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東白

1921年參加美術團體赤社，在留美畫家馮鋼百指導下開始油畫創作研究。

1924年至1925年就讀於廣東大學夜班，肄業兩年。后在廣東省立中學及中等專業學校擔任美術教員20餘年。

1948年在香港設美術工作室從事油畫創作並收教學生。

1956年到中國美協廣東分會工作，曾任廣東畫院畫師。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美協廣東分會理事。

《香港風景》

《蟹爪菊》(為中國美術館收藏)

《榕蔭》

《星湖組畫》

《珠江晚眺》 等

每個人的出生，都是一次下落不明的開始。等到塵土各有去處，留給世界的東西，往往是一個故事開始的物證。

名聲是一種懾人的東西，也可以是一種累人的東西。對徐東白來說，感受到“累人”的一面，可能比較多。

徐東白的藝術生涯，可著墨之處甚多。他是一個備受生活折磨，卻從不放棄畫道的畫家。反之，他用美術作為謀生手段來生活，在當時這樣的冷門生活方式，使其難以擺脫糊口艱難的處境。可是正因為忠於自己的藝術，徐東白留名嶺南畫史。

原名徐守義的徐東白，1900年出生於廣東省東莞縣馬瀝村，其父為牧師，不幸早逝。其母靠編織草鞋、干農活維持生計，日子清貧。清貧從來不是一個放棄的借口。

根據年表，徐東白9歲方正式入學，15歲畢業於鄉立崇實小學。若非當地的族長應允其母，從鄉中徐氏宗祠的田產收入中支取費用，並獲益縣裡的“倫明堂”的津貼，徐東白還沒有這樣的讀書機會。歲月有情，人生天命卻非早知。徐東白那時也未必知道，自己窮其一生，都在努力擺脫貧困的命運。

為早日獨立，徐東白投考廣東省立高等師範學校。1920年畢業后，開始了長達20餘年的粉筆生涯，這路途，亦是其漫長美術生涯的開始。

在徐的藝術生涯里，第一位受益者是其在高師期間的老師陳丘山。陳丘山授其以寫生基礎和色彩基礎。油畫的功底尤其重要，對畫者的要求，並非僅僅有色彩的天賦感覺而已。其次，在1921年成立的美術研究“赤社”里，徐東白結識了馮鋼百、胡根天等廣州西洋畫家。遂拜馮鋼百為師，開始培養富有層次的色彩感。

1938年以前，徐東白已經開始研究印象派幾位大師對外光的處理手法，他崇拜塞尚和莫奈。對自然光照效應如何運用，如何用短筆換色的技法去表現外光，色彩如何實現厚重又明亮的效果……這些思考，給了安貧樂道的徐東白以樂趣。

1941年，香港淪陷，避難回來，徐東白的家裡已經被洗劫一空，一批水彩畫和黃賓虹送給他的作品，包括歷年搜集到的古玩陶瓷器皿全告失蹤。為生計，徐東白返回已經淪陷的廣州。正是在廣州，徐東白創作了其日後的代表作《珠江晚眺》。日軍投降后，1946年徐東白受聘於澳門的孫中山故鄉紀念小學，后再次返回廣州，任職培正小學，直到1948年辭職闖蕩香港。

在香港與澳門，徐東白陸續舉辦個展，授賣畫作。其在澳門的畫展，連澳督兄弟都光臨。聲名外傳后，徐東白開設畫室。這個畫室一直延續下去，到1956年，他的畫室再度搬遷，設在其好友江紹淹在機利文新街開設的一家莊口的三樓。彼時的香港報章，對其人品畫品評價頗高。

1956年，徐東白參與了內地舉辦的香港畫家巡迴展后，受周恩來感召，闔家搬遷回內地。為了籌些錢，購買足夠的油畫顏料用品，徐東白舉辦了一次告別畫展。其中《扯旗山下的早晨》，以5000元高價賣出。在港8年時間，徐東白完成大小作品一百多件，以此養活8口之家，絕非易事。

廣州現在的文德路，曾經有徐東白的足跡———1959年夏天，他在文德路畫廊開了一次個展，這也是他回國后的首展。十年浩劫過後，76歲高齡的徐東白仍堅持每天作畫，直到1984年行動不便方停止。1989年，徐東白於廣州病逝。

作為中國早期油畫的啟蒙推動者，徐東白其實並未享受到盛名之下的榮光———賣畫賣的是名聲，那個時代的國人，欣賞的還是天青色煙雨的濃淡之美，而非色彩的實感之美。一個藝術家靠賣畫為生？多少讓人有悲涼的感覺。可是你的畫能否賣得出去，賞心悅目之餘還能增值，才是一個藝術家身份得以確認的途徑。可惜，往往都是人情冷暖事，身前身後名。這樣的事例可有印象？可不是，凡·高的生活一樣艱難，也從沒有放下那支畫筆。這些嘔心瀝血之作，在當時只換得幾斗米幾件衣……當時只道是尋常啊。

在採訪中，孫子徐紹巒告訴記者，“兒時，爺爺經常教育我：要誠實地相信自己純真的直覺。他的畫作，大多數作品是以風景為主，極少是為政治服務的。他也曾在自己的自傳中懺悔，說自己的畫作要為新中國的建設而服務，但在實際行動上，他還是遵從心底最純真的意願，將大自然入畫。也正是因為有這樣單純的思想，所以在那個以政治掛帥，鬥爭為綱的”文革“年代，爺爺是註定要吃虧的。”

徐東白原名徐守義。“東白”這名字是1930年改的。這裡有一段故事。紅日噴薄而出的壯麗景色，一直震撼著年輕的守義，他很想畫下來，但對如何表現光芒四射的日出效果，卻感到十分棘手。後來決心求教於大自然，以造化為師。他天天早起，對著東升的旭日寫生。儘管被太陽照射得眼冒金星，也堅持畫下去，並把名字改為東白，寓意“徐徐東方發白”。天道酬勤，終於成功了。從此，便用“東白”作名字。

抗日戰爭期間，有一天，徐東白在長堤邊畫珠江落日。晚霞滿天，當他正畫得入迷，突然一雙手按著他的油畫板，他抬頭一看，是個日本兵，糟了！只聽日本兵用簡單生硬的中國話說：“這個，我要。”徐東白脫口而出地說：“我畫的是日落啊，大大的，不好，你能要嗎？”這麼一說，反把日本兵難住了。對日本帝國來說，日落是天大的不吉利。於是，日本兵看了一會就無奈地走了。以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徐東白都把這幅畫作留在身邊，不肯賣掉。1959年，徐東白在《新觀察》雜誌發表這幅畫，改名為《珠江晚眺》，獲得廣泛好評。這作品最能體現徐東白吸收印象派處理外光的卓越手法，是他的得意之作。

徐東白出生於中堂鎮馬瀝村，他父親是個紈絝子弟，家裡本有不少田地積蓄，無奈其父不從事勞動且沉迷鴉片，把先輩留下的十多畝田地全部賣光。徐東白出生時家境已破落。他的祖屋是一座磚木結構的老房子。1941年香港淪陷期間，徐東白曾從香港步行七天七夜回到馬瀝村的祖屋，但由於生活所迫，從香港帶回的東西陸續賣光，為了生計，徐東白只能帶著家人去已淪陷的廣州。“文革”時期，徐東白也曾回到祖居，把這當做畫畫的避難所。如今，徐東白在馬瀝村的祖屋還依然保存著，但極其狹窄潮濕，甚為破舊，現尚有族人居住。

廣州市先烈路是一條滲透著濃烈革命色彩的道路，這裡有很多革命遺址，像興中會墳場，鄧蔭南將軍墓，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等等。在採訪中我們聯繫到了徐東白的孫子徐紹巒，現年31歲的徐紹巒和祖父共同生活了十多年。他告訴我們，“爺爺1956年從香港回廣州后，就住在興中會墳場旁邊的木屋子裡，直至辭世。”

在徐紹巒帶領下我來到先烈南路青龍坊25號，鮮艷的黃色“興中會墳場”牌坊十分奪目。徐紹巒告訴了我關於這塊地的一段掌故。徐東白的岳父馮百勵，曾是國民黨的高官，早年參加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之後以5000元港幣的價格購下興中會墳場旁的一塊地。後來徐東白一家就在這兒興建房子而居，現在廣州文史館檔案中，還註明徐東白為興中會墳場的守墓人。

走進“興中會墳場”牌坊內約三十米的巷子右側，有一處由白色圍牆圍著的平房，牆壁上寫著25號，鋁鐵門旁還掛著一個黑底紅字的牌匾“東白畫室”。圍牆內是一個小院子，種著一棵榕樹，樹后是房屋，在大門正上方的牆壁上，又掛著一個原木顏色的，用繁體字書寫的“東白畫室”牌匾。“爺爺逝世后，這房子是重新修建的，但我們還依然在屋子的門框上掛著這牌匾，以作紀念。這屋子的前身就是爺爺以前畫畫的地方。”走進屋內，廳內擺放著一件古董，乃是徐東白的老師，油畫家馮鋼百的油畫架。此畫架至今有過百年歷史，是馮鋼百去世后，其家人贈送給徐家的。徐紹巒回憶說，在生活上，爺爺是沒多少要求的，但在畫畫上他要求很嚴格，特別是在選用顏料方面，爺爺從不吝嗇，他要用質量最好，最貴的顏料，長期以來他只用一名為Winsor&Newton牌子的顏料。“那時國內還沒有這種顏料售賣，爺爺就列好英文的清單，託人回香港或在國外購買。記得爺爺對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是《榕蔭》、《黔魚》。我們一家人也覺得這兩幅最好，特別是《榕蔭》，那是爺爺在50年代嘔心瀝血之作，把它看做自己的兒女一樣寶貝，說無論如何都不會賣掉。”

孫子徐紹巒與徐東白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十幾年，據他介紹，晚年徐東白患了老人痴呆症，手抖得厲害，不能再畫畫。那時的他，脾性就像孩子一樣可愛。很多事情都不記得，唯獨兩件事情是每天必做的，第一就是每天要吃一隻雞腿，吃不到的話，就像孩子一樣發脾氣；第二件事是每天都得刮鬍子。而且要求很高，一定要颳得乾乾淨淨，十分光滑的感覺。

徐東白是嶺南早期油畫的翹楚之一，與李鐵夫、馮鋼百三足鼎立。三人中，李鐵夫是開山祖，又是辛亥革命元老而揚名華夏，馮鋼百則以其技壓同行的肖像畫功夫而活躍於上層社會，徐東白在這三人中算是晚輩，其人其技被馮鋼百看中，是馮回國后收的第一個學生。其實徐東白沒有進過任何洋學堂，沒有讀過什麼美術學院，沒有出國留學。

徐東白畫風乾凈，其通透是一般畫家所罕有的。他調色時取量準確，分寸掌握得恰到好處，塗色時用色薄，從不復筆，有不滿意的部分以畫刀颳去，絕無結塊、臃腫的色團留在畫中，有時一幅畫上色五六天了亦如昨天開稿一樣乾淨、清新。

徐氏會刻意追求表現畫面的空間感和物體的質感，著力發揮油畫所特有的深刻的表現力。在作畫起稿時，他很認真畫准每棵樹、每叢草、小路、河流在畫中的位置和伸展的透視。如徐老的一幅名作《黔魚》，畫中每一樣東西都有自己確切的體積和位置，立體逼真，形起質強，凹凸有度，觸手可及。

徐氏的畫風乾凈、清純，除了與他的繪技熟練之外，其實也是他心性與個性的反映。

他心無旁騖，永遠保持童真、純潔、質樸，專一地生活在自己的藝術世界當中。1950年代香港的律師和記者界有句傳言“不忍心騙徐東白”。

徐東白是一位既有寫實主義又具有色彩創新的畫家，他在印象派中得到不少靈感與啟發，他很崇尚印象派大師莫奈和塞尚，潛心鑽研了顏色在陽光底下的變化及前期印象派的創作經驗，但又獨創出自己獨特的畫風，用現代的、短筆的技法表現閃動著的外光效果，在他的畫里，色彩會依時間、光線和距離而變化，畫幅前後左右上下沒有一處相同的顏色，色階豐富而又和諧，色調里的光明麗又富神韻。

徐東白的代表作之一，是他最喜歡的作品《榕蔭》，那是他背著畫架，每天在同一時間到達現場，畫了三十次才完成的創作。徐老曾說過他創作《榕蔭》的心得：著力追求力量和陽光感，樹葉的強光是紅、黃、綠，畫的色彩要使人感到柔軟，不要使人覺得硬，硬則簡單，油畫要表現出實質的東西，而不僅是色和光暗。他能用豐富的色彩在二維平面上創作出一個三維的視覺空間和精神空間。

徐東白一生忠實於大自然，一生都在畫再現性作品，寫生是他永恆的主題。有人說徐東白的畫“實在無法再實”，徐老曾說“我幾十年追求的正是真實”。徐東白完全是以造化為師，是大自然的美吸引他去畫畫，是大自然教會他這樣去畫畫。他一直通過寫生去畫自己，按照自己最真實、最誠懇、最完整的感受去畫，把自己對南國大自然的愛，對生命的熱誠、淳樸、健康、真誠、率直表現在他畫的色調和意境之中，情緣景色而發，景以情而活。自1956年從香港回國內居住后，徐氏的寫生足跡遍及東莞、斗門、中山、肇慶、桂林等地。他對真善美的深厚感情是他生命的全部動力，一執起畫筆就是好心情，就看見美的東西。為了表現出景色和事物的真實，徐東白背著沉重的畫箱和畫架，三十次、六十次地在固定的時間趕到同一地點進行現場寫生。徐東白畢生致力於描繪陽光，表現風物在陽光下不同的變化，朝陽、夕陽、微雨，都在徐老筆下留下芳容。

徐華洲先生繼承了父親的衣缽，也是一位油畫家。他自小就跟隨父親學畫，19歲時便是“英國皇家水彩畫協會”的會員，后畢業於瀋陽魯迅美術學院，曾和父親一起舉辦父子畫展。現在徐華洲先生年逾古稀，移居美國三藩市，通過電話，我們聯繫上這位老人家。

記者：您是怎樣在父親的影響下走上畫畫的道路？父親給您的最大影響是什麼？

徐華洲：父親教小孩子很熱心真率，我們七姐弟從小就受到父親的教導，他教我們要從自我的興趣中去學習，才能得到快樂。父親並無刻意培養我們從事藝術，不過我是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地執起了畫筆。他的教導亦無別緻，沒有程式、規範和技巧，全憑自我摸索。他總是通過繪畫鼓勵和引導我們觀察對象的方法，從不指責我們在實踐中的失敗。

記得我初學畫時，他買回一刀水彩紙（約五百張）對我說：“每天畫三五張，當你畫完這疊紙，你就學會了。”言下之意是你須先自我去體會畫面的感覺，尋找自己的色彩。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你的手會帶你去畫。”父親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他一生對藝術的勤奮與誠懇。

記者：在您眼中父親的個性是怎樣的？

徐華洲：父親待人接物極誠懇，故不論高官、巨賈、平民、兒童都願意和他做朋友。他有句口頭禪：“事無不可對人言。”連狡黠的畫商亦曾說：“阿徐如此老實，何忍欺之。”在回國內居住的早期，當時廣州市市委書記歐初曾上門要畫，父親拒絕之餘，還在政協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其戇直可見一斑。

記者：您父親與母親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

徐華洲：母親給父親的支持很大，既是一位賢內助，更是一位好母親。她承擔了家裡所有的事情，好讓父親全身心地投入到藝術事業中。徐東白的畫友多次說到馮佩玉（我母親）對他的支持，常說徐東白的作品一半是馮佩玉畫的，父親每每聽到時總是由衷地開懷大笑。

記者：評論說“徐東白50歲前的畫風奔放，色彩明亮，筆觸寬闊，對比強烈；60歲后畫風沉實、色彩厚重，刻意求真，充滿東方情調”。他的畫風為何有這樣的轉變？

徐華洲：父親回國前在香港的作品已轉向印象派早期的風格，筆觸奔放，色彩明亮，充滿生命力。回國后，由於長期受環境局限，故畫風轉向保守沉實。父親一生率真，與外界保持距離，在國內數十年不讀書、不看報、不聽廣播，故能保持內心的明凈，然現實的環境不堪，故畫風的轉變乃當時的環境使然，與思想無關。

採訪中，徐紹巒給了我一份很珍貴的資料，那是徐東白生前寫在一本單行本子上的自傳。這份自傳除了其家人看過外，從未公開過。翻看這本紙張已變脆薄、泛黃的自傳，徐老昔日人生的酸甜苦辣躍然紙上，跌宕的經歷，淡然的筆觸，向我們描繪了一位純真、質樸的老人。

在自傳中，他寫自己是一個不善言辭和交際的人，在香港謀生時有不少辛酸的遭遇：香港人買畫，不論你原價高低，他們總要講價，這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情……因為我是一個不善說話的人，每次有人來買畫，即使成交，也總免不了減多少價的。而且在殖民地香港，總是先敬羅衣后敬人，有位朋友曾對我說“老師，我認為你最好是做兩套西服穿好啊。香港人見你衣履不整，以為你很倒霉，明明你的畫值二百元一幅，他們都僅會給你一百元”。又有一次，我剛在作畫，穿一件恤衫還卷著袖，和一位朋友到中華總商會大廈看禮堂牆壁大小，以確定為總商會創辦人繪畫的尺寸。由於我沒穿外衣，商會一位服務員托著一個放著兩條熱毛巾的托盤，他把一條毛巾給我朋友，而另一條就不給我。過兩天，我再和該朋友到總商會，這次我穿了西裝而去，同時會長對我頗為客氣，那服務員對我的服務態度則截然不同了。

儘管在香港打出名氣，徐東白始終心繫祖國。1956年，他響應黨的號召，回祖國內地工作。但在回之前，他經歷了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讓他終能鼓起回國工作決心的，是他在1956年受邀去北京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觀禮。他在自傳中寫道：我和香港文藝界的知名人士一起，登上了紅旗招展，氣派萬千的天安門，見到了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見到幾十萬群眾以整齊的步伐經過天安門廣場，聽到群眾們雄壯的叫喊聲，我不由自主地熱淚盈眶了，心中燃起了要回國參與新中國建設的決心。那天是我一生中最難忘，最幸福的一天！後來，我的兒女們聯名寫了一封信給周恩來總理，推薦我回來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不久，家裡就收到由廣州市文化部門轉來國務院的複信，表示歡迎我回來，並給我安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