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弼

官太史、翰林院編修。兄曹元忠，亦為藏書名家。少時寫卷子，一“灶”字佔三格，人戲稱其“三眼灶”。辛亥革命后，閉門謝客，不與外界接觸，以衛道士自居，攻擊革命者“無父無君”,讚美“禮為國家之命”，至死仍留著清朝的小辮子入葬。一生研究禮學，他認為：“六經同歸，其指在禮，《易》之象,《書》之政，皆禮也”。與著名藏書家梁鼎芬、劉承干關係非同一般，藏書2萬餘卷，多稿抄校本。卒后，由蘇州文教廳及文管會點收。著《箋注十三經》、《禮經校釋》、《周易集解補釋》、《經學開宗》、《周易學》。所著有《孝經學》七卷、《禮經學》七卷、《禮經校釋》二十二卷、《周易鄭氏注箋釋》十六卷、《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四十卷、《復禮堂文集》十卷、《復禮堂述學詩》十五卷。

先生生而奇慧，三歲，祖父教以八卦奇偶，頗能辨別。四歲，父親教以易本義前卦歌，及四子書，群經已能通曉大意。

1881年以童試第四名進入學宮受教。元和（即蘇州）訓導唐毓和閱先生之卷，心生佩服，乃將女兒許配於他。

1885年入江陰南菁書院肄業，向黃以周問學。當時大江南北才俊賢士雲集南菁書院，朝夕切磋學問，先生尤與張錫恭、唐文治交往甚篤。同年奪得拔貢生第一名。江蘇學政黃體芳亦是非常讚賞，在先生卷后加批：“他日當以經濟氣節名世。”不久先生奪得本省鄉試第二十七名。

1886年赴京參加會試，於黃體芳客座結識孫詒讓，與孫詒讓論禮甚為滿意，並與黃體芳之子黃紹箕建立昆弟交。

1889年，母親逝世，先生非常悲傷，撰《北堂侍立記》以志懿德。居喪時，先生對歷年讀禮之條記進行整理，撰成《禮經校釋》二十二卷：校者，校正經、注、疏之訛文；釋者，闡釋經、注、疏之隱義。“自唐朝賈公彥疏至清代胡培翬正義，都只是順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訛補脫，逸衍改錯。其說之異於注者，推其致誤之由以訂正之，務求按之經而合，問之心而安。”

1891年刊成行世。當時學者李慈銘、王頌蔚評價頗高。

1894年會試中選。因為眼疾沒有參與廷試，1895年補考殿試，當時殿廷試崇尚書法，習以成風，先生自幼因為過於勤奮，眼疾嚴重，不能作楷書，閱卷者既把他的卷子列為二等。御史熙麟參奏，奉旨提卷呈覽。翁同龢面奏說“曹元弼雖寫不成字，實大江以南通經博覽之士”，最後因字跡模糊，降列為三等五十名，委以內閣中書之職。翁同龢嘆息說：“經生安能與時流爭筆畫之工哉！”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延攬其為廣雅書局總校。1895年，父親逝世，先生同樣悲傷。

1897年，張之洞轉任兩湖總督，又延聘先生主講兩湖書院。先生撰《原道》、《述學》、《守約》三篇，向諸生展示治學之方。在書院先生與梁鼎芬（梁文忠公）一起輯成《經學文鈔》，而相與論學者，則有馬貞榆、陳宗穎、胡元儀、陳慶年、王仁俊、楊守敬、桑宣、蒯光典、姚晉圻。隨後張之洞要求編修《十四經學》，建立治經提要鉤玄之法，約以明例、要旨、圖表、會通、解紛、闕疑、流別七目，先生認為此事體大物博，任重道遠，於是“發憤覃思，閉戶論撰，寢食俱忘，晷刻必爭”，希望儘快編成。已刻成的有《周易學》八卷、《禮經學》九卷、《孝經學》七卷，未刻成的有《毛詩學》、《周禮學》、《孟子學》各若干卷，《論語學》則改題為《聖學挽狂錄》刻成。

1900年與伯兄曹元恆因捐錢得到“行走”之職（賣官捐錢在清末很普遍）。

1907年，張之洞又電招他為湖北存古學堂總教。當時清廷設禮學館，編纂《通禮》，先生故交張錫恭、錢同壽，及從兄曹元忠，皆入館任分篡。禮部尚書溥良奏保先生來京，先生因存古學堂之聘，僅列顧問。

1908年，江蘇巡撫陳啟泰薦舉先生通曉經學，品德端正，並以其所著《禮經校釋》進呈御覽，奉旨賞給先生翰林院編修，原書發交禮學館。同年江蘇奏設存古學堂，延請先生為經學總教，仍兼存古學堂職務。同時葉昌熾為史學總教，鄒福保及王仁俊、唐文治先後為詞章總教，孫宗弼、沈修、孫德謙為協教，皆一時碩學通儒，師資力量雄厚。

1911年，先生辭去存古學堂總教，不久辛亥革命爆發，江蘇存古學堂停辦，先生“心摧氣絕，飲恨吞聲”。唐恭人常密訪先生，先生問何故，唐恭人說：“主辱臣死，君素志也；但自裁無益，守死善道，以存書種，效貞苦節婦何如？”先生長嘆說：“天乎！與子偕隱，矢死靡他。”自此閉戶絕世殫心著述。所往來者，只有葉昌熾、鄒福保、張錫恭、朱祖謀、王季烈、劉錦藻、劉承干幾位先生而已。其後袁世凱設禮制館，以書幣來聘，先生立即拒絕。孔林被戰亂毀壞，清東陵被盜掘，先生竭盡家財捐修。

平時先生為諸弟子講授經義，毅然以守先待後為己任。先生對於“洪荒初辟以來，中國聖教王道所自始，人類所以孽生不絕之由”，反本復始，潛心學易，認為前儒之說，猶有未盡，所以他更定體例，以鄭注為主，采荀、虞諸家及古易說為之箋，而以己意貫穿惠棟、張惠言、姚配中及各家之說進行闡發。先生由先儒之說以通經傳，由經傳以定先儒之異同得失，如不滿意，則“十易其稿而猶未已，必心安理得而後寫定”，歷十七年成《周易鄭氏注箋釋》二十八卷，又怕文繁語繞，學者查閱不易析別，為《周易集解補釋》十七卷，自序超過萬言，仍然惓惓於學易，“改過遷善，以消殺機，而返元氣”。

先生認為《大學》、《中庸》二篇，乃孔門論禮至極精粹之言，鄭注簡而精，朱注詳而明，所以隱括條理，由博返約，成《大學通義》一卷、《中庸通義》二卷；又認為孔子行在《孝經》，“立人倫之極，致中和，贊化育之仁，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其本盡在《孝經》”，漢代鄭玄篤信好學，非禮不行，故依經立注，為學者尊崇，而現在所傳鄭注，後人疑難百端，千載之後，直至陳澧據《禮記·郊特牲》之正義，引王肅之《孝經》注，定為禮堂寫定之文，聚訟紛爭才平息。於是先生據臧庸、嚴可均輯本，撰《孝經鄭氏注箋釋》三卷，並校正注、疏、脫、誤為《孝經校釋》一卷。先生曾於1917年綜括數十年治經心得，對每部經都賦詩若干首，提摯綱維，以示後學者。這些詩共有六百數十首，“先舉大義，正宗旨也；次詳源流，明傳信也”，但是“經義淵深，經師家法，源遠末分，百家得失，參錯不齊”，又不可不註明其意，所以先生於1936年開始博引群書，稽撰其說，三年而成《復禮堂述學詩》十五卷。

1939年先生為諸弟子講說《禮經》，認為“威儀三千，乃政教典則之詳，人倫日用之實，上下通行，師儒講習，《禮記》則其傳，冠昏諸義，皆七十子會通經文，親受聖旨，提綱掣領，為後學舉隅”，於是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為《禮經大義》二卷。繼而又認為先前所著《孝經學》、《孝經鄭氏注箋釋》，語義過於深奧，難以教育學生，所以取舊時論著，刪繁就簡，仿朱子注四書之法，集合鄭玄之後百家之注加上自著之書，融合而成《孝經集注》二卷。

先生完成述學詩已有七十五歲。其間世禍之烈，門庭之痛，使先生產生“不如無生”之感，但是一息尚存，仁為己任，先生沒有鬆懈，“所欲著書甚多”，認為“《尚書》為前聖施於政治，道濟天下之實”，於是在1941年四月創稿，以鄭注本為據，集合《大傳》、《史記》、《說文》、讖書古文、馬氏佚注及《禮記》、《左傳》、《論語》、《孟子》周秦諸子、兩漢書等所載關於尚書的學說，為其箋釋，先生博觀約取，師法胡、江、王、段、孫、陳、王、皮諸家之義，反覆深思，“彌縫變易釋之，義若絲毫未愜，輒數易其稿，必問心無憾而後已，耳校口授，諄復不厭，必一字無誤而後已”。先生年老，困病纏身，目暝意倦，著書之苦，可想而知，歷十年而成《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四十二卷，總共五十餘萬言，又別著《孫氏尚書今古文註疏校補》，《太誓》以下未完成，遺命以此二書稿交於其弟子王欣夫（大隆）。其所著《復禮堂文集》十卷，二集、三集各八卷，《詩存》若干卷。

先生說經，以高密鄭氏為宗，而亦兼采程、朱二子，平質通達，與番禺陳澧相近。而著書二百餘卷，總三百餘萬言，則又過於陳氏。同縣吳文安曾說：“吾蘇二百六十年前後得兩人焉，崑山則有亭林先生，吳縣則為吾叔彥先生，振綱常，扶名教，為宇宙間特立獨行之真儒。”識者謂為千古之公論。先生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祥和之氣，充溢門庭，吳中孝弟家風者，必以曹氏為首。自辛亥以來，歷世多變，優傷憔悴，至抗戰更至窮乏，衣食不繼，而先生惟以著書立教，孜孜不倦，雖疾病呻吟也不離簡札。真可謂守死善道者！先生生於清同治六年（1867年）丁卯正月初八日酉時，卒於農歷癸巳（1953年）九月十五日丑時，享年87歲。先生元配為六合唐氏（唐毓和之女），繼配為同縣王氏、上虞柴氏。

先生專精三禮，奄貫五經，門下高足亦各有成就：經學家沈文倬、文獻學家王欣夫、詩詞名家錢仲聯、古文字學家唐蘭、書法家王蘧常、文史學家吳其昌、經學家畢壽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