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年

公元205年 農曆乙酉 東漢建安十年

袁譚反曹操，失敗。

曹操平定青州

曹操擊斬趙犢、霍奴

建安十年（205）八月，幽州涿郡（今河北涿縣）人趙犢、霍奴等聚眾起事，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曹操親自率軍進討，擊斬趙犢、霍奴等人。

曹操擊走烏桓

建安十年（205）夏，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烏桓攻略獷平（今河北東部），圍攻左度遼將軍鮮於輔。八月，曹操在擊破趙犢等人後，渡潞河（今北京通縣以下的北運河）援救獷平，烏桓逃奔出塞。

荀悅撰《漢紀》

獻帝好典籍，讀《漢書》，每嫌其文字過多，難以記誦，於建安十年（205）前後命荀悅仿《左傳》體例，用紀年體的形式另撰《漢紀》，詔尚書給筆札。悅撰成奏獻，書共三十篇，文簡事詳，自序稱著書之意在於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勛、表賢能。

秘書監、侍中荀悅，撰寫《申鑒》五篇，上奏給獻帝。荀悅是荀爽哥哥的兒子。當時，政權掌握在曹操手中，獻帝只是表面上的最高統治者，荀悅有志為朝廷貢獻自己的才幹，但他的謀略都無處施展，所以著述此書。書中的主要內容是：“治理天下的辦法，首先是消滅‘四患’，然後要推行‘五致’。以虛偽敗壞風谷。用私心破壞法紀，行為放蕩而超越正常規定，奢侈靡費而損壞國家制度，不消滅這四種現象，就無法推行政令，所以稱之為‘四患’。振興農業與桑蠶業，以保障百姓生活；分辨善惡，以糾正民間習俗；推行文化教育，以改善社會風氣；建立武備，以維持朝廷的威嚴；賞罰分明，以統一法令，這就是‘五政’。百姓不怕死，就不要以刑罰來恐嚇他們；百姓沒有生趣，就不可能勸導他們向善。所以，身居高位的人，要先使百姓富足起來。使他人安居樂業，這就是保障民生。對於善、惡，要以功、罪為標準來判定；對於毀謗與讚譽，要用實際效果來進行檢驗。對人不僅要聽他的言論，更要觀察他的行為；不被他的名聲所困擾，要考察他是否名實相符；不能讓虛偽狡詐的人得逞，免得人們去紛紛仿效。因此，沒有奸怪的習俗，民間沒有淫亂之風，這就是糾正民俗。獎勵與羞辱是賞賜、懲罰的核心，所以禮教規定，榮譽與羞辱只能施加於君子，以改變他們的內心；枷鎖與鞭笞則專用來對付小人，以改變他們的行為。如果不推行教化，就會使中等資質的人也墮落成小人；而推行教化，就能使這些中等資質的人升為君子；這就是改善社會風氣。作為統治者，必然要擁有軍隊，以防備不能預料的變化，平時用來管理內政，戰時則效命疆場，這就是維持威嚴。賞賜與懲罰，是執政的權柄。君王不隨意賞賜，並不是愛息財物，而是因為，隨意賞賜，就不能用賞賜來勸導人們行善；君王五不隨意懲罰，並不是姑息憐憫，而是因為，隨意懲罰，就不能使懲罰來打擊犯罪。賞賜而沒有起到勸導的作用，就是阻止人們行善；懲罰而沒有起倒打擊的作用，就是縱容人們作惡。作為統治者，能夠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不縱容下面的人作惡，則國法確立，這就是統一法令。除去了‘四患’，又建立了‘五政’，誠心誠意地執行，長期堅持，簡要而不懈怠，疏闊而不遺漏。這樣，不需勞神費心，天下就能太平了。

袁熙、袁尚投奔遼西烏桓

袁尚被曹操攻破后，先投奔中山郡盧奴（今河北定縣），又至幽州（今北京西南）投奔其次兄袁熙。建安十年（205）春，袁熙部將焦觸、張南反叛，進攻袁氏兄弟，準備投降曹操。袁熙兄弟二人逃奔遼西（郡治陽樂，今遼寧義縣西）烏桓。

張燕投降曹操

建安十年（205）四月，勢力盛於一時的黑山軍首領張燕率其眾十餘萬人投降曹操。曹操封其為安國亭侯。

并州刺史高幹復反

高幹為袁紹的外甥，袁紹在世時即任并州刺史。建安九年，以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投降曹操。第二年十月，他乘曹操征討烏桓之機反叛，執押上黨太守，派兵屯守壺關口（今山西黎城東北太行山口），防備曹操。曹操遣大將樂進、李典進擊高幹，高幹拒險而守，曹軍不能進。

曹叡（239年逝世），魏明帝。

袁譚（？－－205年），字顯思，汝南汝陽人。東漢末軍閥袁紹的長子，為人性剛好殺。

高幹（？－－206年），東漢末軍事人物，袁紹的外甥，陳留圉人，曾任并州刺史。出身陳留高氏，祖父和父親二代都任官。

《資治通鑒》記載

孝獻皇帝己建安十年（乙酉，公元二零五年）

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弱強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修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諧曹操，乞收葬譚屍，操許之，復使修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修為司空掾。

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併名士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

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舍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

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封安國亭侯。

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三郡烏桓攻鮮於輔於獷平。秋，八月，操討犢等，斬之；乃渡潞水救獷平，烏桓走出塞。

冬，十月，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眾萬餘人，寇崤、澠間，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

河東太守王邑被征，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牒。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餚、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鍾繇促王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范先欲殺畿以威眾，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固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眾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

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知諸縣附己，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且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征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著，其餘黨與皆赦之。

於是杜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秘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欲，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為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常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作偽以盪眾心。故欲無奸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