰。

第五部分是近期研究中關於兩個自我的區別性描述，即經驗自我和記憶自我，兩者間沒有共性。例如，我們可以讓人們體驗兩種痛苦。其中一種比另一種要更痛苦，因為體驗的時間更長。系統1有一大特點，即記憶的自主形成是有其原則的，如此一來，較為痛苦的那段體驗會留下更深刻的記憶。所以，此後當人們選擇要回想哪段經歷時，他們自然會受記憶自我的引導，將其自身（即經驗自我）處於不必要的痛苦中。兩種自我間的區別被用來測試人的幸福感，而我們發現使經驗自我快樂的事不一定會讓記憶自我滿足。兩種自我同時存在的個體要如何去追求幸福，這一問題引起了把居民的幸福看做政策目標的個人和社會的眾多思考。

最後的章節是按倒敘來探索本書所述的三個區別的：經驗自我和記憶自我的區別，古典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從心理學借鑒而來）的區別，以及自主的系統1和需費腦力的系統2的區別。書中還談及了有價值的閑談的好處，以及哪些內容有助於提升判斷和自行決策的效能。

在最後，我附上了我和阿莫斯一起寫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是我早期寫的關於在面對不確定性因素時作出判斷的評論。第二篇發表於1984年，總結了前景理論和我們關於框架效應的研究成果。文章中有被諾貝爾委員會引用的投稿，你可能會驚訝地發現這些投稿是多麼簡單。讀這些能讓你明白我們早期的知識有多少，也能讓你知道我們這幾十年來的進步有多大。

後記

我在本書的開頭引入了兩個虛擬的人物，隨後討論了人類的兩種存在形式，最後又介紹了兩種自我。兩個虛擬人物分別是運用直覺、進行快速思考的系統1和需付出努力、運行更慢的系統2。系統2進行的是慢思考，能監督系統1的運作，並在其自身有限的能力下儘可能地佔據控制地位。兩個物種分別是活在理論世界的虛擬經濟人以及活在現實世界的人類。兩個自我指的是感受當下的經驗自我以及記錄並作出選擇的記憶自我。最後一章是對這三組概念的某些應用，我將逆序進行講解。

兩個自我

記憶自我與經驗自我相抗爭的可能性問題比我最初想象的更加複雜。在早期的冰手實驗中，過程忽視和峰終定律的結合會使人們作出明顯荒謬的選擇。為什麼人們願意承受沒有必要的痛苦呢？這是受試者的記憶自我作出的選擇，更願意去回憶那些給他們留下更好記憶的體驗，儘管這些選擇會使自己承受更多的痛苦。或許在一些極端例子中，以記憶的質量為標準進行選擇是恰當的。例如，創傷后產生壓力是有可能發生的，但手冰涼的體驗並不是一種創傷。客觀的旁觀者在為別人作選擇時，肯定會選擇受創期短的那一個，會更加考慮別人經驗自我的感受。但人們為自己作的選擇，有一半都可被認為是錯誤的。在像茶花女的歌劇和對簡的生活判斷的故事中，過程忽視和峰終定律都經不起推敲。以某個生命的最後時刻來評估整個生命，或在判斷哪種生命更為理想時，完全忽略其過程都是沒有道理的。

記憶自我是系統2的一部分。系統2評估生活中某些情節及生活本身的方法有著顯著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是我們記憶的特徵。由系統1產生的過程忽視和峰終定律並不一定與系統2的評判標準相符合。我們相信過程是重要的，但記憶卻告訴我們，過程並不一定重要。規定評估過去事件的原則對決策制定不能起到很好的導向作用，因為時間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人類的存在有一個核心的事實，即時間最終還是有限的資源，但人類的記憶自我卻忽略了這個事實。比起細水長流的幸福來說，人們更偏好享受短暫卻強烈的快樂。這種偏見是由結合了峰終定律的過程忽視造成的。與這種偏見相反，另一種偏見使我們更為害怕短期、強烈的疼痛，而對於長時間但較輕微的疼痛卻更容易接受。過程忽視還使我們容易接受長期但輕微的不愉快，因為其結局會更好；若某件事的結局不好，即使其過程是長期且快樂的，我們也會忽略掉。以同樣的觀點來看待不適，請考慮這個普遍的警告，“不要這樣做，否則你會後悔的”，這個建議聽起來很明智，因為其所能預見的後悔出自於記憶自我的判斷，我們也傾向於將這個判斷看做是最終結論。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記憶自我的觀點不總是正確的。一個測量快樂的客觀觀察者會更注重經驗自我，會提供不同的建議。記憶自我對過程的忽略、對峰終和結局的重要性的誇大，以及對后見之明的懷疑共同作用，歪曲地反映著我們真實的體驗。

相反，對過程加權的幸福觀使我們將生活中的所有時刻都看做是相似的，其將生命中所有時刻都分為值得紀念或不值得紀念兩種。有些時刻最終會比其他時刻得到更多的權重，並不是因為它們值得紀念或是很重要。人們花在思考某個值得紀念的時刻的時間應被考慮在內，增加這個時刻的權重。通過改變某個時刻之後時刻的經驗也能增強這個時刻的重要性。例如，練習拉一個小時的小提琴可能會增強多個小時的演奏經驗或幾年後聽音樂的鑒賞能力。同樣，引起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短暫且可怕的事件應該通過其引起的長時間的痛苦來權衡。從過程加權的角度來看，我們只能在事情發生后才能決定某個時刻是值得紀念的還是毫無意義的。“我會一直記得……”或“這是一個意義非凡的時刻”的說法可以被看做是承諾或是預測，但即使我們在說這些話時是百分之百真誠的，我們還是常常無法實現這些承諾或正確進行預測。我敢打賭，10年後，許多我們曾經說過想要一直記住的事都會被忘記。

過程權重的邏輯具有強迫性，但我們並不能將其視為關於幸福的完整理論，因為人們只認同記憶自我，而且只關心自己的故事。忽略了人們想要的關於幸福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另外，忽略了真實發生的事並只關注於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想法的理論同樣也站不住腳。我們必須將記憶自我和經驗自我都考慮在內，因為它們對生活的詮釋不總是一致的。哲學家可能會長時間在這些問題上糾結。

對於這兩個自我哪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只有哲學家才需要考慮的。這個問題對於某些領域的政策問題都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醫藥和福利領域。請考慮對治療不同的病應該作的投資，包括失明、耳聾和腎衰竭。這些投資應該受人們對這些疾病的恐懼程度的影響，還是該受病人真實的痛苦體驗的刺激? 是受病人想要恢復健康的願望的強烈程度還是病人為了健康而願意付出代價的大小來決定？關於失明和耳聾，或結腸造口術和透析的投資意願強度，可能會因為對痛苦嚴重程度評估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當前對此問題還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但這個問題卻非常重要，不容忽視。

最近，用對幸福的測量來引導政府決策的可能得到了包括學者和歐洲幾個政府機構在內的關注。將來，社會痛苦總量指數可能會和失業、殘疾和收入指數一起包含在國家統計數據中。比起幾年前，這個想法在現在看來還是有可能實現的。這個項目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經濟人和人類

如果我們能與某個人進行理性討論，此人的信念能順應現實，而且他的傾向也與其興趣和價值觀相符合，我們就可以說這個人是通情達理的。在說到理性這個詞時，人們往往會想到審慎、深思熟慮且缺少熱情的人物形象，但在日常用語中，一個理性的人肯定是通情達理的。但對於經濟學家和決策理論家來說，“理性”這個形容詞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判斷某個人是否理性的唯一標準並非是看這個人的信念或是偏好是否合理，而是看它們是否一致。一個理性的人可以相信鬼，只要他的其他信念也與世界上有鬼存在這個信念相一致。一個理性的人可以有好惡，但他的偏好要前後一致。理性指的是邏輯上的一致，即合理與否。根據這個定義，經濟人就是理性的，但有很多證據表明，人類並不理性。經濟人不會受啟髮式、眼見即為事實、窄框架、內部意見或偏好逆轉的影響，但人類卻無法避免這些影響。

將理性定義為一致性是會受到限制的。理性要求人們遵守邏輯原則，但我們有限的大腦卻不能夠實現這一點。從這個定義來看，通情達理的人並不一定就是理性的人，但也不能因此就被認為是非理性的。“非理性”是一個較重的詞，包含了衝動、感情用事以及對合理辯護的頑強抵抗等含義。當我與阿莫斯的研究成果被認為證明了人類的選擇是非理性的時候，我總想要退縮。因為事實上，我們的研究僅僅表明了人類不應該被描述為處於理性代理模式中。

儘管人類不是非理性的，人類仍然時常需要幫助才能作出更準確的判斷和更好的決策。有時，相應的政策和機構就能夠提供這種幫助。這樣說雖然沒什麼不對，但實際上卻頗具爭議。正如比較權威的芝加哥學院派解讀的那樣，對人類理性的信心和防止人們作出錯誤選擇是沒必要甚至不道德的這一觀念聯繫緊密。理性的人應該是自由的，他們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米爾頓•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學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觀點在他的一本暢銷書的標題上得到了體現—《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

經濟人是理性的這一設想為用自由主義的方法制定公共政策的觀點提供了思想基礎：不要干涉個人選擇的權利，除非這些選擇對他人有害。將物品分配給願意付錢最多的人是市場效率的體現，對市場效率的讚歎是對自由主義政策的支持。有一篇《理性成癮理論》支持芝加哥學院派的這一觀點，它解釋了對強烈且即時滿足有極度偏好的理性代理人會做出理性的決策，把對未來的沉迷當做一個結果。加里•貝克爾是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也是芝加哥學院派中的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他曾以輕鬆但不失嚴肅的口吻說過，我們應該考慮通過某種信念，即人們能很快找到治癒糖尿病的方法，來解釋所謂的肥胖流行病的病因。他提出了一個有價值的觀點：當我們觀察那些行為看似怪異的人時，應該考慮到一種可能—他們這樣做有合理的理由。只有當理由變得不合理時，才會引發心理學上的解釋。其中，貝克爾對於肥胖症的解釋可能就是不合理的。

在經濟人的國度里，政府應該讓經濟人在對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前提下自己作選擇，不橫加干涉。如果騎摩托車的人選擇不戴頭盔，那麼自由主義者就會認為這是他的權利，並支持他這麼做。無論是決定不存養老金還是選擇吸食毒品，公民們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不過，往往難以界定這種情況: 沒有存夠養老金的老年人並不會比在餐廳吃完大餐后抱怨價格太高的人得到更多憐憫。因此，在芝加哥學院派與行為經濟學家的辯論中，有許多理論都是相互矛盾的。行為經濟學家抵制極端的理性代理人模式。辯論的所有參與者都認為自由不是爭辯而來的價值。但是相比人類理性的真正信徒，生活對於行為經濟學家來說更加複雜。沒有行為經濟學家會贊同強迫市民均衡膳食，以及只看有益電視節目的規定。然而，對於行為經濟學家來說，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做了不明智決策的個人以及認為有義務幫助這些人的社會都需要付出代價。因此，該不該幫助個人避免錯誤的決策就成為了行為經濟學家的兩難。芝加哥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們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理性代理人不會犯錯。對於這個學派的人來說，自由是免費的。

在2008年，經濟學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學家卡斯•桑斯坦合著了《助推》。這本書很快成為了全球暢銷書，還被視為行為經濟學的《聖經》。書中引入了幾個新的詞語，包括經濟人和人類，還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來解決在不剝奪人們自由的前提下幫助人們做出良策的難題。泰勒和桑斯坦主張自由家長制的做法，即允許國家和其他機構“推動”人們做決策，並使這些決策服務於該國或該機構的長遠利益。將參與養老金計劃指定為默認選項就是助推的一個例子。不可否認，人們會因為不自覺地加入了這個計劃而覺得自己的自由少了，因為他們在當初填表時，只需確認一個複選框，就可以退出這個計劃。在之前已經提過，個人決策的框架（泰勒和桑斯坦將其稱為選擇架構）對結果有著巨大的影響。助推基於堅實的心理學，我在之前已闡述過。默認選項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是普通選項。而偏離普通選項是一種委任的行為，需要考慮更多，承擔更多的責任，比什麼都不做更有可能讓人後悔。如果某個人不確定該怎麼做時，就會有強大的助推力來引導這個人做出決策。

與經濟人相比，人類同樣需要保護，以免受那些蓄意利用他們弱點的人的危害—特別是系統1的怪異模式以及系統2懶惰的弱點。理性代理人被認為能謹慎地作重要的決定，並充分利用知道的已有信息。經濟人會在簽署一份合約之前，閱讀並理解所有條文，但是人類通常不那樣做。某家不道德的公司設計出的合約在顯而易見的地方隱藏著重要的信息，這些信息能使公司在法律範圍內有迴旋的餘地，但人們不經閱讀就簽下了合約。對理性代理人模式有害的極端解讀是：除了確保相關信息公開外，顧客被假定為不需要保護，合約中字體的大小和語言的複雜程度不被認為是相關信息，但是一個經濟人知道如何處理小字體的信息。《助推》這本書給出的建議是要求公司提供足夠簡單的合約以供人類客戶閱讀和理解。因為顧客得到了更詳細的信息，這可能使一些公司的利益受到損害，因此，一些建議遭到了這些公司的強烈反對，但這是一個好的跡象。公司通過提供更好的產品來提高競爭力要比公司獨自贏利更為可取。因此，通過提供好產品來提高競爭力的公司更受到人們的青睞，也就是說更受青睞的公司往往是提供的信息不明確的公司。

自由家長制的顯著特點是其在廣泛的政治方面的吸引力。行為政策的絕佳例子是“為明天儲蓄更多”計劃，這是由國會中的極端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聯合提出的議案，而這兩者的聯合併不常見。“為明天儲蓄更多”是公司為其員工提供的養老金計劃。簽了這份合約的員工在加薪時增加一定的存儲比率，這樣，員工就能為儲蓄計劃貢獻得更多。儲蓄率隨工資的上漲而自動上升，直至員工注意到存得太多，進而選擇退出該計劃。現在，這個由泰勒和桑斯坦於2003年提出的偉大革新使儲蓄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也使成千上萬工人的前景更加光明。這個計劃有堅實的心理學理論作為基礎，本書的讀者們對這些理論知識肯定都有所了解了。此計劃通過要求非立即改變或嘗試來提高存儲以支付工資的方法避免了直接損失，將損失轉變成了未得收益（foregone gains），也就更容易使人接受。另外，其自動性的特點還將系統2的懶惰與工人的長遠利益結合在了一起。當然，所有這些特點都沒有強迫任何人做任何他們不想做的事，也不含任何誤導或欺詐。

自由家長制在許多國家都得到了認可，包括英國、韓國，還得到了很多政黨的認可，包括英國托利黨以及奧巴馬政府等。的確，英國政府成立了一個新的小部門，這個部門的任務就是將行為科學原則用於幫助政府實現目標。這個部門的正式名稱叫做“行為研究小組”，但是，無論是政府內部的人還是政府外部的人，都將這個小組簡單地稱為“助推小組”。泰勒是這個小組的顧問之一。

繼《助推》一書之後的一本書中，奧巴馬總統邀請了桑斯坦在政府信息與規制事務辦公室任職。這個職位為桑斯坦提供了很多將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的課程應用於政府機構的機會。這個任務在管理與政府預算辦公室在2010年所作的報告中有所描述。本書的讀者應該可以理解一些特定提議背後的邏輯，包括鼓勵“清晰、簡單、顯著及有意義的披露”。讀者還需讀懂背景陳述“描述非常重要，例如，如果某個可能的結果被構架成一種損失，這種結果會比構架成收益有更大的影響”。

關於助推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之前已經提過的關於耗油量公開信息的框架規則，而其他方面的應用還包括自動參加健康保險，用新的膳食指南代替令人費解的膳食寶塔（新的膳食指南是由一個盛滿營養均衡的食物的盤子所表示），以及美國農業部門（USDA）所指定的規則，即允許在肉製品標籤上寫上類似“90%無脂肪”等信息，而“10%的脂肪”也可以說成“接近於瘦肉率顏色的表述方法，即描述出與同脂肪率的肉相同的色澤、大小及種類”。與經濟人不同的是，人類需要幫助才能作出好的決定，且這種幫助可以通過告知或不介入的方式得以實現。

兩個系統

本書將大腦的運作描述成了兩個虛擬人物不穩定的相互作用，這兩個虛擬人物就是自動的系統1以及需要付出努力的系統2。現在，你對這兩個系統的個性已經相當熟悉了，也能夠預測他們在不同情境下可能的回應方式。當然，你也知道這兩個系統並不是真正存在於大腦或其他地方中。“系統1做了某事”是“某事自主發生”的簡略說法。“系統2被動完成了Y”是“更興奮，瞳孔擴散，注意力集中，Y活動開始進行”的簡略說法。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樣，交談時使用關於兩個系統的語言，這樣的話，交談就會更方便，還能在不知兩個系統存在與否的問題時憑直覺判斷系統的運作方式。作出這些簡要說明后，在後面的內容中，我會繼續使用兩個系統的說法。

我們對自己的看法就是對系統2的看法。系統2會進行判斷和選擇，但它會認可系統1形成的觀點和感覺，或將這些觀點和感覺合理化。你可能沒有意識到你對某個項目持樂觀態度，只是因為此項目的領導使你想到了自己親愛的姐姐。或是，你或許會厭惡和你的牙醫長得像的人。如果你想尋求一個解釋，就要搜尋記憶，尋找一些像樣的理由，你最後肯定能找到一些。另外，你還會相信自己編造的故事。系統2不僅是系統1的辯護者，它也能避免許多愚蠢的想法和不當表達而引起的衝動。投入注意力能提升眾多活動的表現（試想在思想混亂時在狹窄的路上開車的風險），對於一些任務來說，注意力的集中還是必要的，例如在進行比較、選擇和推理時。然而，系統2並不是理性的模範，其能力以及能夠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我們在推理時，頭腦不會總是很清醒，我們犯錯也不全是因為突然想到的不恰當的直覺。通常，我們犯錯是因為我們（系統2）無法再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我花了更多的時間來描述系統1，也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我源於直覺判斷和選擇的錯誤。然而，相對的篇幅並不是評判直覺思考優劣的好指標。系統1是我們許多錯誤的原因，但也是我們許多正確做法的原因，而且我們也常做正確的事。我們的想法和行動通常由系統1指導，是當機立斷的。系統1的一個優點就是儲存在我們聯想記憶中豐富而詳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們能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從普通事件中區分出令人驚奇的事件；立即對自己所期望的事生成想法，並對令人驚奇之事和正在發生的事自動搜尋有因果關係的解釋。

記憶能記錄我們一生中習得的技能，因而也會自主產生解決方法來應對不斷出現的挑戰（比如繞過路上的一塊大石頭走，避免讓顧客挑出錯誤）。技能的習得要求有固定的環境、練習的機會，以及對自己想法和做法快速且明確的反饋。當這些條件都滿足時，就能掌握技能了，且此後快速閃現在大腦中的直覺性判斷和選擇都會是正確的。這些都是系統1來完成的，也就是說這些是快速且自主發生的。有技能的行為是能快速有效地處理大量信息的能力。

若挑戰碰上了有技能的應對方法，這個應對方法就能被喚起。如果沒有技能，又會發生什麼呢？此時，系統2顯然要介入，就如同回答“17×24=？”這個問題，其結果肯定是確定的。但想要系統1對系統2的能力表現出吃驚，不介入進來卻不太可能。系統1不會受能力的限制，在計算時不要求確切數值。在搜尋某問題答案時，它能自動生成對相關問題的回答，還可能會將所問問題的答案替換成很容易出現在頭腦中的回答。在啟髮式的概念中，啟髮式的回答並不一定比原來的問題更簡單或需要更少的努力，啟髮式的回答只是更容易想到，更快、更容易被發現而已。啟髮式的回答不是隨意想出來的，它們“似乎”是正確的答案。不過，有時也錯得離譜。

系統1在處理信息時，可能會產生認知放鬆。當信息不可信時，系統1也不會生成警告信號。人們會快速且自信地進行直覺性回答，不管這些回答是否源於技能或啟髮式。系統2沒有簡單的方式來區分有技能的和啟髮式的回答。唯一的方式是放慢速度、自身構建出一個答案，這個答案可能不會被輕易接受，因為系統2比較懶惰。系統1的很多建議常常沒有通過最基本的檢驗就得到了人們的支持，就像球拍和球的問題。這就是系統1得到“錯誤和偏見的起源”這個負面稱號的原因。系統1的運行特徵，包括眼見即為事實、強度匹配和聯想一致性等，會產生可預測的偏見和認知錯覺，比如錨定效應、回歸平均值的預測、過度自信，以及許多其他錯覺。

對於偏見我們能做什麼呢？我們如何提升判斷和決策（這些判斷和決策來自我們自身和那些我們為之服務也服務於我們的機構）的質量呢？從自身經驗來談，系統1的運行方式是不能教給別人的。我除了認為年齡會有些影響外，我們的直覺思考就像我之前對這些問題作的研究那樣，包括過度自信、極端預測和計劃失誤的傾向。我只提升了對易犯錯誤的情境的識別能力，“這個數字會成為一種錨定……”，“如果問題被重新架構，決策會改變……”而我在識別別人錯誤的過程中，也取得了更多的進步。

避免系統1出錯的方法從原則上講是很簡單的：認識到你正處於的認知領域，放緩並要求系統2來加以強化。當再次碰到繆勒–萊耶錯覺圖時，你會怎麼做？當你看到有箭頭的線段指向不同的方向時，你會意識到現在你不能相信自己對長度的直覺。不過，這種明智的過程在最需要的時候不會被應用到生活中。我們都希望在自己要犯錯時能有個鈴聲提醒自己，但這是不可能的，認知錯覺比感知錯覺更難以識別。理性的聲音也許比錯誤的直覺響亮又清晰的聲音更微弱。當你面臨著重大決策的壓力時，質疑自己的直覺會讓你感到不愉快。當你處於麻煩中時，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有更多的質疑。這樣的結果就是，相比自己要犯錯時，你在觀察別人是否要犯錯時，能更容易辨認出雷區。觀察者會比實施者在認知上更為放鬆，更願意接收信息。我寫本書的一個原因就是指導批評家和傳閑言碎語的人，而不是指導決策制定者。

機構要比個人更容易犯規避錯誤，因為機構的人多，自然就會思考得很慢，也更有能力按規則行事。機構可以制定和有效使用檢查表，還可以深入開展，比如參考類別的預測以及“死前驗屍”練習。機構能夠鼓勵其成員形成一種在靠近雷區時互相留意和提醒的文化，而這種文化的形成一部分是通過為其成員提供一些獨特的辭彙。無論機構是幹什麼的，都涉及判斷和制定決策，就像是工廠生產產品，每個工廠都應該有保障其產品在最初設計、裝配及最後檢查時的質量的方法。決策產生的相關階段包括解決框架問題、收集引導決策的相關信息、反饋以及檢查。想要提高其決策質量的機構應該經常在每一個階段里搜尋可提高效率的環節。這個運作的概念是有規律的。持續的質量控制通常是在危機產生后機構採取的對過程的全面回顧。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明顯缺乏主持高效會議必要技能的系統訓練。

基本上，更為豐富的語言對於建設性批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技能。與醫療相似，辨別判斷性錯誤就像是在診斷病人，需要一些精確的辭彙。從某種疾病的名字中，我們希望得到所有關於這一疾病的信息，包括其易感染性、環境因素、癥狀、預斷及治療等。與其相似的是，如“錨定效應，”“窄框架”、“過度一致性”也能使我們想到關於某個偏見的所有信息，包括其原因、影響以及我們能對其做些什麼。

在辦公室飲水機旁的閑談與決策有直接的聯繫：閑談越多，所做的決策就可能更好。有時，決策制定者能聽到大家當時傳的閑言碎語和批評，這比聽自己內心疑慮更容易。當他們相信批評自己決策的人經驗豐富且公平正直，或當他們希望自己的決策能通過制定的方式而不是結果來評判的話，就會做出更好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