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庭

其父劉景晏，同盟會員，1912年在武裝奪取綏德知州大印時慘遭殺害，劉紹庭幼讀於綏德高小、后考取三原宏道學校，在該校與杜斌丞一起加入同盟會。

1917年，孫中山委派督察委員袁俠東赴陝北調查民情。經人介紹，劉紹庭跟隨袁俠東做秘書工作，參與陝北民情調查，頗受袁之賞識。袁回廣州時，將他推薦於在榆林任團長的井岳秀。

1926年初，國民二軍在同直、奉兩軍戰爭中失利，閻錫山扣留了二軍部分將領。井岳秀派劉紹庭赴太原營救。他面見閻錫山，審時度勢，陳述利弊，最終說服閻錫山釋放了所有被扣人員。嗣後，井岳秀命劉紹庭任常駐太原辦事處參議。

同年夏，綏德四師校長李子洲親赴太原與劉紹庭取得聯繫，托他保護、關照陝北遄返太原至京、津的青年學生，劉紹庭當即答應，不僅對過往學生給予方便，而且給予經濟資助，他與青年學生的多次交往中，逐漸了解、掌握了一些革命情況。井岳秀獲息后，撤銷其辦事處參議一職，隨即閑居太原。

1927年春夏之間，劉紹庭通過友人徐永昌結識了蔣介石派赴太原聯絡閻錫山的彭程萬。彭回南京之前，要求閻錫山派人與蔣介石面呈合作事宜，結果與閻錫山商定派劉紹庭前往南京。蔣介石接見了劉紹庭，並任命為少將參議，要他聯絡井岳秀、囑其從蔣。旋即，劉紹庭受蔣介石之命，隨周震麟返回太原和閻錫山共商“北伐”事宜，他還趕往東北奉天勸說少帥張學良“改職易旗”。此後，便留任閻錫山部。

1930年春，馮、閻倒蔣，劉紹庭兩次受閻錫山委派，到西安楊虎城部、綏遠各雜牌軍中做倒蔣工作。雙“十二”事變后，他再次受閻之命去西安聯絡楊虎城，抵制陳誠部隊進駐西安，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做了一定的工作。

1937年春，劉紹庭回到綏德，適值中共代表周小舟欲見高桂滋，共商抗日大計，在他的竭立幫助下，與高桂滋順利達成共同抗日協議。隨後，他又協同周小舟面見閻錫山，商談合作抗日。不久，閻錫山表示願意抗日。七·七事變后，朱德、周恩來抵達太原，與閻錫山商定國共雙方在山西成立抗日總動員委員會，由續范亭任主任，劉紹庭等4人任委員。同年8月，總動員委員會決定在西安設立總動員委員會辦事處，由劉紹庭、侯外廬負責，招收抗日流亡學生。半年後，由於國民黨陝西省主席蔣鼎文的刁難，辦事處無法開展工作，劉紹庭即回到山西離石。

1938年夏，劉紹庭再次返回綏德。八路軍駐綏德警備區司令員陳奇涵約請留在綏德協助抗戰工作。此後，劉紹庭多次往返於綏德、榆林、延安等地，說服高雙誠、鄧寶珊共同團結抗日。

1938年閻錫山的第二戰區撤退到晉西黃河沿岸，擔負閻軍一切供應任務的第二戰區兵站總監部也撤到後方陝西洛川一帶，當時兵站總監是周玳。因兵站對部隊所需的糧秣、彈藥、服裝、醫藥等軍用品都不能按時運到前方，影響了部隊訓練和作戰，官兵對兵站意見紛紛，怨聲載道。閻錫山聞訊后，就讓他的親信副官主任劉紹庭到後方各兵站視察，了解真情。

劉紹庭視察回來向閻錫山報告，兵站總監周玳貪污腐化，大發橫財，閻錫山聽后大怒，將周玳撤職，任命劉紹庭為兵站副監，后又晉陞為第二戰區兵站總監部總監。因此，自1940年起，劉紹庭擔任第二戰區兵站總監部總監，總負責第二戰區的軍糈供應，為抗戰做出了貢獻。

1944年12月，劉紹庭帶著毛澤東主席的親筆信，赴榆林面見鄧寶珊，斡旋合作抗日事宜。抗日戰爭時期，劉紹庭多次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重託，為團結一切進步人士共同抗日而奔走呼號。

1945年，劉紹庭被聘任為八路軍總部高級參議。

1947年春，胡宗南進犯陝北，他又一次攜帶朱德總司令和續范亭的信件到達榆林，力勸鄧寶珊棄暗投明，回到人民中間，不久，鄧率部起義。

1948年，劉紹庭當選國民政府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1950年2月，鄧寶珊出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劉紹庭任省民委委員、省參事室第一副主任。

1956年，劉紹庭調任陝西省參事室副主任，併當選為第三屆陝西省政協委員和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73年8月18日，劉紹庭在西安病故，終年7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