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其四

第四首詩的首四句是詩人設想回成都后整理草堂之事，但卻給人以啟迪世事的聯想：“常苦沙崩損葯欄，也從江檻落風湍。”大意是說：自從離開草堂，常常焦慮沙岸崩塌，損壞葯欄，現在恐怕連同江檻一起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這雖是詩人遙想離開成都之後，草堂環境的自然遭遇，但這也體現了詩人對風風雨雨的社會現狀的焦慮。“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當年詩人離開草堂時親手培植的四株小松，才“大抵三尺強”（《四松》），詩人很喜愛它，恨不得它迅速長成千尺高樹；那到處侵蔓的惡竹，即使有萬竿也要斬除。詩人喜愛新松是因它峻秀挺拔，不隨時態而變，詩人痛恨惡竹，是因惡竹隨亂而生。這兩句，其句外意全在“恨不”、“應須”四字上。楊倫在《杜詩鏡銓》旁註中說：這兩句“兼寓扶善疾惡意”，這是頗有見地的。亂世的歲月里，詩人的才幹難以為社會所用，而各種醜惡勢力競相作充分表演，詩人由此感慨萬分。這兩句，深深交織著詩人對世事的愛憎。正因為它所表現的感情十分鮮明、強烈而又分寸恰當，所以時過千年，至今人們仍用以表達對於客觀事物的愛憎之情。

此詩的后四句落到“贈嚴鄭公”的題意上。“生理只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生理，即生計。黃閣老，指嚴武。唐代中書、門下省的官員稱“閣老”，嚴武以黃門侍郎鎮成都，所以這樣稱呼。金丹，燒煉的丹藥。這兩句說，詩人的生計全憑嚴武照顧，衰老的身體也可託付給益壽延年的丹藥了。這裡意在強調生活有了依靠，療養有了條件，顯示了詩人對朋友的真誠信賴和歡樂之情。最後兩句，詩人忽又從瞻望未來轉到回顧過去，有痛定思痛的含義：“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詩人自762年（寶應元年）七月與嚴武分別，至764年（廣德二年）返草堂，前後三年。這三年，兵禍不斷，避亂他鄉，飄泊不定，人瘦得只剩皮包骨頭了。詩人過去常讀古樂府詩《行路難》，等到身經其事，才知世事艱辛，人生坎坷。“行路難”三字，語意雙關。一個“信”字，包涵著詩人歷經艱難困苦后的無限感慨。

全詩描寫了詩人重返草堂的歡樂和對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韻味圓滿，辭采穩重勻稱，詩句興寄微婉。詩人將歡欣和感慨融合在一起，將瞻望與回顧一同敘述，更顯出了該詩思想情感的深厚。

公元七六四年正月杜甫攜家由梓州赴閬州，準備出峽。二月，聞嚴武再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同時嚴武又先有信邀請，於是便決定重還成都。這五首詩就是杜甫由閬州還成都的途中所作。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男，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出生於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大曆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