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為

汪成為，浙江省奉化縣人。1933年7月，幼年在上海上小學。抗日戰爭爆發后，父母去江西工作，把他留在上海外婆家。上海淪陷后，日本侵略軍向各學校強制灌輸奴化教育。外婆因年老體衰，生活已無法自理，不得已，決定讓汪成為冒險離滬尋親。當時，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在他流落到浙江富春江時，已經是衣食無著了，多蒙一些好心人和老船工們的收留，遂在航行於富春江的一條木船上當了一名小船工。抗日戰爭勝利后，幾經周折，他才到達江西與雙親相見。隨後，在江西、湖南等地上學。

1949年，祖國解放，日月重光，汪成為的父親調往北京工作。1950年，汪成為也從湖南轉學到北京，經過半年的準備，插班考入北京師大附中。開始時，由於基礎較差，學習十分吃力。汪成為自小就是一個不肯服輸的人，在師大附中韓滿廬、鍾善基、毛鶴齡等優秀教師的悉心教導下，發奮苦讀，1952年，高中畢業時他已是一名優秀生和黨的積極分子了。遂被保送進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習。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畢業，考入留蘇研究生班。原計劃赴蘇聯攻讀“理論物理”研究生，全部手續均已辦妥，后因國家需要，提出改為“導彈制導”專業，但蘇方出於保密原因，拒不接納。在組織與汪成為談話時，他了解到國家已經成立了研製導彈的研究院，於是，就堅決要求參加這項工作。1957年，北京俄語學院留蘇研究生班結業。1957年秋，汪成為如願以償，被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並成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一員。1957-1985年 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和航天部第二研究院706所先後任模擬站副站長、碩士生導師、研究主任、副所長。1965年6月1日，集體轉業，組建成第七機械工業部。在此後的28年裡，他先後參加了導彈控制系統的模擬模擬、模擬計算機的應用與研製、數字計算機的應用與研製等工作，其中大部分時間是在七機部二院計算機研究所（706所）渡過的。他的職務也從工程組長、模擬站副站長到研究室主任、706所副所長。20世紀80年代，原國防科工委決定成立系統工程研究所。1985年9月，汪成為被調往原國防科工委，二次參軍，成為系統工程研究所籌備小組成員，任國防科工委系統工程研究所“五人籌備組”成員。1986年3月18日，系統工程研究所正式成立，汪成為任總工程師。1987年，任“863”專家委員會委員。1990年5月8日，改任系統所所長。1990年7月13日，任原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員（副軍級），同時兼任系統所所長（1993年3月後不再兼任）。1993年，授技術少將軍銜。1994年，當選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1995年，任博士生導師。1998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1998年，任“973”專家顧問組成員。2001年，授正軍職。2002年，任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2003年，任總裝備部科技委顧問。2004年3月，免去總裝備部科技委正軍職常任委員職務，改為科技委顧問至今。

汪成為在我國信息領域的基礎研究和關鍵技術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1986年，國家啟動“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863）計劃”，他被聘為信息領域專家委員，任“信息領域首席科學家”和“智能計算機專家組組長”。1997年國家啟動“國家重大基礎研究（973）計劃”，汪成為被聘為“973”專家顧問組成員，是信息領域的召集人。為了加強對信息技術的領導和規劃，國家成立了“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和“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從2002年2月起，他被聘為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汪成為因成績突出，多次受到獎勵。1985年榮立一等功；1987年7月27日至8月2日，參加了全軍英模大會，被授予“英模榮譽證章”；1990年被評為“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4年5月，當選為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1998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2002年，獲軍隊突出貢獻獎。此外，先後還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2次、三等獎1次。

汪成為在大學期間學習的是物理學，與計算機關係並不很大。從模擬模擬起步，逐步走入了計算機這一領域，從此便與之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國導彈事業在起步階段曾得到了蘇聯的許多幫助，但是在關鍵的技術方面，蘇聯總是留一手。在導彈研製尹始，研製人員就認識到，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建成模擬和驗證導彈控制系統的模擬模擬中心，並向上級報告了建設該中心的具體方案。不久，便得到明確指示“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為輔”，立即開始調集和培養研製隊伍，籌建我國導彈系統的模擬站，同時也緊急啟動從蘇聯引進“電子牌模擬站”的談判工作。經過多輪談判，蘇聯原則同意向我國出售該系統，但刪去系統中某些關鍵部件，特別是其中的“總控制台”和能夠自動尋求控制系統最佳參數的“尋優器”。明知對方有意設卡，但為了能早日起步，仍然決定引進“電子牌模擬站”，同時下達了自行研製“總控制台”和“自動尋優器”的任務。汪成為作為“模擬站”副站長，負責對自行研製的導彈系統進行模擬模擬並參與這兩項關鍵設備的研製工作。這便是汪成為跨入計算機行業的第一步。由於當時時間緊、任務重、基礎薄弱，幾乎是白手起家，他以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與全體研製人員協同攻關，夜以繼日地奮戰，終於順利完成了任務。隨後，汪成為把自動尋優器中的部分機理和方法濃縮成一篇可對外發表的論文，刊登在1966年1月的《自動化學報》上。

隨著我國各個行業對模擬模擬的迫切需求，如繼續從國外引進計算機，不僅會使談判頻頻受阻，而且價格昂貴、備件不能保證，自行研製和生產各類模擬計算機在當時就成為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汪成為曾參與了M2、M3、M4、M5和M6系列模擬計算機系統的研製，並順利完成了向工廠轉產和應用單位的推廣工作。與此同時，他還參與了某些導彈的地面控制計算機和彈用制導系統專用計算機的研製，為我國導彈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從20世紀70年代起，軟體成為計算機系統的關鍵，我國也急需培養和造就一支軟體研製隊伍。當上級動員汪成為由系統結構和硬體設計轉向“軟體研製”時，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S-8數字計算機操作系統的研製任務中。1985年7月，該操作系統順利通過國家技術鑒定，汪成為也為此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並榮立一等功。

1985年11月，原國防科工委召開“國防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討會”，正式部署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的研究和制定工作，當時仍處於籌備階段的系統工程研究所奉命參與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作為系統工程研究所籌備組主要成員之一的汪成為第一次接觸到如此重要和複雜的戰略研究任務，深深感到自己所具備的“知識和能力”與上級所賦予的“使命和任務”存在很大差距。系統工程研究所成立后，汪成為任該所總工程師。由於時任原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的錢學森不僅十分關注該所所承擔的任務和面臨的困難，多次聽取所領導班子彙報並給予具體指示，還親自組織軍內外有關運籌學、系統學、模擬模擬技術的人才，舉辦了歷時數年的“系統學討論班”；乃至親自指導研究人員如何從正確掌握深化戰略研究的高度，去收集資料、分析情報、提煉結論，並特意把自己在1983年發表的《科技情報工作的科學技術》一文送給時已成為該所總工程師的汪成為閱讀，同時還對他提出如下的要求：①學會預測社會發展的趨勢，向決策者提供及時、準確、有針對性的情報；②建立一個功能強大的檢索體系，提高工作效率；③提高從資料提煉成知識、從知識匯聚成決策建議的能力，逐步地建立一個有效的決策支持環境。為了落實錢學森的這一重要指示，必須迅速加強系統工程研究所的軟體研製能力和環境建設，同時，系統工程研究所還承擔組織和領導了“全軍軍用共性軟體”研製任務。汪成為與全所科研人員一起日夜奮戰，按時完成了這一軟體的總體設計，並對其中的某些關鍵部分開展研究工作。

通過對作戰模擬系統、決策支持系統和軍用語言的編譯系統等的研究，汪成為預感到“人的認知過程與計算機的處理過程的不一致是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瓶頸，而面向對象技術具有克服這一瓶頸的潛力”。於是他與其他同志合作，於1992年出版了《面向對象的分析、設計和應用》專著。

在錢學森改任原國防科工委科技委高級顧問后，汪成為遂在朱光亞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了。朱光亞學風嚴謹、知識淵博、為人謙和，對革命事業具有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在工作中給予汪成為以同樣的關懷和幫助。這兩位領導和師長給予汪成為的影響使他終身不忘。汪成為常說，能生活在這個時代中、工作在這個環境內是十分幸運的，振興中華——賦予他富國強軍的使命，國際鬥爭——提供他抗衡拼搏的舞台；錢學森——提高他戰略分析的能力，朱光亞——培養他嚴謹踏實的學風。正是由於民族的振興、國家的興旺、領導的重用、尤其是老一輩科學家的悉心培植，再加上汪成為本人數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的刻苦學習，以及一心為公、協同攻關的胸襟和能力，使他在國防科技和發展戰略研究的領域內作出了成績。他曾兩次在國務院組織的會議上、數次在中央軍委組織的會議上作報告，曾數次參與處理重大專項任務，多次向有關部門提供戰略諮詢建議。

1986年11月，“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正式頒布實施，信息技術是七個領域之一。當時世界科技界對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都持樂觀的態度，在日本“五代機計劃”的影響下，先進國家不甘落後，紛紛制定發展智能計算機的計劃。在討論中國的“863”高技術計劃時，專家們支持把“智能計算機”列為一個主題項目，但在如何發展中國“智能計算機”問題上出現了不同學術觀點，有的認為要結合國情走我們自己的路，有的認為應該走跟蹤日本“五代機”的道路。

孰是孰非，究竟該如何定奪？成為當時“智能計算機專家組”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汪成為作為專家組組長，以高度的責任心，在收集和分析世界人工智慧的科技資料的基礎上，提出了“必須認識世界，否則無法把握髮展趨勢；必須認識中國，否則無法優化戰略部署”的工作思路。通過他和專家組全體同志一起精心籌劃，先後在國內召開了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需求研討會；在國外考察訪問了美國、歐洲和日本諸國，請教當時世界著名的人工智慧專家，並專程訪問了日本五代機的領導人。

經過幾個月的分析研討，專家組全體同志達成了共識：根據當前中國對信息技術的實際需求以及國家對“863”計劃的投資強度，“306”主題的戰略取向決不能仿效日本五代機的途徑，而應結合國情走自己的路。並提出“智能計算機”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它的目標是設計出比現有的計算機更合理、更聰明、更好用的計算機。其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在充分發掘現有計算機潛力的基礎上，分析現有計算機在應用中的缺陷和瓶頸，用人工智慧技術克服它們；當前的重點是使中國的計算機能以漢語語音、漢字、圖形和圖像與系統進行交互，使之具有較豐富的軟體設計與生產能力和功能較強的智能應用系統開發環境。長遠目標是建立起更為和諧的人—機環境。1990年9月，原國家科委在無錫召開了信息領域戰略目標彙報會，一致通過了“306”專家組所制定的《發展計劃綱要》。

汪成為還與“306”專家組提出了“頂天立地”的指導思想：在理論和方法上有所創新、在關鍵技術上有所突破、在應用和產品開發上有所效益。對“創新”類課題著重論文質量和驗證系統的水平；對“突破”類課題著重原型樣機的性能；對“效益”類課題著重所取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經過了近10年的努力，到1995年止，由於思路明晰、方向正確，306專題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如：曙光計算機系統、可擴展的機群系統、客戶/伺服器系統、農業專家系統、軍事決策系統等，發表了一系列在國際上有影響的論文，同時也通過發展高技術帶動了像“漢王”、“文通”、“桑夏”和“四達”等一批高技術公司的誕生和發展。為了實現“306”專家組所制定的建立和諧人機環境的長遠目標，1996年，汪成為與其他同志合作完成了《靈境（虛擬現實）技術的理論、實現和應用》專著。“863”計劃10周年過後，在國家科技部的領導下，開展了對今後5～10年中國高技術發展戰略的研究。汪成為在總結過去10年經驗的基礎上，分析世界信息領域的發展趨勢，提交了一系列戰略諮詢報告。如1997年8月25日，在“863-306”專家組會議上報告了對計算機體系結構發展趨勢的認識；2001年8月，向國家科技部提交關於建設虛擬網路計算環境的建議等。世界和中國信息技術的發展歷史證明，汪成為所提出的觀點和實現途徑是正確的，具有戰略前瞻性，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1997年6月4日，國家科技領導小組召開年度第三次會議，正式啟動“國家重點基礎研究（973）計劃”。1998年7月7日，成立了由19人組成的“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專家顧問組”，周光召任組長，汪成為是信息領域的專家顧問。由於汪成為長期參加軍、民兩個領域的“863”計劃，雖然對信息領域關鍵技術發展情況比較熟悉，但也深深感到自己對基礎研究的現狀和國情了解不夠，還不能提出具有方向性的意見和建議。為此，他又以驚人的毅力和踏實的學風，高負荷地對國內外信息領域的基礎研究現狀進行調研。2000年4月15日，在由中國計算機學會召開的大會上，汪成為提出了關於中國計算機跨越發展的12個問題。不久，他又向“973”專家顧問委員提交了信息領域的戰略報告。為了使中國與信息領域有關的“863”計劃、“973”計劃、專項任務和產品化開發項目能夠有效配合、無縫銜接、切實貫徹“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發展原則，他向國家科技部提出“加強頂層設計，實現宏觀有序、整體最優”的建議。

2001年12月，中央成立了“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同時決定成立“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就政策規劃、推廣應用、網路與信息安全等重大問題提供決策諮詢。在“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汪成為被聘為專家諮詢委員。從此，他對國家信息化建設的發展戰略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2004年6月4日，在中國工程院成立10周年的大會上，汪成為作了《對21世紀初信息技術發展趨勢的思考》的報告，受到了與會院士的好評。

在中國信息技術領域的專家群體內，大家都認為汪成為工作努力、思路敏捷、待人誠懇、處事公正，與他合作共事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讓我們摘錄汪成為在中國工程院編輯出版的《院士自述》中的一段話作為結束語。“歷史是人的群體運動在時空中留下的軌跡。凡成功者，其實都是‘團隊’的功勞，是因為得到了老一代科學家的指點引路、同代傑出科技工作者的鼎力相助、後起之秀的精誠合作。為公和謙容是產生凝聚力的根源，‘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韌、無欲則剛’。無私則無畏，以公為本，就有了共同的準則和目標。在某個研究項目完成後的評獎時，也許把某某人冠為‘排名第一’，這是對‘團隊功績’形式化處理后留下的粗糙之處，自己可千萬不能認為真的該當‘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