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天才

1920年夏入北京大學讀書。

1919年在山東參加“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中，他與早期中共黨員李大釗、羅章龍、劉清揚等熟識。

1923年，黎天才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共黨員，介紹人為高君宇、何孟雄。

1924年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直晉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團北京地委委員，並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工作。后調山東工作。

1925年調回北京仍參加鐵路總工會工作，編輯《工人周刊》、《鐵路年鑒》。同年秋，調至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宣傳部長。

1927年4月，李大釗遇難，5月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9月，市委改組，任委員兼秘書處負責人。夏秋以後，“左”的組織方針和工作方式給中共北方黨組織造成新的損失，黎天才也於是年10月在“飛行集會”中散發傳單，被東北憲兵司令、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捕獲。剛入獄黎便遭受雙重意外：外面的其他中共黨員不肯搭救他，胡鄂公與楊度等還棄他南下；裡面同案的新任市委書記王某很快出賣了他。因黎天才曾寫過一篇關於北京市國民運動的報告，1.2萬餘字，為李大釗賞識，此報告后被北京當局編入李大釗案的“蘇聯陰謀文證”中，所以張作霖和楊宇霆識黎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訓部任秘書兼宣傳科長，從此他投向奉系，並把名字改成黎天才，替東北軍效力。

他的叛變幾乎給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毀滅性影響，當時被捕的有北京各大學黨支部的負責人，其中10餘人犧牲。據當年中共北京地委宣傳部執行秘書盛忠亮回憶，黎天才（盛回憶為“李普海”，即李渤海的聲音）是“山東一個大地主的兒子”，被捕后，“在處決的威脅下，泄露了北京地區黨組織的詳情，並交待了黨的幹部名單。由於李的出賣，有六十多名黨員被捕和處決。

張學良上台後，他漸被重用，成為張倚重的心腹謀士，主持東北軍系統的情報網。黎天才與中共地下組織北方特科、中國國民黨復興社等均有聯繫，游刃於方方面面之間。

1931年1月，30餘名中共中央委員發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羅章龍被選為書記。"北方非委"隨即成立，黎天才當年的中共黨內同事大都參加了"北方非委"。轉來轉去，他又悄然成為"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員。同年2月，"北方非委"遭到破壞，"非委"骨幹韓麟符、王仲一、吳雨銘、李希逸等被捕。張學良將這一案件交由黎天才審辦，他身在奉系，心在"非委"，暗中釋放了他們。

在黎天才的幫助下，"非委"的部分骨幹進入東北軍，建立起秘密支部。

1933年，因東北淪陷、熱河失守，張學良在國人的一片喊殺聲中，於4月倉皇赴歐洲遊歷。次年1月，在花費幾十萬大洋活動后，他回到上海。蔣委員長不計前過，任命張學良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並調東北軍萬福麟、王以哲兩軍南下。此時，豫鄂皖剿總政訓處處長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曾擴情兼任，原是沒有副處長，張學良借口萬福麟、王以哲軍南下，需進行政訓工作，遂設置了專職副處長，以黎天才充任。

西安事變前夕，"非委"領導人羅章龍在開封河南大學教書，東北軍"非委"支部中的一批前中共黨人，以黎天才、吳雨銘、李希逸為核心，接受羅章龍的領導，繼續從事政治鬥爭。

在黎天才的多重政治身份中，"非委"東北軍支部的領導人，是他最隱秘的職務，吳雨銘等"非委"骨幹人物也都掛職於政訓處。西安事變中，黎天才等前中共黨員的義舉，可視為"非委"最後的組織行為。

張學良率東北軍由湖北到陝西后，表面上黎天才是西北剿總政訓處副處長，暗地裡不斷勸導張"做獅子，不做綿羊"，伺機發動兵變。他還向張學良推薦羅章龍，"以講學為名，實際請（羅章龍）來參加我們（指東北軍）的政治工作"。

1936年夏秋之際，西安已是山雨欲來。

某天的半夜時分，黎天才忽然接到張學良的電話，召他前去。他趕到時，院子里的卡車上滿載全副武裝的士兵，領命待發。張學良氣憤地對黎天才說，準備屠殺幾個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特工，手令已下，要聽一聽黎天才的表態。

黎天才冷靜地說，張學良如有更偉大的計劃，藉此搞政變反對中央，實行抗戰，殺幾個人也無妨；如尚無下一步計劃，則不必發兵，小不忍則亂大謀。

張學良聽后，收回了手令。

10月22日，蔣委員長由南京飛抵西安。12月11日，他忽然召見黎天才。蔣公說："數年來，我一直把你看作是我的同志，是我的學生。"接著，他嚴厲譴責張學良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你知道張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幹什麼？"

他們談話長達一個半小時。黎天才離開臨潼時，已是晚上8點多。

剛回到家中，黎天才就接到張學良的電話。他趕到張公館，張學良說："你不是勸我要做獅子、不要做綿羊嗎？我現在回答你，從今天起，我要做獅子了。"張學良授權黎天才負責整個行動的宣傳工作，動手起草通電。黎天才成竹在胸，迅速完成了通電的草稿。這就是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張楊通電"，西安事變當天便向全國發出。

事變后趕來西安的中共方面的周恩來，讚許通電顯示了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如果沒有這種內容的通電及其八項主張，事變的意義，將來在歷史上更混沌了。"據黎天才自述，當周恩來得知他是起草者后，說："很好很好，幸好你在這裡。"

12月25日下午，張學良親自陪同蔣委員長乘飛機離開西安。12月30日，黎天才不顧危險飛往南京，代表西北三方探視張學良，隨即被戴笠將軍軟禁，成為東北軍閥中繼張學良后被南京方面軟禁的又一人。

戴笠曾就扣押黎天才之舉做過解釋，“天才兄恢復自由……一時尚不能辦到”，“主要原因”乃“最高當局”懷疑西安事變的發生，黎天才“頗有暗中鼓動之嫌”。不久，蔣發表了《西安半月記》，開篇“痛切誡斥”的第一人又是黎天才：

徠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上有二人，向余對立者約十分鐘，心頗異之。及回廳前，望見西安至臨潼道上，有軍用汽車多輛向東行進，以其時已屆余每日治事之時間，即入室辦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來求見，事前未約定，殊覺突兀。黎談話時，對剿匪方針表示懷疑，與漢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轍；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誡斥之。是晚招張、楊、於與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剿計劃。楊、於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於今晚宴來陝之中央軍政長官，楊、於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餐畢，將邀諸人同往也。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殆以彼昨來見時受餘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已聞余訓責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歟？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以時遲，亦遂置之。

此後的十餘年間，蔣介石的那部“日記”被選入民國的中小學生讀本，黎天才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黎天才獲國民政府保外就醫的許可，恢復自由。

此後他堅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無正式職業，亦脫離政治。抗戰勝利后，黎重新介入社會事務：初為某造紙企業顧問，后經營小店，1948年應周偉龍（後去台灣，以通共罪被處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顧問；是年秋開始與中共地下黨人員接觸，工作積極無誤；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黨人員面見他的老關係，時任原市政府秘書長的茅以升（橋樑專家），布置保證水、電、交通及保存檔案等大事；共產黨得天下，黎天才選擇留居上海，“工作關係由市公安局轉交華東聯絡局”，數年間任某公司董事長，繼為經理，還被特邀為靜安區人民代表，任區抗美援朝支會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獄，滬市檢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實質是受潘漢年案株連，審訊的重點是同汪偽的關係，1958年被判無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斃於獄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銷原判，予以平反。（改判書的大意為：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對李渤海歷史上的問題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對待，重新審理判決，改為撤銷原判，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

羅章龍未刊用的回憶錄中提到黎天才，說黎“為人有才幹”，“亦有文采，工書法，書宗北魏”。

西安事變研究學者張魁堂先生曾認為“在張學良身邊，黎天才是唯一主張造蔣介石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