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天

王希天於1911在省城第一中學肄業，1914年入奉天鐵路專門學校，1915年東渡日本留學。王希天抵達日本后，入日本帝國大學採礦冶金預備科學習，1917年7月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

在此期間，日本政府強迫袁世凱承認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逼迫段祺瑞政府簽定賣國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王希天和留日愛國學生目睹日本強權霸道的現實，更是義憤填膺，怒不可遏。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在一高化學講堂集會，王希天手持報紙大聲疾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諸君不見報紙所載中日軍事密約乎？我們當速起共謀抵制之方！”隨後，王希天與一高同學以及在早稻田大學讀書的同學和東亞高等預備學校的周恩來等人，聯合留日學生，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他們在東京的神田區源順館召開了代表會議，並在中華青年會召開了抗議日本樂板警察局長反華罪的聲討會。日本反動當局獲悉這個消息，派警察百餘人包圍了會場，綁架拘留了王希天和與會代表。日本反動當局的暴行，激起了中國留學生的公憤。他們紛紛罷課示威，掀起了更大規模的抗議怒潮。在強大的壓力下，日本當局不得不釋放了王希天等人。

1918年初，中國留日學生組織了聲勢很大的“愛國拒約”運動。王希天隨同請願團回國，陸續在京、津各校宣傳講演。 5月21日，北大、高師、高工、法高等校 2000多學生，赴總統府請願。王希天、李達、許德珩等8名學生被推選為請願代表，去見大總統馮國璋，要求廢除中日軍事協定。這是中國學生第一次規模比較大的反帝愛國鬥爭。為抗議軍閥政府的罪行，王希天同北京的學生組成了“留日學生救國團支部”，他們在天津會見了馬駿、鄧穎超、郭隆真等人。為抵制日貨，王希天、馬駿、許德珩等人親自到車站賣國貨。後來，又與上海等地的救國團體相互聯繫，使這次學生的“愛國拒約”運動持續半年之久，為以後掀起的“五四”愛國運動奠定了基礎。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為喚起人民覺醒，他決定棄工學文。1919年從第一高等學校預備科畢業后，轉入名古屋高等學校，在名古屋學習期間，他除讀書外，還經常與日本進步學者及當地農民來往，廣交朋友。這引起了日本有關當局的注意。為避開監視，他經常搬遷住處。王希天本來就患有胃病，艱苦、動蕩的學習生活，使他的胃病日趨嚴重，不久又染上了肺病。他不得不中途輟學，去長岡養病。這時，王希天注意了解社會情況，有機會接觸到許多旅日華工。

歐戰以來，旅日華工逐年增多，已達六七千人。留日學生歸國請願團開展拒約運動以後，日本反動當局對華工的迫害變本加厲，他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證。王希天邀集好友王朴山、孫紹唐等留日學生共同商量，擬辦一個“共會”，幫助華工解決困難。1922年6月，在箱根召開留日青年會學生領袖會議上，王希天和王兆澄正式提出：“以後對華工加以特別注意”，“設法防止華工的困難，並謀其福利”。9月5日，王希天親自邀請留日學生總會、青年會、聖公會的代表，到華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申川上大島叮進行視察。華工們面容枯瘦，衣食不堪，衛生和生活條件極差，生病者甚多。大家都深深感到，有組織華工團體的必要，以改善現狀。9月21日，在日本大島町正式成立合法團體——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大會選出20人為委員，王希天當選為委員長。1922年11月，他辭去了中華留日青年會德育幹事等職務，專心從事華工救濟事業。

為了確保共濟會的活動經費，王希天親自到神戶、橫濱、大阪募捐。1922年至1923年5月，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募捐現洋 1965元，而他每月的百元薪金，只領取30元，維持最低標準的生活。他終年一身半舊衣衫，經常粗茶淡飯。有時工作太忙，顧不上吃飯，就以冷水、麵包充饑，把節省下來的錢全部用在共濟會的工作上。他常說：“並非我吝嗇，亦非無錢可使，實因有許多同胞衣食尚且不給，我等生活獨豐，於理既為不合，於心亦何忍哉！”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時55分，一場罕見的大地震在日本東京、橫濱一帶發生。就在這混亂之中，日本反動當局開始屠殺革命志士和旅日華工，白色恐怖籠罩了東京。王希天震中倖存。他不顧個人安危，急切找到友人王朴山。孫紹唐等人，並聯合公使館、留日學生總會、教會、青年會等團體，組織了“對日震災救濟會”，以幫助遭受震災的華工。這時，有一個華工冒著生命危險跑來告訴王希天：9月3日午後3時，日本自警團、青年團，在該處殘殺華工。王希天聞訊心急如焚。儘管當時秩序混亂，交通中斷，他還是於9月9日晨8時，騎車前往京郊大島町慰問華工。

王希天走後，徹夜未歸，共濟會及留學生各團體的友人都十分著急。10日得到消息：9月9日下午，王希天被日本憲兵逮捕，押往憲兵司令部。當時他手中有現洋11元，要打電報給中國，憲兵不許。11三日晨，日本警察決定將王希天連同一起抓來的15人押送千葉。王希天聞此消息，立即向警方提出：“我要辦工人的事，不能去！”警察把王希天留下，其餘的人全部押送千葉去了。12日凌晨穿黃色制服、手持步槍的憲兵，將捆綁的王希天帶出警察署。在押往軍營的途中，他們用刺刀將王希天挑死，然後扔進了火堆。英勇的華工領袖王希天，為華工救濟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逝時，年僅27歲。

王希天遇難消息傳出后，立即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各界人士紛紛抗議日本當局的罪行。我國外交部派工正廷、沈其昌、劉彥三專程赴日本調查王希天遇害經過和事實真相。上海各報及吉林的《大東日報》等，都以顯著位置報道了王希王遇害情況。名古屋共濟會支部為王希天舉行了追悼會。吉林人民於11月4日在吉林市丹桂茶園劇場召開了2000多人的追悼會。為了紀念這位為旅日華工救濟事業獻身的志士，繼承他的遺志，在他犧牲一周年時，于吉林市上邑街七號（1931年遷到吉林市揮春街51號）建立了“希天醫院”，院長由著名的愛國醫生、王希天的朋友孫宗堯擔任。上海市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了專著《王希天小傳》。福建省福州市工學界為王希天樹立了石碑。碑文刻寫了王希天的生平事迹，碑的正面寫道：“吉林義士王希天君紀念碑。”

吉林省長春市檔案館現存有王藎卿1923年在其子王希天於日本失蹤遇害期間，連續寫給吉林吉長道尹兼長春交涉員的三份尋子稟文，稟請官府幫助尋找其子王希天的下落。稟文每份各三頁，毛筆楷書，真實地記錄了一段塵封的往事。

王希天，20世紀20年代著名旅日華工領袖，1896年9月生於吉林省長春金錢堡屯的一個皮鋪家庭。1915年，他懷著變革社會的強烈願望，東渡日本留學。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多次組織和帶領愛國學生集會、罷課、示威或回國請願，抗議國內腐敗政府的賣國行徑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強權霸道。同時王希天還長期熱心於旅日華人事業，並號召留日學生、旅日僑胞和日本友好人士為華工慷慨解囊，籌措經費，以改善他們的居住和醫療條件。1922年，王希天當選為中華僑日勞動共濟會會長。為了維護華工的利益，他開始專心從事華工救濟事業，帶領華工對日本資本家侵犯華人權益的行為進行堅決的鬥爭。日本當局對王希天恨之入骨，把他列為“社會主義者”和“危險分子”。

1923年11月25日，王藎卿寫給吉林吉長道尹兼長春交涉員的尋子文書。 （此檔案現存於吉林省長春市檔案館）

1923年9月1日，日本東京一帶發生了強烈地震，日本當局趁機開始逮捕、屠殺革命志士和旅日華工，白色恐怖籠罩東京。王希天惦記著幾千名華工的安全，地震當天下午他就冒著餘震的危險奔赴各地慰問同胞，並及時組織了“對日震災救濟會”。9月9日，在交通中斷，秩序混亂的情況下，王希天不顧友人勸阻，獨自騎自行車前往離東京較遠的大島町慰問華工，之後徹夜未歸。10日，傳出消息：王希天被日本軍警逮捕。但日本當局隨後宣稱，王希天已於12日被釋放。此後，他便杳無音信。

王希天失蹤后，其父王藎卿焦急萬分，先後三次寫信給吉林吉長道尹兼長春交涉員，稟請官府幫助尋找兒子的下落，其“思子情深，愁腸寸斷”之情躍然紙上，令人感嘆不已。從王藎卿與吉林吉長道尹兼長春交涉員關於尋找王希天一事的相關文書檔案中，可以了解到王希天在日本失蹤前後的大概情況。

王藎卿在1923年11月25日的稟文中寫道：“民子王希天留學東洋，於茲九載。詎於上年九月間在日本被選為東京僑日勞動共濟會會長，遂輟書山之馬服務社會”。東京地震后，王藎卿非常擔心兒子王希天的安全，在連續接到“伊九月二日及八日之明信片兩紙，始悉希天在東並未罹災，稍覺安心”。但後來接到其朋友從日本的來信說，“伊於九月九日乘自轉車馳往大島町查視僑日勞動諸人，一去未返，音信遂杳”。猜測其子“或遭不測之險，或遇意外之虞，或流落於僻壤之鄉，不能交通電信。”雖然已托友人轉請日本駐長領事向日本國內尋找，但毫無消息。因“遠隔重洋，探問無門”，懇求官府“電請駐日中國公使代為調查，或向日本當局就近交涉，務懇詳查下落，救回生命。”1923年12月2日，吉林吉長道尹兼長春交涉員回復王盡卿：“此前已據稟電請外交部，據其回電稱‘王希天於災后在路徘徊，被警察收管后認為無特別保護之必要，當交陸軍隊送往安全地帶由是。放出後行蹤不明，現正在嚴查中’。”同日，王盡卿的朋友也從日本外務大臣寄回駐長日本領事的電文獲悉，王希天於去年9月9日在東京市外被警察帶走，收容於龜戶警察所內，12日交于軍隊之手，后被放出，以後便下落不明。

得知這一消息后，王藎卿第二天便再次稟請吉林吉長道尹兼長春交涉員，體恤他“痛子情深，哀陳無路”，儘快與日方交涉，以救其子王希天早日歸來，並對日方行為提出質疑：“東京地震秩序紊亂不過在九月初旬，該時希天既被收容於龜戶警察署，諒無被害情由，彼時已下戒嚴令，希天競（竟）已交軍隊之手更無危害可言，但軍隊交出何不交在中國領事送交本國或交於安全地點。”

王希天失蹤的消息引起社會強烈反響，日本政府雖然一再封鎖消息，隱瞞真相，但國內外報紙還是不斷披露出日本軍警大肆屠殺華工和王希天失蹤遇害的消息。吉林的《大東日報》和上海的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報道了王希天的遇害情況，各界人士紛紛抗議日本當局的罪行，王藎卿更是認為兒子凶多吉少，1923年12月17日，他第三次致信官府：“民近得東京來信及閱我國新聞，均有民子王希天於九日十日黎明尚未起床，驟被日警反縛，送押龜戶警察署，於是行方不明，誠恐遭日方毒手”“民憂惕無施，只得再祈道憲大人更向日領索，請速為電請日當局極力調查。尚為至死，煩恩憲之力得獲九死一生。”

在王藎聊及社會各界強烈要求及抗議之下，中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向日本交涉，並派出官員赴日本調查王希天遇害經過和事實真相。然而，弱國無外交，中方雖然掌握大量佐證資料證實王希天確系他殺，並照會日本駐華公使，提出強烈抗議，但是由於日本當局對中方的抗議照會採取強硬的隱蔽政策，中國政府仍無法了解王希天失蹤的事實真相。1924年3月19日，吉林吉長道尹兼長春交涉員關於“王希天因災失蹤一事”的文件仍稱：“經嚴催日政府設法查覓，至今當無下落。據日使館報告，亦無確耗。”“政府對於日人慘殺華僑事極為注意，已照會駐京日使要求懲辦兇手，償恤家屬。”並“向日政府嚴重交涉”。此後，王希天一直被列入失蹤者名單，其遇害真相被日本當局刻意掩蓋起來。

直到20世紀70年代，王希天的死訊才得到證實：1923年9月9日，王希天在去京郊大島町途中被日本當局逮捕，12日凌晨手持步槍的憲兵，將捆綁的王希天帶出警察署，在押往軍營的途中，他們用刺刀將王希天刺死，然後扔進了火堆。事實證明，王希天之死完全是日本憲兵、警察和軍隊密謀的一樁嚴重的反華血案。

英勇的華工領袖王希天，為華工救濟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時年27歲。

日方態度

10月21日，戒嚴期間的新聞封鎖解除，《朝日新聞》報道了屠殺華人和王希天失蹤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鎖。當《讀賣新聞》試圖在11月7日跟進報道時，其預備刊登在頭版頭條的報道《殘害中國人事件》，在發行前就被“槍斃”。

屠殺案發現場的戒嚴部隊，是日本陸軍野戰重炮兵第三旅團。該旅團參謀遠藤三郎大尉受命掩蓋王希天被殺真相，經過策劃，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王希天主動要求去習志野集中營照料華工，軍方派人護送，但在途中，應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將其釋放，不知其下落。軍方隨即與內務、法務、外務三個部門進行了溝通。直到1981年，年邁的遠藤三郎接受日本參議員吉川一夫的秘書田原洋訪問時，才詳盡地披露了殺害王希天的經過和掩蓋事件真相的活動，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關東大震災與王希天事件》(関東大震災と王希天事件:もうひとつの虐殺秘史)，轟動一時。

為了更好地蒙蔽中國人，10月20日日本政府向所屬各道、府、縣發文，查找王希天下落。11月7日，日本內閣會議結束后，內務大臣后藤新平、外務大臣伊集院彥吉、法務大臣平沼騏一郎、陸軍大臣田中義一共同密商，並且報請總理山本權兵衛批准，正式決定將王希天事件真相掩蓋起來，並確定了對中國調查團的應對策略：“好好招待，給予儘可能的方便，讓他們感受到我官憲沒有阻止他們調查”。

事件真相

在最初的死者名單中，並沒有一個日本人十分忌憚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蹤者名單。

王希天是一名公費留學生，來自長春。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投身到捍衛國權的運動中，是五四運動的組織者之一，與周恩來關係密切。王希天同時在日本的教會工作，將大量精力花在了維護在日華工的權益上，甚至聘請日本律師為華工討要工資，申請成立“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被不少日本人視為眼中釘。

王希天的死訊，直到1975年才得到證實。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聞》發表了當年在龜戶地區執勤的野戰重炮兵第一聯隊六中隊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記，揭開了王希天遇難的真相。

這位普通日本兵似乎對王希天還存在相當的敬意，在1923年10月18日這天，他寫道：

“當時王希天君來我們中隊訪問中隊官長們，對護送中國人一事，願為工人們出一些力。他是一個開朗的人。他知道中國同胞正在為送往習志野去而驚慌著，他用中文寫了告示，貼在我們中隊的接收處。中國人是沒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後，有一天，我們走到稅務署衛兵處，聽說王希天已被某官長斬了。他騎來的半新舊的自行車，被我們六中隊作為戰利品佔用著，那自行車就歸六中隊所有了。”

次日（10月19日）他在日記里寫道：

“今天報紙上又註銷了前途有為，對社會事業鞠躬盡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聽某人詳盡地說過。以中隊長為首，誘騙王希天，說:‘你的中國同胞在騷動，你去訓誡訓誡吧!’說著把他帶了出去，來到逆井橋旁邊的鐵橋處，伺候在那邊的垣內中尉來了，問六中隊的官長們，你們往那兒去，休息一下吧！說時遲，那時快，從(王希天)背後，齊肩一刀斬去，然後把面龐、手、腳都斬碎，燒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錢和自來水筆。這就樣，殺人的事，在官長們之間，成了秘密。人們從殺人現場的步哨那裡聽到了詳情。”

負責執行這次殘殺任務的是垣內八洲夫中尉，他在日本二戰戰敗投降前已經當到了對馬要塞司令官。1981年，他在臨終前確認了斬殺王希天之事。

久保野茂次日記發表前2年（1973），在周恩來的親自干預下，長期失蹤的王希天已經被確認為“革命烈士”，其家屬享受烈屬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