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美尼亞大屠殺

在奧斯曼帝國境內，根據伊斯蘭教的齊米制度，作為基督徒的亞美尼亞人可享受有限度的自由，例如信奉原有宗教的權利，但是待遇有如二等公民。基督徒及猶太人被禁止攜帶武器或騎馬，他們的房屋與宗教建築也不能高過穆斯林的，不準穿綠色衣服，宗教活動也要順從穆斯林的規定，此外還有其它法律上的限制。違反這些法令的人可被處罰，輕則罰款，重者可被處死。

歐洲大陸的三大資本主義強國英國、法國及俄國對奧斯曼帝國處理國內的基督教徒少數族裔有異議，認為違反宗教自由，向土耳其政府施壓日增，要求它的所有公民都享有同等權利。

從1839年起，土耳其政府推行坦齊馬特改革去改善少數族裔的處境，但成效不大。到了1870年代末，希臘及幾個巴爾幹國家已經不能忍受，先後擺脫了奧斯曼的統治。亞美尼亞人在這段時間沒有積極爭取獨立，使他們得到了“忠心米利特”（土耳其語：millet-isadıka）的稱呼。

2021年4月24日，阿總統阿利耶夫當天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舉行電話會談。在電話會談中兩國元首譴責了美國總統關於土耳其針對亞美尼亞執行種族滅絕政策的聲明。亞塞拜然總統阿利耶夫指出，美國總統的決定是“歷史性錯誤”。亞塞拜然方面認為美國的決定不可接受，嚴重破壞了地區合作的新趨勢。

推行改革，1860年代至1880年代：亞美尼亞人問題

從1860年代中期至1870年代初，亞美尼亞人開始要求土耳其政府改善他們的待遇。亞美尼亞人群體議會（Armenian Communal Council）從安那托利亞東部的農民收集簽名后，向土耳其政府請願，要求糾正被那些農民抱怨的事：庫爾德人及索卡西亞人在亞美尼亞人市鎮搶掠和殺人；不依法收稅；政府官員的犯罪行為；拒絕在審訊時接納基督教徒作為證人。土耳其政府聽取了這些訴求，承諾會懲罰那些要對事件負責的人。

1875年，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保加利亞及塞爾維亞的基督教徒起事被鎮壓后，列強援引1856年的《巴黎條約》，宣稱該條約容許它們介入以保護奧斯曼帝國的基督教徒少數族裔。面對日增的壓力，政府宣布實行君主立憲制及與列強談判。與此同時，亞美尼亞人的君士坦丁堡牧首拿施斯二世（NersesII）提出亞美尼亞人的控訴，指他們遭受廣泛的“強奪土地……強迫婦女及兒童改變宗教信仰、縱火、強索保護費、強姦及謀殺”。

在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戰爭結束后，亞美尼亞人開始更傾向以俄國作為他們安全的保證人。拿施斯於俄國領導人與奧斯曼人在聖斯特凡諾談判期間，接觸了俄國人，說服他們在《聖斯特凡諾條約》加入第16條，規定佔據亞美尼亞省份的俄軍只會在奧斯曼完全落實改革后才會撤走。英國不想俄國佔據大量奧斯曼領土，迫使俄國進行新談判，於1878年6月13日召開柏林會議。亞美尼亞人參與了談判，表明他們爭取的是自治，不是脫離奧斯曼帝國獨立。他們取得部分成功，《柏林條約》第61條包括了上次第16條的同樣文句，但是刪去俄軍可留在那些省份的提及，取而代之是土耳其政府須定期把改革的進度知會列強。

1876年，新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登位。從《柏林條約》簽訂后的改革期開始，哈米德二世試圖擱置那些改革，聲稱亞美尼亞人在那些省份未佔大多數，又稱亞美尼亞人報告受苛待的事大多是誇大或不實。1890年，哈米德二世創建了一支准軍事隊伍“哈米迪耶”（Hamidiye），由庫爾德族非正規人員組成，任務是“隨他們想怎樣的去處理亞美尼亞人”。由於奧斯曼官員蓄意在亞美尼亞人聚居市鎮引發叛亂（通常是因為稅收過重），例如1894年的“沙遜抵抗”（Sasun Resistance），這些部隊越來越多被用作以壓制及屠殺手段去對付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人成功擊退這些部隊，於1895年提請列強關注這些越軌行為，而列強隨即譴責土耳其政府。

列強迫使哈米德二世於1895年10月簽署新的一攬子改革，以抑制“哈米迪耶”的權力，可是與《柏林條約》規定的改革一樣，從未得到落實。1895年10月1日，2000個亞美尼亞人在君士坦丁堡集會請願，要求落實改革，遭奧斯曼警察用武力驅散。未幾，君士坦丁堡發生了一些亞美尼亞人被屠殺事件，隨後席捲其他亞美尼亞人聚居的比特利斯省、迪亞巴克爾省、Harput省、錫瓦斯省、特拉布宗省及凡城省。遇害的亞美尼亞人數目有不同估計，但是歐洲人對這次被稱為哈米德大屠殺的暴行的文件記錄把數字定於10萬至30萬人之間。

雖然哈米德二世未有直接下令進行那些屠殺，但是他被懷疑默許它們發生及沒有採取行動制止。對於歐洲人漠視那些屠殺而感到氣餒的亞美尼亞革命聯盟成員於1896年8月26日佔據歐洲人管理的奧斯曼銀行。該事件為亞美尼亞人在歐洲帶來更多的同情，被歐美新聞界讚揚，他們把哈米德二世描繪成“大殺手”及“血腥蘇丹”。雖然列強誓言會採取行動及強制實施新的改革，卻因為政治及經濟利益的緣故而沒有實現。

1908年7月24日，哈米德二世被軍官發動政變推翻，恢復君主立憲制，再次使亞美尼亞人重燃在帝國內享有平等權利的希望。政變者來自青年土耳其人運動，欲改革帝國的施政及推行現代化以追上歐洲水平。該運動由兩大類人組成：世俗主義的自由立憲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前者比較支持民主，願意接納亞美尼亞人加入他們；後者則對亞美尼亞相關議題及亞美尼亞人常找歐洲人求助的事採取較不容忍的立場。在1902年於巴黎舉行的一次青年土耳其人大會上，自由派的首領Sabahheddin Bey及Ahmed Riza部分地說服民族主義者把“確保國內所有少數族裔享有某些權利”列入他們的目標之中。

在青年土耳其人的眾多派系中，有一個叫“統一與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onand Progress，簡稱CUP）的政治組織。該組織最初是一個由薩洛尼卡的軍官組成的秘密結社，在軍方內日漸壯大。

1909年4月13日發生了一場反政變，一些奧斯曼軍官與伊斯蘭神學生聯手，意圖把國家恢復甦丹及伊斯蘭教法的統治。反動派部隊與新政府部隊發生戰鬥，最後新政府平息了叛亂，把反對派領導人送交軍法審訊。

該事件雖然最初是針對新成立的青年土耳其人政府，卻殃及亞美尼亞人，他們被視為支持恢復憲法而遭受殺戮。當奧斯曼軍隊被召來時，許多記載指他們沒有試圖制止暴行，反而加入搶掠阿達納省的亞美尼亞人飛地。約15000至30000個亞美尼亞人在“阿達納屠殺”中遇害。

1914年11月，奧斯曼帝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一方。戰爭部長恩維爾·帕夏（Enver Pasha）的部隊在薩瑞卡密斯戰役被俄軍打得大敗，他返回君士坦丁堡后，公開指責薩瑞卡密斯那裡的亞美尼亞人主動協助俄國人，導致他打敗仗。

1915年2月25日，戰爭部長恩維爾下令所有軍方單位把部隊內的亞美尼亞人移走，改編他們入無武裝的勞動營。恩維爾解釋此舉為“恐怕他們會串通俄國人”。傳統上奧斯曼陸軍只會徵召20至45歲的男性非穆斯林入正規軍，較年幼（15至20歲）及較年老（45至60歲）的非穆斯林士兵會編入勞動營作為後勤支援。在2月以前，有些入伍的亞美尼亞人當上了勞工，最終也難逃一死。

把部隊的亞美尼亞兵士改送到被動的、無武裝的後勤部門是隨後的種族滅絕的重要一步。根據《The Memoirs of Naim Bey》所述，消滅那些營的亞美尼亞人是以“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名義進行的有預謀計劃的一部分，那些亞美尼亞兵中有許多人被當地的土耳其人團伙殺害。

1915年4月19日，凡城省長傑夫戴特·貝伊（Jevdet Bey）以徵兵為理由，要求凡城立即向他提供4000人。亞美尼亞人認為他有陰謀，沒有依從。傑夫戴特早前已在附近村莊展開屠殺，表面上用搜查武器為借口。亞美尼亞人提議交出500人再加豁免金代替其餘的人，以換取時間，可是傑夫戴特指控亞美尼亞人“叛亂”，表示他有決心不惜任何代價去“粉碎”它。他宣稱：“如果叛亂分子敢開一槍，我就殺掉每個基督教徒男人、女人及（指向自己膝蓋）有這麼高的每個兒童。”

1915年4月20日，當一個亞美尼亞女人遭調戲，兩個前來幫她的亞美尼亞男人被土軍殺死後，凡城的武裝衝突開始。亞美尼亞防守者有1500個槍手，配備300支步槍、1000支手槍及其它陳舊武器，保護了亞美尼亞居民3萬人及難民1萬5千人。後來尼古拉·尤登尼奇的俄軍前來解救他們，衝突才結束。

1914年的奧斯曼當局已經開始在政治宣傳上把帝國內的亞美尼亞人形容為對帝國安全的威脅。戰爭部一個海軍軍官這樣形容該計劃：

為了使這個巨大罪行正當化，在君士坦丁堡精心準備了一份必要的宣傳材料。上面宣稱：“亞美尼亞人與敵人結盟。他們將在伊斯坦布爾暴動，殺死統一與進步委員會領導人，並成功打開達達尼爾海峽。”

1915年4月24日晚，土耳其政府一夜間拘捕了二百多位君士坦丁堡的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及社區領袖，許多人在後來被殺害。

1915年5月，內政部長塔拉特·帕夏（穆罕默德·塔拉特）要求內閣及大維奇爾Said Halim Pasha立法准許遷移及重新安置亞美尼亞人到其它地方，理由是“國內有些地方出現了亞美尼亞人的暴亂及屠殺”。塔拉特特別提到凡城事件，將措施擴展至“暴亂及屠殺”有可能影響高加索戰區安全的地區。後來遷徙居民的範圍擴大至其它省份的亞美尼亞人。1915年5月27日，奧斯曼帝國議會通過《特西爾法》（Tehcir Law，或稱《驅逐臨時法》），容許政府及軍方驅逐任何被認為威脅國家安全的人，但是設有條款保障被驅逐者的財產權。到9月又有新法例《關於被驅逐者遺留的財產、債務及資產法》（又被稱為《徵用及充公臨時法》）被提出，根據該法例，亞美尼亞人所有“遺留”的貨物及財產歸政府所有。

奧斯曼帝國議會代表艾哈邁德·里扎反對該法例，他說：

把亞美尼亞人的資產定為“遺棄物品”是非法的，因為亞美尼亞人物主不是自願放棄他們的財產；他們是被迫、被強制離開自己居所及流放。政府卻努力去變賣他們的物品……如果我們是一個依據憲法運作的立憲政體，我們就不可以這樣做……不論是奧斯曼人的良知還是法律都不允許這些事發生。

1徠915年9月13日，奧斯曼帝國議會通過新法例，亞美尼亞人的所有財產可被政府充公。

《特西爾法》實施后，亞美尼亞人遭殺戮及充公財產的事在許多西方國家激起不滿。雖然奧斯曼帝國的戰爭盟邦沒有多大抗議，許多德國及奧地利歷史文件仍記載了亞美尼亞人被殺害及普遍挨餓的可怕經歷。美國《紐約時報》在1915年間有過百篇關於亞美尼亞人被集體謀殺的文章，形容屠殺是“有系統”、“獲得許可”及“由政府組織的”。老羅斯福後來說那是“戰爭中最大的罪行”。

亞美尼亞人的隊伍被迫前往敘利亞的Deirez—Zor鎮及周圍荒漠。不少證據顯示土耳其政府在驅逐過程中沒有向亞美尼亞人提供任何補給設施或物資，即使抵達目的地后也是如此。到1915年8月，《紐約時報》複述一份出處不明的報告，指“流徙者的屍體遍佈道路及幼發拉底河，那些僥倖生還的人也是註定死路一條，這是一個滅絕全部亞美尼亞人的計劃。”

負責押送亞美尼亞人的奧斯曼軍隊不僅縱容其他人搶劫、殺害及強姦那些亞美尼亞人，許多時甚至自己也有份參與其中。既被奪去隨身財物，又被趕入荒漠的亞美尼亞人，死者數以十萬計。

自然地，因飢餓和疾病而造成的死亡率非常高，而且被當局的野蠻對待進一步推高……除了少數例外，沒有提供任何形式的遮蔽處，那些從寒冷地方前來的人們被遺留在荒漠的灼熱太陽下，無水無糧。只有少數有能力付錢給官員的人才可得到暫時救助。

相信有25個主要的集中營存在過，聽令於塔拉特的一位左右手Şükrü Kaya。那些營大多數接近現代土耳其與伊拉克及敘利亞接壤邊界，有些只是臨時中轉營。其它的，諸如Radjo、Katma及Azaz，據稱只是臨時作為亂葬崗之用，這些地點於1915年秋天被空置。有些作者也認為在Lale、Tefridje、Dipsi、Del—El及Ra'sal—'Ain的營是特地為那些只能再多活數天的人而建。

雖然幾乎所有營，包括那些主要營，都是露天的，在較小的營發生的其餘集體殺害事件不僅有直接殺害，也有集體燒死。Eitan Belkind是一位滲透入奧斯曼軍隊擔任軍官的Nili成員，被派往Camal Pasha的總部，宣稱曾目睹5000個亞美尼亞人被燒死。奧斯曼軍隊的Hasan Maruf中尉描述有一條村的居民被集中到一起，然後被燒死。奧斯曼第三軍團司令韋希布的12頁書面供詞（日期為1918年12月5日）在特拉布宗連串審訊時（1919年3月29日）呈堂，被包括在主要起訴書內，報告穆什附近發生過一宗這樣子的全村人被集體燒死。

由“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建立的一個名叫“特別組織”（土耳其語：Teşkilat—iMahsusa）的特別部隊，有份參與摧毀奧斯曼的亞美尼亞人社群。從1914年底到1915年初，土耳其政府從監獄釋放數以千計的囚犯，讓他們加入該組織，這些人後來負責押送被趕離家園的亞美尼亞人隊伍。奧斯曼第三軍團司令韋希布·帕夏曾稱“特別組織”的成員是“人類的屠夫”。

包括來自當時中立的美國以及奧斯曼帝國的盟友德國和奧匈帝國在內的數以百計目擊者記 錄了許多有政府支持的屠殺事件。許多外國官員以及教宗本篤十五世提議介入以協助亞美尼亞人，但是都被宣稱正在對親俄羅斯叛亂實施報復的土耳其政府官員推卻。1915年5月24日，三國協約警告奧斯曼帝國“鑒於土耳其這些違反人道及文明的新罪行，協約國政府公開宣布土耳其政府的全體人員及為他們做事而涉及那些屠殺的人將要對此等罪行承擔個人責任”。

美國未參戰時，它在奧斯曼帝國境內設有多間領事館。另有一些美國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在亞美尼亞人聚居地區設立辦事處。亞美尼亞人的遭遇經常被世界各地的報紙及刊物報道。

許多美國人公開批評大屠殺，包括斯蒂芬·塞繆爾·懷斯、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及前總統老羅斯福等。

1919年，蘇丹穆罕默德六世下令國內的軍事法庭就帝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對“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成員展開審訊。軍事法庭指責“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成員進行一場不符合米利特概念的戰爭。亞美尼亞人的事件被掀出來成為指控。在這些審訊中產生的文件大多在後來被移交到國際性審訊那裡。1919年1月，一份呈上穆罕默德六世的報告指控了超過130個疑犯，大多數是高官。軍事法庭認定“統一與進步委員會”蓄意通過“特別組織”在肉體上消滅亞美尼亞人。

“三大帕夏”，包括塔拉特及恩維爾，在一次大戰結束時逃到國外。1919年於君士坦丁堡舉行的審訊把缺席的這三人判處死刑。軍事法庭解散了“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充公了它及那些被判有罪的人的資產。“三大帕夏”中有兩人後來被亞美尼亞復仇者刺殺。

《穆德洛斯停戰協定》簽訂后，在巴黎的初步和平會議於1919年1月成立了“責任及制裁委員會”，由美國國務卿羅伯特·藍辛擔任主席。根據該委員會的工作成果，數項條款被加進《色佛爾條約》內，奧斯曼帝國的代理政府、蘇丹穆罕默德六世及大維奇爾Damat Adil Ferit Pasha被傳召出席審訊。1920年8月的《色佛爾條約》有進行審訊的計劃，以決定誰人要為“野蠻及不合法的戰爭方法……（包括）違反戰爭法與慣例及人道原則的事項”負責。該條約第230條規定奧斯曼帝國須向盟國移交那些被盟國認為要對戰時在帝國境內發生的屠殺事件負責的人。

多位奧斯曼的政客、將領及知識分子被移送到馬爾他，他們在那裡被扣留約3年。與此同時，調查他們所為的翻查檔案工作在君士坦丁堡、倫敦、巴黎及華盛頓進行。可是《色佛爾條約》規定的盟國審訊最終沒有實現，被扣留的人被送返土耳其，以換取土耳其凱末爾新政府釋放被扣留的英國公民。

1921年3月15日，前大維奇爾塔拉特·帕夏在光天化日下於德國柏林被亞美尼亞人所羅門·特利里揚刺殺，後者在德國法庭以謀殺罪受審。特利里揚承認殺人，律師以被告的精神狀況受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影響作為辯護，最後陪審團以他有“暫時性精神錯亂”而判他罪名不成立。

雖然對於在大屠殺中喪生的亞美尼亞人數目仍未有共識，學者普遍認為有超過100萬亞美尼亞人在1914年至1918年間死亡。估計從100萬人至150萬人（現代亞美尼亞國、阿根廷及其它國家）不等。《大英百科全書》參考了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研究得出的從1915年至1916年“估計約60萬亞美尼亞人在驅逐過程中死亡或被屠殺”。

希伯來大學學者耶胡達·鮑爾（Yehuda Bauer）認為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最能夠與猶太人大屠殺相提並論”。不過他也指出兩者有幾點明顯分別，尤其在動機方面。

鮑爾也指出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應被理解為是1896年開始，經歷1908～190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直至1923年的種族滅絕，而非於1915年才開始。

BatYe'or認為“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是一場聖戰”。指聖戰及所謂的“齊米心態”（dhimmitude）是導致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的“原則和價值觀”的一部分。不過當時目睹亞美尼亞人受迫害的Fà'izel—Ghusein有不同看法，認為亞美尼亞人的苦難是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所為，起自民族主義狂熱及妒忌亞美尼亞人，與伊斯蘭教信仰無關。阿諾爾德·湯因比及其它一些資料來源報告說許多亞美尼亞人通過與土耳其人結婚或改信伊斯蘭教而倖免一死。El—Ghusein指出許多改信者仍被殺害，擔心西方人會認為“亞美尼亞人的滅絕”是“伊斯蘭教歷史上一個抹不掉的污點”。曾經有伊斯蘭教領袖呼籲放過那些改信伊斯蘭教的亞美尼亞人，El—Ghusein引述一位政府官員在殺死改信者前回應說“政治的事沒有宗教”。

土耳其共和國的正式立場是亞美尼亞人在“遷移”或“驅逐”過程中的死亡不應被視為“種族滅絕”，理由分別有：那些殺人事件不是由政府蓄意策劃的；亞美尼亞人作為一個文化上的群體，可能會同情俄國而構成威脅，殺死他們是合理的；亞美尼亞人只是挨餓；或指有“亞美尼亞匪幫”作惡之類等。有些人用語義或“不適用於那個時代”作為理由去否定這次屠殺是“種族滅絕”（英文的genocide（種族滅絕）一字直到1943年才誕生）。

土耳其在一次大戰的傷亡數字常被用來淡化亞美尼亞人的死亡數字。

土耳其政府的資料又稱有歷史可證明的“土耳其人的寬容”使得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根本不可能發生。一份軍方文件用11世紀的歷史去反駁這次種族大屠殺：“是塞爾柱土耳其人於1071年對亞美尼亞人的統治使他們脫離拜占庭帝國的迫害，並容許他們過正常生活。”

2005年，土耳其總理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邀請土耳其、亞美尼亞及國際上的歷史學者成立一個委員會，利用兩國及其它國家的檔案去重新評估“1915年的事件”。亞美尼亞總統羅伯特·科恰良拒絕了埃爾多安的提議。

此外，時任土耳其外長的阿卜杜拉·居爾邀請美國及其它國家委派學者為該個委員會作出貢獻，“調查這次慘劇及打開通道讓土耳其人與亞美尼亞人走到一起”。

土耳其政府仍在抗議其它國家正式承認這次屠殺是種族滅絕，及質疑根本不存在種族滅 絕。

爭議

土耳其刑法典第301條禁止“侮辱土耳其”，有檢控官用這條法例去迫使國內一些知識分子不再提起奧斯曼帝國末年亞美尼亞人遭受的暴行。被告人通常會遭受隨之而來的仇恨宣傳及人身安全威脅，2007年被謀殺的亞美尼亞裔土耳其知識分子赫蘭特·丁克就是一個例子。

作為回應土耳其一直否認有亞美尼亞人種族滅絕事件，海外亞美尼亞人有不少活躍分子努力爭取各國政府正式承認該次種族滅絕。超過20個國家及美國42個州已有決議承認“亞美尼亞人種族滅絕”是真實的歷史事件。

2011年12月，法國國民議會通過將“否認亞美尼亞人種族滅絕”列為刑事罪行的法案，違反的人可被判監禁和罰款。2012年1月，法案在法國參議院亦獲得通過，不過法國憲法委員會在2月以法案會侵害言論自由而判定它違反憲法。

2011年12月22日，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一項對否認亞美尼亞大屠殺行為加以懲罰的草案。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當天宣布對法國採取制裁措施。埃爾多安當天在安卡拉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強烈譴責法國國民議會的上述表決。他說，土耳其決定取消與法國的所有經濟、政治、軍事會議，取消原允許法國軍用飛機在土耳其境內著落，取消原允許法國軍戰艦在土耳其境內靠岸。

土耳其決定立即召回其駐法國大使布爾丘奧盧，於23日上午乘飛機返回安卡拉。法國國民議會當天通過法案，對否認獲得法律承認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行為的人處以一年監禁和4.5萬歐元的罰款。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決議，將一戰期間奧斯曼帝國大批殺害亞美尼亞人認定為“種族屠殺”，該舉措引起土耳其的強烈抗議，也使得一直以來存在爭議的“亞美尼亞大屠殺”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13世紀初期，原來居住在中亞的突厥人開始向西遷移，進入小亞細亞地區。16世紀時，其後裔奧斯曼土耳其人建立了地跨歐亞非三洲的龐大的伊斯蘭教封建軍事帝國—奧斯曼帝國。亞美尼亞人居住在位於亞洲的南高加索和安納托利亞高原東北部的亞美尼亞高原。15世紀時，亞美尼亞人被奧斯曼帝國所征服，但經過幾個世紀，亞美尼亞人仍保留著其文化和宗教上的獨立性。17～18世紀，隨著征戰了數個世紀的伊斯蘭教封建軍事帝國奧斯曼帝國的日益衰落和瓦解，亞美尼亞人要求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呼聲日益高漲。幾乎在與此同時，興起於歐洲東部邊陲的基督教東部教會國家沙皇俄國一直想把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西亞美尼亞納入其版圖，由此大力支持亞美尼亞建國。19世紀後期，亞美尼亞地區自治問題一度成為國際熱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奧斯曼帝國加入以德國和奧匈帝國為首的同盟國，向協約國宣戰，但戰局並不順利，而且國內政治、民族問題因為戰爭失利而激化，達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奧斯曼帝國把這歸咎於亞美尼亞等民族與外部勢力勾結，決定“攘外必先安內”。一戰時任奧斯曼帝國內政部長的塔拉特·帕夏說：“要一勞永逸地解決亞美尼亞問題，就必須從肉體上消滅亞美尼亞這個種族。”

奧斯曼帝國首先將目標對準了亞美尼亞的文化精英。1915年4月24日，650多名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和顯要人物被逮捕，然後被處決。接著軍隊中的亞美尼亞裔軍人被甄別、隔離、處決。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對土耳其東部諸省進行了掃蕩。截至1915年5月，該地區的亞美尼亞男性已經被消滅殆盡。行動隨即進入第二階段：同年5月底，奧斯曼帝國下令將全部亞美尼亞族裔“押運”到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沙漠地帶。流亡者中那些有姿色的婦女或低齡兒童被掠為奴隸，其餘的在歷經劫掠、姦淫、屠戮之後，抵達敘利亞時已不足原先數目的20%。而在那裡等待他們的依然是無止境的飢餓、疾病和勞碌。同樣的命運也落在土耳其西部省份的亞美尼亞人頭上：精英人物先被斬殺，剩餘人口又被強擄。而且，在押運過程中，悶罐車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被大規模使用。沙漠中，土耳其政府沿幼發拉底河建立了25個集中營，70萬人被不斷地從一個集中營轉運到另一個集中營。直到1916年4月，這些集中營最終被一個個“清掃”乾淨。

據亞美尼亞方面的史料記載，1915至1922年期間，奧斯曼帝國實施的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政策，導致150萬亞美尼亞人死亡。但後來的土耳其共和國一直對大屠殺言論加以否定。他們認為當時亞美尼亞人發動獨立起義，在衝突中，雙方都有傷亡。而後來對亞美尼亞人的遷移並不是針對全體亞美尼亞族，最初新教徒、天主教徒、寡婦和兒童就不在被驅逐之列。當然，在遷移過程中，由於管理、衛生等方面的缺失，使得大量亞美尼亞人死亡，但是絕對不能稱之為“有計劃的大屠殺”。土耳其政府建議由土耳其和亞美尼亞的歷史學家組成專家組，對這段史實進行研究，以形成共同認識。

另一方面，亞美尼亞和其他多數西方國家都認為這是一起可以和猶太人大屠殺相提並論的由一國政府蓄意進行的種族滅絕行為，一些土耳其學者也持相同觀點。目前共有阿根廷、法國、黎巴嫩、荷蘭、瑞典等22個國家承認這是一場種族屠殺。聯合國於1978年將事件定性為“種族滅絕”。這其中雖有對於“大屠殺”的歷史認定問題，但在西歐廣泛居住的有著重要政治經濟力量的亞美尼亞後裔的推動、宣傳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自1923年以來，土耳其歷屆政府均矢口否認此次屠殺事件。雖然他們承認有幾萬名亞美尼亞人死亡（死亡數字官方說法不一），但聲稱那是由於被大規模放逐到敘利亞（當時奧斯曼的屬國）時的飢餓和疾病所致，放逐亞美尼亞人是因為他們在土耳其東部與入侵的俄羅斯人合作。在土耳其國內，人們對這個問題也看法不一，眾說紛紜，這一歷史問題業已演變成國家敏感的政治問題。

不管土耳其承認與否，這次大屠殺事件已經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首先，這一事件影響了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進程。義大利總理普羅迪在一次與土耳其前總理埃爾多安的會晤時指出，“亞美尼亞大屠殺事件”很嚴重，雖然“通往歐盟的大門繼續向土耳其敞開”，但土耳其必須履行歐盟提出的保障言論自由等要求。同時，這一事件使得中東的亞美尼亞問題更加複雜化。

亞美尼亞總統科恰良在2005年4月24日發表講話說：“1915年是亞美尼亞人的命運分界線，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亞美尼亞人民的發展路線。”亞美尼亞在1991年通過全民公決脫離蘇聯正式獨立，領土只佔亞美尼亞高原的11.5%，人口也只有亞美尼亞民族總人口的一半，這在亞美尼亞人看來都是那次大屠殺種下的惡果，因此人們的民族情緒十分強烈。無論境內的還是境外的亞美尼亞人一直希望通過各種途徑擴大本民族的版圖，壯大本民族國家的力量，這便勢必觸動中東原有的政治格局，在這一地區引發新的國際磨擦。

土耳其外長達烏特奧盧和亞美尼亞外長納爾班江2009年10月10日晚在瑞士經濟中心蘇黎世簽署有關實現雙邊關係正常化的和平協議，這意味著兩國間將結束持續近一個世紀的敵對關係。

當晚簽署的和平協議包括兩個協議，根據第一個協議兩國將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實現關係正常化，並在協議經本國議會批准生效后兩個月內開放共同邊境；根據第二個協議兩國將成立由歷史學家組成的國際委員會，共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發生的所謂“亞美尼亞大屠殺”事件。

協議簽字儀式由瑞士外交部長卡爾米·雷伊主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法國外長庫什內以及歐盟負責外交和安全事務高級代表索拉納均出席了儀式。

羅馬教皇弗朗西斯一世（Pope Francis）公開使用了“種族滅絕”一詞，來形容1915年對150萬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事件，他也成為第一任使用這一說法的羅馬天主教會領袖。此項言論激發了梵蒂岡與土耳其之間的外交紛爭，土耳其方面召見了梵蒂岡特使，並召回了土耳其駐梵蒂岡特使。

1915年4月5日，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在與奧斯曼土耳其士兵的衝突中遭到屠殺，當時亞美尼亞人居住在伊斯坦布爾（Istanbul）統治下的帝國。土耳其的穆斯林對此表示認同。但是，他們否認有成千上萬人因此遇難，並且不認為這一事件到了種族滅絕的地步。

埃爾多安在一場面向企業集團的演講中表示：“我們絕不允許歷史事件被脫離它本來的面目，並被作為對抗我們國家的工具。我譴責羅馬教皇，並向他發出警告，不能再犯類似的錯誤。”

當地時間2016年6月2日，德國議會當天討論通過了決議，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亞美尼亞人進行了“種族滅絕”。

德國議會當天討論通過了決議，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亞美尼亞人進行了“種族滅絕”。

“這一決議可能將讓處在移民困境中的德國以及歐盟和土耳其的關係更加艱難。”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報道稱，土耳其已召回駐德國大使。

當地時間2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德國和土耳其雖然在一些問題上存在歧異，但是兩國關係廣泛且穩固。不過土耳其拒絕這樣的描述，仍然召回大使。

土耳其總理比納利·耶爾德勒姆在首都安卡拉發表演說時表示，德國議會這項決定是錯的。在此之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曾直接向德國方面表達了強烈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