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志

梁鴻志，福建長樂人，近代官僚。從小誦讀經史，為人狂傲，以東坡自許。1905年入京師大學堂。畢業後任山東登萊高膠道尹公署科長、奉天優級師範學堂教員。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任職北京國務院，曾兼《亞細亞日報》編輯。袁世凱死後投靠段祺瑞，先後任法制局參事、京畿衛戍司令部秘書處長、肅政使、安福國會參議院秘書長，成為安福系骨幹分子。

民國4年（1915）袁世凱陰謀稱帝，任擁袁稱帝的“請願聯合會”文牘組副主任，並為福建省請願人之一。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梁鴻志出任國務院秘書。曾為日本人創辦的《亞細亞日報》撰寫政論，編輯新聞。民國7年，任參議院議員兼秘書長，次年9月，兼京畿衛戍總司令部秘書長。從此，他成為安福系的一個中堅分子。

民國9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系失敗，段祺瑞下台，北京政府下令通緝安福系禍首，梁鴻志名列其中。當皖系潰敗時，衛戍總司令部尚有餉款300萬元未發放，此款遂被瓜分，鴻志得50萬元，逃入日本兵營。民國11年10月，他避居天津，又從親戚手中廉價購得唐閻立本《四夷朝貢圖》一幅，高價售與日本人岩崎，得30萬元，遂成為大富翁，過著優裕的寓公生活。

民國13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直系將領馮玉祥倒戈，發動北京政變，直系崩潰，馮玉祥與奉系共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梁鴻志復出，為執政府秘書長，積極執行親日政策。民國14年11月28日，北京工人學生舉行大示威，他被迫辭職。次年4月，他就任日本人主辦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中國委員，避居天津。

民國16年，張作霖在北京自稱安國軍總司令，梁鴻志出任政治討論會委員。不久，國民革命軍攻克平津，他逃往上海。在上海8年中，表面上以詩酒自娛，而暗中力圖東山再起，曾於民國17年前往大連，與日本人及清室遺老勾結。

1920年皖系(段祺瑞)戰敗后，被列為十大禍首之一遭通緝，避居天津。

1925年段祺瑞重掌北京政府後，任執政府秘書長。段倒台後，先後閑居天津、大連、上海、杭州。抗戰前他再度居滬，因為藏得36件宋代古物，因此號稱“三十六宋齋主”。

抗日戰爭爆發后，民國26年12月日本侵略軍侵佔南京，推行以華制華的政策，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權。梁鴻志欣然應命，甘當漢奸，在上海新亞酒店成立籌備處。次年3月，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梁鴻志任行政院院長，兼任交通部長。

民國27年9月22日，偽維新政府和以王克敏為首的華北偽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王克敏任主席，梁鴻志任委員，籌備成立中央政權。宣布實行反共，不承認國民政府，與日本緊密合作的政策。民國28年5月，鴻志向日本借貸基金，設立華興銀行，大量發行華興券，搜括民財，造成淪陷區內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為了向日本人獻媚，他又組織“大民會”，自任總裁，聘日本人松室孝良為顧問，標榜“恢復舊道德，振興民德主義”，提倡“反共、倒蔣、救國”，妄圖化解國民的反日情緒。此外，先後簽署了出賣中國鐵礦、鐵路、航空、電氣通訊、水電等權益的“綱要”和“協定”，使日本帝國主義得以控制華中的工業、交通和運輸，為日本侵略者掠奪中國各種資源及人力、財力提供方便。汪精衛來到上海，兩次與梁鴻志會談，商議成立偽中央政府問題。9月19日，汪精衛、王克敏、梁鴻志在南京會談，就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籌備成立中央政府問題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民國29年3月30日，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鴻志任監察院長。從此，他成為傀儡的傀儡。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動下，在上海組織維新政府，並擔任偽行政院長，賣國投敵。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持政府，管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敵占區和南京、上海兩個特別市。任“行政院院長”，溫宗堯任立法院長。“維新政府”成立后，立即與日本簽訂《華中鐵礦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要綱》等一系列協定，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華中經濟，掠奪中國的資源和物資等。是年秋，在日本操縱下北上大連，與偽華北臨時政府頭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議成立偽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任偽中華民國聯合委員會委員。次年出任漢奸組織“大民會”總裁。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後，解散偽維新政府，出任汪偽政府監察院院長。在梁鴻志為日本服務的時期，日本人始終從工作、生活等多方面予以監視，並在每次偽行政院會議前與其閉門密談。1944年汪精衛死後，改任偽立法院院長。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匿居蘇州。

1946年3月2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歸案，押解上海。

1946年5月21日，梁鴻志被以叛國罪判處死刑。

梁鴻志被捕后，最初關押於上海福履里路(今建國西路)楚園。這裡原是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盧英(1951年7月被上海市軍管會以及漢奸罪執行槍決)的家，盧英號楚僧，其住宅就雅稱為楚園。1946年4月梁逆移押提籃橋監獄“忠”字監，經幾次庭審后，於同年6月25日被判處死刑。

知名度極高的，始建於1901年、啟用於1903年的上海提籃橋監獄雖然號稱遠東第一監獄，但是獄內原無刑場。華籍犯人執行槍決，歷來都由警方提押出獄，在上海荒野之處行刑。1946年10月底，畢業於湖北法政學校的典獄長徐崇文突然接到上級密令，須在監獄內布置刑場，有要犯在此槍決。這在提籃橋監獄史上尚屬首次。他想起監獄圍牆東邊原有一塊土地，屬監獄所有，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時為西籍警官的網球場，后改為菜園，因無人照看，業已荒蕪。該處場地南北長三四百米，東西寬不足百米。典獄長乃下令對此場地作了突擊整修布置。1946年11月6日《新聞報》還以顯著版面分別以《梁鴻志仍處死刑，上海監獄刑場布置就緒》、《奸逆歸宿地，新刑場一瞥》為題作了報道，並配發照片。

上海高等法院接到梁鴻志的終審判決和對梁逆執行死刑的密令后，於1946年11月9日中午11點鐘左右，派主辦檢察官戴榮鐸去提籃橋監獄負責行刑。當法警進入“忠”字監，通知梁鴻志外出時，梁誤認為可能是家屬接見。於是他把衣褲換得整整齊齊，外穿黑條嗶嘰夾袍，灰綢扎里長褲，腳穿淺色麻紗絲襪，外登黑布緞鞋。梁逆經過走廊時，還向熟人點頭招呼，他走“忠”字監，在法警的押解下來到刑場，時間為中午11點50分左右。(從“忠”字監到刑場約三四分鐘路程)檢察官戴榮鐸坐於審判席正中，左席為典獄長徐崇文，右席為書記官長王容海。梁逆慢慢步入刑場內的臨時法壇，庭上問明姓名、年歲、籍貫等項目，遂將最高法院的判決書交給梁，並告即日執行，梁鴻志匆匆翻閱了一下，即在上面簽了字，同時提出抗辯，說依法收到復判書後，被告可有最後之抗告，庭上回答十分乾脆：是奉令執行。梁逆又提出要求讓他回牢房整理遺物，庭上仍不批准，但是戴檢察官表示，可以當庭書寫遺言，於是梁鴻志走到公案右側前布置的書桌旁，在身邊摸出精美的“茂娜”掛表一隻，置於桌上，戴上老花眼鏡，磨墨凝神，提筆疾書，寫下遺書共計10行紙3張，並標出每頁頁數次第。遺書寫畢，梁逆又給蔣介石寫信，兩者共花去時間1小時15分才收筆，梁把所寫之信交送戴檢察官過目，並作最後掙扎：“我是懂法律的，執行時間未免太快。”他苦笑一下，想仿效陳公博在蘇州獅子口監獄行刑前同檢察官握握手，但遭到了拒絕。

提籃橋監獄照慣例為臨刑囚犯準備了酒菜，梁逆哪有心思飲酒，就把手錶一隻、眼鏡一副、法幣1600萬元、小女兒的照片和一本袖珍彌陀經等物品交給看守長柏其林保管，另於袋中取出餅乾一包放在桌上，進入執行區，慢慢坐入行刑椅上，他面南背北，仰天閉目。上海高等法院檢察處警長李洪英、胡庭華立於梁逆的行刑椅兩旁，法警王駿驊用駁殼槍對準梁的後腦，“叭”的一槍，梁應聲倒於行刑椅之左側，時間為下午1時20分。約一分鐘后，法警將梁的屍體翻轉仰上，由檢察官檢驗氣已絕。屍體於下午送往滬西膠州路上海驗屍所檢驗后，發還梁鴻志的家屬。漢奸賣國賊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民國33年10月2日在蘇州被捕，押往上海。在強大的社會輿論指責下，終被作為漢奸定罪，判處死刑，於民國35年11月9日被處決。

梁鴻志著有《爰居閣詩集》，其詩低徊多感，頗有獨到之處。藍印本，凡十卷。是書為梁鴻志贈送給民國集郵巨擘周今覺的詩集，扉頁題跋：梅泉詩老吟定，梁鴻志呈。是書不多見，蘭印本更屬墨鳳。在獄中，初成《入獄集》，被判處死刑后又成《待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