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

鄧榕，女，1950年出生，四人。又名蕭榕，

小名毛毛，鄧小平小女兒。

現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多年從事研究工作。丈夫　賀平，賀彪之子、中國保利集團名譽董事長。

高中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文革肇始，積極參與“紅衛兵”鬥爭，參與了1966年8月5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批鬥時任該校副校長的卞仲耘致死一案。

鄧榕“文革”中在陝北插隊三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 1977年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總政治部，1979年被派往美國，擔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工作八年，任副主任。鄧榕多次跟隨父親外出視察，特別是在父親的晚年時期。在鄧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談話的時候，鄧榕時刻跟隨在父親身旁，不但要攙扶父親，由於父親耳朵不好，還要把別人說的話轉述給父親聽，然後把父親用濃重的四川口音說出來的內容，又轉成普通話給其他人聽，因此，可以說鄧榕是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最好的見證人。

2008年5月以中國愛樂樂團高級顧問、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訪問梵蒂岡，受到教皇本篤十六世的接見。

1971年下半年，鄧榕在陝北的黃土塬上。呂正操將軍的女兒呂彤岩從中國醫科大學畢業，正好分配在離她們 村子五里地的公社衛生院當醫生。在陝北這個遙遠的窮鄉僻壤，竟然會遇到熟人，鄧榕真是高興極了。她常常抽空走到公社去玩兒。有一天，聊著她們在北京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呂彤岩突然說：“唉，我認識一個人，叫賀平，一定跟你合得來。我要介紹你們認識！”她也是個說干就乾的乾脆人，在回北京的時候，還真的去找人，並且生拉硬扯地讓二人通上了信。

賀平的父親賀彪早年是洪湖赤衛隊的隊員，紅二方面軍的衛生部長，解放後任中央衛生部副部長。“文革”后被打成“走資派”，那時已下放到江西衛生部 "五七”幹校裝牛棚”進行勞動改造。賀平本人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文革”中被莫明其妙地誣諂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的人，被抓進監獄關了一年零四個月。審查了半天，一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就放了出來，后被分配在湖南沅江一個軍墾農場勞動。可能是因為遭遇相似吧，幾次通信之後，他們就感到共同語言很多。不久，賀平準備到江西永修探望在“幹校”里勞改的父母，要路經南昌。鄧榕將此情況如實地報告了父母親。他們一聽說賀平要來，立即樂得什麼似的。

2月的一天，鄧榕到南昌火車站去接賀平。通了兩個月的信，只見過照片，相互還未謀面呢。鄧榕是近視眼，還是賀平先認出來。鄧榕對他的第一個印象：這麼高的個兒！要知道，這才是第一次見面啊，他們自己都還沒想什麼呢。可是鄧榕的爹呀、媽呀、奶奶呀，三個老人卻好像進入了“緊急狀態”似的，一下子忙了起來。媽媽一來就問東問西的，儼然一副相女婿的樣子了。奶奶把鍋敲得叮鐺響，做了好多的菜，把一個小方餐桌擺得滿滿的。這麼一個26歲的大小夥子，又是從湖南軍墾農場來的，一定是餓壞了。奶奶做得多，他也就吃得多，一點兒都沒客氣。那麼多的飯呀菜呀竟然一掃而光，最後把一桌子的碗和盤子全都摞在了他的面前。四川人請客，就喜歡人家能吃。奶奶一邊收拾碗筷，一邊樂得喜上了眉梢。下午，媽媽和奶奶在種絲瓜，賀平就去幫忙。他個子高，又會幹活兒，三下兩下，就把個絲瓜架子搭好了。奶奶說：“還是高個子有用喲！”晚上大家坐在樓上，賀平把各種聽來的、看來的消息，什麼林彪倒台的“內幕”消息啦，什麼老幹部解放的情況啦，全都一一告訴了三位老人。他們男孩子，到處能跑，見的人又多，消息比可靈通多了。大家最愛聽的，是林彪倒台的經過，最關心的，則是解放老幹部的消息。賀平是個大實在人，初來乍到就一點兒也不認生，見了三位老人也這麼親，一下子就贏得了大家的好感。住了兩天，他去永修衛生部“幹校 "看望他的父母。臨走前，他把給他父親帶的一條雲煙一分為二地掰開，給鄧榕的父親留下了一半。

把賀平送走後，鄧榕回到家，只見三位老人，搬個小竹板凳，坐在廚房後面小院里的絲瓜架旁邊，正在說著什麼。爸爸一臉高興的樣子，一拍大腿，用他那濃重的四川口音說：“看樣子，這門親事，就這樣定下來了！”父親這個人，幹什麼都那麼認真。定個兒女的親事，竟也好像當年決定國家大事一樣的正式。當然啦，父母親最高興的，就是兒女們的幸福啊。

（摘自《我的感情流水帳》）

在鄧小平的女兒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鄧榕，筆名叫蕭榕或毛毛，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話講，她是鄧公的幺女兒!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爺子在外面行走。主要是她是父親的“史官”，曾寫了《我的父親鄧小平》和《父親鄧小平在“文革”歲月》兩部書，大家讀了她的書，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細膩的文筆所打動，所以知道鄧小平有這麼一個寶貝女兒。 有句話：女兒是父親的小棉襖，小女兒是父親最貼身的棉襖。此話在鄧家得到印證：鄧公晚年外出，她總是在其身邊。她會應酬、懂醫、能聽懂老爺子帶方言的普通話，更關鍵的是她總是能讓老爺子高興!

外界許多傳說說毛毛是學文出身，讀的是北師大。其實，她上的是北京醫科大學，學醫。不過，學醫與學文有異曲同工之處，因為醫學和文學都是以人為對象，說學文也差不離。

外界傳說稍有區別的是她從小在國外留學，這有點離譜。要是鄧公有個女兒在國外，“文革”中他會罪加一等。她小時候並不在國外，而是到了陝北插隊，在廣闊天地留學了3年，補了哥哥姐姐們曾經艱苦經歷的一課。

都說毛毛是一個有遠見的女兒，上大學時喜歡外語，農村插隊時也堅持自學。後來工作之後，她到了外交部，在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當過三秘。回國后，她擔任過全國人大辦公廳副主任，當過中國國際友好協會副會長。用她的話說：我的官好當，都是副的。儘管她的仕途前景不錯，但她並沒選擇從政。她曾說：我們家出了“兩個主席兩個部長”，我就不湊熱鬧了，我喜歡做實在事……

毛毛所說的“兩位主席”是鄧小平任過軍委主席、哥哥朴方任殘聯主席，“兩位部長”是姐姐鄧楠任科技部副部長，姑姑鄧先群任解放軍總政群工部長，都是做革命實際工作的。

儘管“文革”中同許多幹部子女一樣受了許多苦，但她不埋怨。而且她感激這段艱苦歲月，使她學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並結識了現任的老公賀平，一個英俊、寬廣、勤奮的男人。

說起賀平，毛毛的話滔滔不絕。那是在她下鄉時，一個好友給她介紹了一個老紅軍家的男孩。他們靠通信確立了戀愛關係。後來，她將他帶到江西，經過鄧小平親自“考婿”，他倆結為連理。再後來，這個老公成為鄧家半個兒子，一直照顧到老人家乘鶴西去。她與賀平是夫妻，也是戰友、是同志，還在戀愛的情結里……

毛毛大半生對父親敬佩不已。上帝似乎讓她很幸運，她選擇父親時，選擇了一個偉人，選擇丈夫時，選擇了一個好人。這兩個人她都十分敬重。

於是，她將少女的寫作情愫翻了出來，進入不惑之年，她決定寫書。寫關於一個男人的書，這個男人就是她的父親。於是，她用最深情的筆調寫下了幾個字：我的父親鄧小平!

她花了很長時間去訪問知情者，然後就某些重大問題向父親核證。然後，她幾乎不停筆地寫了父親的早年、父親的革命和父親參與建政。除此之外，其中還有父親的語言與個性、父親的家事與前妻。她冒著寒暑寫了出來，並很快成為一本風靡世界的暢銷書。

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1993年出版）和《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我的父親鄧小平(上)》

裝幀考究，印製精美。全書39萬字，插有珍貴照片130多幅，多數為首次發表。“文化大革命”是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場內亂，是一場浩劫。在長達十年的“文革”歲月中，鄧小平兩次被批判打倒，歷經磨難。《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對鄧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歷程和他的家庭的悲歡離合作了生動的記述和理性的思考，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情節，諸如，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判和保護，鄧小平同林彪、“四人幫”的堅決鬥爭，鄧小平對兒女的親情和關懷等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代偉人的思想、品格、氣節、胸懷、膽識，以及與普通人一樣的兒女情懷。

《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以大量的歷史照片和通俗順暢的語言文字向讀者介紹了文革時期的鄧小平。鄧小平是十年“文革”所波及的重要人物，是他人生中跌宕起伏的重要一頁。鄧小平的“文革”經歷，既是對他不平凡人生的回顧，也是對那蹉跎歲月的回顧。

2000年6月28日，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在全國新華書店出版發行。該書的作者毛毛是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在這本書中，他對鄧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歷程作了生動的記述，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情節。此外，書中還配有120多幅珍貴照片，多數為首次發表。

該書已印刷了3次，18萬冊已定購一空，該書作者鄧榕(毛毛)對大家說：“我是從2018年5月份開始這本書的創作的，以紀念父親8月22日的誕辰日，原來只想寫一篇長文來紀念，沒想到一拿起筆就收不住了，一寫就是30萬字。2019年全家還像父親活著時那樣，都住在一起，雖然幾大家擠在一起，但其樂融融，母親的身體很好，我書中多次提到的祖母2019年已經101歲了，仍和我們住在一起。”

“父親的忌日時，我們在院里他種下的樹上和草坪上撒些花瓣，以寄託哀思，每年8月22日，在他生日時，在京親屬都聚在一起，為他老人家敬上一杯酒。

導語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是懷著一份赤子之情的鄧小平的一句經典。作為鄧小平的女兒，毛毛的這本書真實、生動地記述了鄧小平先生政治生涯乃至整個中國政治歷史中一段重要和艱辛的經歷。這本書記錄著他對工作的執著，對子女的關愛，也體現了一代領導人的光輝風采。這部書對了解鄧小平先生、研究鄧小平理論和認識的中國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後記

十年“文革”早已結束了。這場20世紀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政治大劫難，早已化為一個遙遠的記憶，沉澱在了人們的回憶里。不過，雖然“文革”結束已有二十多年，但是，每一個曾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會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歲月漸漸流逝，光陰一去不復返，但那銘刻在人們心中的情感的烙印，卻永遠不會消失。

十年“文革”，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極其特殊的一頁，也是足以讓千秋萬世去研究去回味的一個年代。十年“文革”，是發展到極端的錯誤的爆發性的大宣洩，是一個跌宕起伏而又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也是一個不可更改的歷史的客觀發展階段。“文革”所留下來的，不只是沉痛和創傷，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茲為戒為鑒的重要歷史教訓。雖然在“文革”十年中，國家之損失、黨之損失、人民之損失巨大而慘痛，但是，它的謬誤給人們留下的教訓和警示，卻是極其重要的。可以認為，如果沒有“文革”這個慘痛的教訓，那麼，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特別是我們的黨，可能還不會輕易地從迷霧中走出，可能還不會痛下改革的決心，可能還要在另一種形式的探索中走更加漫長的道路。

人們都說，“文革”結束后，鄧小平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進程。而鄧小平之所以開創這一全新的歷程，與國家、人民和黨在“文革”中所取得的教訓密切相關，與他個人在“文革”中的經歷和思考密切相關。正是在“文革”中，鄧小平和廣大幹部群眾，真切地看到了真理與謬誤的鮮明對照，真切地看到了以前所沒有看清楚的許多問題，開始認識到必須解除禁錮、徹底解放思想，開始思考如何去開創一條全新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文革”中，鄧小平在思考，每一個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在思考。正是有了這樣痛切的經歷，正是有了這樣深刻的思考，中國和中國人民才能夠走上全新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人們習慣於把在江西時那條由鄧小平在紅沙石地上踏出的小路，稱為“鄧小平小道”，並作為鄧小平進行思索的象徵。其實，鄧小平對歷史、對現實和對未來的思索，貫穿著他的整個一生。這種思索，畢其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始終不輟。

在“文革”以前和以後的實踐中，特別是在“文革”的實踐中，鄧小平的確可以說思索得很多很多。通過這些實踐和思索，他終於找到了一個明確的目標，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在他再次復出后，他和他的戰友們，帶領全體中國人民，進行了新的探索。這個探索，不是輕鬆容易的，但卻是成功的。

如果說，鄧小平通過對“文革”的實踐和思索得到了什麼的話，我想，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總結“文革”教訓，不能只論個人的功過是非，而是要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出發，分清是非，：總結教訓，目的是要繼續前進。“文革”之後，在必須要對歷史作出結論的時候，鄧小平的著眼點，放在了大的歷史坐標點上，放在了承前啟後的歷史定位上。最重要的，是要對毛澤東——這個在晚年犯了重大錯誤的歷史偉人——做出一個負責的、全面的歷史評價。在當時，有兩種思潮同時並起，一種是受多年傳統思想影響，堅持維護毛澤東被人為地神化了的地位。另一種是雖能打破舊有的精神束縛，但卻否定一切。在這兩大思潮的交匯處，鄧小平沒有去算歷史舊賬，也沒有去計較個人恩怨，而是把握住了大局的分寸，把握住了政治的分寸，把握住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寸。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從來都是一脈相承，儘管其中有波瀾起伏，有對錯榮辱。歷史不是任何人可以隨意改變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隨意割斷的。總結歷史，評價歷史人物，更是為了我們的將來。在鄧小平親自主持下，我們的黨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客觀、準確地總結了歷史，總結了教訓，使人們放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解脫了舊有的思想束縛，為全黨全國人民以煥然一新的精神面貌踏上新的歷史征程，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基礎。第二，“文革”之前，特別在“文革”中，暴露了我國當時實行的政治體制的諸多弊病。中國是一個具有兩千多年封建帝王專制歷史的國家，雖然1911年由孫中山領導進行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但這個革命以失敗結局，並為軍閥混戰和個人獨裁所迅速替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主主義。在這一客觀歷史條件下，新中國建立后，雖然中國邁進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但黨和國家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進程卻一直沒能得到完善和發展，在國際國內諸多不利因素的影響下，錯誤開始產生和不斷加重，直至黨內民主日益削弱，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發展到極端，並因此導致發生一系列更加嚴重的錯誤。‘‘文革”結束后，鄧小平和他的同志們，在進行經濟體制方面改革的同時，高度重視黨和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並在極其複雜的環境下，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其中包括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建立健全黨內民主集中制度，完善和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健全從憲法、基本法到各項法律法規在內的國家法律體系，把國家納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正常軌道。可以說，到了這個時候，中國才在真正意義上邁進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建立了一個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並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第三，在進行思想準備和政治準備的同時，大膽而堅決地開始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毛澤東是一個永遠的革命者，他追求的是不斷革命的精神境界。在追求理想的同時，他逐漸地脫離了實際和客觀規律的軌道。在處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問題上，把絕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不斷改造和調整生產關係方面，而極大地忽視了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把在戰爭年代運用的階級觀點和階級鬥爭方式錯誤地延續到解放后的建設時期，使生產關係發生嚴重扭曲。另一方面不正確地認識和解釋生產力，極大地限制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文革”結束後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個方面同時進行的。在不斷理順和調整生產關係的同時，對發展生產力進行了重新認識，並最終把經濟建設確定為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心任務。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前提，就是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客觀歷史條件。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科技發展滯后，人民生活困頓的情況下和舊有經濟體制的束縛下，這個改革必須是大膽的，又是循序漸進的；是大刀闊斧的，又是極其慎重的；是不失時機的，又是摸索前進的；是不斷深入的，又是敢於開風氣之先的。經過二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中國終於找到了自己在歷史中應有的發展道路，找到了在當今這個飛速發展的世界上的應有的地位。我沒有能力盡述“文革”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和變化。我要說的是，鄧小平以他從青年時代起即追求真理的終生不渝的精神，以他對黨的忠誠和信念，以他幾十年革命歷程的經驗，以他“文革”中所進行的思考和實踐，奠定了在新時期，為他深愛著的祖國和人民做出傑出貢獻的堅實的基礎。在他的一生中，在他所進行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實踐中，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就是要讓中國儘快強大起來，人民儘快富裕起來。縱有千般事物萬種思慮，在鄧小平的心中，國家和人民高於一切。他把一生的目光和心血，全部放在了國家和人民身上，並最終提出，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判斷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而他的這種以國以民為本的根本思想，獲得了中國人民的認可和擁護。有許多的人在探討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其實，這個原因，說複雜也很複雜，說簡單也非常簡單。那就是，改革開放的願望深入民心，改革開放的措施符合國情，改革開放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沒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人都不可能將改革開放的航船推向前進。本來，時逢父親九十五周年誕辰，只是想寫一篇父親在“文革”中的經歷以茲紀念。不想，一寫就寫了這麼長。“文革，是一個太過複雜的歷史過程，父親又是一個太重要的歷史人物，實在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寫得清楚。我所寫的，是父親在“文革”中的經歷，也是我們全家人在“文革”中的經歷。在寫作的過程中，全家人給了我極大的幫助。我把寫好的每個章節都一一地送給他們看。家中所有的人都幫我核對事實，幫我回憶細節，幫我補遺糾誤，幫我校對文稿。特別是我的媽媽，八十三歲高齡了，還認真逐字逐句地細讀細改。如果說，我所寫的，能夠反映父親及我們這一家人“文革”經歷之一斑的話，那完全要感謝我的媽媽和我的兄弟姐妹們一一鄧林、鄧朴方、鄧楠、鄧質方，還有我的丈夫——賀平。沒有他們的幫助，單靠我一人之力，是無法完成這一工作的。回想起來，簡直不敢相信，父親離我們而去已經三年。真是歲月流逝，光陰如箭。在書寫“文革”歷史的這段時間裡，父親的音容笑貌，時常浮在我的眼前。就是在睡夢中，我的神思，也常常會隨著父親的足跡浮遊。在我的心裡，清清楚楚地感覺到，父親並沒有離我們而去。他還在我們的身邊，和我們全家人圍坐在一起，聽我們說，看我們笑，依舊是那樣的不言不語，享受著這人世間最溫暖的親情與歡樂。爸爸，我們想念你。

精彩頁

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文匯報》姚文元等人對吳晗進行的政治性批判。吳晗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長，作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彭真，當然要查問，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不向北京打招呼。江青、康生、張春橋等背著中央，到上海向毛澤東惡意告狀，說這是“查到主席頭上了”，從而引發了毛澤東的怒氣，決定批判彭真。

4月9日，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會義。康生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在上海對彭真的批評，說彭主持所擬《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線，不分是非，是錯誤的。陸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閻王殿”，並指責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壞人(指吳晗)。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毛澤東的怒氣遠遠不止於此。4月16日到22日，毛澤東在杭州親自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對彭真所謂的“反黨罪行”進行了批判。

批判羅瑞卿，父親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親同樣不能接受。父親與彭、羅不但在工作上相處甚密，私交亦很好。對於批判他們，父親從內心裡到行動上，都是相當抵制的。但是，這次的批判顯然來勢更凶，毛澤東的怒氣顯然已經不可遏制。在當時那種黨內民主生活極端不正常的情況下，像父親這樣黨的高級幹部，即便有不同意見，也不可能公開提出。後來，他在回憶時說：“彭真的問題本來不大。我沒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給彭真，表明態度。”不附和，送桔子，以當時的形勢，父親只能用這種方式表示他的態度。他說過：“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以反對。”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在京召開。會議按照毛澤東的部署進行，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聯在一起，批判他們的“反黨活動”和“他們之間的不正常關係”。會上，林彪駭人聽聞地大講政變問題，危言聳聽地說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會議通過了陳伯達等人起草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物。《通知》還富有預示性地警告：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五一六通知》，以振聾發聵的嚴詞厲語宣告，一場曠世政治大風暴，即將來臨。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輿論準備之後，聲勢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動亂為基本要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拉開了帷幕。

文革1966年，她在北師大女附中讀書，是學校的紅衛兵負責人之一。當該校副校長卞仲耘在批鬥時被打死，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當她父親成了“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后，她寫出大字報，標題是：《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34年後，鄧榕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在這本書里，鄧榕不但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關參與，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