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號事件

當時”高升號”總共裝有清軍官兵1116人，除245人遇救獲生外，其餘的871名江淮子弟，全部壯烈殉國。另有74名船上工作人員，其中只有12人獲救，二副韋爾什、大車戈爾頓等5名英國人，以及舵工一名和船員56名，全部葬身海底。

高升號事件，871名李鴻章所徠部淮軍多年經煉精銳遇難，相當於此後牙山一役中清軍兵力的三分之一。這樣的慘痛結果，導致了中日雙方在朝軍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間接擊潰了清軍，士氣大為沮喪。此後，清軍在朝鮮屢戰屢敗。

事件發生后，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日本語：むつむねみつ）下令法制局局長末松按照“文明國家”的程序對事件進行調查。從7月27日到正式宣戰（8月1日）的一周內，日本進行了大量的證據準備工作，主要是針對日艦浪速號軍官、獲救的高升號船長和大副的調查筆錄，以及其他一些獲救者的證詞，於8月2日形成了《關於高升號事件之報告書》。這份根本沒有中國人參與的單方面報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國際慣例”製作完成，在隨後英國政府的兩次海事審判聽證會上大派用場。

同時,陸奧宗光對駐英公使青木周藏（日本語：あおきしゅうぞう）作了“危機外交”的具體指示。一方面，要求青木控制好對媒體發布消息的節奏和分寸，一開始先不透露被擊沒的是一條英國輪船。同時，他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強明確表態，日本將嚴格按照國際法辦事，一旦確定責任在於日本海軍，則日本將立即承擔所有責任。陸奧本人還親自向英國駐日公使巴健特重申此點。

日本在戰爭之前，就已經弄清楚了活躍於英國的媒體哪些是可以被收買的以及收買的價碼。事件發生前數日，陸奧就指示青木向路透社暗地裡行賄600英鎊，以換取路透社對日本的“關照”。以這樣強力的“新聞策劃”為支撐，青木成功地爭取到了一些英國專家學者在媒體上公開為日本辯護。他在8月4日向本國政府報告英國和德國的輿情動向時，要求再“提供約1000英鎊做特工經費”。

8月3日，劍橋大學教授韋斯特萊克（JohnWestlake）在《泰晤士報》上刊文為日本辯護，認為日本擊沉高升號是合理合法的行為。他的主要觀點有三：一、高升號是為中國軍方提供服務，這是一種敵對行為，不可以獲得英國國旗和船籍的保護；二、不能因雙方未宣戰而禁止日本將高升號視為敵船。韋斯特萊克認為戰爭當然最好先有正式的宣戰手續，但在實踐中卻往往相反，很難做到；高升號已經在從事敵對活動，已非中立；三、日本能夠證明高升號的清軍是開赴朝鮮應對日本軍隊的，這毫無疑問是敵對行為，日本將其擊沉的確有軍事上的需要。

8月6日，《泰晤士報》又刊登了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ThomasHolland）同樣論調的文章。他認為：即使沒有正式的宣戰，戰爭狀態也已經存在了；當日本軍官用武力威脅高升號服從其命令時，作為中立國公民的高升號船長、其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戰爭的存在；這樣，不僅敵對雙方、而且中立方證明了戰爭的存在，宣戰的義務也算完成。況且，高升號從事的是帶敵對性的地面作戰部隊的運送，高升號應該清楚地知道這樣完全會被日本軍隊攔截並作為戰利品而被繳獲，因此，日本不需要向英國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號的船東、或那些罹難的歐洲船員的親屬道歉或賠償。

1894年8月12日，長崎的第一次聽證會結束，結論對日本相當有利，大長了日本人的自信。8月14日，陸奧向駐英公使青木發出《關於高升號事件之訓令》，表示高升號本身“非法徵募”、違反了女王的中立聲明，要求青木向英國“提出強烈抗議”。當日下午，青木即拜訪了英國外交部，要求英國政府飭令臣民嚴守中立。

8月20日上海舉行第二次聽證會後，英國幾乎全盤接受了日本無錯的觀點。11月10日，英國官方最終裁定：當時已經存在著戰爭狀態，高升號為交戰國執行交戰任務，日本軍隊有權扣留或擊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1894年11月英國作出最後裁定后,到次年的2月5日，英國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號的船東印度支那航運公司：賠償責任應改由中國政府承擔。

1902年5月，英國新任駐華公使薩道義（ErnestSatow）與包括新任駐英公使張德彝、慶親王奕匡等在內的中國官員舉行了會談。幾經周折，中國政府與印度支那航運公司終於商定了總數為33,411英鎊的“慈善補償”，1903年3月此款交割。此時，距離高升號沉沒正好10年差四個月。

高升號事件，是甲午戰爭中發生最早、牽涉面最廣、耗時最長、也是最重大的國際政治多邊角逐。隨著高升號的沉沒，中日甲午戰爭全面展開，舊的大東亞秩序土崩瓦解。新東亞在硝煙、火光和血腥中誕生，並從此與世界緊密地結合為一個整體。

在高升號事件之前，日本一直試圖與英國重新簽訂條約，力圖廢止不平等條約。這是明治政府前30年奮鬥的首要目標。因此，在條約談判的關鍵時刻，日本政府十分擔心軍方在朝鮮的任何魯莽行動可能將英國逼到敵對面去，前功盡棄。在明治天皇的親自協調下，直到英國簽訂了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條約》（日本語：にちえいつうしょうこうかいじょうやく）的次日，日本才決定開戰。但此時條約雖已簽訂，卻未換文，因此，日本政府因高升號事件而對軍方惱怒亦在情理之中。但英國政府以自己在高升號事件中的實際行動，證明了對新的夥伴的誠意，英日親近抗衡俄國。

高升號事件也促成了國際法的重大修改。1907年，受日本再次偷襲旅順港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刺激，各國迫切希望規範戰爭法規，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TheHagueConvention）召開。會議上，英國提出的《關於戰爭開始的公約》（即海牙第三公約），在歷史上第一次正式確立了宣戰制度，規定不宣而戰是非法的，戰爭狀態的存在必須毫不延遲地通知各中立國，並且只有在中立國接到通知之後,對它們才發生效力。

1．至少在甲午戰爭之前，清朝在東亞局勢中還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西方列強在亞洲殖民活動，還是以清朝帝國為重心，平衡各殖民國和被殖民國的力量。

從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到1894年，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已經走了26年之久，日本人目標明確，這前三十來年的功夫，就是與西方列強修正不平等條約，走向世界，進入與世界列強平等的體系內。而韓國則是日本人走出列島的出口，也是他進入世界的入口。

清王朝則無心進入近代化的大世界，只想將世界從自己的天下觀里驅除出去。

從1848年開始，喊了將近五十年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長計也學了，就是治不了夷。結果在“高升號事件”中，日本人如願以償，第一個為它發放進入西方列強行列通行證的是英國。

老牌帝國主義英國，敏銳嗅到日本的青春朝氣和野心，也日益感到清國的沒落已不足以作為他在東亞殖民利益所能依靠的制衡力量，轉而扶植日本，以抗衡俄國在東亞的土地和利益野心。

在開戰前的7月16日，出乎日本意料，英國人竟然痛快地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

“條約規定完全廢除治外法權等，成為日本同西方列強簽訂的第一個比較平等的條約。條約簽訂后，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向青木周藏祝賀說：‘這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清國大軍還遠為有利。’日本自此實行替英國牽制俄國的遠東政策，換來英國對日本的支持和放任。”遠在澳大利亞的華人寫作者雪兒簡思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大東亞的沉沒——高升號事件的歷史解剖》一書中說。

無疑，大東亞的沉沒，是作者雪兒站在世界主義的立場上，睜眼看晚清帝國的地位及其沒落。“高升號事件”涉及到清國以及清國的屬國朝鮮、日本、英國、俄國、美國、德國、法國等等，英國人在遠東的唯利是圖、俄國人在東亞的擴張企圖、日本人要走向世界主宰亞洲的野心、美國人利益均沾的原則，還有德國、法國的參與，這難道還不是一部世界史嗎？

以世界史的眼光看，日本要走向世界的腳步，是誰也攔不住的。因為那是時代的趨勢，是進步。晚清帝國就是不想前進，則必然衰亡。這就是歷史宏大敘事的框架。也是我們常常追問的為什麼日本成功了，而我們失敗了？說的準確些，是晚清帝國失敗了。

但是天下不會掉餡餅，日本人要將他們被殖民的代價，抵作進入世界史的學費，除此之外，他們還知道要進入世界史，不僅僅交點學費就夠了，還要在任何細微處努力。

2．一個在總理衙門的記錄中被忽視的細節，卻在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的報告中被重視：

“我告訴親王……如果允許我以個人的名義坦言，我要問一下，一旦真的爆發戰爭，假使中國決定迅速出擊，他認為是否有對敵手實行沉重打擊的力量。親王猶豫了數分鐘，在環視同僚一周后，咕噥了一聲，對他們目前是否能同日本進行成功競爭，表示懷疑。”這樣的疑慮態度，對於英國公使以及隨之而來的英國決策取向帶來的重要影響，但是在總理衙門卻渾然不覺，它們在向軍機處和皇帝呈遞的奏摺里，根本沒有提到英國駐華公使對清國戰勝日本缺乏信心這一重要的外交情報。

貫於大而化之的總理衙門和李鴻章，依舊熱衷於勸說英國聯手對付日本。而且遊說沒有一絲的外交辭令的機智、含蓄與優雅，直奔主題。更為要命的是，他們竟一廂情願地以為英國人已經被他們的說辭激怒了，肯定會趟這個渾水。英國人評價李鴻章“很善於在日本人侮辱英國一事上做文章”。隨後，英國人則一邊以太極功夫從容應對清國，一邊傾倒在日本對英國“無微不至”的外交遊戲中。

“日本人對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極其認真；而中國，甚至不能協調自己的左右手來穿針引線。”這是美國歷史學家特林·西格雷夫語。

的確，高升號事件后，日本人開始每一個細節的補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一再強調“必須製造日本行動的正當性

著名的“末松調查”，就為青木提供了儘可能詳細的資料，為日本人向世界傳播有利的輿論提供了足夠的談資。日本作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有了新聞媒體，並與當時國際媒體連接，媒體與官方口徑統一。

想起看過梁實秋《雅舍札記》（文化藝術出版社）中抄入美國打油詩人那施（Ogden　Nash）的一首打油詩《日本人》：

日本人有多麼彬彬有禮；

他總是說，“請原諒，對不起。”

他爬進了鄰居的花園，

他微笑著說，“我請你多包涵”；

他鞠躬，很友善地咧嘴一笑，

把他一群飢餓的家人招來了；

他咧嘴笑，然後友善地鞠躬；

“真抱歉，現在這是我的園庭。”

正如這首詩所云，這位“卑怯的攻擊者”，由開始的躲閃，在輿論準備之後，開始向英國致以隆禮，“為了目的隨時可以將臉面和尊嚴放下”。拉著英國人一起拜會中國人，向英國人友善地“鞠躬”，向中國人說“真抱歉，現在這是我的園庭”。

清國懵然不知，大概還不懂得媒體手段的魅力。而當時清國僅有的幾份報紙，都與清國官方沒有關係。在上海英租界的《字林西報》，乃英文版，雖然言論自由，但畢竟是英國駐滬領事館和租界當局的喉舌；《申報》也是英國商人在上海創辦，聘用士人為主筆，適合中國讀者的品味，高升號沉沒后，派有戰地記者採訪獲救者，但除慷慨陳詞外，對於遠在北京的決策者，究竟能有多少有用的信息，包括《字林西報》以及它的延伸《字林滬報》，實未可考量，相反，誤導鑿鑿。

北洋艦隊的老爺運輸船操江號，同時被日軍俘獲。日本海軍將這一“木質”戰利品，改成訓練艦。《字林滬報》極盡嘲笑譏諷之能：“且系試造之船，一切質料器具皆不甚堅固，中國已棄之勿用，倭人不加詳察，蘧欲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其想奇矣，顧其計亦左矣”。《申報》譏諷日人，更是不遺餘力，“操江既小且舊，為中國所不甚愛惜，倭人得之乃視作珍寶，竟置之兵艦之列，亦可見彼國海軍船隻，漫無揀擇矣，雖多亦奚以為。”“劫得我木質舊式操江遞書船，即以為大獲勝仗。”而此時正是葉志超諱敗言勝之時，所以《申報》興奮尤佳，繼續誇誕，當“平壤敗績之信”來臨之際，看日本人以何面目相向祖宗。卻不究日本人的節儉品格，更不知這一改成訓練艦寓意額外的教育意義，其誤導影響極壞。

3．出來謝幕的人是這場悲劇的主角，“高升號事件”的受難者，無論是後台的慈禧和軍機處，還是前台的李鴻章和總理衙門，似乎除了“以夷制夷”之術外，別無他法。“以英制日”落空，李鴻章憤憤拿國際公法說事兒，但法術勢三位一體，在術盡勢弱時，法又奈何？清國充分體驗了弱國無外交的滋味。

所謂運去英雄不自由呀，這個世界正是資本主義勃勃時代，中世紀的封建帝國正處於衰世之際。一個是在世界格局中正在走向沒落的國家，而另一個是剛剛破繭重生的新生力量。勝敗趨勢已定，只是時間問題了。

清朝主宰的大東亞沉沒了，日本明治維新后在清國的沉沒中崛起。

與清國在大東亞爭正統，取代滿洲人，繼明朝之後的日本新帝國，與西方列強比肩，是日本人的天下觀。“征韓”是關鍵的第一步，日本人一邊在“高升號事件”中投石問路，一邊進入並控制了朝鮮的局勢。相反李鴻章和清國並不真正關心朝鮮屬國，他們的注意力全在“以英制日”上。

而且處於衰運的清朝，一開始就為上升氣十足的日本所震懾。

租用掛有英國商船運兵，用日不落帝國的國旗作保護傘，李鴻章自以為得計，其實早已潛伏了一個“怕”字，“怕”字當頭，助長了日本人的囂張。

信息不對稱、體制不對稱、價值取向不對稱，更為重要的是實力不對稱，只好玩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術道，與長於自己的“夷”周旋，不可不謂心苦。

天津海關道盛宣懷給葉志超信，談到增援朝鮮牙山的兵，幾無可調動。“清軍看似龐大，並非一支純粹的國防軍，而是同時兼有警察、內衛部隊和國防軍三種職能。”當七拼八湊的士兵上船后，發現武器和飲食配給既不充分，也非常混亂。

“高升號事件”，在國內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僅僅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導火索，但最新的學術見解，譬如雪兒通過各種資料的收集對比中，發現“高升號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遠比甲午戰爭更為重要的事件。西方帝國各種勢力在遠東的角逐，在“高升號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對“高升號事件”的處理結果中，各方都已經看到了中日之戰的必然，大東溝海戰，只不過是高升號事件的順理成章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