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

是指擁有或享有對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權和利用權，是“國家主權”概念自然延伸。

自海權理論創始人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及相關著作發表的近百年來，海權問題成為軍事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學人廣泛地將英文 sea power 的概念轉譯為漢語"海權"。

海權是一個客觀存在，不同國家在不同的經驗基礎上會有不同的理解。我們且不說馬漢的sea power 的概念是否與漢語的"海權"是一個意思，即使這樣，建立在西方歷史經驗之上的sea power是否可以概括"海權"一詞的主要語義，也值得討論。

但是，不管怎麼說，有一個共同點還是可以確認，這就是"海權"是一個涉及海洋的概念，這正如"陸權"是涉及陸地的概念一樣。

“海權”古就有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海洋被人類認識的那一刻海權這個名詞就誕生了。很簡單這就是人類的征服欲。但真正可以稱得上“海權時代”那還有很漫長的一段時間。因為陸地的中心時代不會自我滅亡，和社會制度變更一樣海洋與陸地的更替也是曲折的。

到了十五世紀“海權”開始被人們重視，尤其是歐洲。引起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一個政教合一的軍事性封建大帝國——奧斯曼帝國。一四五三年到一五七四年，奧斯曼帝國勢力不斷擴張，版圖包括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南高加索、庫爾德斯坦、敘利亞、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島部分地區及北非大部，形成地跨亞、非、歐三洲之大帝國。土耳其人的橫徵暴斂使歐洲正常的商業秩序遭到破壞，傳統的東西方貿易幾乎中斷。為此歐洲人不得不把目光轉移到海上來。公元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一個平靜無風的日子卻在歷史舞台上捲起一場颶風。在這一天，一個叫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義大利熱那亞年輕人率領著西班牙的三艘帆船開始了一次永載史冊的遠航。這次航行不僅僅是發現美洲大陸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它開創了一個新時代——海權時代。在隨後的幾十年裡勇敢的航海家們用自己的壯舉為“海權時代”寫下了一篇美麗的序言。

序言過後就是正文了，正文的第一章是由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兩個君主專制國家來書寫地。緊隨其後地是一系列大國地粉墨登場。說到大國與海權就不得不提到一個島國——大不列顛。在這個國度里的任何一個地方距離海岸線的長度都不會超過七十五英里，可能正是這個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使得這個地理小國比任何一個國家都重視海洋，這一定就是“日不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帝國的身上我們不難發現“海權”對於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大國來說是多麼的重要。依靠海洋英國人得到的不僅僅是幾塊麵包，幾包茶葉，幾個金幣那麼簡單，更多地是物質財富所無法比擬的東西。

“海權時代”其實是通過一次次對“陸權”的挑戰才確立的。而“海權”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勝利發生在拿破崙時代。拿破崙時代的法國可能是當時世界的“陸上霸主”，所以英法之戰無異於海陸之戰。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一八○五年十月的特拉法爾加角海戰。霍雷肖·納爾遜將軍指揮的二十七艘英國戰艦在特拉法爾加角用一句“英國期望各人恪盡職守”擊敗了P.C.J.B.S.維爾納夫將軍指揮的由三十三艘戰艦組成的西法聯合艦隊。馬漢先生用一句非常經典的話概括了這場戰爭“在特拉法爾加角海戰中的失敗者並非法國艦隊司令維爾納夫，而是拿破崙；獲勝的不單是納爾遜，而是被挽救的英國。”不錯的，這句話背後是暗示以法國為代表的陸上霸權敗給以英國為代表的新興海上霸權。這標誌著“海權時代”的發展和前進，也標誌著“陸權時代”即將結束。

回顧歷史19世紀末，進入工業時代的美國飛速發展，國力迅速膨脹，美國該如何使用它的力量？一位偉大的戰略家——馬漢應運而生，創立了《海權論》，為美國指出了道路。在他的指引下美國走向了世界之巔。“商船隊是海上軍事力量的基礎，海上力量決定國家力量，誰能有效控制海洋，誰就能成為世界強國！”馬漢的驚世之言震撼了世界，驚醒了美國，美國在他指引的道路上：獲得海權——控制海洋（最重要的是海上要道）——控制世界貿易——獲得世界財富——獲得世界霸權，可謂是一路凱歌。1898年發動美西戰爭，擊敗西班牙，牢牢控制了家門口的加勒比海，並在遠東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菲律賓，順勢奪佔了關島，吞併了夏威夷等戰略要地。一戰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的海權國家；二戰結束時，太平洋成了美國的內湖；冷戰結束后，美國在海外擁有700多個軍事基地，4個作戰艦隊，13個航母戰鬥群……美國用事實告訴世界：海權維繫著一個國家的命脈，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掌握了世界的命運！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類開始對天空不斷地探索，故有人認為二十一世紀已是空權的時代。誠然，人類對天空的探索涉及軍事、通信、運輸、氣象等各個領域，其對於人類的也影響日益增大，但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跨出了人類的一大步，但這一步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海權時代被空權時代所取代是歷史的發展趨勢，但這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

目前學界所談中國"古代海權"，實際上是對"海權"概念的誤用。漢語"權"，本意是秤錘，后衍申出"權勢" 的意思，但"海權"概念卻是與現代國家主權而非與古代王朝皇權相聯繫的概念，屬法權而非皇權範疇。古代國家是王朝國家，王朝國家之間的關係更多地還是依據血緣關係建立並以皇權維繫的關係，而不是依據"權利-義務"(right & obligation)體系建立並以國際法維繫的主權間的法權關係。如果將古代的"海上力量" (sea power )表述為"海權"，這在漢語詞義上並沒有錯，但它與我們所說的基於主權的海權（sea right）卻不是一回事。所以，就其科學性而言，"海權"的概念一定要納入主權和國際法範疇來討論，而不能僅僅納入"海上力量"（sea power）範疇來討論，更不能與"海上力量"混同使用。

還需要區分的是"海權"與"制海權" （command of sea）概念。二者雖都與漢語"權"字相聯繫，但意思大不一樣。海權，如上所述，是一種屬於法權範疇的概念，而"制海權"中的"權"則是指一種由"權勢"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勢" 的意思。因此，它與我們所講的法權意義上的"海權"也不是一個意思，當然我們也不能將二者混用。

中國海權隨中國主權同生，而中國意識到并力求捍衛、強化中國海權的努力卻起步不久。中國目前的海權實踐遠沒有達到追求"海洋權力" (sea power)的階段，而只是處在捍衛其合法的海洋權利(sea right)的階段。比如中國統一台灣和中國海區 其他屬於中國主權範圍的島嶼，這是中國海權實踐的重要內容，但這只是維護中國的主權及其相關海洋權利 (sea right)，建設對這些地區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護力量(sea power)的實踐，而不是追求霸權意義的海洋權力(sea power)的實踐。而美國在台灣海峽的海軍活動及對中國台灣的軍事插手活動，則是一種霸權意義上的海權即"海上權力"實踐。從這些意義上看，中國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屬於國家主權中的自衛權的範疇，而美國在中國台灣地區的海上軍事介入，則是一種為實現其海上"權力"（sea power）的海洋霸權行為。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將sea power的這兩種語義轉譯為"海權"，而不是將sea power 與sea right相區分，這會使周邊地區和國家對中國的現代化實踐及相關的海權訴求造成大的誤解。

中國海權，是一種隸屬於中國主權的海洋權利而非對海洋權力，更非海上霸權。"但在當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 要使法理上屬於中國的海洋權利事實上屬於中國，中國就必須擁有強大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的中國海權，是目的與手段的統一。中國海權的概念應當包括從中國國家主權引申出來的"海洋權利"和實現與維護這種權利的"海上力量"兩個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權國家普遍攫奪的"海洋權力"。

中國海權，就其"權利"部分而言，包括實現中國"海洋權利"和"海洋權益"兩部分。前者包括國際海洋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和國際法認可的主權國家享有的各項海洋權利。這部分權利隨國際海洋法的變化而緩慢演化，比較確定。後者包括由海洋權利產生的各種經濟、政治、文化利益，這部分權利隨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變化而變化，屬於海權中變化較大的部分。不同的國家依據國際海洋法享受著同種的海洋權利，但據有同一海洋權利的主權國家卻由於其經濟、政治、文化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得到的海洋權益卻不同。即使排除海洋霸權的因素，一般而言，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所擁有的海洋權益要大於小國和正在衰落國家的海洋權益。在此之外，還有"海洋利益"，它是比海洋權益更廣泛的中性概念。它既可能是來自海洋權利的合法的海洋利益，也可能為霸權需要而產生的非法的海洋利益。由於中國目前的海權實現能力尚未"溢出"其主權範圍，所以中國的海權與海上霸權無緣，中國的海洋利益，更多地屬於有待於爭取和實現的合法海洋權益的範疇。

中國屬於新興的和正在向現代化轉型的大國，中國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成員之一，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00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9萬億元，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199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居世界第七位。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對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中國石油進口量由1994年的290萬噸上升到2000年的7000萬噸，上升了20多倍，石油進口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由1994年的1.9%上升到2000年的30%。按照這樣的速度，2010年，中國將有超過40%的石油需要從國外進口，到2020年，這個比例則要高達60%。中國目前進口的石油主要來自中東地區，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占進口總額的一半以上（56.2%），其次是北非。進入市場經濟的中國已成為與世界發生廣泛聯繫的國家，其海洋權益泛佈於世界並隨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而持續擴大；與此同時，中國實現其海權的內部需求動力和外部壓力也在同時增大。這是中國海權與世界其他國家海權實踐的共性方面。

但是，中國海權不可能不具有中國的個性。那麼，中國海權個性特徵何在？

第一，國家統一進程與國家海權的實現進程的一致。目前的中國是一個尚未完全實現統一的國家，而這些尚未統一的地區又多集中在東部中國海區。這些地區既是中國領土，又是在實現中國海權中具有戰略意義的海上支點。比如，台灣及其周圍屬於中國的島嶼，既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前沿基地，又是中國東部地區經濟黃金地帶的前鋒拱衛；南沙群島，又是護衛中國在馬六甲海峽通行自由權利的最前沿的基地。實現中國對台灣、南沙部分島嶼的主權，既是中國實現統一的正義事業，又是關係到能否實現中國海權的關鍵步驟。實現國家統一進程與實現國家海權進程的統一，這既是中國海權的特點，也是中國海權的優點，它決定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的海權實踐的正當性和正義性，它也排除了在相當時期內中國的海權實踐轉向海上霸權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認為中國為實現其海權利益而發展海軍是"中國威脅"，認為中國不應當發展海軍的看法，都是不對的、沒有道理和不符合邏輯的。

第二，特殊的地緣政治條件決定了中國海權屬有限海權的特點。與法國的情形相似，而與美英兩國不同，中國是一個陸海兼容型的國家。英美國家屬兩洋夾護中的國家。這種海上安全的特點迫使英美兩國必須將實現海權和擴張海洋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至它們最終異化為世界性的海上霸權國家。中國地理上則是一面環海、三面臨陸的國家。由於三面陸上的安全壓力使中國在長期的歷史中發展出了強大的陸軍，而非海軍力量。同樣，這種地緣政治的特點和上述中國海權的特點，又決定了中國的海權--即使擁有與英美國家同樣的財力--在實踐中也不需要追求世界性的海上權力。從20世紀末以來，中國東部面臨的安全壓力，特別是台灣、南沙部分島嶼脫離中國主權的安全壓力日益嚴重，而中國應付這些危機的手段恰在這一時期卻嚴重不足。正是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筆者才特彆強調捍衛海權，特別呼籲全力發展中國海上軍事力量。但這並不表明中國要走英美式的、尤其是蘇聯式的無限海權和海上霸權的道路。中國海權應是有限海權，其特點是它基本不出主權和國際海洋法確定的中國海洋權利範圍，海軍發展不出自衛範圍。

第三，中國海上軍事力量發展是遠期戰略上的上述有限性與近期策略上的無限性的統一。中國人對海洋戰略利益的認識是從鴉片戰爭、甲午海戰失敗后開始的，而從經濟全球化視角認識海權卻是在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進程中開始的。在古代世界，由於不具備遠航動力技術，因此東部大海反倒成了保護中國東疆安全的自然屏障。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及抗日戰爭初期的海上失敗，也只是使中國人從"邊防"的角度認識海權的意義。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到21世紀初的20多年間，中國經濟已深深地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並對國際市場和資源產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關係。鑒於此，中國不可能不需要發展出在全球範圍得以保護其海外利益的海軍力量，並隨中國海外利益的擴大而擴展。這種擴展進程是無限的，但其性質卻不出自衛的限度。

在與世界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進程中，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在對外開放中已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產值增長最快的黃金地帶。與此同時，中國與西方霸權國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為了堵截中國力量，特別是中國的海上軍事力量向太平洋擴展，美國啟動日本、台灣地區、菲律賓、澳大利亞一線的同盟關係，提升日本的軍事作用和暗助台灣分離主義勢力的擴大。在與台灣分裂勢力的鬥爭和對日益嚴重的東部海上安全的關注中，中國意識到海軍發展滯后情況如此嚴重以至不能保護中國最基本的海洋權利。這反倒誘發"台獨"分子不斷鋌而走險，挑戰中央政府的對台政策底線的企圖。更為嚴重的是，可能出現的"台灣獨立"惡果還會牽動從日本到東盟整個東亞政治的格局，使其對中國東部產生自然的鉗合之勢，並進一步對中國東南沿海各省產生無形的離心作用。這就是說，台灣問題的惡化將牽動中國現代化的全局，而要遏制"台獨"勢頭的決定性的力量就是中國的海洋戰略力量即中國海軍的快速崛起。中國海軍是中國海洋戰略力量的關鍵，鑒於此，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進中國的海軍建設，將在全球範圍內的軍事弱勢轉化為局部地區的強勢，並以此解決分佈於中國海區的海權問題。

台灣問題的實質是中國海軍問題，而在台灣問題上，中國海軍問題又實質上是祖國和平統一問題：要實現台灣連同其合理的現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順地回歸祖國，非海軍大規模地擴展則不可能。

三、世界軍事變革與中國海軍跨越式發展戰略

海軍是國家海洋戰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權必須依託的兵種，這正如sea right必須以 sea power為依託一樣，但它卻不是國家海上戰略力量的全部。戰略力量，不管是在陸地還是海上，是對敵方具有總體打擊能力的軍事力量，因此中國的海上戰略力量就不應當是海軍單一兵種的事，它應當是隨世界軍事技術變革而發展的國家防務力量的總體表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海軍更多地只是陸軍的配合軍種，陸軍是這一時期的國家戰略力量的核心兵種。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戰已成了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之一。國家戰略力量更多地通過海軍表現。航母是二戰中出現的最具海上作戰力的戰艦，之所以如此，並不在於它的大小，而在於它首次明確地打破兵種界限，將戰船變革為集陸海空戰鬥力聯合為一體的立體作戰平台。這時表現於航空母艦的戰鬥力，已不再只是海軍艦艇的單一戰鬥力，而是一種集陸、海、空、電子通訊等軍種為一體，並通過航母這一巨型作戰平台在海上機動發揮的新型戰略力量。航空母艦及其航母作戰體系所表現出的戰爭力量已不再僅是海軍的，而是國家的戰略力量。

20世紀下半葉以來，衛星技術及由此帶動的空中預警技術、導彈定點精確打擊技術的迅猛發展，國家海上戰略力量的技術含量及其有機合成水平大大提升：它已由二戰時期的由飛機、潛艇、海上航母火力打擊力量共同擔負的小立體戰爭提升到由外層空間的衛星偵察技術、低層空間預警技術、到深海的潛艇、聲納技術配合陸海定點精確導彈打擊的大縱深和大立體戰爭；這時海上作戰已遠非海軍一個兵種得以完成的事，而是國家核心技術及由此形成的國家總體作戰力量的綜合表現。隨外空衛星信息技術的出現及深海技術的進步，大立體作戰模式日漸替代集中於航母平台上的小立體作戰模式，以至如沒有外空信息技術和深海潛艇配合，航空母艦，不管其技術含量如何，充其量也"只不過能起到浮動棺材的作用" ，而不能形成有效的作戰力量。目前，美國一艘航母出航，除外空衛星定位、空中預警和海面其他艦群護衛之外，還有龐大的水下潛艇的護航。而與此相比，中國的海上作戰力量還有較大的距離。除了中國尚未發展出航空母艦外，中國在外空衛星技術和深海潛艇及聲納技術方面，儘管有一定的發展，但已在近二十年中被拉開了距離。從這個意義上看，近期中國海上安全風險大，未來中國海軍建設任務將更加繁重。正因此，將有限的國防資源科學合理地配置於海軍建設就是中國海權理論和實踐應當考慮的課題。

地區格局與國際格局一樣，沒有大國間的軍事較勁則不能確立。而打破大國力量均衡的往往不在於軍事量的競賽而在於質的突破。

20世紀下半葉所發生的上述軍事革命也使各國的國防軍事力量配置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其重要特點在於，大立體戰爭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國家軍事力量由分佈於國家內部不同地區以陸軍為主體的軍團作戰力量組合轉變為分佈於海外針對不同對手的作戰力量的有機合成。國家作戰力量的配置已不再基於地區，而是基於任務。任務決定作戰力量的使用與組合，這是開始於20世紀末並必將主導21世紀的大國國防結構調整方向的重要特點。21世紀世紀的國防力量將不再是一塊塊橫擺在平面並需最高首長親自調配的板材，而是一個根椐不同作戰任務而任意組合的"作戰魔方"，而構成這個"作戰魔方"的材料已不是傳統的陸海空三軍軍種的簡單合併，而是集外層空間的衛星技術、低層空間的預警技術、淺、深層海域的潛艇及相關軍事技術，配合陸海平面精確導彈打擊技術的體系合成。國家的國防體系將由原來的若干相互獨立軍團轉變為幾個可根據任務變化而隨時自我調整的大型"作戰魔方"，這時最高首長不再擔負調動和組織軍團的任務，而只負責國家"作戰魔方"啟動時機、數量和戰略方向；而"作戰魔方"只負責完成戰役任務。

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世界發生了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這四場戰爭的特點都是美國以集外層空間的衛星技術、低層空間的預警技術、淺、深層海域的潛艇及相關軍事技術，配合陸海平面精確導彈打擊技術有機合成的 "作戰魔方"體系，用以對付傳統的板塊分割式的軍團地區防禦作戰體系，結果是前者無一例外地打敗了後者。而在伊拉克戰場上，軍團地區防禦作戰在美英軍一體化"作戰魔方"面前幾乎無所作為。發動伊拉克戰爭一旦由最高首腦確定，美軍就會調動從外空衛星偵察到海上導彈的大立體精確打擊力量，配合陸空強力突入的小立體打擊力量，在伊拉克軍團中強行撕開裂口。與二戰時期不同，伊拉克方面的失敗並不在於伊拉克軍團的整體毀滅，而在於其各防禦軍團被美軍"作戰魔方"的一次次突入和分割。在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中，在南斯拉夫聯盟、伊拉克方面，任務的執行是按軍團和兵種分配的，而在美方，每次任務的執行則都是由一體化合成"作戰魔方"實現的。現在我們在研究發生在上世紀末與本世紀初的這幾場戰爭時，更多地強調美軍先進的軍事技術及其一般構成，然而在筆者看來，我們更應看到美軍先進技術的有機合成與使用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將由高技術集合而成的"作戰魔方"及時、準確、整體性地推進到作戰地點並迅速釋放出有效戰鬥作用，是現代戰爭成敗的關鍵，也是未來中國新軍事變革的方向。

第二次世紀大戰結束同時也是世界新軍事變革的開始：在原子彈將熱兵器推上頂峰的同時也意味著建立在傳統的熱兵器之上的世界性的大規模戰爭形式的結束；在低空飛機、淺海潛艇配合陸海平面坦克集團軍大縱深作戰的小立體戰爭在二戰中達到極限的同時，也預示著更大範圍的大立體的作戰樣式即將到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由美國主導的傳統小立體戰爭樣式的迴光返照。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的失敗、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失敗以及美蘇爭霸的壓力，促使世界軍事變革在美蘇的帶動下向外空和深海兩大領域迅速推進。外空信息技術革命使彈道導彈及其精確打擊成為可能，核動力戰略潛艇的出現又使徹底消除有核國家戰略打擊和報復的能力成為不可能。20世紀80年代里根時期，美國專家提出"星球大戰"設想，此後，美國外空信息技術突飛猛進，這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 "愛國者"攔截導彈在海灣戰爭中成功運用中初戰告捷。繼而1999年科索沃戰爭、2001年底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勝利使人類正式告別了在傳統的飛機、坦克掩護下主力軍團大規模決戰的小立體戰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衛星制導和陸海導彈精確打擊為主，少量精銳地面部隊定點突入的大立體戰爭模式，而積極主導和推進這場軍事革命並在由此確立其主導地位的就是美國。2002年阿富汗戰爭后，美國單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蘇簽訂的《反導條約》，決意打破世界大國之間的戰略均勢，建立美國在外層空間軍事安全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可以肯定的是，隨外層空間的絕對優勢確立，開發深海戰略優勢將是美國軍事革命的新領域。

中國海軍建設起步早但發展慢，這既是中國海軍歷史的特點也是它的優點。正如中國國防沒有力量參與美蘇"確保相互摧毀"核戰略的競爭，中國也就省去後來大規模削減戰略核武器的負擔的道理一樣，中國海軍由於其相對落後卻使它擁有開發新領域的后發優勢。對中國國防安全而言，現在的問題是由美國推進和主導的依託外空信息技術的新的戰爭樣式不僅拉大了中美之間的軍事技術的距離，並由此嚴重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安全，特別是中國海區主權的安全。為此中國必須急起直追，將有限的國防資源科學合理地配置於海軍建設，盡量在最短的時間內縮小中美之間的技術差距。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目標呢？我們是否還需要沿著美國人制定的"路徑"從外空起步與美國開展全面的外空競賽呢？根據歷史經驗，如果我們利用后發優勢反其道而行之，將有限的國防資源優先用於深海開發，這可能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更為有效的威懾力量，並以此帶動中國海軍的跨越式發展。這是因為：

（1）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外空技術革命已近飽和，而深海技術的開發正方興未艾；(2)深海武器比陸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機動性和隱蔽性，更有利於完成國家戰略攻防任務；(3)相對陸基彈道導彈而言，深海核動力戰略武器可確保國家的二次打擊能力更久地處於安全狀態；(4)發展包括潛艇在內的深海作戰工具，是發展包括航母在內的水面艦艇的基礎，國家海軍的終極作戰力量並不在於海面艦艇的戰鬥力而在於水下艦艇的戰鬥力，也就是說，在大規模的核打擊后只有深海作戰力量具有戰略報復和二次打擊的能力；(5)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其國防任務更多地帶有戰略防禦的性質，將有限的資源優先用於深海開發，既有利於遏制"台獨"勢力、實現國家統一的近期目標，又有利於確保國家戰略防禦政策的終極效果。

2003年8月初，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黑龍江、吉林兩省考察工作特彆強調振興東北經濟具有戰略意義。中國東北是國家裝備製造業的重心，遼寧是我國軍事裝備的重要研發製造基地，如果中國東北海上軍事重工業能隨西部航天工業在新世紀之初再度崛起並東西呼應，這將為中國大立體國家防務體系，特別是海上防務體系的跨越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中國海權擴展的原則

海軍是國家海權擴展的重要手段。鑒於歷史上一些國家的慘敗教訓，有的同志提出中國沒有必要發展海軍，也有的同志則從與大國爭霸的角度強調發展中國海軍的重要性。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些都是不準確的。事實上中國海權擴展有其特定的原則，即它不能超出並要服務於中國海權（sea right）的內容和範圍。

那麼，中國海權包含哪些內容和範圍呢？

從近中期看，中國面臨著統一祖國，收復主權島嶼的嚴峻任務，這既是中國政府必須肩負的偉大歷史使命，又是中國捍衛國家海權的重要內容。因此，在統一台灣及周圍屬於中國主權島嶼的問題上，中國擴大海軍的意義無論怎麼估計都不會過高。未來中國海軍統一國家的軍事行動，將與俾斯麥統一德意志、林肯統一美國南方的行動一樣，無論和平還是非和平的方式，只要達到目的，其意義都是極其偉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僅在主權範圍內說，中國海權擴展是無限的。同時在維護海外政治經濟權利方面，中國海權及其實現力量即中國海軍的擴展又是有限的。這由於在這些領域中有許多問題需要在國際海洋法框架中多邊協商解決，中國海軍目標只是確保這些多邊協商結果的合法執行。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海軍的建設僅限於自衛性威懾範圍。中國海軍建設的目標將永遠服務於中國以平等之地位獨立於世界的要求。"中國永遠不稱霸"，這不僅是一句口號，它更是中國政治家從世界大國興衰成敗的歷史中總結出的成熟的強國經驗。殷鑒不遠，正是由於德、意、日及蘇聯的無限軍事擴張導致其國家衰落，也正是由於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國家跟不上世界軍事技術變革的浪潮而被肢解或被打敗。鑒於這些歷史經驗，不管是無限制的中國海軍擴張還是基本放棄中國海軍現代化建設，這對中國的未來而言，都是災難性的意見。我們當持辯證的態度對待中國海權問題，並使中國海軍建設行穩致遠，在辯證的思路中獲得有利於中國崛起的大發展。

我們眼前發生的歷史事件正在為中國崛起提供難得的歷史機遇。布希外交已脫離自老羅斯福經尼克松到老布希的現實主義的大陸均勢路線，轉而步入二戰後自杜魯門到約翰遜單槍匹馬地介入亞洲地區矛盾，並試圖通過改變這些地區的意識形態來解決地區矛盾的理想主義外交誤區，其結果必然是美國以哈姆萊特"扭轉乾坤"的勇氣，獲得的卻是唐？吉訶德"挑戰風車"式的結果。阿富汗戰爭之前，塔利班政權與伊朗及中亞獨聯體國家之間均勢對立是有利於美國的，但塔利班垮台後，卡爾扎伊政權與伊朗及中亞獨聯體國家的關係反得到改善；繼而，美國"搗伊"戰爭反使兩伊長期對立的均勢格局驟然和緩，並使美國盟友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處於尷尬境地。可以肯定，如果美國外交不及時調整到尼克松路線上來，美國強力改造伊斯蘭的後果將是中東伊斯蘭抵觸美國的情緒持續上升、伊斯蘭國家聯合持續加強、反美恐怖活動進一步增多，這將使布希外交進一步捉襟見肘，並喪失前幾屆美國政府在中東建立的有利於美的均勢格局及由此已獲得的戰略利益。"9.11"前，布希曾將其矛頭指向中國，中國避其銳勢；"9.11"后，美國將軍事力量投向阿富汗，中國又守拙內斂；現在美國陷在伊拉克，銳氣初挫，國內經濟又長期低迷不振；美國已從"一鼓作氣"進入"再而衰"階段，此間我國如能在與美國搞好關係的同時，積極做好以防不測的軍事準備，特別是海軍現代化的準備，中國關於21世紀頭20年"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可落實處，中國崛起將不可阻擋。

中國海權最強盛時期是在明朝時期，在明成祖鼎盛時期的1420年，明王朝擁有3800艘船，其中1350艘巡船，1350艘戰船，以及駐紮在南京新江口基地的400艘大船和400艘運糧漕船，其中250艘是遠洋寶船，此外還擁有大量護洋巡江的警戒執法船和傳令船，威名遠揚的鄭和船隊實際上只是強大的明帝國海軍的一支海上機動艦隊而已。明朝水師從鄱陽湖水戰開始，到鄭成功光復台灣，大明朝立國近三百年，大明水師卻未曾遭遇一敗，簡直是常勝軍中的常勝軍，可惜中國古代軍事向來重陸戰輕水戰，因此大明水師的光輝也就因此而淹沒了。事實上大明水師確實是中國古代史乃至世界古代史上最強大的艦隊，鄭和下西洋的輝煌人所共知，斯里蘭卡之戰活捉其國王，大揚華夏國威。可惜後來明朝實行海禁，撤裁艦隊，使倭寇橫行，海防空虛，但經過戚繼光整頓，大明朝水師重新煥發了戰力。

16世紀葡萄牙殖民者東來，本想變廣東為其殖民地，但明朝水師在番於海戰中將其重創，使其打消這個傻念頭，轉與中國通好。16世紀末日本發動侵朝戰爭，大明水師在露梁海戰里全殲日本艦隊，打得日本200年國力一蹶不振。即使到了腐敗透頂的明朝中後期，大明水師依然兩戰澎湖，將荷蘭水師擊敗，17世紀末更是一舉收復台灣，打得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狼狽而逃。

明朝水師艦隊規模之大，裝備之精良，戰鬥力之強大，都為中國歷代之最，明朝水師配備有各式樣戰船百種，其主戰炮艦載炮四十多門，遠超過同時代西班牙無敵艦隊和英國皇家艦隊的規模，堪稱世界第一艦隊。可惜如此強大的力量，後來在被滿清收編並用於收復台灣后即被裁撤，天才水師將領施琅在侯爵位置上終老。後來的滿清水師簡直成了海上緝私隊，在鴉片戰爭里被英國人打得片甲無存。

1633年7月，荷蘭台灣總督普特曼斯率領十三艘荷蘭戰艦，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明朝沿海發起了進攻。荷蘭人提出中國方面立即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貿易，只能與荷蘭人單獨貿易，否則將繼續開戰，此無理要求遭到明朝拒絕，參戰的荷蘭艦隊以及荷蘭招攬的50多艘海盜艦隊全軍覆沒。料羅灣海戰是荷蘭人在遠東空前的慘敗，明朝艦隊最終奪取了從日本到南海的全部東亞制海權，當時凡航行在東亞地區的船隻，都必須花錢購買明朝的令旗，否則將被攔截。從此荷蘭人每年向明朝船隊繳納12萬法郎的進貢，才可以保證在遠東水域的安全。這對當時歐洲的海上霸主來說，無疑是一種羞辱。

1、南海爭端

中國最早發現、命名南沙群島，最早並持續對南沙群島行使主權管轄。對此我們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國際社會也長期予以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佔領了中國大部分地區。《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及其他國際文件明確規定把被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這自然包括了南沙群島。1946年12月，當時的中國政府指派高級官員赴南沙群島接收，在島上舉行接收儀式，派兵駐守。日本政府於1952年正式表示"放棄對台灣、澎湖列島以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從而將南沙群島正式交還給中國。

2、釣魚島嶼爭端

釣魚島嶼（全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位於中國東海，距溫州市約356千米、福州市約385千米、基隆市約190千米，面積4.3838平方公里，周圍海域面積約為17萬平方公里。中國有關釣魚島的最早文獻出自明朝永樂元年（1403年）的《順風相送》，稱該島為“釣魚嶼”，其後文獻及官方輿圖亦採用“釣魚嶼”名稱。從明朝開始便隸屬於中國海軍（明朝水師）的巡邏範圍內。釣魚島嶼及其附近海域，不僅蘊藏有大量石油資源，在其它方面也有巨大的經濟價值。從1885年開始，日本就把擴張目標定為釣魚台群島，2012年9月11日，日本野田政府簽署釣魚島“買賣合同”，正式將釣魚島“國有化”。對於中方的抗議，日本表示“不接受”。日本官房長官藤村修在記者會上強調稱，“購島”之後，“將不做改變地實施各項工作”。繼中方外交部10日公布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后，中央電視台天氣預報也正式將釣魚島納入國內地區預報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