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佐成

丁佐成(1897-1966)，浙江省鎮海縣下邵鄉丁家山村人，生於1897年6月11日。他排行第四，上有二兄一姊，下有三弟。其父系清朝秀才，在本村開辦私塾，為本村子弟啟蒙教育。由於家庭人口眾多，束修之資不足以養家，故其母製作錫箔，作為副業。

丁佐成幼年在其父所設私塾就讀。年稍長，課後進山砍柴，至市上變賣，貼補家用。後去四明中學讀書，因秉性誠實，聰明好學，為一美籍教師讚賞。中學畢業后，由彼資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學物理系。1918年畢業，留校任教三年。在任教期間，見學校實驗室所用進口儀器損壞后無人修復，擱置不用，深感可惜；更感當時國家工業落後，不會製造儀錶，一切依賴進口，利權外溢，由此萌發研究儀錶，創建民族儀錶工業的志願。

丁信奉基督教，得教會資助，於1921年至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電器工程專業。1923年獲碩士學位，留校任教一年。後去西屋電器公司任工程師，了解到電錶設計和製造工藝。他曾去威斯登電錶廠要求參觀，被拒之門外，並遭諷刺：“中國人想製造電錶，還要等30年。”丁氣憤之餘，激發了自力更生志氣，立即放棄國外優厚待遇，於1925年3月回國。

回國后，從事儀錶工業的開拓工作，買下了美國人在上海博物院路20號（今虎丘路131號）修理幻燈機的廠房和設備，建立中華科學儀器館，資金6000元，職工4名，設備僅一台台鑽及少量手工工具。建館后曾研製成功船舶和航空用無線電收發報機，承包了當時中國航空公司兩條航線上的通信設備，還親自為招商局輪船裝置收發報機，為發展中國航空航海事業通信設備作出了貢獻，同時獲利14萬元。因經營有方，寧波商人朱旭昌集資和他合作，於1927年組成大華科學儀器廠股份有限公司。丁出任經理，朱任董事長，王性堯任秘書。因營業蒸蒸日上，1928年職工人數增至60人左右。其後，無線電收發報機製造權被美商亞洲電氣公司以15萬元代價收買。丁以此作為製造電錶的資金，於1929年10月製造成功R301型直流電錶。以後又擴大品種，先後製造了多種類型、規格的交、直流電錶及電力表、功率因數表，還自行設計製造了供學校物理電學實驗用的電阻箱、分流器、檢流計、可變電阻器等，實現了用國產儀錶裝備學校實驗室的願望。在此期間，丁還為美國西屋電氣公司、鮑西·勞姆光學儀器公司等代理遠東經銷業務。

中華科學儀器館及其後的大華科學儀器廠的創建，在中國儀錶工業史上寫下了三個第一：中國第一位儀錶專家——丁佐成；中國第一家儀錶製造廠；中國第一隻國產儀錶——R301型直流電錶。

日本侵略軍侵華期間，工廠產銷發生困難。丁一面經商，一面辦廠，以商養廠，慘淡經營。丁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製造航空儀錶，堅持了民族氣節。

抗日戰爭勝利后，丁再度去美，收取代銷傭金，併購買製造電錶用的原材料，陸續寄回國內，準備繼續大幹。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親朋勸他去台灣。丁拒絕離滬，說：“我的事業在中國上海。”並毅然將多年贏利購買地產，購置鋼材、設備。上海解放后，立即在上海東大名路1188號建造裝配大樓、車間、食堂。當時的廠房、設備，在國內儀錶行業中是第一流的，電工儀錶的產量、品種也居全國第一。

1954年，丁佐成響應政府號召，積極參加公私合營。大華科學儀器廠股份有限公司改名為大華儀錶廠，丁任總工程師，負責全廠技術工作。1958年，大華儀錶廠試製成工業用自動記錄儀錶。以後又從電子管儀錶發展到晶體管儀錶，進一步發展為集成電路儀錶，連上了三個台階。丁佐成在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為開發成功並生產的智能化儀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些儀錶已廣泛應用於冶金、化工、石油、機械製造等領域。大華儀錶廠已經發展成為儀錶行業的骨幹企業。丁佐成為大華儀錶廠和中國儀錶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上海解放后，市場上儀錶需求激增，大華生產的產品供不應求。為了擴大生產規模，丁佐成便加快興建東大名路新廠房。當時建築材料緊缺，他到處奔走籌辦，還抽空到工地檢查施工質量和進度。經過一年多施工，一座四層樓的新廠房拔地而起。1951年8月，大華搬進新廠房，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生產發展很快，業務蒸蒸日上。

新中國要走一條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丁佐成創辦儀錶事業之初就立志要做中國的鮑西、勞姆，建立一個如鮑西·勞姆（博士倫）光學儀器公司那樣的跨國大企業。這使他對新政府的一些做法一度產生一些不理解。但矢志不移的振光中國的理想，加上政府的幫助和教育，最終仍使丁佐成一步一步從不理解甚至是消極消沉的狀態，走向公私合營，無私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過去大華曾有過規定，儀錶裝配車間的女工結婚後不得繼續工作。等到1951年新廠房落成，增加了許多新工人，組織起了工會籌備會。過去一些被大華辭退的女工便通過工會向廠方交涉，要求回廠工作。經過勞資雙方多次協商，同意女工回廠工作，這場風波得以圓滿解決。

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大華工人在黨的領導下，揭發出一些公司在資本主義經營中存在的問題。雖然後來政府本著實事求是和過去從寬的精神，還是評定大華公司為完全守法戶，但丁佐成並沒有看清自己的前途，拒絕承認“剝削”，對工人階級領導也不服氣。他不再理會廠里的生產，成天在廠里的空地上種花蒔草，成了一個花園工程師。工廠生產很快停頓下來，一座可以容納四五百人的廠房裡空蕩蕩的只有七八十個職工，百分之七十的資金積壓，百分之六十的機器設備停工。最後丁佐成向董事會推薦王性堯擔任廠經理職務，自己只作為總工程師，專門負責技術方面的工作。

1953年，公私合營過程中，丁佐成也一度想不通。他的學生——新華電器廠的邵鶴年帶頭申請公私合營，以此推動大華參與。邵鶴年對丁佐成說：“新華如被批准合營，必然能優先得到國家訂貨，那時候，大華就只能吃些剩羹殘菜了。”這番話打動了他，沉思半晌，終於表示大華願意申請公私合營。

1954年秋，政府批准大華、新華、太平洋、中國磁鋼4廠合併合營。四廠共有職工368人，大華廠資產達到380萬元，由原第一重工業局派駐大華的特派員施家溥任公方代表兼廠長，丁佐成任私方總經理兼總工程師，王性堯任經理，陸仁和、邵鶴年兩人任副經理。

合營后不久，施家溥奉調離開，原永新電工器材廠公方代表劉友諒轉任大華公方代表兼廠長。這兩位公方代表對丁佐成的幫助和聽取勞資雙方意見，使廠里的生產有了轉機。他對丁佐成十分尊重，遇事先和他商量，諄諄善誘，因勢利導，不但使丁佐成對他的看法由原先的看不起轉為非常欽佩，也使丁佐成逐漸看清了自己的前途。劉友諒更是和丁佐成一見如故，他認真貫徹黨的對私改造政策，熱情關心丁佐成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積極支持他的新產品設計。他與丁佐成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共同研究修訂新的規章制度，成立新科室，把企業納入社會主義軌道，從而激發全廠職工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

丁佐成被感動了，他看到自己的技術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受到重視，他變得更年輕更有活動了。他和職工一起積極開發新產品新工藝，改進機器設備，試製各種自動化儀錶，合營第一年就試製出新產品11種，其中有的支援第一汽車製造廠建設，有的到萊比錫國際展覽會參展。

在公私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合營后在大華也煥發出新的青春風采。他們自製成功磨軸尖機，一次磨製的軸尖相當過去手工磨製一年的數量。他們改變沖模工序，沖制零件從每月9萬件提高到20多萬件，不必再依靠外包加工。像這樣經過工人們創造革新將生產效率提高1倍到30多倍的事例不生枚舉。剛合營時，第一季度只生了2000隻電錶，其中100多隻返修；三季度起，每季主量就增至8000隻左右，須返修的只有幾隻。1954年，大華廠人均年產值為5385元，1955年猛增至12170元。1954年，4廠（大華、新華、大平洋、中國磁鋼）合計年產值937000元，1955年合營后同樣的人力和設備，年產值達到207萬元，產品的價格平均降低51·7%，還完成了國家下達的利潤指標。合營3年，就試製成功了0·2級電錶，而這種電錶，美國威斯登公司開廠17年後才能生產。

看到如此巨大的變化，丁佐成感嘆道：“私營三十年不如合營一年。”他真正認識到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1956年，他被提名為全國政協委員，到北京出席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回來之後，他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勁頭更大了，他主動向上級領導提出要培訓青年，決心為祖培養更多的儀錶製造人才。

就在1956年丁佐成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先後當選為上海市第一屆政協委員、上海市工商聯常委會、全國工商聯執委、全國政協第三第四屆委員。1966年，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於12月6日不幸去世，終年70歲。1979年8月16日，上海市儀器儀錶工業公司為他舉行了追悼會，鄭重為其平反，恢複名譽，骨灰移葬上海市龍華烈士公墓。

丁佐成是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工商聯執行委員和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併當選為上海物理學會理事。組織生產了中國第一隻國產電錶，為中國儀錶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綜觀丁佐成的一生，是為中國儀錶製造事業奉獻的一生。幾十年來他以高超的科學理論水平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為中國的儀錶生產做出了巨大的成績，成為享譽海內外的儀錶專家。丁佐成平易近人，自奉甚儉，中午在廠內用餐，經常是蛋炒飯加清湯。但對職工的困難，常能鼎力相助。他的長兄丁立成學醫，在寧波創立華美醫院，任院長。丁佐成在辦廠有一定成就后，曾以醫療儀器設備資助，使該醫院的設備在當時達到一流水平。丁佐成對廠內職工患有肺結核病者（這在當時是重症），送至該院治療，一切醫療費用由丁負責支付。又資助某職員子女就讀大學，完成學業。

“文化大革命”中，丁受到迫害，於1966年12月病逝。1979年，由上海市儀器儀錶公司為其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