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梅

吳梅一生致力於戲曲及其他聲律研究和教學。主要著作有《顧曲麈談》、《

曲學通論》、《中國戲曲概論》、《元劇研究》、《南北詞譜》等。又作有傳奇、雜劇十二種。培養了大量學有所成的戲曲研究家和教育家。

吳梅對古典詩、文、詞、曲研究精深，作有《霜崖詩錄》、《霜崖曲錄》、《霜崖詞錄》行世。又長於制曲、譜曲、度曲、演曲。作《風洞山》、《霜崖三劇》等傳奇、雜劇十餘種。老先生終生執教，自1905年至1916年，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堂、存古學堂、南京第四師範、上海民立中學任教。1917年至1937年間，在北京大學、國立東南大學、台灣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光華大學、金陵大學任教授。他精通崑曲，他不但整理了唐宋以來的不少優秀劇目，還創作了不少崑曲，並且是第一個把崑曲這一民間藝術帶入大學的教授，在北京大學文學系教崑曲和戲劇。他的弟子既有名教授大作家又有梨園界的大師，如朱自清、田漢、鄭振鐸、齊燕銘，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大師梅蘭芳、俞振飛，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東京大學校長也是吳梅的弟子。可謂桃李滿天下，目前台灣的崑曲名家，都是吳梅的第二代弟子。1993年，中國文聯、中國戲劇家協會等在吳梅故里蘇州召開了吳梅誕生100周年學術討論會，海內外特別是寶島台灣，來了不少專家、學者。

遺憾的是，這位著名的教授、崑曲大師正當壯年客死他鄉。其原因用長孫吳林（父親排行老三，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畢業，從事鐵路橋樑設計、施工）的話說，老爺子才華橫溢但膽子小，一生膽小。抗日戰爭爆發，當時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吳梅，決定舉家“內遷”，大逃亡。從蘇州經武漢逃到湘潭，從湘潭逃到桂林，從桂林逃到昆明。可是兩條腿加上火車輪子，也沒有日本鬼子的飛機快，日本鬼子的飛機轟炸昆明，老爺子怕挨炸彈，非要躲到飛機找不到的鄉村，1939年1月11日，吳教授率領一家人從昆明出發，坐了兩天汽車，又步行兩天，來到了大姚縣李旗屯。這個在當時雲南地圖上找不到的李旗屯，雖然離昆明不遠，生活條件卻很差。缺醫少葯，衛生條件更差。在大姚縣李旗屯住了兩個月，被譽為“曲學之明辨章得失，明示條例，成一家成言，領後來先路”的一代戲曲大師的吳梅因喉病複發去世，年僅55歲多一些。辭世前兩日，致友人書云：“避居始入鄂，繼至湘，又至桂，最後至滇，今不再動矣。路日行日遠，病亦日積日深，目下氣急咳嗆，骨瘦如柴，雖有盧扁，亦無能為役，但冀稍延時日，得返故里而已。”遺憾的是，夢想落空，只能魂歸故里。令人不解的是，自幼酷愛古典詩、文、詞、曲的戲曲奇才，在逃難路上仍有詩詞問世的吳梅教授，竟然不讓子孫們學文。用畢生獻於古詩文戲曲事業形容吳梅，一點兒也不過分。離昆明前還在手抄《霜崖詩錄》，去世前數日仍然為弟子的著作校閱，並作《羽調四季花》——“法曲續長平，把賢藩事，嬌兒怨，又譜秋聲。前朝夢影空淚零，如今武昌多血腥。舊山川，新甲兵，亂離夫婦，誰知姓名。安能對此都寫生。苦語春鶯，正是不堪重聽。倒惹得茶醒酒醒，花醒月醒人醒。”花醒月醒人醒，骨瘦如柴卻頭腦清醒的大教授，作詩寫詞的同時，有氣無力地寫遺囑，哆哆嗦嗦，一天僅能寫一、二條。最後，手不能，臨咽氣，特別囑咐孫子們：要學工，不要搞文……吳梅有4個兒子，都學理工。

吳梅先生在文學上有多方面成就，在戲曲創作、研究與教學方面成就尤為突出，被譽為“近代著、度、演、藏各色俱全之曲學大師”（王玉璋《霜厓先生在曲學上之創見》）。先生終身執教，桃李滿園。

吳梅先生最重要的學術成就，還在戲曲創作與研究。浦江清先生說：“近世對於戲曲一門學問，最有研究者推王靜安與吳梅先生兩人。靜安先生在歷史考證方面，開戲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戲曲本身之研究，還當推瞿安先生獨步。”龍榆生先生說他“專究南北曲，制譜、填詞、按拍一身兼擅，晚近無第二人也”。編校《吳梅全集》的王衛民先生說，在中國戲曲史上的大家，或以制曲見長，或以曲論見長，或以曲史見長，或以演唱見長，就是在崑劇的全盛時期，“集二三特長於一身的大家已屈指可數，集四五特長於一身的大家更為罕見”，然而生活於崑劇衰落時期的吳梅先生，卻能“集制曲、論曲、曲史、藏曲、校曲、譜曲、唱曲於一身”，且在戲曲教育上也卓有建樹，堪謂奇迹。

創作方面，先生在十六歲時，就有傳奇《血花飛》之作，以紀念戊戌六君子；三十年間，共創作十四個劇本，現存十二，以先生五十壽誕時自選的《霜崖三劇》為代表，曲律詞采俱工，案頭場上，兩擅其美，人物鮮明而情節曲折，達到了那一時代的最高境界。傳統戲曲本身就是一種綜合藝術，若非具有文學、音樂、舞蹈、美術等多方面的較高修養，是不可能取得較高成就的。

曲律研究方面，先生有《顧曲麈談》、《曲學通論》、《南北詞簡譜》等專著，在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藝術實踐的基礎上，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制、譜、唱、演的藝術規律。曲史研究方面，先生的《中國戲曲概論》是放眼全局的第一部中國戲曲通史；《元劇研究》和《曲海目疏證》對劇作家與作品的考證，也有承前啟後之功；《霜崖曲話》、《奢摩他室曲話》和《奢摩他室曲旨》等採取傳統的曲話形式，廣泛評述散曲、劇曲的形式與內容，既為作者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也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參考材料。吳梅先生在詞學研究上亦有很高造詣。朱祖謀先生曾四校《夢窗詞》，而吳梅先生重讀《夢窗詞》，還能有新的發現。他的專著《詞學通論》，寓史於論，史論結合，從格律到作法，多所創見。

吳梅先生於詩、詞、曲三體均有創作，詞風豪放易近於詩，婉約則易近於曲，故而在詞作上頗難獨樹一格；但曲學上的造詣，又深化了先生對於詞律的理解，故集中登臨懷古、言志之作，情致清新，辭采振拔，意象鮮明，含蓄雅訓，能嚴守詞律，因難見巧，遠追南宋。論者或以為先生詞作的成就能高於詩作。

吳梅先生的詩，在生前寫定為《霜崖詩錄》四卷，以編年體存詩三百八十一首，不但數量較詞、曲尤為多，而且更能看出先生的一生經歷、過從交往，以及思想、藝術的發展脈絡。詩作始於1898年，終於1938年，對於四十年間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洪憲復辟、軍閥混戰到日寇侵華、抗戰軍興，都有如實的反映，表現出詩人強烈的愛國精神；詠史懷人、評書讀畫之作，也無不寄寓真情實學；其七古風骨遒勁，歌行開闔流轉，絕句輕倩流麗，律詩工於對仗，各有特色。詩人的自我評價是：“不開風氣，不依門戶。獨往獨來，匪今匪古。”“不開風氣”有自知之貴，因為先生清醒地認識到，“詩文詞曲，頗難兼擅”，他在曲學上用力至深，詩作上再想開一時風氣是不現實的；但由於堅持了“不依門戶”，所以能達到“匪今匪古”的境界。

吳梅先生的詞，大部分錄入《霜崖詞錄》。存詞一百三十七首。

吳梅先生的曲，有《霜崖曲錄》二卷，為先生高足盧前在1929年編次，后又有增補，現卷一收小令六十八首，卷二收套數二十篇一百零三首。因為先生認識到“欲明曲理，須先唱曲”，曾從名師學唱，能夠邊唱邊寫，所以才情與格律有機統一，達到格律精嚴而才情橫溢的高境界。在清末以來散曲日見寥落的局面下，先生的散曲異峰突起，並影響後學，釀成風氣，致時人有散曲“中興”之望。先生還為許多傳奇雜劇打下了聲情並茂、宜唱美聽的曲譜，使一些案頭名劇得以登上舞台，重煥青春。這也因為先生有唱曲的功底。魏良輔曾總結唱曲經驗說：“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為二絕，板正為三絕。”聽過吳梅先生唱曲的人，都以為他是得到這份真傳的。

家中藏書甚富，主要是有關戲劇、曲譜等方面圖書，計有4萬餘冊、數百種。他十幾歲就注意搜求戲曲典籍，能購買的購買，能借抄的借抄，積三十年之艱辛，收藏曲籍六百餘種，其中不乏精本、善本、孤本，成為全國首屈一指的藏曲大家。他並且利用自己的珍藏，精心校勘，書樓名為“奢摩他室”，家藏明嘉靖善本多種，顏所藏書樓曰“百嘉室”，意在收羅到一百部明嘉靖刊本。鄭振鐸曾到該藏書樓，看到他親手編纂的《百嘉室藏書目》，有元刊3種、明本80餘種、清內府套印本50餘種，元明清本曲目476種。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輾轉於湖南、雲南數省，藏書多有損失。1949年後，其子吳良士將藏書捐獻給北京圖書館，其書列入《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的有170餘部，以曲詞類為最多。藏書印有“長歌當哭”、“未免有情”、“長洲吳梅字癯庵”、“瞿安眼福”、“霜厓居士”、“吳楳”、「瞿安」朱文方印、「霜崖/居士」朱白文方印、「吳梅」朱文圓印、「瞿/安」朱文方印、「瞿安/制譜」白文方印、“長洲/吳氏/藏書”白文扁方印、“霜/厓”朱文方印等。編有《瞿安書目》，未刊。編選《奢摩他室曲叢》，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以使這份遺產廣為流傳。這項工作，應該說是受到朱祖謀刊行《強村叢書》的影響。后因上海“一·二八”戰事，使出版中斷，傳世僅得其半，仍大受好評，以為其選擇之精，校訂之善，當在《元曲選》與《六十種曲》之上。此後鄭振鐸先生倡導刊行《古本戲曲叢刊》，就是受到吳梅先生的啟發；而劉世珩選輯《暖紅室匯刻傳奇》，盧前選輯《飲虹叢刻》，更是直接得到吳梅先生的指導。

桃李滿園

吳梅先生是第一個在高等學府專授戲曲課的教師，他精通崑曲，他不但整理了唐宋以來的不少優秀劇目，還創作了不少崑曲，並且第一個把崑曲這一民間藝術帶入大學，在北京大學文學系教崑曲和戲劇。他把吹笛、訂譜、唱曲這些被當時學問家視為“小道末技”的內容帶上講堂，言傳身教，開創了研究曲學之風氣，二十餘年間在南北兩京培養了一批有成就的戲曲史家、戲曲理論家。他還熱心扶持崑劇傳習所，每回蘇州，都要前去與老藝人切磋，給學員以指導，被視為他們的知音。在崑曲的保存與提高方面，吳梅先生的功勞不可磨滅。

吳梅先生培養出來的學生，對於老師的學業各有繼承，出現過一大批一流學者。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尚能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工作的，就有王玉章、任訥、唐圭璋、王煥鑣、錢紹箕、王起、汪經昌、趙萬里、常任俠、游壽、潘承弼、陸維釗、胡士瑩等；其中約一半沒有再從事曲學研究，但都在各自的領域裡取得了重大成就。從事曲學研究的幾位，為世所重的，則只是他們的古典文學研究或教學工作，他們的創作卻默默無聞。

吳梅一生著述豐富，主要著作有傳奇：《風動山》、《綠窗怨記》、《東海記》、《血飛花》（又名《萇弘血》）、《義士記》（又名《西台慟哭記》）五種（后二種未刊行）

雜劇：《軒亭秋》、《暖香樓》、《湘真閣》、《落茵記》、《雙淚碑》、《無價寶》、《惆悵爨》（內含短劇四種）七種。

戲曲論著：《中國戲曲概論》、《顧曲麈談》、《詞餘講義》、《南北詞簡譜》、《元劇研究ABC》等及數量可觀的曲話、序跋、散記、筆記等曲學論著，並輯有《奢摩他室曲叢》初、二集。其他著作有《霜厓詩錄》四卷、《霜厓詞錄》一卷、《遼金元文學史》等，并行於世。又有《文錄》二卷，未刊行。其散曲作品輯入《霜厓曲錄》二卷及《霜厓讀畫錄》一卷中。王衛民編有《吳梅戲曲論文集》，1983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吳梅全集》有四卷八冊三百餘萬字，吳梅先生的著作第一次得以全面系統地結為一集。書後附有王衛民先生所編《吳梅年譜》。其中且有《瞿安日記》二巨冊。

同時出版的還有王衛民先生重行修訂的《吳梅評傳》。同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吳梅先生的再傳弟子吳新雷先生主編的《中國崑劇大詞典》。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也就是沈從文、張愛玲、周作人等先生相繼被發掘而紅極一時之際，吳梅先生的曲學成就卻依然無人問津，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就時中國的崑劇已經一蹶不振地衰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吳梅先生獨步一時的曲學理論，成了屠龍之技。

這其中的原因，說複雜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簡而言之，大約有兩點。

其一：二十世紀初，應運而生的新文學，迅速崛起，以其通俗易懂，成為主流。這本應是好事，使中國文學的園地大為豐富；遺憾的是，由於某些人有意無意的努力，將思想以至政治領域的新舊之爭，推延到文學領域之中，而且只論形式，不論內容，更不論藝術，一入舊式，即在掃蕩之列。對古典文學的研究，也只到清代中葉為止，“同光體”已不入法眼，遑論其餘。

實則在大動蕩、大變革、大悲大喜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詩文詞曲，無論新體還是舊體，都不乏佳作，都曾達到一個不容忽視的高潮。作為南社的早期成員、一貫關心國事的吳梅先生，其作品更是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革新思想。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文人學者，即使不能寫作舊體詩詞，欣賞舊體詩詞的人應當不會比欣賞新詩的人少。所以當時學人對於吳梅先生的成就才會有那樣高的評價。

其二：舊體詩詞曲的衰退，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事情，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一則踐踏了詩人，一則踐踏了詩，共同的是踐踏了欣賞詩的眼睛。此後二十年中國可說無詩可讀，當然，也包括新詩。在這一時間段里成長以至出生的人，不知道吳梅，不足為奇。

吳門弟子中能制曲的有一位孫為霆先生，南京六合人，後來在西安教書，霍松林先生曾從他受教。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印過一部《壺春樂府》，恐怕就更沒有什麼人知道了。此書三卷，卷上、卷中為散曲，卷下收《太平爨》三雜劇，曾得盧前的盛讚。這或許竟是當代人崑曲創作的尾聲了。

崑劇藝術的後繼無人，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民族虛無主義的一度橫行，全民族的傳統文化修養的急劇下降，應當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吳梅先生在《百嘉室遺囑》中，曾專門談到後輩的教育問題：“近日小學課程，殊不能滿人意。吾意身為中國人，經書不可不讀。每日課餘，宜別請一師，專授經書。大約《論語》、《孟子》、《詩經》、《禮記》、《左傳》，必須熟誦。既入中學后，則各史精華，亦宜摘讀；或主誦《群書治要》者，容嫌卷帙多，且刪節處間有乖異，不必讀也。十六歲后，應略講經史源流。”這自是治國學者的經驗之談，但在近半個世紀中，如果有誰重彈

吳梅早期作品此調，除了被扣上一頂頑固不化的帽子，決不會有別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吳梅先生對於新詩，就並不排斥。當徐志摩去世時，他曾代穆藕初作輓聯：“行路本來難，況上青天，孤注全身輕一擲；作詩在通俗，雅近白傅，別裁偽體倘千秋。”評價是相當高的，他對此聯也很滿意，“自覺頗工”，因此記入日記。

其實，人文文化的領域是一個累積的領域，一種作品對於另一種作品，只有超越的可能，沒有取代的可能。各人頭上一方天，並存共榮才是理想的境界。倘若一定要將舊體文學的創作成果抹殺，才能顯示出新文學的成績，那這成績也就實在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