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三拔

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1575-1620），其於1597年入耶穌會，之後進羅馬學院學習，不久即肄業離開了羅馬。熊三拔在中國傳教約15年，共留下《泰西水法》、《簡平儀說》、《表度說》、《中國俗禮簡評》和《陸若漢神父著述註解》五本書，以及一些關於教義和傳教經歷的信札等。利瑪竇去世前，把最重要的文件資料都移交給了熊三拔，並告訴熊三拔他最大的遺憾是雖然身在北京，卻沒有見到被他稱為“東方康士坦丁大帝”的萬曆皇帝，沒有使萬曆皈依基督教。熊三拔是一個文學造詣很高的傳教士，擅繪畫，通建築和宗教的密傳學說。熊三拔的成長故事和利瑪竇非常相似。在熊三拔啟程前往中國的時候，爺爺寫了一封信：無論去哪裡，都要小心，要帶著責任去中國。

1603年，在讀完神學之前，就獲准去傳教區。

1606年，晉鐸后乘郭居靜神父從澳門回南京的機會，和他一起直接去了北京，此後他一直留居北京直到1617年被驅逐出境。在北京期間跟從利瑪竇學習中國文字，以精通為要求，尤其注重學習中國的自然哲學，作為研究課題。利瑪竇認為熊三拔本人溫和謙恭，做事認真負責，所以在病危時將院長的重任託付給熊三拔。

1611年，這一年，朝廷第一次提出修改曆法之議，但欽天監及禮部官員自知不能勝任此事，要求皇上另派外國學者，如利瑪竇的同伴或者繼任者等參與修訂工作。於是皇上命令龐迪我與熊三拔從事修歷，因熊三拔曾撰有這方面的專著。他們即採取步驟，由熊三拔與徐光啟、李之藻將拉丁文的行星說譯成中文，並根據歷次月食觀測記錄，包括前在歐洲、印度及中國的觀測記錄，作為比較研究，以確定北京的經度位置。另一方面，由龐迪我確定中國從廣州至北京各重要城市的緯度位置。由於中國官員們的嫉妒和傲慢，使這次修歷工作被迫中止。於是熊三拔神父轉向另一方面，開始製造各種水力機械；因其新奇和靈巧，吸引了皇帝的興趣和讚賞。往觀者絡繹不絕，路過教堂時，往往入內參觀各種繪畫；其中某禮部尚書曾稱呼教堂為“天主堂”，於是“天主堂”之名遂成為所有羅馬公教教堂之通稱。

1612年，徐光啟又請教熊三拔作《泰西水法》，之後在序言中也說：“迄余服闋趨朝，而先生已長逝矣。間以請於熊先生，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無吝色也，而顧有怍色。余因私揣焉：無吝嗇者，諸君子講學論道所求者，亡非福國庇民，矧茲土苴以為人，豈不視猶敝蓰哉！有怍色者，深恐此法盛傳，天下後世見視以公輸墨翟，即非其數萬里東來，捐頂踵，冒危難，牖世兼善之意耳？”殆無吝色，意思是幾乎沒有捨不得的神色；顧有怍色，是徐光啟講自己常常打擾人家，而感覺到慚愧。

1616年，因熊三拔神父博得萬曆帝的好感，而使諸傳教士獲得傳教自由之特許。但好景不長，旋即因南京教難之勃發，以致熊三拔及其同伴們悉遭被逐澳門之厄運。在他們離去后，徐光啟命一忠實可靠的教友看守教堂與利瑪竇墳墓，因其為欽賜之物，他人不得強奪，而得以保存；一直到1622年教難平息，神父們才允許重返故地。

1620年5月3日逝世。熊三拔神父雖體弱多病，常發高燒，但在專職工作之外，還為年輕教友講授哲學，為兒童輔導華語基礎，並為未來教士們傳授語言和中國古書中的精闢內涵。這些紛繁的事務使他積勞成疾，而於1620年5月3日卒於澳門。

徐光啟曾說：“泰西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賓於國……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於士大夫也……余嘗謂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緒餘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徐光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熊三拔和其他來自西方的諸君子，以他們的高尚的品德和絕世的才學，對我們大明作出了有益的貢獻。熊先生用他誠實的心胸以及自己的實際行動，取得了士大夫階層的認可。

倪波路曾寫道：“利瑪竇在1610年去世后，徐光啟在動蕩的崇禎年間又活了23年。在此期間，另一位來自義大利的耶穌會士熊三拔成為徐光啟的助手。徐光啟藉助這個年輕人，翻譯了歐洲水利工程學著作《泰西水法》，後來收在著名的《農政全書》中，是引進西方工程學的先驅。這個“熊三拔”，原來的姓氏是“Sabbatini de Urisis”。“倪波路”也姓“Sabbatini”，原來就是熊三拔同一家族的後裔。利瑪竇、熊三拔來中國后，再也沒有回到家鄉，死後安葬在北京。

一、《簡平儀說》，一卷，萬曆三十九年刻本，題:“泰西熊三拔撰說，吳淞徐光啟札記。”李之藻收人《天學初函》，《四庫全書》收入子部《天文演演算法類》一，道光二十四年錢熙柞收入《指海》。徐光啟有序，略謂：“先生(利瑪竇)嘗為余言:‘西士之精子歷，無他謬巧也，千百為輩，傳習講求者共千年，其青於藍而寒於水者，時時有之。以故言理彌微亦彌著，立法彌詳亦彌簡。’余聞其言而畏然。……先生沒，賜葬燕中，仍詔聽其同學二三君子，依止焚修。諸君子感恩圖報，將欲續成利氏之書，盡闡發其所為知天事天，窮理盡性之學。而會中朝方修正曆法，特簡宿學書儒。於時司天氏習聞諸君於之言者，爭推舉以上大宗伯，欲依洪武壬戌故事，盡譯其書，用備典章。……是儀為有綱熊先生所手創，以呈利先生，利所嘉嘆。偶為余解其凡，因手受之，草次成章，末及詳其所謂故也。若言其一革也。抑又文豹之一斑矣。熊子以為少，未肯傳，余固請行之，為言歷嘴矢焉。第欲究竟其學，為書且千百是，是非余所能終也。必若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以光昭我聖明來遠之盛，且傳之史冊。”

二、《泰西水法》，六卷，較前書晚一年告成，亦收入《天學初函》及《四庫全書》子部《農家類》。明刻本題:“泰西熊三拔撰說，吳淞徐光啟筆記，武林李之藻訂正。”有徐光啟、曹於注、鄭以偉所作序。曹序曰:“太史玄啟徐公，較念民隱，於凡農事之可興，靡不採羅。閱泰西水器，及水庫之法，精巧奇絕，譯為書而傳之；規制具陳，分秒有度，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無不可資為用，用力約而收效廣。蓋肇議於利君西太，其同儕共終厥志；而器成於熊君有綱，中華之有此法自今始。”西太多作西泰。

三、《表度說》，一卷，萬曆四十二年(1614)成書，題:“泰西熊三拔口授，慈水周於愚、武林卓爾康筆記”，有李之藻、熊明遇及周於愚序。《天學初函》收入，《四庫全書》於部《天文演演算法類》著錄。周子愚時任欽天監監副，序中曾述及譯此書經過曰:“余見大西洋諸先生，其諸書內具有此法，請於龍精華先生譯其書，以補本典，用備曆元。龍先生然之，乃以其友熊有綱先生，即為口授，因演成書，以行於世。大西洋諸君於所攜本國書典，其種甚廣，各極其妙，我中國人當一一傳而譯之，悉如此書也。憶昔余與利西泰先生嘗談律呂之學，見其精實，可以補本典所無，余願有請也，利先生慨然許之。嗚呼！先生已化，不能無人琴之感矣！今其友龍先生依然道故，再請之，龍先生曰:“吾友之本業，則事天主，講學論道也；學道余晷，偶及曆數耳。貴國諸君子心欲之，吾輩何有吝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