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章龍

1896年11月30日，生於湖南省瀏陽縣沿溪鎮榴花村義和隆。

1912年，入長沙第一聯合中學就讀。

1915年，入長沙長郡中學，與同在長沙就讀的毛澤東結為好友，被稱譽為“管鮑之交，後無來者”。

1915年，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名義發出徵友啟事，他是最早的響應者。從此與毛澤東、蔡和森過從甚密，積極參加愛國青年活動。

1917年，畢業於長沙一中。

1918年4月，與毛澤東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后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德語預科。蘇聯十月革命為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一新的思潮影響下，爆發了“五四”運動。羅章龍積極投身於五四運動，並如饑似渴地研讀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

曾翻譯並出版了《康德傳》（作者為新康德主義者，德國社會民主黨成員）。同時開始從事工人運動的實踐。他參加舉辦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併到南口、唐山等地作路礦工人狀況的調查，還主編了宣傳工人運動的刊物— 《工人周報》。

1920年，初發起組織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不久，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參加創建了北京共產主義組織，成為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

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后，羅章龍任北京大學支部書記，中共北京區委委員。9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后，他兼北方分部主任。

其後幾年，他頻繁奔走於長辛店、天津、唐山、石家莊、瀋陽、哈爾濱以及隴海沿線與津浦沿線等地。結識了大批路礦工人領袖。

羅章龍是中國早期勞工運動的領導，參與組織北方地區的工會。

1922年，領導了長辛店八月大罷工和十月開灤五礦大罷工等。

1923年，在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時，他和鐵路工人一道在長辛店與反動軍警捕斗中光榮負傷。這次罷工結束后，他一面組織善後救濟工作，一面編寫並於當年三月出版了《京漢工人流血記》一書。該

他是中國工運的實力派人物。至中共“六大”一直是中央領導人，曾與陳獨秀、毛澤東等共同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黨的“三大”、“四大”、“五大”、“六大”歷次代表大會上，他均被選為中央委員。但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在基層從事工人運動。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后，他就致力於籌建全國鐵路總工會。

1924年，出席了在北京秘密召開的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大會，並主持召開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大會。這兩次會後，羅章龍編寫了《1925年的中國鐵路工會》《鐵總年鑒》及《革命戰士集》幾本小冊子，真實反映了當年中共領導下的鐵路工人英勇鬥爭的史實。曾任鐵總宣傳部長，在鐵總“三大”會後，他當選為委員長兼黨、團書記。

1926年秋，北伐軍節節勝利，攻克武漢后，他奉調至武漢中央分局工作，兼任湖北省委委員、宣傳部長和中共漢口市委書記。在此期間，他還擔任了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刊物《群眾》的主編工作。

馬日事變后，革命形勢岌岌可危。他曾力主就地反擊，但未被主張退讓政策的中央所採納。不久，他被調往長沙，參加湖南省委新領導班子，任工人部長、中央工委部長、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全總黨團書記等職。主編過全總機關報《中國工人》《勞動報》《上海時報》《鬥爭導報》等，並著有《1928—1930年中國職工運動狀況》和《工人寶鑒》等書，記述了這一時期的工運狀況。

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確立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為反對危害中國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權，三十餘名中共中央委員發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羅章龍被選為書記。“非委”發表了拒絕承認六屆四中全會合法性的聲明、“告全黨同志書”和“致共產國際信”。羅章龍等因此被開除出中共。“非委”大部分成員被出賣給國民黨而遭到捕殺（著名的“上海龍華案”即為一例，其中包括著名的“左聯五烈士”柔石、胡也頻、李偉森、馮鏗、殷夫），或被鋤奸隊殺害。

1934起，他在河南大學開始了教學生涯，任河南大學經濟系教授。

1935年兼任經濟系主任。

1938年日寇侵襲開封，河南大學被迫南遷，羅章龍隨校至雞公山。不久輾轉至西北大學任教，后又至華西協合大學和湖南大學。直至全國解放。

近十五年的大學教書生活中，他潛心學問，教書育人，先後著有《中國國民經濟史》（商務印書館出版，被列為大學叢書）《歐美經濟政策研究》《經濟史學原理》及《國民經濟計劃原理》（湖南大學出版）總計近百萬字。

1953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他調往武漢中南財經學院（后改名湖北大學），繼續任教。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黨中央的關懷下，羅章龍奉調北京，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並擔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他雖已耄耋之年，卻勤奮不輟，積極撰寫革命歷史回憶錄，先後著有《椿園載記》《椿園詩草》等，翻譯了《為人類工作》等著作。還先後發表各類文章500多篇。

1991年7月，國務院給羅章龍頒發了政府特殊津貼證書，表彰他為發展中國科學研究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

1995年因病逝世，享年99歲。

羅章龍是早期中共領導人之一。1921年就任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

1924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曾當選為中共第三屆中央局委員，第五屆中央委員，第四、六屆中央候補委員。他也是早期的工運活動家，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黨團書記，曾由共產國際派往德、法、荷等國工作。為中國早期的革命事業做出很大的貢獻，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早建黨人之一。

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因反對王明，他組織成立“非常委員會”，另立中央、分裂黨，被開除黨籍。中共黨史書籍上，羅章龍和陳獨秀、張國燾並列為分裂黨、叛黨的人物。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評價：“企圖分裂黨和實行叛黨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派和羅章龍、張國燾等的反革命行為。”

美國溪流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羅章龍一生最重要的著述《羅章龍回憶錄》，這部回憶錄於1965年基本完成。后又經過羅章龍的修訂。並於晚年將文稿的出版事宜鄭重委託給外孫女羅星原。全書共計80萬字，在隱匿於世40年後，由美國溪流出版社獨家出版。

這部回憶錄記述了中共早期的建黨活動，工人運動的發動和中共與共產國際的往來；黨內、工會內部的爭鬥；中共早期方針政策的制定；特別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的緣起，及其所作所為和被滅殺的過程。還透露了被開除出中共的原非常委員會成員策動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重要線索。本書（上、下兩部）內容翔實，史料珍貴，具有無可替代的研究價值。

晚年生活

1995年2月3日，羅章龍去世了。他活了99歲。去世前，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革命博物館研究員。

羅章龍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他1918年參加新民學會，同年入北京大學。1920年發起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北京大學的負責人，1921年建黨時即是黨員。他是李大釗的得意學生和助手。1925年，他和李大釗一道介紹著名記者邵飄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邵的組織關係一直是與羅單線聯繫。直到二十世紀90年代才通過羅章龍查明並確認了邵的黨員身份。

自1978年開始，他連任五、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79年，中央將他由湖北調來北京，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工資由196元漲到217元。1984年5月17日，羅寫信給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申述他1952年前，一直是一級教授。1952年以後，被降為四級教授，幣改后月薪為196元。鄧批給胡耀邦同志，耀邦批示：“工資太低，要調到教授的最高一級，或地方幹部的五、六級。”羅章龍到北京后與兒子羅平海同志同住前三門兩套面積不大的兩居室。1985年9月，羅又寫信給他的老同學、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反映住房困難問題。許接信后批請中央統戰部長楊靜仁同志解決。我們遵照批示精神，為其奔波了不少時日，但終因為當時房源困難，未能滿足老人意願。

羅章龍去世后，我們到他家致哀、悼念。羅平海同志說，他父親沒有留下多少話，但長期以來有兩個願望。

一個是希望身後陪伴李大釗同志。1990年，羅對家屬及朋友說，他是李大釗的學生，關係很好，感情很深，希望身後仍陪伴大釗先生。羅生前曾親往萬安公墓察看，但因為當時無錢買地，沒有定下來。逝世后，親友願意出錢，在萬安公墓買一塊墓地，實現他的這個遺願。

另一個願望是希望改變自己分裂黨的結論。羅平海同志說，這一歷史情況很複雜，澄清尚待時日，他請求對《生平》稿中的“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因進行分裂黨的活動，被開除中共黨籍”一段刪去，或改寫為“在四中全會後離開中國共產黨”。羅平海同志交給我一封信的複印件，其內容同我數年前見到的羅章龍先生署名的信件基本一致。1992年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詞典》收有“羅章龍”，這個詞條是我按照已有的歷史結論寫的，其中有一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另立“中央非常委員會”進行分裂活動，1931年被開除出黨。羅老看了詞條初稿后，來了一信，對此不服，進行分辯說，六屆四中全會是由米夫、王明等人把持召開的，會上壓制多數中委的不同意見，強行選舉成立臨時中央，我們不服。會後，米夫召集對此事持異議的中委開會，仍是壓而不服，他當場宣布開除我們的黨籍。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才起草了《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報告大綱》，向共產國際報告，要求共產國際重派代表，召開緊急會議，選舉新的中央，但報告未送達。而王明等人的各種迫害接踵而至。按羅章龍的意思，他是先被開除出黨，後來才組織了“非常委員會”。而組織非常委員會，就是反對米夫、王明的宗派活動。

羅章龍1979年1月去醫院看望李維漢同志。他們是湖南老鄉、北大同學。在風華正茂的青少年時，同為革命先鋒。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磨礪，在晚年相見時，仍為歷史問題進行溝通。羅章龍向李老申訴自己的事情。他說，當時他與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反對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強行召開四中全會，把王明一夥非中央委員選進政治局，為了與王明中央區別起見，暫時用了“非常委員會”的名義，主觀上不是要另立中央。李維漢同志對羅說，你們當時反對王明一夥是對的。我看到了你在武漢的一個談話記錄，說你們是反對王明路線的，這還要斟酌。我看真正反對王明路線，是從毛澤東同志開始的。“非常委員會”寫信給共產國際，又辦了刊物，應該承認這是一個組織。我當時是江蘇省委書記，XXX等人搞第二省委，要省委讓出地方，我是親眼目睹，首當其衝的。李維漢還說，當時開除你們黨籍的是王明。在這次交談中，羅章龍還說到他1934年4月被捕，是蔡元培先生出面營救，用保外就醫名義出來的，沒發表反黨宣言。

1994年政協大會時，他坐著輪椅，在福建廳聽報告。我陪在他身邊，見他久經風霜的臉上，透著一股湖南人特有的倔強之勁。我向羅老作了自我介紹，說我也是湖南人。當我說到《中國人名大詞典》一事時，他說：“你們年輕，歷史是很複雜的。”他問我有照相機嗎？老人有拍照留念的意思，很遺憾我歷來開會從不帶照相機，也不請人簽名留念，失去了一次有珍貴價值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