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

洪武六年（1373年），淮西朋黨集團的領袖李善長推薦其同鄉兼姻親胡惟庸擔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七年丞相，任期內在朝中遍植朋黨，不遺餘力地打擊異己，使得淮西朋黨集團的勢力不斷膨脹。譬如，浙江青田人劉基，曾輔佐朱元璋，立下過汗馬功勞，但由於他與淮西朋黨集團的矛盾，一直未受重用。明朝開國后，朱元璋大封功臣，劉基僅封為誠意伯，歲祿只有240石。而李善長則功封韓國公，歲祿4000石。翌年，劉基告老還鄉。然而，由於他曾對朱元璋說過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話，故而深受後者的嫉恨，被解僱革去歲祿。洪武八年（1375年），劉基生病，胡惟庸派醫生前去看望，但劉基服藥后不久便一命歸西。

當然，排斥異己還不是胡惟庸案的關鍵所在。事實上，胡案的癥結在於——他為人過於獨斷專行，許多生殺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請示，就擅自加以處理。這自然讓權力欲極強的朱元璋，深感宰相專權、皇權旁落的危機。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丞相胡惟庸稱其舊宅井裡湧出醴泉，此為祥瑞，並藉此邀請朱元璋前來觀賞。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華門時，太監雲奇緊拉住韁繩，急不能言，拚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覺事態嚴重，立即返回，登上宮城時，發現胡惟庸家上空塵土飛揚，牆道都藏有士兵。大怒，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當天處死胡惟庸、陳寧等。同時藉辭窮追其友好，包括開國第一功臣韓國公李善長等大批元勛宿將皆受株連，牽連致死者三萬餘人，史稱胡惟庸案。胡惟庸案與藍玉案合稱胡藍之獄，誅滅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告結束。

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發李存義與其子李佑，曾同胡惟庸謀逆。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經審訊得知，是受胡惟庸指使。李善長為了大興土木，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300名。湯和暗中向朱元璋報告。朱元璋頒敕李善長以“元勛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其妻等70餘人被殺。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宋濂的孫子宋慎亦受牽連被殺，宋濂本人貶死四川茅州。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

然而經歷史學家考證，並沒有太監拉韁繩從而阻止朱元璋進入胡家這回事。雲奇這個人物也僅僅是正史捏造出來的。

胡惟庸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名至實歸的丞相。此後，中國皇朝的“丞相”職位徹底消亡。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他是奸是忠，他是最後一個敢向皇帝權威挑戰的丞相，胡惟庸被動地改變了中國歷史。

明代史籍中關於胡惟庸案的記載多有矛盾，因此關於其是否確實謀反，當時便有人懷疑，明代史學家鄭曉、王世貞等皆持否定態度。也有學者指出：所謂的胡惟庸案只是一個借口，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結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大大加強了皇帝專制集權。

晚明學者錢謙益說：“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明史》說“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後世懷疑這根本是朱元璋對相權威脅君權恐懼，故引發殺機，甚或濫殺無辜。早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就命令以後臣下上奏書，不許“關白”中書省（大臣奏事時，中書省不必知道）。洪武十三年（1380年）廢除丞相制度之舉，只是不許“關白”中書省的延續，意思是大權獨欖，集自古以來皇權、相權於一身，從此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諭文武群臣說：“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事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明初的丞相擅權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抓權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於相權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於眾人之上的權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更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限制丞相的權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力。然而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於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布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後，朱元璋還宣布以後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並立為祖訓。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說胡惟庸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它只不過是朱元璋廢丞相的一個借口。胡惟庸被告稱謀叛時，證據並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會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認定謀逆是實，即行殺掉，連告發的塗節也全不放過，只是為了死無對證，並可以藉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係，始終令朱元璋耿耿於懷。為了鞏固帝業，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於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範圍便越擴大。到後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係。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後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五人，李善長、徐達、汪廣洋、楊憲、胡惟庸，有四人被殺。據說徐達也未能善終，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兇險的背疽，按中醫的說法，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隻蒸鵝給他吃。徐達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繼續活下去，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過幾天就死了。

李善長是受禍最慘的，不僅本人被賜死，還被族誅。他死後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韓國公冤事狀》，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後，未作任何批示，可見他也默認是枉殺。

所謂的胡惟庸案只是一個借口，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結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