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新常態

經濟新常態是調結構穩增長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GDP、人均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最大化。經濟新常態就是用增長促發展，用發展促增長。

經濟新常態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長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長，而是把GDP增長放在發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長成為再生型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模式的組成部分。屬於發展範疇、能夠促進發展的可持續的增長速度越高越好，屬於發展範疇、能夠促進發展的可持續的高速增長是經濟新常態的追求目標。把減速和高效划等號、高速和低效划等號、GDP高速增長和經濟過熱划等號，把經濟新常態定義為減速增效、增長速度降溫是錯誤的；人為降低增長速度將導致“滯漲”的嚴重後果。

經濟新常態就是在找准經濟增長點、實現經濟結構對稱態的基礎上實現經濟高速可持續發展，其中包括高質量無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續增長，即我們講的“調結構穩增長”。為了實現調結構穩增長的目標，政府實行常態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國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混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經濟”。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無直接經濟效益的長期基本建設投資永遠優先於有直接經濟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設投資，基本建設投資永遠優先於生產資料生產投資，生產資料生產投資永遠優先於消費資料生產投資。由於無直接經濟效益的長期基本建設投資只能由政府實施，所以政府投資永遠優先於民間投資。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調整，只有新經濟增長點才能優化舊產業結構化解產能過剩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投資永遠主導消費，只有投資主導下的消費才有可持續消費，只有投資主導消費才有經濟結構優化經濟可持續增長與發展。由於節約有利於積累，積累有利於投資，投資有利於生產和經濟發展，所以節約、居民高儲蓄率有利於經濟發展，而鋪張浪費、寅吃卯糧不利於經濟發展，所謂“消費拉動經濟”是個偽命題。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投資驅動和創新驅動是統一的，投資驅動和創新、創業、企業技術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提高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不但不矛盾而且內在一致。只有投資驅動，創新、創業、企業技術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提高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才有基礎；只有創新、創業、企業技術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提高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為主導，投資驅動才有明確的目標與方向，使投資有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以新常態來判斷當前中國經濟的特徵，並將之上升到戰略高度，表明中央對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變化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正在對宏觀政策的選擇、行業企業的轉型升級產生方向性、決定性的重大影響。

新常態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之“常”，意味著相對穩定，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適宜、結構優化、社會和諧；轉入新常態，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環境已經或即將發生諸多重大轉變，經濟增長將與過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別，與傳統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粗放增長模式基本告別。

因此，新常態絕不只是增速降了幾個百分點，轉向“新常態”也不會只是一年兩年的調整。認識不到新常態下的新趨勢、新特徵、新動力，不僅難以適應新常態，更難以把握經濟工作的主動權。

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新一代中央領導首次以新常態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國經濟。

隨後，習近平7月在與黨外人士的座談會上再次提出“正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11月，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首次系統闡述了新常態。在習近平看來，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提新常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公報中，有三處提到新常態：“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出現的一些趨勢性變化使經濟社會發展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中新網李金磊）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首次闡述了新常態的九大特徵——

會議認為，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

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2014年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湧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2014年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并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2014年以後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2014以後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範的市場環境。

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2014以後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槓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係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這些趨勢性變化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人民日報》的評論指出：“經濟新常態，需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從根本上說，就是向改革要動力，向結構調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潛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讓市場主體真正放開手腳；就是要‘補短板’，把該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就是要‘強實體’，把該給的政策給足，夯實發展的微觀基礎。”《人民日報》評論認為：“新常態是新的探索，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以改革開路，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激發企業和社會活力，培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結構優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態”作為中國高層對經濟形勢的清醒判斷和重要定義，對未來宏觀經濟政策導向有著決定性意義。而《人民日報》的三篇評論恰為人們清晰呈現了“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整體面貌和未來趨勢，正如評論中所說，“面對新常態，我們要有冷靜的心、堅定的心和火熱的心，科學認識新常態，積極應對新常態，學會適應新常態，創造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輝煌。”

習近平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

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佔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習近平提出了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第一，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的經濟總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有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速會不會進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過坎？風險確實有，但沒有那麼可怕。中國經濟的強韌性是防範風險的最有力支撐。我們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確定的戰略和所擁有的政策儲備，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我們正在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這有利於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中國經濟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

第三，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2014年前三個季度，中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8.5%，超過了投資。服務業增加值佔比46.7%，繼續超過第二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增速分別為12.3%和11.1%，明顯高於工業平均增速。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4.6%。這些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質量更好、結構更優。

第四，新常態下，中國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簡言之，就是要放開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用好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比如我們改革了企業登記制度，前三個季度全國新登記註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了60%以上。

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新常態也伴隨著新問題、新矛盾，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在2013年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說過，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疾開刀。

在把“新常態”作為執政新理念關鍵詞提出6個月後，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2014年11月9日首次系統闡述了“新常態”。他表示：“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習近平是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講這番話的。觀察家認為，中國領導人發表“新常態”之論，向世界發出了這樣的信號：走向新常態的中國也將給處於緩慢且脆弱復甦中的全球經濟注入持久動力。

在題為《謀求持久發展　共築亞太夢想》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向包括130多家跨國公司領導人在內的世界工商領袖們，闡述了什麼是經濟新常態、新常態的新機遇、怎麼適應新常態等關鍵點。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說，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及“新常態”。今天的APEC演講標誌著，習近平“新常態”之論進一步成形。

“‘新常態’是中國領導人治國理政智慧在APEC北京會議上留下的重要思想印記之一。”盧鋒說。

當習近平談論“新常態”時，他在說什麼？

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歷來是中國領導人闡述中國經濟發展路向和回應外界關切與疑問的重要場合。不久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前三季度經濟增長7．4%，這引發了一些人對中國經濟下行的擔憂甚至唱空論調的出現。

“各項主要經濟指標處於合理區間。”習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演講中輕鬆地說，他同時列舉了諸多結構調整的積極跡象，包括就業持續增加，居民企業和財政收入穩增，服務業增勢顯著，內需不斷擴大等。

、他進一步指出，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這包括：

——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

——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我們正在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有利於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中國經濟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

——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習近平以前三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投資、服務業增加值佔比超過第二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增速高於工業平均增速、單位GDP能耗下降等數據指出，中國經濟結構“質量更好，結構更優”。

——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習近平舉例說，由於改革了企業登記制度，前三季度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60%以上。

盧鋒評論指出，習近平用“新常態”向世界描述了中國經濟的一系列新表現，包括增速變化、結構升級、動力轉變，特別闡述了新常態派生新機遇，指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發展前景更加穩定。

為什麼是“新常態”？

閉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公報中評價過去一年執政成績時提到了“新常態”：中央政治局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積極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

了解中國政治的專家指出，中共領導人講話中提及的新辭彙、新表述，往往包含著重要的政治信息，黨的理論家通常稱其為“新話”。

2014年7月，習近平在與黨外人士的座談會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態觀點。

在盧鋒看來，新常態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經濟要擺脫“舊常態”。按照他的理解，所謂舊常態，是指一段時期增長速度偏高、經濟偏熱、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因素累積，並帶來環境污染加劇、社會矛盾增加以及國際壓力變大的嚴峻挑戰，也是十八大以前長期改革滯后形成的“體制病”和宏觀失衡“綜合症”。

國際經濟危機帶來的外部風險，使中國經濟發展的舊有模式難以為繼。中國領導人將這種挑戰形容為“三期疊加”：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進入消化期。

2013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創新宏觀經濟管理的新理念新舉措引人注目，包括對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的強調；提出調控合理區間，將2014年經濟增長目標下調至“7．5%左右”等。同時，以2013年秋天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攬子計劃為標誌，強力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的改革。

他認為，提出新常態，以及對宏觀政策要穩、要有定力的強調，表明中國領導人對形勢有科學而清晰的判斷，這有利於“穩”住宏觀政策，避免了經濟稍有動靜就動輒大手刺激的做法。

“新常態”對世界意味著什麼？

“習近平在APEC這一國際場合講述‘新常態’，既彰顯了中國經濟基本面的積極變化，也揭示中國決策層直面失衡調整困難的決心，對中國經濟形勢特點給出一種合規律的解釋。”盧鋒說，“這可以引領預期、凝聚共識，引導海外人士更理性務實地看待中國經濟，給世界經濟吃下定心丸。”

儘管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回落至7．4%，但據IMF的測算，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7．8%，超過美國。對亞洲而言，中國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將帶動亞洲增長0．3個百分點。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一個走向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對亞太地區和世界都是利好消息。

他分析說，進入新常態后，由於總量規模大，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會降低，對世界市場的需求不會減弱。同時，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意味著經濟結構不斷優化，這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和健康發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應。

“任何經濟體不可能總是維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速，中國轉向新常態下的中高速增長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也是名列前茅的。”美國卡特彼勒公司CEO道格·奧伯黑爾曼2014年11月9日在參加工商領導人峰會間隙對新華社記者說。

他說，增長除了速度以外，質量更加重要，一個國家也像一個企業那樣，需要不斷推進改革來驅動增長。

在APEC北京會議上，人們注意到，中國推動亞太地區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也在進入一種“新常態”。

習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演講中表示，隨著綜合國力上升，中國有能力、有意願向亞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特別是為促進區域合作深入發展提出新倡議新設想。

此前一天，習近平宣布，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合作和金融合作等與互聯互通有關的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

中國為2014年APEC會議確定了“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的主題，並將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建設與互聯互通建設作為重點議題。

“中國將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亞太和世界。”習近平在演講中說。

“新常態”：一把理解中國走向的鑰匙

習近平在演講中闡述新常態時也提醒，新常態也伴隨著新矛盾新問題，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他強調，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雖然習近平沒有具體解釋什麼是“新矛盾”“新問題”和“潛在風險”，但專家們對他的上述判斷普遍有共鳴。

盧鋒具體地指出了新常態化過程中可能伴生的新矛盾和新風險，比如房地產的“去泡沫”、影子銀行與地方債務的“去槓桿”、產能過剩“擠水分”等等，都是對早先累積的失衡因素和矛盾的調整和化解。

王小廣說，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要進行結構優化升級等調整和改革，這其實也是風險釋放的過程。如果不主動積極作為，“等、靠、要”，改革不成功，就會出現經濟增速放緩，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這些需要靠改革來化解風險。

“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們將堅定不移把改革事業推向深入。”習近平在演講中堅定地表態。

他強調，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就要為創新拓寬道路，就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就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觀察家認為，習近平的“新常態論”可能有遠超出經濟的更全面深刻的意涵。

中共知名的理論家施芝鴻不久前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說，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改善民生和創新社會治理、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國際關係和中國外交戰略，以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等方面，中國領導人已經營造了“十個新常態”。

“在當下中國，新常態已大量出現，今後還將持續湧現。”施芝鴻說。（記者吳濟海、蔣旭峰對本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