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鈞

風華正茂的“同學少年”

任鈞出生於印尼的一個小島，籍貫是梅縣隆文鎮文普村。原名盧奇新，后改為盧嘉文；曾用過筆名盧森堡、森堡、葉蔭等。早年在梅縣東山中學讀 書時，加入了進步團體新學生社，後來又參加了共青團，與左聯詩人馮憲章（興寧新圩人）是同班同學。兩人都擔任了學生會的幹部，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同時對文藝產生了濃厚興趣。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當時創造社出版的文藝作品和蔣光慈等人的詩歌、小說。1927年“四·一二”事變發生后不久，在梅縣黨組織的領導下，他與一批工人、學生參加了梅縣的武裝暴動，曾一度奪取了政權，建立了人民政府。暴動失敗后，學校被關閉，他與馮憲章等幾十位師生被明令通緝，有些人被捕了，有的被槍斃。他和憲章躲到西陽小鎮的一所小學里暫住。但白色恐怖越來越厲害，他們隨時有被抓的危險。他們只好分散躲避，憲章回到家鄉興寧，後來又去了上海；任鈞則跑到福建永定一帶，后被一位老師介紹到平遠一所中學教書，藉此隱蔽下來。

在東山中學讀書時，任鈞就開始寫一些短篇小說和短詩，有一部分發表在鉛印的校刊上，有幾篇作品發表在汕頭的《嶺東民國日報》上。他是一個出生僅五十三天母親就去世的南洋孤兒，五六歲時由祖母從遙遠的印尼西里伯斯島帶回故土。至今仍保存了一首在中學時代寫的詩《我的母親》：“生孩兩月去慈懷，十歲樁殘命運乖；悵望南洋長揮淚，雙親骸骨葬天涯。”

“左聯”時期的活躍人物

1928年9月，任鈞考進了上海復旦大學，由馮憲章介紹參加了太陽社，開始與蔣光慈、錢杏邨（阿英）認識，並在太陽社的刊物《太陽月刊》、《拓荒者》、《海風周報》上發表作品。此時的署名是盧森堡或森堡，因為他很崇拜德國革命家盧森堡，自己正好姓盧，便以此為筆名。1929年夏天，他離開上海到日本留學，考進了早稻田大學文學部。馮憲章比他早一年到日本，對情況比較熟悉，日語也講得比較流利，於是便成了他的嚮導和翻譯。與他先後來到日本的還有蔣光慈、樓適夷等。在蔣光慈的建議下，成立了太陽社東京支社，互相交流一些對日本文藝界現狀的理解和看法，討論國內文壇的各種情況。1930年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太陽社的全體成員都參加了“左聯”。在日本的作家建立了“左聯”東京分盟，先後參加這一分盟的成員共十多人，其中包括胡風、聶紺弩等人。馮憲章因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黨組織活動，1929年10月3日被日本警方逮捕，在囚牢中受盡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釋放后即被遣送回國。他在上海參加了“左聯”的成立大會，可是，不久他又在一次示威行動中不幸被捕，並被判了三年徒刑。1931年8月上旬，還在東京的任鈞忽然意外地接到憲章從牢里設法託人輾轉寄來的一封信。信中說，他在獄中病得很厲害，要他想辦法在上海找一個熟人給他捎一些錢和衣物去。但是這封信來得太遲了！任鈞來不及辦這件事，上海已傳來了憲章病歿在獄中的噩耗。詩人年僅23歲，死後只留下一本詩集《夢后》，還有三部詩稿被查禁后不知去向。著名詩人、作家蔣光慈也於同年同月在醫院中悲慘地病逝。直至晚年，任鈞仍對這兩位英年早逝的詩友念念不忘，深情地為他們寫了回憶文章。

1932年初，任鈞從日本回到上海，被安排到“創作委員會”工作。1933年5月，丁玲被國民黨逮捕，“左聯”領導成員進行了調整，由周揚擔任書記，胡風任宣傳部長，任鈞擔任組織部長，從此成為“左聯”核心領導成員之一。這一段歷史，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當時，魯迅、茅盾都住在上海，為迴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他們一般可以不參加“左聯”的工作和活動，只是在必要的時候由領導成員與他們約定時間和地點碰頭，向他們彙報情況、商量問題。碰頭的地點，大都選在離魯迅住家不遠的北四川路一帶的飯館里，用聚餐的形式，邊吃邊談。幾乎每次都由魯迅先生搶著掏腰包。任鈞後來寫了不少紀念魯迅的詩文，由冼星海譜曲的歌詞《輓歌》，是為悼念魯迅先生逝世而作：“太空里隕落了一顆巨星/黑暗中熄滅了一盞明燈/去了/永遠地去了/你一代的文豪/像孩提沒有了慈母/像夜行人失去了嚮導/千萬人都在同聲哀悼……”他曾向魯迅請教過有關新詩的創作問題，終生牢記魯迅先生對他的教誨：“千萬不要把詩歌寫得別人看不懂，也不要把詩歌寫得散文化，要認真向民歌學習……”

在此期間，任鈞還與詩人穆木天、楊騷和梅縣隆文的同鄉蒲風等人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詩歌會”，編輯出版會刊《新詩歌》。他開始寫政治諷刺詩，1936年彙編成《冷熱集》出版。這本詩集被認為是自“五四”以來，新詩壇上的第一本諷刺詩集，是中國新諷刺詩的奠基石。

為抗日高唱“戰歌”

抗戰期間，是任鈞詩歌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他由上海輾轉來到武漢、成都、重慶等地，沿途為《救亡日報》撰寫所見所聞的短篇通訊和宣傳抗日救亡的詩歌。1938年春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出版機關刊物《筆陣》。在旅居重慶時，出版了三本抗戰詩集，即《後方小唱》、《為勝利而歌》和《戰爭頌》；兩本獨幕劇集，即《新女性》和《中華女兒》。而早在1937年，他在上海就出版了抗戰詩集《戰歌》，其中的兩首詩《婦女進行曲》和《車夫曲》，分別由作曲家任光、沙梅譜曲，在全國各地抗日群眾中傳唱。激越高亢的旋律，熱血沸騰的激情，鼓舞著全國大眾團結抗日，他的《祖國，我要永遠為你歌唱》，飽含愛國情懷，有一唱三嘆的魅力，是一首佳作。全詩共22節，11段。每段的第一節都重複“祖國，我要為你歌唱”：

祖國，我要為你歌唱！/但我不是一隻畫眉，/更不是一隻夜鶯，/我的粗糙的歌喉，/傳不出婉轉的柔腔。

祖國，我要為你歌唱！/但我不要歌唱萬里長城，/也不要歌唱浩蕩的長江；/因為長城擋不住敵騎的南侵，/長江已經變成了別人的“軍港”……

祖國，我要為你歌唱！/我要唱出你現在的憂患，/也要唱出你未來的希望；/我要唱出漆黑的暗夜，/和那暗夜中透露的曙光……

1985年8月15日，年逾七旬的老詩人、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教授任鈞，見到報載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領閣僚多人，於日本戰敗紀念日正式參拜了靖國神社，憤慨無比，於當晚揮毫寫下了一首諷刺詩《三個幽靈談心》：

希、墨兩魔的幽靈大感詫異：/東條近來居然春風滿面、得意忘形！/“啊，莫非突然發生了什麼新情況？”——/不免一同去神社問個分明。

東條一聽笑得合不攏嘴，/連聲責怪老搭檔們信息不靈；/他說：“如今連首相也來對我參拜哩，/別泄氣，你我的衣缽何愁沒人繼承！”

這首投槍式的諷刺詩，一針見血地戳穿了日本右翼勢力妄圖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醜惡嘴臉，生動幽默，發人深思。當時，著名漫畫家詹同先生還為該詩配了一幅漫畫發表在報紙上，影響很大，至今仍讓人感到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詩人雖去，其韻猶存！

愛與仇（中篇小說）1930，現代

冷熱集（詩集）1936，上海詩人俱樂部

戰歌（詩集）1937，樂華

後方小唱（詩集）1941，上雜

新女性（劇本）1942，華中

為勝利而歌（詩集）1943，國民圖書出版社

戰爭頌（詩集）1945，華美書屋

中華女兒（劇本）1945，國民圖書出版公司

新詩話（理論）1946，新中國出版社

任鈞詩選 1946，永祥

發光的年代（詩集）1948，星群

新中國萬歲（詩集）1950，上海正風出版社

十人橋（詩集）1951，文光

原名盧嘉文的任鈞先生生於1909年，廣東梅州市梅縣區人，早年在原籍東山中學讀書時就開始對文藝，特別是詩歌發生濃厚的興趣。1928年到上海復旦大學學習，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留學。

從上世紀30年代起，任鈞便以自己的詩作為“武器”，參與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那時，他經常用筆名“盧森堡”。他曾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組織部長。任鈞指出：“詩人應該從正面去把這血淋淋的現實作為他作品的血肉，去產生他的堅實犀利的詩歌，然後再用那樣的詩歌去催促和鼓勵全國給敵人蹂躪踐踏剝削得遍體鱗傷的大眾，為著正在危亡線上的民族和國家作英勇的搏鬥”。他後來於1936年初參加“中國文藝家協會”，並在發起人宣言上簽名。

除了撰寫抒情詩之外，任鈞還經常創作諷刺詩，嘲諷和鞭撻黑暗的舊社會、反動派及帝國主義侵略者。他於1936年出版了《冷熱集》，這是中國新詩壇上出現的最早的一部諷刺詩專集。此外，他還陸續出版了《戰歌》、《後方小唱》、《為勝利而歌》、《戰爭頌》、《發光的年代》、《新中國萬歲》、《十人橋》、《任鈞詩選》等詩集；詩論集《新詩話》。他曾出版中篇小說、獨幕劇集和譯著等9種。

建國前後，任鈞還創作過不少歌詞，有的歌詞由作曲家冼星海等譜曲，在群眾中廣為流傳。他在抗美援朝期間創作的一首歌詞《當祖國需要的時候》，由司徒漢作曲。這首歌鼓舞了人們走上保衛祖國，抗擊侵略者的戰鬥行列，至今令人記憶猶新。這首歌詞和另一首《全國人民齊歡唱》在中國文化部和中國文聯聯合舉辦的全國群眾歌曲評獎中獲得二等獎和三等獎。建國初期，任鈞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1957年調至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工作，在“十年動亂”中，任鈞成為重點對象之一，被審查靠邊的時間很長。他說，“運動一開始就叫我交代‘四條漢子’的情況，一直沒完沒了。可是，無論在牛棚或是在拘留所里，我都從不消極悲觀，始終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鎮靜態度；因為我相信：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有些事情現在說不清楚，如果真有道理可講的話，以後總會搞清楚的。”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了解放后從未有過的真正的春天！”

他對《九三上海社訊》編委工作十分認真，儘管他那時年事已高，但只要編委會舉行會議商議編務，他總是儘可能地出席，並且很直率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任鈞先生為人十分謙和，那時他的寓所在衡山路旁，每次筆者上門去聯繫工作，他都會堅持送客，一直把筆者送到衡山路的人行道上。

上海九三學社文藝支社的活動一直開展得紅紅火火，任鈞是文藝支社的一員。該支社的主委、著名漫畫家詹同先生與任鈞先生一起多次合作詩畫配在社刊上發表，記得其中一組詩畫配為《三個幽靈談心》，還有任鈞先生寫的附記，另一組詩畫配為《洗刷不幹凈》，都是諷刺日本軍國主義的。詹同先生曾把詩畫配《三個幽靈談心》先後寄給本市兩家報社，均遭退稿。因此，詹同第三次便把詩畫稿寄往四川。1985年9月3日，這一作品——詩、附記及漫畫配圖全部在四川《成都晚報》第四版發表，有趣的是，在同一版面上同時又重新刊發了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當年《新華日報》發表的社論《感謝四川人民》。詹同先生於1995年曾為此撰寫了一篇題為《“感謝四川人民”》的回憶文章，他在文中指出：“這樁事雖然過去已十年，《三個幽靈談心》詩畫配這一有趣的面世經歷，我卻始終不忘，這也是我與詩人任鈞的一次頗有紀念意義的合作，因此，我將其選進我的兩本漫畫集。”

早在1984年，任鈞與詹同便合作了一組詩畫配，描繪了蘇南鄉村在黨的富民政策引導下的變化，“黨的好政策早就叫種田人由窮變富”。1986年，他倆還合作了另一組詩畫配《一切向錢看》，諷刺了“拜金主義”，“他們有的以權謀私，有的製造假藥，什麼道德、法規，什麼國格、人格？什麼骨肉恩情，什麼崇高友誼？早就不合時宜！”

任鈞先生的詩歌新作謳歌了祖國改革開放后美好的新生事物，也抨擊與諷刺了一切醜惡的人和事，體現了他在創作中愛憎分明的感情。

文如其人，“詩人任鈞是一個永遠保有童心的人，天賦的幽默詼諧秉性，賦予他對待生活和世界始終是樂觀的。”這是後人對他的評價。也正如他在《新詩話》中所說的那樣：“真、善、美的詩篇，一定是由詩人用生命、和血、和淚去寫出來的，決不是用‘筆’去‘做’出來的”，“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熱愛世界——詩人便是比一般人更能熱愛生活、人類、世界的人。”2003年2月18日，任鈞在去世前33天留下了“詩言志”的手跡：“生活——這便是藝術的源泉，一切創造力的根基。沒有生活，便沒有文學藝術。”他，一直以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塊“鋪路磚”自豪、自省。

32萬餘字的《詩筆丹心——任鈞詩歌文學創作之路》包括“詩歌篇”、“論新詩”、“回憶篇”等內容，該書能得以順利編輯出版，正如該書的編者、任鈞先生的二女兒盧瑩輝所說的那樣：“首先歸功於父親在半個多世紀的戰火動亂、世事變遷中儘力保存了自己的主要作品、文稿。整理這些書稿時不由得大吃一驚，沒有想到父親留下了一套相當完整的資料。”

任鈞先生的家屬決定任鈞留存下來的具有很重要的文學史料價值的創作手稿以及他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創作的部分出版物和那個時期的部分日記，以及“文革”后與一些作家友人之間的信函，均捐贈給上海圖書館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