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王墓

帝堯

帝堯，約生活在公元前22世紀，乃軒轅黃帝之玄孫，堯為帝嚳之子，母為陳鋒氏。《皇覽》說“甲申歲生於三阿南伊長儒家”（在今山東鄄城縣境）。堯十三歲封於陶（今山東定陶）,輔佐摯。十五歲，改封於唐地（今山西太原），號為陶唐氏。

堯都平陽（即今菏澤市成陽故城），《帝王世紀》說：“堯都平陽”。平陽即成陽，一地而二名。《史記》載：“昔堯作於成陽，舜漁雷澤（今菏澤東北），湯止於亳。”史學家認為，堯興起於成陽，以此為都，德治天下，晚年禪天下於舜，舜又都此；舜又禪禹，禹繼而都此。夏啟家天下，西遷濮陽。地質勘探，成陽城地下9米——15米，有6米紅黃沙五花夯土城牆，是為堯舜禹時期都城之牆。

帝堯身為部落聯盟首領，不自恃且恭勤節儉，禪位於賢而不傳於子，更令世人敬佩。帝堯禪位之後居陶丘（山東定陶）。《竹書紀年》：“堯八十九年作游宮於陶，九十年帝游居於陶，一百年帝陟於陶。”《說文》；“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帝王世紀》說，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成陽而崩。是說堯死於成陽。反映出帝堯禪讓帝舜以後，其晚年是在陶丘隱居，在游成陽時而死。

帝堯在位九十八載，一百一十七歲去世，葬於谷林（今鄄城富春鄉谷林寺）。至今，尚有“堯王虛葬八百墓，唯有真身在谷林”之傳說。

秦朝呂不韋《呂氏春秋·節哀》篇：“堯葬於谷林，通樹之。”

魏晉時期皇甫謐所著《帝王世紀》載：“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谷林。”

晉《地理志》成陽條下載：“雷澤，舜所漁，堯冢在西。”《通鑒輯覽》載：“堯即位百載，崩於成陽，葬谷林。”

《宋史·禮言》載，北宋熙寧元年（1068）濮州知州韓鐸言：“堯陵在本州雷澤縣東谷林山。”

明《濮州志》載，谷林山，“在州治南40里，有高阜見存，元學士吳律構富春園於其下。”故後世亦稱谷林山為富春山，富春園衍化為富春村名，延續至今。

《清史稿》載：“濮州東南谷林，古雷澤也。乾隆元年，修葺釐正，定谷林堯陵為舊址。”

《大清一統志》“唐堯陵”條載：“陵高四丈五尺，廣二十八丈。”據清《濮州志》“堯陵古圖”所示：堯陵為坐北朝南三進式長方形陵園，山門前立有“石門”牌坊，四周圍磚牆。進門內兩側有東西更衣亭。二進院門為一正兩偏，門內左右是東西偏廂房，其後建有“享殿”。殿後是第三進院，古松柏掩映下，陵墓巍然屹立。

成陽堯陵是中國文獻最早出現的堯陵，是兩漢皇帝春秋祭祀之陵。歷代地理文獻記載確鑿，今有漢堯陵五碑傳世，又有近年出土堯陵中山夫人殘碑為證。

帝堯陵前現有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八月濮州知州薛孟書"祭文"碑和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淄州知州繆潤紱書"帝堯陶唐氏墓"碑各一塊。碑前有享殿、東西朝房、東西更衣亭、大門、牌坊、聖母殿等建築。院內另有石碑數塊及清末所植古柏246棵。陵南500米有堯母慶都陵，西350米有堯妃中山夫人墓及祠，陵南靠黃河金堤，北臨箕山河。僅存墓、碑、龜及柏等稀有文物。

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在山東省文化廳及省文物局的安排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省博物館的考古人員，聯合菏澤市、區普查辦的有關人員，在菏澤市牡丹區展開文物普查，重點勘探了胡集成陽古城及堯王寺遺址。經調查勘探，取得了豐碩成果。

成陽古城址位於菏澤市東北約25公里的胡集鎮，跨自然村胡集和陳樓，220國道穿過城址的西側。城址周圍地勢平坦，屬黃河沖積平原，牆體完全埋於地表下，徐河與臨卜沙河分別從西北、東北方向斜穿城址。20世紀80年代，當地文物工作者在徐河閘附近河斷崖上發現夯土堆積，但具體年代、範圍、面積皆不詳，為解決上述問題，考古人員進行了勘探複查，並選擇城垣的東北部解剖。

已探明成陽城址的東、南、北面牆體，西牆及南、北牆的西端未找到。城址的平面近圓角長方形，南北殘長約800米至950米，東西寬約600多米，殘存面積約60萬平方米。牆體上部寬約13米至14米，下部寬24米至25米，局部殘存高度約6米。城垣的主體始建於戰國，漢代大規模向外擴建補築，均經多次修補，至金代牆體廢棄。牆體均分塊板築夯打，每層夯土厚約10厘米，堅硬緻密，平面光滑，板具及夯窩清晰，推測夯具應有圜底的木棍及平底的圓形金屬夯。在城牆內側發現了2座打破牆體的戰國晚期瓮棺葬，城牆底部疊壓戰國中早期灰坑，為城牆的始建和使用年代提供了確鑿的地層證據。牆體的內外側皆被金代的堆積疊壓，說明至金代城牆完全廢棄。從城牆年代及其建造、使用過程推測，可能為文獻所載的漢成陽城及隋唐雷澤縣所在。

在成陽故城牆體的底部發現10餘片素麵紅褐陶片，多夾砂，少量泥質及夾植物莖葉，可辨器形有平底罐、敞口盆、缽等。另有圓柱狀磨棒等殘石器。這些遺物均出於城牆內側一層深灰色地層堆積中，堆積的厚度約10厘米，向城內延伸。時代約相當於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

堯王寺遺址位於胡集古城西北部約1公里處的堯王寺村，當地相傳為堯王陵所在。經勘探為面積約4000平方米的堌堆遺址，完全埋於地下。為了解遺址的文化內涵，開探溝試掘。據出土的遺物分析，最早當屬龍山文化（尚未發現文化層），延續至商周、漢、金、明、清。重要發現有商代晚期的房基、灰坑及小型台基等遺跡，其中1座房基保存較好，牆體尚存1米多，室內面積不足10平方米。漢、金時期遺跡有灰坑及墊土，所包含的遺物主要為建築殘瓦，其中1座金代灰坑中發現大型建築的飾釉鴟吻，但沒有發現基址。所獲遺物主要為陶器殘片，其中商代的最豐富，出土石鐮、刀、斧、鑿、鏃、戈及骨鏃、椎、笄、卜骨等文物10餘件。該遺址主要為龍山及商代晚期的小型聚落。金代灰坑中發現的飾釉鴟吻，表明當時可能有寺廟建築。另外，當地百姓已掘出明代的“修堯廟碑”。這說明最遲從宋金時期開始，此處演變為重要的寺廟場所。

菏澤地處黃河下游平原，淤積較深，地下水位較高，考古工作開展的不夠充分。這次調查勘探，發現並確認了規模較大、保存較好的戰國漢代古城，填補了該地區相應時代城址考古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成陽古城牆底部早期遺存的發現，為這次工作的重要收穫。據資料顯示，魯西地區最早的古文化屬大汶口文化的晚期階段。這次發現改變了對該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固有認識，使魯西地區古人類的歷史上溯了2000多年，在完善區域性考古學文化譜系及了解古文化面貌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同時，該區域地處史前中原文化圈與東夷文化圈的交接緩衝地帶，文化面貌複雜，是了解二者如何影響及相互關係的關鍵地域，6000多年遺存的發現，則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線索。（高明奎梁國慶田恩重孫明郅同林朱來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