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烈

1926年初考入雲南省立曲靖第三師範讀書，一個學期后，家裡就無法接濟他的讀書費用。第二學期開學，他流著淚送走其他同學，獨自坐在家裡嘆氣，最後向親朋好友借了錢，背著簡單的行李步行三天趕到曲靖入了學。借的錢交了學費所剩無幾，他只好星期天上山打柴賣幫補維持讀書生活。在曲靖師範讀書時，徐文烈受進步師生的影響，閱讀大革命時期進步書籍，思想進步很快。1928年7月初，地下黨在校內發動了第一次罷考運動，他帶頭響應，積極參加。后經陳昌郁（支部書記）、吳永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后，他經常到窮苦群眾中去教唱《工農十二杯酒》、《過年調》等歌曲，喚起民眾。他還經常趕印革命傳單，有時通宵達旦。1929年5月，地下黨針對學校當局經常訓斥進步學生的行徑，組織了以反對學校剋扣學生伙食為由的罷課運動，要求民主辦校，撤換校長。

這次罷課運動，地下黨組織充分總結吸取了第一次罷考的經驗教訓，不搞孤軍作戰，採取發宣言、散傳單、向附近各縣及省城求援的形式，擴大聲勢和影響。1929年6月30日，徐文烈等156名學生向省教育廳控告校長謝顯琳吞噬學款、任用私人、排斥異已、校務廢弛、歷行專制等問題。為了領導好這場運動，成立了罷課委員會，徐文烈為罷課委員會組織委員，他親自帶領學生向學校當局開展面對面的鬥爭，並親自製標語、擬傳單、組織學生桂蔭黨、馮相時等沿街張貼宣講。為使罷課鬥爭取得最後勝利，罷課委員會決定由徐文烈、汪集生（又名汪炳貞）為學生代表到昆向省教育廳請願。徐文烈、汪集生、趙國徽等三人繞道陸良赴昆。到昆后，在中共雲南省臨時委員會的指導下，他們向省教育廳請願。省臨委又以省學聯的名譽，在省立第一師範大會客室召開座談會，邀請昆明各大中學校學生代表，各報記者和各文化團體的代表參加。座談會上，徐文烈報告了曲靖師範學校當局巧立名目、蒙蔽上級、荒廢教學、貽誤青年、貪污舞弊等行為和全校學生為反對其黑暗專制，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罷課運動的實況。徐文烈在報告時，聲淚俱下，語言感人，使曲師學潮贏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同情。第二天《民眾日報》發表了評論文章；省學聯、省立第一師範、省立第一中學等校，發了傳單和快郵代電，紛紛聲援曲師學潮。省教育廳迫於形勢不得不答應撤換校長謝顯琳。這次學運，由於黨的領導，搞得很出色。校長謝顯琳坐卧不安，已籌劃變賣私房回平彝（富源）老家。但時逢龍雲帶兵赴黔攻打貴州軍閥得勝而歸，路經曲靖，駐在曲師校內。謝向龍訴說，龍即令曲靖縣長段克昌解決。學校當局在曲靖縣政府的支持下，把徐文烈、周子安、汪炳貞等“永遠開除學籍”，並飭由該地方官嚴加管束，不許潛到校中滋事，並通令省中各校，嚴加防範，不許他們更名報考。徐文烈、周子安被開除學籍后，再次繞道陸良到省，向昆明各校要求聲援。1929年8月初，徐文烈、周子安等從昆明返回陸良，與在陸良貼標語、散傳單，要求陸良各界人士起來聲援曲師學生的汪炳貞、桂蔭堂等召開會議共同研究，再次聯絡各縣旅曲學生採取一致行動，號召各縣教育界給予援助，向返家的學生髮信函，動員不要回校複課，把罷課鬥爭進行到底。曲師校長謝顯琳獲此情況，即向省主席龍雲稟報。龍雲接報后批複：“來函誦悉。該劣等如此囂張，殊堪痛恨”。后經在昆地下黨員劉苑梅、程熙文推薦，徐文烈到陸良縣南區碧雲小學任教，到校后，徐文烈以教師的合法身份秘密開展黨的工作。

1930年春，省臨委對陸良黨組織作了調整，建立了中共陸良中心縣委，徐文烈為委員，負責六區（老鴉召一帶）的工作。他以學校為據點，開展學運、農運、兵運工作。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宣傳革命真理，教學生和青年農民唱革命歌曲，使《少年先鋒隊歌》、《國際歌》等歌曲流行於學校和農村。陸良暴動前夕，他又秘密唱武裝暴動歌：“武裝暴動要齊心，告我工農兵，高高舉紅旗，鐮刀、斧頭、五角星。被壓迫的階級，被剝削的人民，只有革命是出路，舍了鬥爭無生存。暴動、暴動，武裝去把政權爭。……”豪邁雄壯的歌聲喚起民眾參加革命武裝暴動。徐文烈在召誇、老鴉召一帶秘密組織發動了由青年農民和學生組成的50多人的武裝，還對小者黑的分團首朱紹庭做統戰工作，爭取人槍二百多。同年5月，省臨委批准陸良武裝暴動計劃，確定其武裝暫編為紅軍第三十八軍，下設三個師，朱紹庭、徐文烈為第三師負責人。1930年7月3日晚，暴動槍聲首先在板橋打響。由於暴動隊伍缺乏經驗，指揮失誤，致使東路軍未按時到達縣城，先到達的西路部隊只好轉移，起義部隊反遭擊潰。

陸良暴動失敗后，徐文烈轉移昆明做黨的工作。后回宣威與地下黨員陳昌郁、何正坤、周子安等在板橋成立黨支部，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其間曾與黃雲梯到宣威海岱沖文閣兩級小學任教。他教的語文、歷史、地理課深受學生歡迎。他們組織學生演出《歸農》、《秀香的下落》等戲劇。他還登台講演、介紹劇情，激發農民的革命熱情。通過演出、募捐資金辦學，使更多的農家子弟能入學讀書。中共雲南省臨委遭破壞后，支部與上級失去聯繫。黨支部改為黨小組，繼續做黨的工作。

徐文烈1932年2月借省立第三師範同學何正坤的畢業文憑，化名何坤考入雲南省東陸大學教育系，1933年8月，被人控告“思想左傾”、“常看《嚮導》周報”、“有共產黨嫌疑”等而被捕入獄。因當局找不到任何證據，關押兩個月後，他被校長何瑤保釋出獄。從此，他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1934年1月，他畢業回宣威縣立中學任教，在學生中秘密組織讀書會，傳閱各種進步書刊，並帶領縣中進步學生到板橋小學和板橋街頭進行抗日宣傳。10月，縣中一學生無故被警察毒打，他對此深表同情，支持宣中、簡師主持正義的100餘名學生衝進警察局痛打警察局長傅嘉輝。

1935年4月26日，紅一方面軍紅九軍團長征經過板橋。軍團部於下午四時許，駐進板橋小學，展開了活動。有的聯繫學校，集合學生講話，有的在牆壁上寫了：“先進的革命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紅軍不拉夫”等大字標語。早年在板橋小學畢業后在朱培德部任排長、1928年率全排起義加入井岡山紅軍，當時任紅九軍團部作戰科長的劉雄武（1937年春，任紅軍西路軍紅三十軍八十九師參謀長，西進到甘肅安西縣紅柳園子與敵浴血奮戰犧牲），在學校大門外與家鄉群眾談家常，講革命道理。在縣中任教的共產黨員徐文烈老師當天從早往縣中趕到板橋家中，軍團宣傳部長、雲南迤西人王透，一住下就找徐文烈交談，並邀徐參加紅軍。天方黑時，徐文烈參加了軍團長羅炳輝、作戰科長劉雄武等幾位軍團領導召開的會議，研究當夜攻打宣威城的方案。紅軍過板橋時，徐文烈帶動板橋小學學生樊同功、徐文禮（1964年授予少將軍銜）等數十人分頭趕往距縣城西南20里的紅九軍團宣傳部駐地灰洞，參加了紅軍。這時徐文烈已是兩個孩子的爸爸，為了革命事業，他決心把妻子兒女留在老家，跟隨紅軍離家幹革命，並為紅軍攻佔縣城作嚮導。紅九軍團佔領宣威縣城后，他帶領學生吳應偉沿街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宣講紅軍的主張，控訴國民黨反動派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罪惡，激勵勞苦人民起來打土豪、分田地，翻身求解放，號召青年參加紅軍。他還帶著紅軍打大戶，把財主家的火腿、糧食、衣物等分給貧苦農民。在徐文烈、吳應偉等的帶動下，紅九軍團在宣威擴紅三百人。

紅軍走後，徐文烈的父親和胞弟被反動政府逮捕入獄，母親被迫將大部分田地典賣作贖身費，父親出獄后，被疾病折磨，因無力治療而死，母親亦相繼去世，胞弟徐文斌被贖出后逃匿他縣，新中國成立后徐托周保中等才在曲靖縣城找到。徐文烈棄家革命，為國為民的精神在家鄉被傳為佳話。

參加紅軍后，任紅九軍團政治部宣傳幹事。1935年8月在到達草地中的松崗時，經紅九軍團宣傳部長王透、劉鶴孔介紹，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他參加蒲江、陳家墳戰鬥。1936年1月，參加滎徑、小河子戰鬥。36年3月任紅32軍政治部宣傳科科長、36年8月任紅32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參加甘南、徽縣、成縣地區的戰鬥，10月參加環縣以西各次戰鬥。36年11月任紅32軍政治部破壞部部長，36年12月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宣傳科科長。抗日戰爭時期，37年9月任八路軍一二〇師河曲工作團主任，1938年8月任一二〇師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1939年1月為宣傳部部長，先後參加了冀中齊會、黑馬、張庄和晉察冀的陳泉戰鬥及一二〇師回晉西北后的各次大的反掃蕩作戰。1941年2月，任八路軍一二〇師教導團政治委員。同年5月調任晉西北抗大七分校政治委員。1943年3月調任陝甘寧綏德抗大總校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2月，徐文烈調任東北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1946年5月底，潘朔端率領的國民黨滇軍一八四師在海城起義，徐文烈奉命帶領30多名老紅軍、老幹部改造前去進行改造，他日以繼夜地工作，培訓了大批幹部，將該師組建成東北民主同盟軍第一軍，徐文烈擔任該軍政治部主任。在徐文烈的倡導和統一部署下，先將校尉級軍官、軍士和士兵分開整訓，全軍廣泛開展了訴苦運動。“倒苦水”、 “算細帳”、“挖苦根”，然後進行政治教育，海城起義的官兵後來多數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士兵們控訴國民黨政府的黑暗腐敗時個個聲淚俱下，訴說國民黨軍隊軍官虐待士兵的暴行時人人義憤填膺，通過這一運動激發了戰士們的革命熱情，幫助戰士樹立了為人民謀幸福的思想。此外他還動員組織部隊從事生產勞動，加深了幹部戰士對建立新型的軍民關係的認識。徐文烈創造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有力地促進了部隊的教育改造工作。1947年12月，徐文烈又調任東北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

1948年10月，曾澤生率國民黨滇軍六十軍在長春起義。1949年1月2日，中央軍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正式宣布改編該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五十軍，任命曾澤生為軍長，徐文烈為政治委員。徐文烈擔負起了徹底改造六十軍的光榮任務。他通過深入細緻的調查，掌握了全面情況，認真貫徹黨中央“對起義部隊實行徹底改造，使之成為人民軍隊”的方針和東北軍區黨委的指示。首先，按解放軍的建軍原則，在全軍建立各種制度，特別是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根據該軍實際，開辦積極分子訓練班，先後培養和發展黨員646名，僅僅三四個月時間，就實現了團有黨委，營有支部，連有小組，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全軍採取了思想教育和思想鬥爭相結合，領導啟發誘導和群眾自我教育相結合的方法，開展了對舊軍閥制度的控訴運動、反對封建地方階級的訴苦運動、思想還家的階級自覺運動，進行了戰爭觀念教育、團結內部教育、政策紀律教育，對全軍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對國民黨軍官採取“少數清洗、多數調學、部分留隊”的方法，對留隊的軍官採取部分“夾帶”，部分“搬家”的辦法，隨後50軍開展了民主運動、訴苦運動、自覺運動和革命戰爭觀教育、團結教育和政策紀律教育。本著“審慎使用，積極團結教育，使之逐步成為人民軍隊幹部”的方針，對起義的2714名軍官在政治上嚴格要求，思想上熱情幫助，生活上關心照顧，採取陸續調學輪訓和隨同部隊一起改造的方式，進行了教育改造，做到量才使用。徐文烈還親自找了100多名起義軍官談話，徵求他們的意見，給他們安排適當工作。先後接受東北軍區從各部隊抽調的1000多名幹部，充實加強了各級領導班子。對混進隊伍內的特務、姦細、警察、憲兵、逃亡地主等實行了堅決清洗。對一些老弱病殘者實行精減，做到合理安排。在東北地區招收翻身農民5400多名參軍，為部隊增添了新鮮血液，使部隊政治素質大大提高。短短半年時間，整個部隊面貌煥然一新。徐文烈代表軍黨委向上級主動請纓，要求讓五十軍入關作戰，接受戰爭鍛煉和考驗。

1949年6月15日五十軍誓師入關，投入了解放全中國的戰鬥。10月率部參加了鄂西戰役，生俘敵宋希濂部七十九軍代軍長肖炳寅、副軍長李維龍、高參宋傑，十五軍一六九師副師長王躍齋，一二四軍六十師師長易瑾等以下官兵7000餘人，首次作戰就取得了輝煌戰果。這段時間徐文烈心臟病、風濕性關節炎複發，他強忍病痛，堅持指揮作戰。他既是優秀的政治工作者，也是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在鶴峰殲滅敵十五軍和七十九軍殘部時，五十軍前方指揮所決定分散兵力，發動群眾，划區搜剿。徐文烈得知后，認為不妥，立即與軍長等商議，複電前指：兵力要集中使用，不能過於分散，可以抽出少數兵力發動群眾，宣傳我軍的寬待政策，瓦解敵軍。在我軍強大的軍事和政治攻勢下，敵3000餘人全部繳械投降。在鄂西戰役中，全軍將士不怕犧牲，英勇殺敵，表現突出。第四野戰軍首長兩次通令：五十軍此次參加鄂西戰役的作戰，堅決執行命令，不怕疲勞，翻大山走小路，忍受缺糧及宿營的困難，勇猛迅速連續追殲逃敵，並俘獲7000人之眾，與友軍團結友愛精神甚好，特別是切實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樹立了良好的影響，首戰立功，殊堪嘉慰，特予通報表揚。11月下旬，徐文烈等又奉命率五十軍投入了解放大西南的戰鬥，在成都戰役中，先後解放了石柱、大竹、渠縣、營山、蓬安等縣城，斃傷敵人380多人，俘敵人8165人，迫降17700餘人，繳獲步槍、衝鋒槍萬餘枝，輕重機槍200多挺，迫擊炮、六○炮70多門以及汽車、彈藥、黃金、白銀等物資。徐文烈不顧病痛折磨和部隊一起行軍作戰，有時連續行軍20多個小時，行程300餘華里。他辦事嚴肅認真，考慮問題縝密。在部隊駐遂寧阻敵南逃期間，軍部某同志出於鍛煉部隊的目的，主張一四九師向三台地區活動，尋機殲敵，以壯聲威，並將該師負責人叫到軍部布置任務。徐文烈得知情況后，一再強調必須嚴格執行第二野戰軍首長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動，通過他耐心說服，有效地制止了這一盲目行動。果然軍部很快就收到了命五十軍晝夜兼程參加成都戰役的命令，使五十軍按時完成了參加合圍成都的任務。他原則性強，在五十軍進駐金堂、簡陽時，敵軍派人要求五十軍去受降，有的幹部主張去受降，曾軍長要徐文烈拿主意，徐文烈堅決不同意，他說：沒有上級命令，部隊不準隨便行動。此事受到了劉伯承、鄧小平的表揚。在成都戰役中，五十軍指戰員勇猛頑強，吃苦耐勞，圓滿完成任務，受到上級多次表揚。這支起義部隊，通過徐文烈等的努力，至此完全改造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用實際行動實現了毛主席關於“該部可能爭取改造成為較好的部隊”的預言。

1949年，他和張梓楨帶領幾百名原國民黨第60軍長春起義官兵，順利改造了在四川起義的國民黨第20兵團和“國防部挺進軍”2萬官兵。

1950年2月，五十軍奉命回師沙市、鍾祥。4月，根據中南軍區和第四野戰軍的命令，徐文烈、曾澤生等從全軍抽調11000多人組成築堤隊伍，在40公里長的地段上修築漢水防洪大堤，投工380萬個，築堤63.7萬立方米，為漢江平原500萬人民造了福。同時，積極響應黨中央關於參加生產，克服經濟困難的號召，發揚“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的光榮傳統，開展了以農業為主的大生產運動。開墾水田17000多畝，旱田13000餘畝，菜地1500多畝。還組織了伐木、捕魚、畜牧等副業生產，減輕了國家負擔，改善了部隊生活。部隊進駐沙市等城市后，有的人滋長了盲目樂觀思想，認為可以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了。針對全軍當時的一些思想情況，在徐文烈的帶領下及時對師以上幹部進行了集中整風,統一了思想認識,明確了在新形勢下的任務。他生活簡樸，嚴於律已。從不浪費公家一分錢，就是孩子每月由國家供給的生活費，他也要求家人盡量節約。1950年10月初，朝鮮戰爭形勢嚴峻，50軍奉軍委命令，放下即將到手的秋收，全軍調遼寧準備改編為炮兵部隊。10月下旬，第一次戰役形勢十分緊張，50軍從輯安、安東緊急入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

部隊入朝前夕，徐文烈針對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結合部隊的思想狀況，動員全體政工幹部在全軍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政治動員，並親自抓出國前一切準備工作，使五十軍在戰前就有了較充分的思想和物質準備。部隊剛跨過鴨綠江的第二天就投入了志願軍入朝後的第一次戰役，與友軍協力截擊了向楚山等地進攻之敵偽6師，並追敵至車輦館地區。在總結初戰經驗時，徐文烈不顧敵機在頭上低空盤旋，沉著冷靜地聽取各師彙報戰況，反覆鼓勵大家道：有我強大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美帝國主義瘋狂不了幾天，我們要發揚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精神，勇敢作戰，發揚國際主義精神，為祖國爭光。在11月20日開始的第二次戰役中，五十軍在清川江以西鉗制敵人，掩護志願軍主力，爾後又過清川江，奪平壤，逼近三八線。這時，與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軍相比，志願軍的裝備仍很落後，傷亡大，部分幹部戰士產生了“恐美”情緒。針對這種思想傾向，徐文烈及時地做耐心細緻的工作，激發敢打、敢沖、敢拼的鬥志，並帶領全軍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提高部隊的思想覺悟，增強適應性、堅定性，樹立勇猛殺敵，打敗美帝的堅定信心，使全軍精神振奮，鬥志昂揚。12月31日起參加第三次戰役，全軍取得了輝煌戰果，特別是取得了高陽戰鬥沉重打擊英軍二十九旅的勝利，創立了兩個步兵營用劣勢裝備全殲敵重型坦克營的光輝範例，以及在1951年1月4日取得首先攻入漢城的勝利。由此，一些人產生了自滿情緒。徐文烈及時對他們進行了熱情幫助，糾正了不利再戰的思想傾向，為奪取此後戰鬥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第四次戰役，五十軍三個師全線展開在漢江兩岸防禦作戰50晝夜，敵人仗恃擁有飛機、大炮、坦克等現代化裝備，猛烈進攻。五十軍不懼嚴寒，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依託簡單的野戰工事，一把炒麵一把雪，彈藥用光，就用刺刀、鐵鍬、十字鎬和石塊，與敵人殊死搏鬥，以劣勢裝備戰勝了裝備精良的侵略軍，打出了軍威、國威。在此期間，徐文烈忍受心臟病、關節炎的痛苦，晝夜操勞，與全軍將士同甘共苦。十分緊張的戰鬥生活，使他面黃肌瘦，神色憔悴，但他仍咬緊牙關，堅持指揮運籌。他以堅強的毅力堅守在指揮所里，眼睛看著地圖上的交戰標記，耳朵聽著數百個山頭上戰鬥的得失彙報，腦子裡思考著各部應採取的應變措施，不斷作出調動部隊，鞏固陣地的決策。為了戰役的勝利，他時刻不忘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全軍作出表率，使全軍將士在任何艱苦的條件下都經受住了考驗，湧現了近500名記大功以上的功臣模範，五十軍受到了毛澤東與志願軍總部首長的高度讚揚與通報表揚。

1951年3月15日第四次戰役結束，五十軍奉命撤出一線回國到丹東、鳳城地區休整補充。許多幹部戰士認為可以休息了。徐文烈考慮到戰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針對這種思想，提出了“出國再戰”的號召，在全軍進一步開展了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使幹部、戰士始終保持了旺盛的戰鬥激情，樹立了出國再戰的思想。五、六月間，中央軍委發專電要第一批入朝參戰的各軍黨委書記到北京向毛主席彙報工作。徐文烈代表第50軍趕到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親切接見，他向毛主席詳細彙報了五十軍入朝後參加四次戰役的情況。同年7月，五十軍奉命再次入朝作戰。由於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第二次入朝作戰時，全軍沒有一個幹部懾於朝鮮戰爭的殘酷而要求留在國內，也沒有一個戰士因怕死而離隊。全軍將士精神振奮，鬥志昂揚，完成了搶修飛機場的緊急任務，擔任了鴨綠江口至清川江口朝鮮西海岸的守備防禦任務，在空軍配合下，採取“由近而遠，逐島進攻”的方針，進行了渡海攻島作戰，先後解放了椴島、炭島、大和島、小和島、艾島及附近島嶼，創造了以木船、汽船、摺疊舟同敵兵艦戰鬥取得勝利的新戰例。

1953年4月12日夜，五十軍軍部駐地青龍里突遭敵飛機轟炸。第一副軍長蔡正國等60多人不幸犧牲，軍指揮機關遭受了很大損失，軍長曾澤生、政委徐文烈也負了傷。徐文烈耳朵被震聾，臀部被炸傷。當大家把他抬到坑道時，他一開口就問：“軍長、副軍長、參謀長、戰士們的安全怎麼樣？”對大家悲痛的回答，他聽不見，又急切地追問：“你們為什麼光張嘴不說話？”當知道傷亡情況后，他怒吼道：“美國鬼子，看你們能猖狂到幾時！”他立即布置趕快把部隊組織好。並大聲號召：“一定要為同志們報仇，一定要堅決徹夜打垮美國鬼子”。徐文烈就是這樣懷著對美國侵略者的無比憤恨對全軍將士的無比關心，與全軍指戰員一塊浴血奮戰的。

由於徐文烈等認真貫徹毛主席的建軍原則和軍事路線，一刻不放鬆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機動靈活地運用毛主席的戰略戰術，全軍指戰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歷時4年，先後進行大小戰鬥95次，斃傷敵14052人，俘敵442人，繳獲各種槍1975枝，各種炮37門，擊落敵機3架，擊傷14架，擊毀坦克28輛，擊傷50輛，擊毀裝甲車33輛，汽車38輛，牽引車10輛，還繳獲了大量軍用物資。勝利地完成了戰勤和守衛海防的備戰、築城任務，湧現功臣模範14141人，排以上幹部中有7049人獲朝鮮政府授予的勳章和獎章，徐文烈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先後授予一級國旗勳章、二級國旗勳章各一枚。50軍再次以實際行動證明了徐文烈等對軍隊改造工作的成功，證明了徐文烈為50軍的建設作出的重要貢獻。50軍成為一支長時間採取非融編方式，成建制改造並保留原建制的國民黨起義部隊，沒有融編進來任何一支解放軍老部隊。

1954年2月，徐文烈告別與他同生死、共命運、艱苦奮戰了五個春秋的五十軍全體將士，奉調回國，協助劉伯承等領導南京軍事學院的工作，任學院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他被中央軍委授予少將軍銜，獲一級解放勳章、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各一枚。在南京軍事學院工作期間，徐文烈十分辛苦，以至積勞成疾，患腦血栓，一度偏癱，但病情稍有好轉，又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1959年12月，他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

“文化大革命”中，因歷史脫黨問題被林彪反黨集團關押起來，受盡各種刑訊，身心遭到嚴重摧殘。由於長期征戰，加之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他已積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肝炎、嚴重風濕性關節炎等疾病於一身。1971年2月18日，被當時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定為“叛徒”，開除黨籍、軍籍。3月，被林彪黨徒借戰備疏散之名，遣送回宣威原籍。回到家鄉后，被安置在距宣威縣城20公里的歌樂村。當地政府將購銷店房子讓出一間給他居住。房子低矮潮濕。風濕病已經很重的徐文烈，只能住在板樓上。他的居室里，只有一張用木板鋪的單人床，一張小木桌、一把木椅子和簡單的幾樣生活用品。黑暗潮濕的樓下只有一個用土坯砌成的火塘和幾個供人坐的草墩。當時每月只發給他60元生活費，除治病外，所剩無幾。那時物資匱乏，每月僅供應2兩豬油，他只能以粗茶淡飯糊口。儘管屈居山村，住宿條件極差，生活艱苦，精神和疾病折磨，他仍以革命者的開闊胸懷和頑強毅力堅強地生活著。他始終抱以樂觀的態度，言談中總是充滿情趣和幽默。有時，孫女來看他，當他看到孫女紅潤的臉蛋和胸前飄動的紅領巾時，便風趣地說：“祖國的花朵，你又來了”。有時，他起床的時候發現自己的錶停了，也會風趣地叫醒隔壁的營業員，說：“小夥子，我的好鄰居，我的表又睡著了，你的表有幾點鐘了？”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同村裡的幹部、社員及老師都處得很好。一次，他到村裡的小學校去，看見老師在小油燈下批改作業，就無限感慨地談起往事。他說當年他考曲靖師範時，作文考題是“小學教師，極其辛苦也，諸生為何考師範乎？”回家鄉后，由於居住條件差，營養缺乏和缺醫少葯，使他的傷殘之身得不到調治，身體日漸衰弱，病勢愈來愈重。1972年至1973年初，他已病到吐血和難以行動的程度，但仍壯志不已，雄心不衰。1972年7月16日，他在第二次給毛主席的信中寫道：“……茲欲再芻芻以懇求於主席者，深盼能批示有關機關首長，將林賊及其忠信對職污陷之一切，予以嚴肅複審，還我歷史以真實面目，則職三生有幸，誓當銜環結草，殊死以報黨和人民。職復思，今林賊授首，已化飛灰，隨從羽翼相繼落網，賊等任何污陷於職歷史之處，已易查明，謹懇示有關首長，賜予嚴肅鑒定，以清涇渭。忠奸不兩立，此生為黨為人民，誓當繼續流血流汗，雖死而無恨。”又言：“……惟朝朝暮暮，切盼有朝一日含冤剝白，能夠繼續緊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再行馳騁疆場，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支援世界革命繼續流血流汗，直至肝腦塗地以報黨和人民之死矢糜他（靡它）。”1972年12月9日，他在寫給北京的兒女們的信中又寫道：“孩子們，爸爸與許多遭林彪賊子一群匪幫殘酷迫害者一樣，堅信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旗幟下，終將含冤得白，重新執干戈以衛社稷，誓將以血為保衛黨、保衛祖國而流！”1973年初他在寫給北京的女兒徐燕的信中寫道：“孩子！一定要堅定頑強，真理總是不會平安產生的，咱家是硬骨頭傳家的，為革命任何時候都可以粉身碎骨”。1973年4月，在徐文烈的一些老戰友的幫助下，徐的女兒徐燕、兒子徐子非，衝破重重障礙，把他接回北京。當時，林彪集團雖已落網，但軍內“左”的一套仍十分嚴重。當時總政下令，不接待徐文烈，還曾派人企圖將他重新送回雲南。但是，徐文烈的一些老戰友作了許多努力，給他各種幫助，才得以住進總政招待所和解放軍309醫院。徐文烈返京不久病情更加嚴重，陷於高燒和昏迷狀態。經檢查，肺上有兩個大空洞，尿糖已達四個“+”號。儘管病勢如此嚴重，他仍堅持不斷的看書看報，抓緊時間學習，在孩子們的攙扶下去總政上訪，要求平反冤案。1976年12月28日12時37分，徐文烈第二次心肌梗塞，含冤逝世。

1979年3月15日，總政治部發了《關於徐文烈同志歷史問題複查結論的通知》，宣布“撤銷1971年2月18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將徐文烈定為叛徒，開除黨籍、軍籍的決定”，徹底推倒了林彪、“四人幫”一夥強加給徐文烈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徐文烈的冤案，最終得到了平反昭雪。1979年4月10日下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徐文烈舉行隆重的追悼會，為他公開平反昭雪，徹底恢複名譽，並進行了骨灰安放儀式。悼詞中說：徐文烈同志從青年時代起，即從事革命活動，曾參加過雲南陸良暴動。隨後，加入工農紅軍，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年代里，為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國的誕生，他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為保衛祖國，援助朝鮮，他出生入死，浴血奮戰。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勤勤懇懇，忘我工作。徐文烈是我黨的優秀黨員，是我軍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幹部。四十多年來，他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為培養教育幹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和我軍的政治工作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戰鬥了一生。徐文烈同志一貫堅持黨的原則，遵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處處以黨的利益為重，人不計較個人得失，深受黨的信任和群眾的尊敬。他為人正直，作風正派，敢於負責，不怕困難，待人誠懇，關心群眾，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保持和發揚了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