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倬

沈文倬（1917-2009.10.21） ，字鳳笙，江蘇吳江人，原本家中讓他去錢莊學經商，但他對經商毫無興趣，不及半年，就逃回家要求讀書。沈文倬先後師從沈昌直、金天翮、姚廷傑三先生受文史之學，最後從前清翰林院編修、湖北存古學堂經學總教、吳縣曹元弼先生專攻“三禮”之學。曹元弼被譽為清代最後的傑出經學家，十三經的經文、注文爛熟於胸，沈文倬仰慕其學問高深，成了他的關門弟子。不久，日寇入侵，為避戰火，也為了沈文倬便於求學，沈家遷居蘇州寶林寺前，與曹翰林家毗鄰，恰如漢末鄭玄築精舍於馬融宅外一般。

沈文倬是勤奮的。幾十年來，他幾乎每天至少讀經半卷。他的一位學生回憶：“每次上門請益，先生幾乎一無例外，總是坐在那間簡陋的書房裡，而桌上總是攤著書。他那一摞線裝的《四部備要》本《儀禮正義》，原本就布滿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又被他批滿了密密麻麻的紅字。”沈文倬讀古書喜加標點和批註，以為這是讀書的好方法，故標點過的古籍為數不少。沈文倬又是從容的。那位學生還憶及：先生講課慢條斯理，寫作字斟句酌，未必每年有文章定稿，有了也未必肯馬上發表。他的學術地位是由數量有限的論文確立的。“直到1999年，年登耄耋的先生才出版第一部個人著作《宗周禮樂文明考論》……寫作跨度逾40年，而總數才14篇。”

高吸入低產出是沈文倬的特點。他的文章不靠量的堆積，而是以質取勝。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解決了歷史上懸而未決的問題。《〈禮〉漢簡異文釋》證明了康有為“古文經為劉歆偽作”實系浮詞虛說；《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揭示了“禮典的實踐早於文字記錄而存在”的歷史事實，由以闡明了禮典與禮書的關係；《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對漢代建立經學博士的複雜史實條分縷析，正皮錫瑞《經學歷史》之誤，糾王國維《漢魏博士考》之偏，從而詳判武、昭、宣三代各經博士官的興廢增缺，成為研究漢代經學必須參考的文獻……

其實，沈先生並不像外人以為的那樣，只是個一味埋首故紙堆的“老古董”；恰恰相反，他的思想很開明、很活躍，年輕時對新學也頗為了解。老先生當年還曾寫過不少新詩和小說，尤其是古詩詞的功底非常紮實。有詩詞學者說，沈先生的功底絕不遜於那些整日吟哦不已的詩人。沈先生自言“予年輕時好詩古文辭，率意詠唱，但多未留存……專攻‘三禮’后，難得作詩填詞”，現存有小部分詩作編成《槐圩集》，壓在箱底，至今未予發表。憑著老先生的文學才情和古詩詞功底，憑著他下了決心絕不回頭的治學態度，一直走下去，成為一個詩詞學家甚或小說家，也並非不可能。他喜歡詩詞和文學，但他更鐘情和執著於“三禮”。他知道，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如果是面面涉獵，其結果定是面面不精。為了專攻“三禮”，他強抑興趣，與心儀的詩古文辭分手。“為避詩名便廢吟”的詩句道出了他的惋惜，也表露了他研究禮學的決心。從此，沈先生一頭扎進“三禮”，不求聞達，“治經、禮六十餘載”，“為往聖繼絕學”。

抗戰勝利后，沈文倬在上海《文匯報》等報刊上發表了《說高禖》、《“蠟”與“臘”》等禮樂文章，引起了顧頡剛的注意，顧先生慧眼識人，不因其沒有大學畢業的正規學歷而猶豫，毅然破格聘其為副編審。沈文倬一進入國立編譯館，就校點整理經籍、編撰經籍提要、草擬經學詞典。解放后國立編譯館解散，沈文倬校點整理和撰作的經籍、書稿僅存留《孟子正義》，其他全部散佚。隨後他來到上海圖書館，負責編纂《中國叢書綜錄》，三年即告完成。在上海圖書館的十二年間，沈先生熟悉了古籍目錄版本之學，他將此視為做學問的憑藉。

時代也給予了沈文倬難得的機遇。1959年，從甘肅武威出土了一批漢簡，其中就有《儀禮》九篇，1965年《武威漢簡》摹影本正式出版。這是清代學者無法比擬的條件，也確定了沈文倬的《儀禮》研究軌跡，即通過漢簡本與經文對比勘正，考訂文本，解決禮學疑問。

沈文倬還特別重視新的研究方法，王國維所說的“取外來之觀念與故有之材料相參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的遺文相釋證”，一直也是沈先生所秉持的方法。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和方法也極為重視，據沈葹回憶，中學時沈先生就讓她學習《自然辯證法》，“而父親自己還認真學習了《資本論》、《反杜林論》和不少中外哲學名著。他老人家看似埋首故紙堆里，卻以唯物史觀指導研究工作；他對武威漢簡的研究成果以及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批判等，都是鮮明的實例”。

不料，正當一切準備就緒時，“文革”爆發，知識分子成了“牛鬼蛇神”，許多書籍被判為“毒草”，“牛鬼蛇神”被趕進“牛棚”，特別是古書統統在焚燒之列。沈文倬以前完成的文章以及搜集的卡片被付之一炬。

書是知識分子的靈魂，靈魂飛天，空留軀殼。有人捨棄軀殼與靈魂同飛，有人空留軀殼形同木偶。沈文倬呆在“牛棚”里悠然與靈魂神交。衝擊最厲害的那幾年，白天勞動或挨斗，深夜還花二三個小時考查武威漢簡和禮經文本。

他奉調到杭州大學新成立的語言文學研究室，一心從事學術研究。

沈文倬被安排赴安吉參加杭州大學最後一期“五七”幹校“農林班”，白天成了鴨司令，晚上卻漫步於禮學的殿堂。再後來，沈文倬被派往中文系資料室擔任圖書管理員，白天參加政治學習，晚上抓緊研究和撰作。因為當時讀書“無用”，知識越多越“反動”，有些跟他一樣遭遇的學者紛紛放棄學問，他卻不為所動。由於禮學被視作“封建糟粕”，因此只好私下研究，幸好同寢室的老師頗為通情達理，使得沈先生能夠放心挑燈夜戰。他人緣頗好，大家有問題都愛向這位“圖書管理員”請教，發現他原是一本“活字典”，並樂於陳述其精到的見解。此時，生活雖然清苦，扣發后所剩的40元工資要養四口之家，但研究總歸是做下去了。

憶及那些被焚毀的文章，他惋惜，卻不耿耿於懷，“文革”中依然專心撰作。“文革”十年，恰恰是沈先生成果較豐碩的階段。他曾這樣寫道：“既而丁陽九之阸，被高密之錮，作苦余晷，昏燈暝寫，十年如一日，所得乃倍於曩所篹者。”在這十年中，他完成了《〈禮〉漢簡異文釋》、《〈禮〉漢簡七篇為古文或本考》、《漢簡〈服傳〉考》、《〈禮〉漢簡非慶氏經本辨》、《菿闇述禮》等論文；確定了《儀禮》成書的上限與下限年代，解開了這一歷史上紛爭不止的“公案”；考訂了《儀禮》中的上千處異文，為之正本清源；對經學的源流也有了相當明確的描述。當時，顧頡剛先生看到這些長篇文章后，欣喜萬分，贊沈文倬“實為今世治禮經者之第一人也”；卻又不禁嘆息，這些寶貴的成果，不知道要何時才能面世。

隨著1976年撥亂反正，沈文倬的命運有了可喜的變化。他回到了科研崗位，

開始招收碩士生，1986年開始招收“先秦禮制與《儀禮》”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他的論文也陸續在《文史》等刊物上連載發表，在學術界掀起陣陣巨浪。

他被聘為杭州大學終身教授，後轉任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至今。

2009年10月21日，先生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九十三歲。

解放后，先生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後分配在上海市文管會——上海圖書館工作，曾任編目部副主任。《中國叢書綜錄》編輯組組長，八個人用一年多的時間，編纂了具有全套檢索手段和全國四十餘家圖書館聯合書目功能的《中國叢書綜錄》。1963年調入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室工作。不久，被評定為副研究員，1981年開始帶碩士研究生，並在《文史》、《中華文史論叢》等刊物上發表論文。

1983年，杭州大學創建古籍研究所，是就文研室擴充而成的，同年，先生被提升為教授；1986年開始帶博士研究生，先後講授了廣校讎學、《說文解字》研究、兩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古器物學、群經研讀、“三禮”精讀等課程。

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七個方面：一、《古經漢學論》、《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漢今文經的傳授》、《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等，分別發表於《文史》等刊物中；二、《武威出土禮漢簡考辨四種》、《漢簡服傳考》（《文史》第25、26輯）、《禮漢簡異文釋》（《文史》第33至36輯）等；三、《菿闇述禮》：其中四十餘篇已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學術集林》、《古文獻研究》等刊物中；四、《宗周禮樂文明》：《宗周歲時祭考實》、《略論宗周王官之學》等，分別發表於《學術集林》等刊物中；五、古文字考釋：《執駒補釋》、《對揚補釋》、《有關〈對揚補釋〉的幾個問題》等，分別發表在《考古》等刊物中；六、其他：《對“士喪禮既夕禮所記載的喪葬制度”的幾點意見》、《清代學者的書簡》、《孫詒讓周禮學管窺》等，分別發表於《考古學報》、《文物》等刊物中；七、古籍整理：《習學紀言序目》、《孟子正義》（中華書局出版）、《蘇舜欽集》、《王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紅雨樓序跋》（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先生的經學研究，尤其是“三禮”學的研究在學術界頗具聲望和特色，目前是我國唯一的一位以“先秦禮制研究”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