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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劉禹錫的詩作
- 王建詩作
賞牡丹
唐代劉禹錫的詩作
《賞牡丹》是唐代文學家劉禹錫創作的一首托物詠懷詩。此詩描繪了唐朝慣有的觀賞牡丹的習俗。前二句以芍藥“妖無格”和芙蕖“凈少情”襯托牡丹之高標格和富於情韻之美,使牡丹兼具妖、凈、格、情四種資質,可謂花中之最美者;后二句則以“花開時節動京城”之句,來表現人們傾城而出觀賞牡丹的熱鬧景象,以此讚頌牡丹為人賞愛的傾國之色。全詩用擬人對比和抑彼揚此的藝術手法,肯定了牡丹“真國色”的花界地位,真實地表現了當年牡丹花盛開引起京城轟動效應的情景,蘊含了詩人心中的理想人格精神。
賞牡丹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凈少情。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1.牡丹:著名的觀賞植物。古無牡丹之名,統稱芍藥,后以木芍藥稱牡丹。一般謂牡丹之稱在唐以後,但在唐前,已見於記載。
2.庭前芍藥:喻指宦官、權貴。芍藥:多年生草本植物,屬毛茛科,初夏開花,形狀與牡丹相似。妖無格:妖嬈美麗,但缺乏標格。妖:艷麗、嫵媚。格:骨格。無格指格調不高。鄭虔《胡本草》:“芍藥,一名沒骨花。”牡丹別名“木芍藥”,芍藥為草本,又稱“沒骨牡丹”,故作者稱其“無格”。
3.芙蕖(qú):荷花的別名。《爾雅·釋草》:“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郭璞註:“(芙渠)別名芙蓉,江東呼荷。”
4.國色:傾國傾城之美色。原意為一國中姿容最美的女子,此指牡丹富貴美艷、儀態萬千。李濬《松窗雜錄》:“上頗好詩,因問脩己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為首出?’ 脩己對曰:‘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吳鋼、張天池《劉禹錫詩文選注》認為此為作者用來喻指革新人士。
5.“花開”句:說明唐代觀賞牡丹風氣極盛。李肇《唐國史補》卷中:“京城貴游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元和末,韓令始至長安,居第有之,遽命劚去,曰:‘吾豈效兒女子耶!’”白居易《買花》:“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巴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京城:一般認為是指長安,但劉錟編的《詠花古詩欣賞》、鮑思陶等編的《中國名勝詩聯精鑒》以及謝明等編的《歷代詠物詩選讀》認為此詩中的京城是指洛陽。
庭院中的芍藥花艷麗雖艷麗,但格調不高;池面上的荷花明凈倒是明凈,卻缺少熱情。
只有牡丹花才是真正的國色,是最美的花,當它開花的時候,其盛況轟動了整個京城。
牡丹是中國特產的名花,春末開花,花大而美。唐代高宗、武后時始從汾晉(今山西汾河流域)移植於京城,玄宗時猶視為珍品。此詩即寫唐人賞牡丹的盛況。關於此詩的創作時間與地點,由陶敏、陶紅雨校注的《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根據詩中用李正封“國色”之語推測此詩為大和二年(828年)至五年(831年)作者在長安所作;瞿蛻園的《劉禹錫集箋證》認為,此詩作於唐大和年間作者重入長安之時;高志忠的《劉禹錫詩編年校注》認為,此詩與《渾侍中宅牡丹》作於同時;吳鋼、張天池《劉禹錫詩文選注》疑此詩為永貞革新時所作。
此詩乃讚頌牡丹之作,其讚頌之手法,乃用抑彼揚此的反襯之法。詩人沒有從正面描寫牡丹的姿色,而是從側面來寫牡丹。詩一開始先評賞芍藥和芙蕖。芍藥與芙蕖本是為人所喜愛的花卉,然而詩人讚頌牡丹,乃用“芍藥妖無格”和“芙蕖凈少情”以襯托牡丹之高標格和富於情韻之美。“芍藥”,本來同樣是一種具有觀賞價值的花卉,但據說到了唐代武則天以後,“牡丹始盛而芍藥之艷衰” (王禹偁《芍藥詩序》)。以至有人將牡丹比為“花王”,把芍藥比作“近侍”。此處,劉禹錫也懷著主觀感情,把芍藥說成雖妖嬈但格調不高。“芙蕖”,是在詩文中常以清高潔凈的面目出現的花卉,但劉禹錫大概因為她亭亭玉立於池面之中,令人只可遠觀而不可近玩的緣故,說她純潔而寡情。這裡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凈、格、情四種資質,可謂花中之最美者。
前兩句用的是抑彼揚此的手法,為牡丹的出現作鋪墊,而第三句筆鋒一轉,從正面讚頌牡丹。“唯有”一詞,突出強調了只有牡丹才配稱“真國色”,表明了詩人對牡丹的偏愛。“國色天香”則成了當時對牡丹的定評,也為後人所樂於接受和沿用。牡丹是花中之王,“百般顏色百般香”(邵雍《牡丹吟》)。但此詩卻隻字未提牡丹的色香,僅說“花開時節動京城”。這句表現了人們傾城而出觀賞牡丹的熱鬧景象,以此讚頌牡丹為人賞愛的傾國之色。牡丹在詩人眼裡,她姿色超群,是國中最佳“美人”。由於牡丹具有無與倫比的姿色,競使得花開時節京城轟動,人們競相品賞,生動地描述了當時的時尚,說出了多數人的心聲。這裡“動”字用得極妙,彷彿使人看到了當時人們為了觀賞牡丹而萬人空巷、人頭攢動的生動場面。
這短短四句詩,寫了三種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詩人豐富的審美思想。詩人沒有忘記對芍藥與荷花美好一面的讚譽,卻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無窮。作為花木,本來無所謂格調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詩人用擬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動地把自然美變成了藝術美,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瞿蛻園:“禹錫於貞元末尚未多見牡丹,而今大和中重入長安,牡丹又已不復為新奇之物矣。宜其不能已於詠嘆也。”(《劉禹錫集箋證》)
聶言之:“這首詩未採用司空見慣的正面描繪的寫法,而是通過其他花卉的陪襯烘托來突現牡丹的‘國色’神韻。”(《中國名勝詩聯精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