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人壽
抗日戰爭時期的情報員
劉人壽（1920—2009），1937年從上海赴延安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共產黨。先在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3月至11月進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后被分配到中央社會部。1939年，由中央社會部派往敵占區上海，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離開延安前，潘漢年給他交待了在敵區長期潛伏的方針。1939年9月，劉人壽隨潘漢年由香港到上海。同年冬，潘漢年派劉人壽打入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利用敵台為黨工作。1940年春夏之交與香港電台接通，因敵方控制很嚴，在1940年9月撤出。在潘漢年領導下，劉人壽積極參加建立新的電台。1940年至1942年，劉人壽開始擔任與延安聯絡的秘密電台報務工作，將潘漢年系統收集到的許多關係抗戰大局的戰略情報發送到延安中共中央。1941年6月20日，潘漢年即有電報延安：德蘇戰爭一觸即發。同年7月，劉人壽曾數次報告日本南進的重要戰略情報，對汪偽人事派系的分析、日偽有關的軍事情報、汪偽特工總部在滬寧滬杭兩線的部署。新中國成立后，劉人壽在1955年因受潘漢年冤案牽連入獄。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迫害，直至1975年被釋放，安置在上海一家縫紉機廠當工人。1983年經公安部複查，徹底平反，恢複名譽。2009年因病逝世，終年89歲。
1939年初，劉人壽在延安接到姐姐來信，稱母親希望劉人壽能到重慶相見。劉人壽立即將信呈交潘漢年。潘漢年當時正考慮在日偽控制的上海建立情報網，便讓劉人壽、黃景荷利用這個機會，先去重慶，再伺機返回上海。
1939年初，劉人壽與黃景荷登上軍車，輾轉到了重慶，住進親戚家中。不久，潘漢年也到了重慶。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情報人員如何練就精湛技術截取情報？劉人壽的經歷，充滿著傳奇色彩：他是在國民黨“民權號”軍艦上學的收發報技術。
此時，劉人壽得知黃景荷的表哥陳震在國民黨“民權號”軍艦上任報務員，他無比興奮，心想這是學習無線電技術的絕好機會。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飛機連續轟炸重慶，劉人壽以躲避轟炸和學一門技術以便找個好工作為由找到陳震。陳震主動帶他到停泊在東距重慶30里的唐家沱的“民權號”軍艦上，並住在艦上學習收發報。按照規定，外人留宿軍艦，必須得到艦長同意。主持艦務的副艦長與陳震以及黃景荷的哥哥都是同鄉，又是同學，當然樂意做個順水人情。當下，陳震寫了保單，就將劉人壽帶上軍艦。
學習收發報是一項很單調的工作，但劉人壽卻視它為一種革命武器，除星期日去重慶看望姐姐和親戚以外，平時都堅持在軍艦上刻苦學習。兩個月後，劉人壽已經能每分鐘發電碼120個，超過了每分鐘80個的合格標準。他在“民權號”上試發了幾次電報，對方都表示滿意。
在劉人壽的隔壁，有個日本特務翻譯組。日本翻譯遇到無法翻譯的漢字，便向劉人壽請教，劉人壽藉機獲得情報。一天，劉人壽被日本翻譯叫去解答問題，迎頭碰上突然到來的岩井英一。劉人壽剛走，岩井英一就詢問他的日本下屬：這人經常來這裡嗎？幸虧日本翻譯說:“這人不叫不來。”
一天晚上，劉人壽正在頂樓操作電台，突然闖入一夥日本海軍特務，抄下了電台的呼號和波長。情況表明，打入魔窟深處的中共特工，其實也受到對方的嚴密監視。劉人壽更加謹慎從事，儘力收集情報工作。皖南事變爆發后，國民黨封鎖消息。劉人壽從電台中抄收到中共中央軍委重組新四軍軍部的決定，通過日本人在上海的報紙捅了出去。其間，他還把收集到的德軍即將進攻蘇聯的情報和日本南下襲擊美國的重大情報及時發給中央情報部。後來，潘漢年考慮到劉人壽的安全問題，指示他從岩井公館撤出。劉人壽開始在上海組建秘密電台，分別設在貝勒路（今黃陂南路）和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襄陽路西)。
日本憲兵無時無刻不在尋找地下電台。劉人壽平時發報，都要把門窗加厚密閉，以防電鍵聲和燈光外泄，有時發報的波長不當，會引起電燈閃光。1942年夏，位於貝勒路的地下電台被日本憲兵偵測發現，但沒有具體測定在哪個房子，日本憲兵幾次進屋檢查，所幸機器收藏在夾壁里，沒被找出。
虹口區黃渡路107弄15號，有一幢磚木結構三層新式里弄建築。這裡是李白烈士故居，也是他在上海最後的居住地，也是他工作、被捕的地方。每逢節假日，這裡有大批上海市民前來瞻仰烈士風範。“戰鬥在敵人心臟”、“永不消逝的電波”等辭彙再一次將人們帶回那個令人揪心的時刻。
1942年9月李白被捕的時候，和李白本不是一個系統的劉人壽，卻最早得知這一消息。當時，劉人壽因電台被破壞，經潘漢年介紹，認識了在新閘路常德路一個矮平房裡開設“源源無線電行”的塗作潮，希望他幫忙建電台，以便儘快與延安取得聯繫。
一天，塗作潮慌慌張張來找劉人壽，說與他有聯繫的一座電台已被破壞，報務員被捕，塗本人已不能回家。這時，劉人壽才知道與塗有聯繫的電台即是李白電台，該台設在許彥飛所找的房屋中。
李台被偵破后，許彥飛和照管李白夫婦生活的張建石要設法營救李白。由於張建石與屬劉人壽一部的張建良相識，便要求張建良幫助營救。張建良有位頗有膽識並富有正義感的黃埔好友，能與日方取得聯繫，他同意營救李白，但要求了解李白被捕后的口供，然後才能採取行動。
張建良經過打聽，得知李白雖經日方多次刑訊，但並未暴露身份。情況摸清了，“移花接木”的營救方案也成熟了：即把李白電台說成重慶國民黨電台。由於日方把戰略重點放在與重慶搞“全面和平”之時，釋放一個重慶的報務員，乃是一件不足掛齒的小事。
李白獲釋后，劉人壽曾奉命徵求李白的意見:“是要去解放區，還是繼續留在上海工作？”李白說:“組織上認為哪裡需要，我就到哪裡。”從此，李白在張惟一、劉人壽的領導下繼續在上海從事地下電台工作，直至最後被捕犧牲。
到1947年，因潘漢年遠赴香港，其在上海的情報系統，實際負責人已是劉人壽。
淮海戰役前夕，地下黨員吳仲禧以國民黨國防部中將部員的職銜被派往徐州剿總服務。這樣一個重要位置令潘漢年、劉人壽極為欣喜，他們希望吳仲禧儘力在前方多收集情報。吳仲禧找到當年保定軍校的同窗吳石，吳石給他的學生、徐州剿總參謀長李樹正發了介紹信，要李樹正對吳仲禧多加關照。
1948年夏天，吳仲禧到徐州后，受到李樹正熱情接待，親自帶他到總部機要室看作戰地圖。見軍用地圖上詳細標明了雙方部隊的駐地、番號、兵種等，把東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條戰線的行事反映得清清楚楚，當時他就默記了一部分。第二天他又借口進入機要室，把主要部署用筆記了下來。
接著託病說要回南京就醫，李樹正爽快地同意了，並代剿總司令劉峙正式批准他回後方。車到南京沒有停留，吳仲禧立刻到上海把情報向潘漢年做了口頭和書面彙報。
送走吳仲禧，潘漢年立即趕到醫院，找到在醫院當文秘、同時擔任情報交通工作的劉人壽之妻黃景荷，將寫好的情報傳遞給她，由她帶給負責電台發報的劉人壽。
這份被後世稱為《徐州剿總情報》的密電最後由劉人壽發到了延安。但那時的劉人壽並不知情。直到上世紀90年代，劉人壽在翻閱李克農的傳記時，才驀然發現一件事：第一份向中央提供有關淮海戰役的敵情電報，竟是自己的電台發出的。這是解放軍收到的有關淮海戰役敵方部署最早、最完整的情報，對我軍決策起到重要作用。
1949年，一個下著雨的下午，一名女情報人員向化名“竹先生”的劉人壽傳來消息，劉人壽非常激動，立刻給李白打電話，但沒能打通。直到傍晚，他又試著給李白打電話。結果對方說，李白生病住院了。他開始感到情況不對，前幾天還見過面的呢。
擔心出事，劉人壽叫了輛黃包車送女情報人員去火車站。回家之後，劉人壽才得知，李白已不幸落入敵人魔掌。
這次，劉人壽想盡辦法也沒能救出李白，這成了他最懊悔的一件事。他曾說，李白同志已經被捕過，而且差點丟了性命，原則上不適宜再在上海工作。當後來得知李白還是一位老紅軍時，劉人壽的懊惱之情愈加深切。
淮海西路上的一處普通民宅，便是劉老生前居住的地方。
出於情報人員的職業操守，劉老生前很少向別人講述那段驚心動魄的戰鬥經歷，包括他的4個子女。
2009年3月，89歲的劉人壽平靜地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