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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天才

民國東北軍人物,名李渤海

黎天才(1900-1961),原名李經天,號泊漢、渤海,山東蓬萊人。黎曾是北大學生,也是李大釗等成立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之一,1923年由高君宇何孟雄介紹加入共產黨,是中共北方黨組織早期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京漢鐵路大罷工)時的骨幹。李大釗主持中共北方黨務時,黎曾任中共北京地委書記、宣傳部長,中共順直省委下屬的北京市委書記等職務。中共北方黨組織的領導中樞,曾有前後“三巨頭”之稱,之前為李大釗、羅章龍、徠張國燾,之後即為黎天才、韓麟符、王振翼。

人物生平


教育經歷

1920年夏入北京大學讀書。

工作經歷

1919年在山東參加“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中,他與早期中共黨員李大釗、羅章龍、劉清揚等熟識。
1923年,黎天才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共黨員,介紹人為高君宇、何孟雄。
1924年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直晉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團北京地委委員,並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工作。后調山東工作。
1925年調回北京仍參加鐵路總工會工作,編輯《工人周刊》、《鐵路年鑒》。同年秋,調至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宣傳部長。
1927年4月,李大釗遇難,5月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9月,市委改組,任委員兼秘書處負責人。夏秋以後,“左”的組織方針和工作方式給中共北方黨組織造成新的損失,黎天才也於是年10月在“飛行集會”中散發傳單,被東北憲兵司令、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捕獲。剛入獄黎便遭受雙重意外:外面的其他中共黨員不肯搭救他,胡鄂公與楊度等還棄他南下;裡面同案的新任市委書記王某很快出賣了他。因黎天才曾寫過一篇關於北京市國民運動的報告,1.2萬餘字,為李大釗賞識,此報告后被北京當局編入李大釗案的“蘇聯陰謀文證”中,所以張作霖和楊宇霆識黎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訓部任秘書兼宣傳科長,從此他投向奉系,並把名字改成黎天才,替東北軍效力。
他的叛變幾乎給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毀滅性影響,當時被捕的有北京各大學黨支部的負責人,其中10餘人犧牲。據當年中共北京地委宣傳部執行秘書盛忠亮回憶,黎天才(盛回憶為“李普海”,即李渤海的聲音)是“山東一個大地主的兒子”,被捕后,“在處決的威脅下,泄露了北京地區黨組織的詳情,並交待了黨的幹部名單。由於李的出賣,有六十多名黨員被捕和處決。
張學良上台後,他漸被重用,成為張倚重的心腹謀士,主持東北軍系統的情報網。黎天才與中共地下組織北方特科、中國國民黨復興社等均有聯繫,游刃於方方面面之間。
1931年1月,30餘名中共中央委員發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羅章龍被選為書記。"北方非委"隨即成立,黎天才當年的中共黨內同事大都參加了"北方非委"。轉來轉去,他又悄然成為"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員。同年2月,"北方非委"遭到破壞,"非委"骨幹韓麟符、王仲一、吳雨銘、李希逸等被捕。張學良將這一案件交由黎天才審辦,他身在奉系,心在"非委",暗中釋放了他們。
在黎天才的幫助下,"非委"的部分骨幹進入東北軍,建立起秘密支部。
1933年,因東北淪陷、熱河失守,張學良在國人的一片喊殺聲中,於4月倉皇赴歐洲遊歷。次年1月,在花費幾十萬大洋活動后,他回到上海。蔣委員長不計前過,任命張學良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並調東北軍萬福麟、王以哲兩軍南下。此時,豫鄂皖剿總政訓處處長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曾擴情兼任,原是沒有副處長,張學良借口萬福麟、王以哲軍南下,需進行政訓工作,遂設置了專職副處長,以黎天才充任。
西安事變前夕,"非委"領導人羅章龍在開封河南大學教書,東北軍"非委"支部中的一批前中共黨人,以黎天才、吳雨銘、李希逸為核心,接受羅章龍的領導,繼續從事政治鬥爭。
在黎天才的多重政治身份中,"非委"東北軍支部的領導人,是他最隱秘的職務,吳雨銘等"非委"骨幹人物也都掛職於政訓處。西安事變中,黎天才等前中共黨員的義舉,可視為"非委"最後的組織行為。
張學良率東北軍由湖北到陝西后,表面上黎天才是西北剿總政訓處副處長,暗地裡不斷勸導張"做獅子,不做綿羊",伺機發動兵變。他還向張學良推薦羅章龍,"以講學為名,實際請(羅章龍)來參加我們(指東北軍)的政治工作"。

人物事件


1936年夏秋之際,西安已是山雨欲來。
某天的半夜時分,黎天才忽然接到張學良的電話,召他前去。他趕到時,院子里的卡車上滿載全副武裝的士兵,領命待發。張學良氣憤地對黎天才說,準備屠殺幾個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特工,手令已下,要聽一聽黎天才的表態。
黎天才冷靜地說,張學良如有更偉大的計劃,藉此搞政變反對中央,實行抗戰,殺幾個人也無妨;如尚無下一步計劃,則不必發兵,小不忍則亂大謀。
張學良聽后,收回了手令。
10月22日,蔣委員長由南京飛抵西安。12月11日,他忽然召見黎天才。蔣公說:"數年來,我一直把你看作是我的同志,是我的學生。"接著,他嚴厲譴責張學良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你知道張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幹什麼?"
他們談話長達一個半小時。黎天才離開臨潼時,已是晚上8點多。
剛回到家中,黎天才就接到張學良的電話。他趕到張公館,張學良說:"你不是勸我要做獅子、不要做綿羊嗎?我現在回答你,從今天起,我要做獅子了。"張學良授權黎天才負責整個行動的宣傳工作,動手起草通電。黎天才成竹在胸,迅速完成了通電的草稿。這就是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張楊通電",西安事變當天便向全國發出。
事變后趕來西安的中共方面的周恩來,讚許通電顯示了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如果沒有這種內容的通電及其八項主張,事變的意義,將來在歷史上更混沌了。"據黎天才自述,當周恩來得知他是起草者后,說:"很好很好,幸好你在這裡。"
12月25日下午,張學良親自陪同蔣委員長乘飛機離開西安。12月30日,黎天才不顧危險飛往南京,代表西北三方探視張學良,隨即被戴笠將軍軟禁,成為東北軍閥中繼張學良后被南京方面軟禁的又一人。
戴笠曾就扣押黎天才之舉做過解釋,“天才兄恢復自由……一時尚不能辦到”,“主要原因”乃“最高當局”懷疑西安事變的發生,黎天才“頗有暗中鼓動之嫌”。不久,蔣發表了《西安半月記》,開篇“痛切誡斥”的第一人又是黎天才:
徠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上有二人,向余對立者約十分鐘,心頗異之。及回廳前,望見西安至臨潼道上,有軍用汽車多輛向東行進,以其時已屆余每日治事之時間,即入室辦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來求見,事前未約定,殊覺突兀。黎談話時,對剿匪方針表示懷疑,與漢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轍;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誡斥之。是晚招張、楊、於與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剿計劃。楊、於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於今晚宴來陝之中央軍政長官,楊、於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餐畢,將邀諸人同往也。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殆以彼昨來見時受餘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已聞余訓責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歟?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以時遲,亦遂置之。
此後的十餘年間,蔣介石的那部“日記”被選入民國的中小學生讀本,黎天才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黎天才獲國民政府保外就醫的許可,恢復自由。
此後他堅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無正式職業,亦脫離政治。抗戰勝利后,黎重新介入社會事務:初為某造紙企業顧問,后經營小店,1948年應周偉龍(後去台灣,以通共罪被處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顧問;是年秋開始與中共地下黨人員接觸,工作積極無誤;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黨人員面見他的老關係,時任原市政府秘書長的茅以升(橋樑專家),布置保證水、電、交通及保存檔案等大事;共產黨得天下,黎天才選擇留居上海,“工作關係由市公安局轉交華東聯絡局”,數年間任某公司董事長,繼為經理,還被特邀為靜安區人民代表,任區抗美援朝支會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獄,滬市檢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實質是受潘漢年案株連,審訊的重點是同汪偽的關係,1958年被判無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斃於獄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銷原判,予以平反。(改判書的大意為: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對李渤海歷史上的問題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對待,重新審理判決,改為撤銷原判,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

人物評價


羅章龍未刊用的回憶錄中提到黎天才,說黎“為人有才幹”,“亦有文采,工書法,書宗北魏”。
西安事變研究學者張魁堂先生曾認為“在張學良身邊,黎天才是唯一主張造蔣介石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