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學派

歐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傳統陣地, 主要是英國劍橋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研究中國史的主要代表作是《劍橋中國史》系列叢書, 哈佛大學則有費正清等著名的中國史專家。這些研究主要遵循傳統的描述性史學。20 世紀80 年代以來, 受新經濟史學的長期浸染, 歐美研究者開始廣泛運用新經濟史學的理論和分析框架研究中國經濟史。其中, 加州學派(或稱爾灣學派)迅速崛起, 並成為歐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主導力量。加州學派以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者王國斌、彭慕蘭等人為代表, 是一個針對中國史和世界史進行學術再評價的學術流派。它是一個鬆散的組合, 學者也不僅限於加州, 甚至美國。黃宗智、貢德·弗蘭克等人通常被歸為這一學派。中國大陸經濟史研究者李伯重, 因為曾在該校留學和講學, 其觀點與他們相近, 也被歸為這一學派。

加州學派由於諸多研究突破, 成為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海外兵團。他們積極運用新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中加入了理論分析, 在研究視角上進行了創新, 引起了廣泛討論, 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曾多次對加州學派的代表作《白銀資本》和《大分流》進行學術討論。

1.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分析

加州學派將新古典經濟學的供求理論與分析框架應用於經濟史分析。其特點是以市場為中心, 從經濟社會對產品、要素及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的均衡出發, 找出經濟社會所做出的反應和選擇, 進而說明經濟社會變化的內在聯繫。彭慕蘭認為, 近代早期江南地區和英國的經濟狀況基本相似, 經濟社會的資源供給嚴重滯後於需求, 本來應該引起經濟社會發展的相同變化。導致二者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 並非各自發展機制不同, 而是外部因素所致。江南面對人口壓力, 發展起更加集約化的農業, 並以手工業在鄉村的普遍發展來緩解人口壓力, 從而固化了“男耕女織”的傳統家庭生產模式。當然, 從江南地區的“外部”因素來看, 其外圍地區人口增加遠高於江南地區, 為降低運輸成本, 外圍地區發展了替代手工業。這樣, 江南與外圍地區的經濟聯繫不是加強了, 而是削弱了, 經濟起飛的斯密型動力減弱 , 阻礙江南地區邁向近代工業化經濟。相反, 面對人口壓力, 英國發展了“全球性關聯” , 找到了美洲這一新的能源供給來源, 並開拓了新的海外市場，從而解除了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的制約。因此, 不是江南地區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而是英國經濟發展脫離常軌, 從而導致經濟發展史上最深刻和最偉大的經濟變革—工業革命。王國斌考察了明清時期中國市場與物價的長期變化, 論證了由供求關係決定的貿易流向及其市場價格的運動趨勢、勞動的地區專業化。他認為, 16 —18 世紀中國和歐洲都適用於斯密型經濟增長理論。但到19 世紀, 歐洲發展起了城市機械化工廠工業, 更適用於新古典經濟學以儲蓄和投資為動力的庫茲涅茨增長理論。從此, 中西經濟發展道路分道揚鑣。甚至直到20 世紀前半葉, 儘管貿易和市場不斷擴大, 中國仍未擺脫斯密型增長的束縛, 經濟增長主要還是斯密型增長的運作空間擴大的結果而已。

黃宗智以斯密和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經典分析模式和框架為參照系, 說明明清以來江南地區的發展模式完全不同於這種經典模式, 而是具有中國自己的特色。高度商品化經濟並沒有使江南地區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它不是瓦解, 而是進一步完善和強化了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家庭化自然經濟。商品化發展也沒有帶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經營式農業的興起, 而恰恰是它的衰亡, 從而也就無法帶來機器大生產的興起。此外, 它也沒有帶來江南地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其表現就是勞動力的邊際報酬遞減。他提出過密化增長的新概念 , 作為對江南地區自然經濟模式被進一步強化的概括。

2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分析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 產權界定清晰與否直接決定著交易費用的高低和交易的穩定預期，由此決定的有效率的組織或制度才是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王國斌以國家為核心, 探討國家與經濟、國家與民眾、國家與社會三個關係上的中西差異, 實際上是探討中西制度上的差異。他的考察表明, 18 世紀和19 世紀, 歐洲已經在國家範圍內和國際範圍內大力推行自由貿易制度；結果, 可能對經濟發展起著巨大破壞作用的食物騷亂在19 世紀下半葉基本停止。有效自由貿易制度的建立, 助推了歐洲的經濟發展。18世紀中國的漕運和倉儲賑災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但這一制度在19 世紀遭到了破壞, 導致中國食物騷亂持續發展, 到20 世紀愈演愈烈, 嚴重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積累和發展。一般來說, 食物騷亂是由於隨著市場需求的擴大, 供給上存在著不穩定或不充足, 作為地方政府維護舊體制的鬥爭而出現的。歐洲自由貿易制度對於打破這種地方藩籬主義是有效的；中國漕運制度的破壞, 國家權威的下降, 使供給上存在的不穩定或不充足無法通過原有的制度來緩解或消除。這種制度的破壞使中國經濟效率下降, 經濟發展受挫。顯然, 王國斌秉承了諾斯等人的分析框架, 以制度效率降低說明中國經濟在19 世紀開始落後於歐洲。

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的創新

1.研究視角的創新

(1)中西發展道路歧異的交互比較

加州學派認為, 過去歐洲人把歐洲與其以外的地方進行的比較實際上是提出了錯誤的問題。因此, 對問題的解釋也就必然是錯誤的。其原因在於, 他們囿於19 世紀的“歐洲中心論” , 以英國或歐洲為參照系來觀察中國, 把歐洲經濟社會的變遷看成是常態。其所探討的問題就必然是為什麼歐洲以外的世界沒有發生工業革命, 而不是相反。因此, 問題就轉化為在歐洲以外的世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而不是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探討到底發生了什麼。因此, 加州學派又以中國為參照系來觀察英國或歐洲。兩種比較方法結合運用, 稱之為交互比較研究法或雙向比較研究法。這是加州學派的創新。他們對18 世紀以來歐洲和中國經濟發展進行了多角度的比較研究。彭慕蘭認為, 歐洲與中國的共同之處, 18 世紀多於19 世紀和20 世紀。18 世紀世界上存在著多個核心區域, 其中包括江南地區、英國、荷蘭、印度的古吉拉特, 它們都具有向現代化發展的共同經濟條件和經濟特徵。為什麼英國隨後發生了那樣極端的經濟變遷, 而在舊世界的其他地方沒有發生? 王和彭並不否認對英國經濟崛起的技術創新(工業革命)和能源創新(煤礦)的傳統解釋, 但他們力圖找到英國經濟崛起或中國經濟發展按部就班的其它原因。王國斌更加強調變動中的歐洲經濟政治所出現的一些結構性特徵對傳統經濟所發揮的解放性作用。而彭慕蘭更加關注歐洲之外的因素, 即他所謂的“全球性關聯” 。其中最重要的是, 英國開拓了美洲新市場, 使英國參加到全新的世界貿易體系, 並給英國提供新的能源供給。而這些因素在19 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社會中未能找到。這種比較研究超越了傳統上在技術方面對李約瑟之謎的探討, 而將中西經濟社會發展道路岐異的研究提升到世界範疇和非技術層面。

(2)特定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

黃宗智選取華北地區、江南地區與英國進行三方交互比較(兩兩比較), 彭慕蘭主要進行江南地區與英國、其他經濟先進地區的比較。他們認為, 作為一個經濟整體, 中國與歐洲均內部範圍廣泛, 且區域發展差異巨大, 籠統涵蓋式的比較不能有效揭示經濟發展道路歧異的本質。比如, 明清時期, 乃至現代, 中國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江南地區, 正如歐洲其他地區在19 世紀遠遠落後於英國一樣。因此, 比較研究的視角必須從整體經濟轉向特定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之間的可比性及這種比較所能顯示的積極意義, 是加州學派選取特定區域的主要標準。彭慕蘭和黃宗智獨具慧眼地分別選取18 世紀中國、歐洲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英國進行比較。比較研究的結果表明, 區域經濟發展最終影響著整體經濟的發展：歐洲的發展由英國帶動, 而中國的不發展在於江南地區落入了內卷化的陷阱(黃宗智), 或外圍地區人口增長所形成的工業替代導致斯密型經濟增長動力減弱(彭慕蘭)。基於此, 經濟史研究的現實意義在於, 對當代中國江南地區鄉村工業化發展前景應該做出什麼樣的判斷, 進而影響到政府對這種發展所採取的政策。

(3)跨越朝代的長趨勢研究

傳統經濟史研究大多以歷史朝代為分界點, 人為地把連續發展的經濟史割裂為斷代經濟史, 從而導致僅僅著眼於某一階段或周期的研究局促。經濟史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科學, 理應更多地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相互作用, 探究社會生產力的長期發展變化, 探尋經濟發展的來龍去脈與內在動因。顯然, 斷代經濟史無法完整地完成這一使命。加州學派突破了這種局限和弊病, 通過向前或向後延伸研究時段, 推動短時段的斷代經濟史研究轉向橫亘若干朝代的長時段經濟史研究。黃宗智對長江三角洲的考察跨越了明清兩代, 甚至上溯到宋代, 下限則延伸到改革后的20 世紀80 年代。王國斌和彭慕蘭的研究也都是這樣。此外, 加州學派的經濟史研究還具有有回顧性分析與前瞻性分析相結合, 從單一經濟史研究轉向整體經濟社會史研究等特點。

挑戰“歐洲中心論”

加州學派在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前提下, 提出了“中國中心論”或“多中心論” 。貢德·弗蘭克認為, 直到1800 年, 亞洲, 尤其是中國居於世界經濟的中心地位。歐洲是在19 世紀搭上亞洲經濟發展的列車才幸運地發展起來, 並最終超越亞洲, 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彭慕蘭認為, 1800 年以前, 世界是多元的；只是到了19 世紀, 中國與歐洲才在發展道路上發生分流。歐洲在工業化充分發展之後, 方在世界上佔據著具有實際意義的中心地位。這些研究成果明確了前近代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或中心之一, 從而挑戰著“歐洲中心論” 。

挑戰英國現代化道路的普遍意義

英國通過城市工廠工業化的工業革命走向了現代化。而王國斌的研究表明, 經濟發展道路並非是朝著唯一的歐洲方向發展的。李伯重的研究同樣表明, 中國江南地區在20 世紀80 年代后通過發展鄉村工廠工業化走上了現代化道路, 充分證明了中國現代化道路完全可以不同於英國模式。在這裡, 人類歷史發展道路體現了多元化。李伯重從理論和實踐上論證了英國城市工業化發展道路不適合明清時期的江南地區。明清以來江南地區原始工業化或早期工業化的發展, 更準確地說是鄉村工業化, 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力。20 世紀50 年代, 尤其是80 年代以來, 擁有發達的農村工業即鄉鎮工業是江南地區農村經濟的最大特點之一。與城市工業化不同, 它廣泛分佈於農村地區和小市鎮。這些鄉鎮工業一般規模較小, 技術裝備水平也較低, 大多以輕工業為主。這些特點都與清代江南許多地區工業超過農業、農村人口更多地依靠農村工業為生的情況相同或相似。可見, 江南地區的“過去”仍然存在於“現在”之中, 歷史仍然在延續。加州學派肯定當代中國江南地區農村工業化的發展道路, 實質上就否定了英國現代化道路的世界普遍意義。

生產力研究

在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李伯重。他一直致力於明清江南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尤其在生產力研究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明清江南農業生產力研究，二是明清江南城鄉工業研究。在《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一書中，他深刻質疑了長期以來主宰史學界的“明清停滯論”，並明確地提出：在明清中國經濟發展最成熟、最領先的江南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套配置均衡、運作有效的農業生產制度，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在《江南的早期工業化》一書中，他認為明清江南的城鄉手工業已經發展到一個很高的水平，這是“早期工業化”的表現。“早期工業化”一方面說明中國經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並不遜於歐洲，但另一方面，“早期工業化”的外在表現、發展動力和所導致的前景都與近代工業化有很大不同，它與近代工業化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在以前的經濟史論著中，人們往往將前近代的經濟發展與近代經濟轉型聯繫在一起，李老師通過引入“經濟增長方式”理論說明了這並非是一對必然的聯繫。這種理論將經濟成長方式分為“廣泛型成長”、“斯密型成長”和“庫茲涅茨型成長”三種，明清江南經濟主要依賴“斯密型成長”，即由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所帶來的經濟成長，這與由技術進步引發的“庫茲涅茨型成長”在本質上不同，而且“斯密型成長”也並不必然導致“庫茲涅茨型成長”。

生態研究

這種視角主要體現在彭慕蘭的著作之中。在《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中，彭慕蘭提出了生態和資源制約了中國經濟向近代轉型的觀點。而在《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一書中，他以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的“黃運”地區為例，更加細緻地論證了國家經濟政策、生態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由於20世紀初中國國家政權所奉行的功利主義“自強邏輯”，“黃運”地區的生態日益衰退；而生態的衰退又而生態的衰退又使新的交通運輸網路和貿易重心更加遠離這一地區，導致了該地區進一步的封閉和邊緣化。

在“加州學派”的支持者中，馬立博的視角和觀點與彭慕蘭最為接近。在《老虎、稻米、絲綢和淤泥：中華帝國晚期南方的環境與經濟》一書中，他指出：嶺南地區從1850年代開始就已經面臨著嚴峻的生態危機，包括耕地缺乏、人口增加、天氣轉寒、糧食減產等。但當地人在經濟、社會制度和技術安排方面進行了全面的調整，以應對這種衝擊，包括農業技術的精細化、商品化和專業化等，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當時的生態危機。這種社會經濟發展雖然已經完全不同於所謂的“傳統經濟”，但由於嶺南處於獨特的社會條件和生態條件之中，這種經濟變化並不會將嶺南的經濟和社會帶向“資本主義”。

人口研究

在這一方面，李中清、王豐和康文林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通過大量的資料匯總和綜合運用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他們向一度流行的“馬爾薩斯”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戰。指出在過去的300年中，中國的人口並不像馬爾薩斯所斷定的那樣，缺乏預防性抑制，中國家庭可以通過各種形式的干預和虛擬的親屬關係使人口生育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國的歷史人口有其獨特而有效的發展機制，馬爾薩斯主義者將人口控制機制簡單地二元化，並將這種二元對立與東方的衰落和西方的興起簡單的對應起來，是值得懷疑的。

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研究

在這一方面，王國斌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在他所著的《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一書中，下編《集體行動》寫得十分精彩，作者從糧食騷亂、抗稅運動和革命三個方面，對於17－19世紀的中國和西歐進行了非常細膩的對比，既揭示了這三種社會現象在中國和西歐社會的共存，同時又深入到這兩個社會的內部，去探討其不同的發生機制和運作邏輯。從而說明，中國和西歐的歷史並不是涇渭分明的各自發展，而是有許多相似之處，但這種相似之處又因為處於不同的社會架構和發展機制之中，從而使兩個社會走上了彼此相異的歷史道路。

在破除西方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優越性方面，傑克·戈德斯通與王國斌頗有共通之處。他認為：經濟成長方式的變化並不取決於資源的獲取，而是取決於能源的利用，尤其是將能源“聚集（concentration）”起來並加以利用的技術。西歐通過發明蒸汽機實現了這種技術突破，但這種技術革新與整個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之間的關係卻十分複雜，既有著不可否認的關聯，又存在著相當大的偶然性，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只是西歐歷史發展的一個“反常的支流（unusual stream of development）”。既然經濟成長方式轉變與社會和文化沒有必然聯繫，那麼發展和繁榮也並不應該專屬於“現代”或“西方”，歷史上的許多文明和國家都經歷過可以被稱之為“勃興（efflorescence）”的階段。這個階段往往會伴隨著經濟的富足、文化的整合和制度架構的創新，全盛時期的清朝就處於這樣一個階段。然而這樣一種發展卻並不一定是可持續的，因為“勃興”所帶來的制度均衡和路徑依賴往往會限制進一步的重組和調適。

從上文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加州學派”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專註於明清時期中國的經濟與社會，至多將明清中國與近代轉型前的西歐進行雙向對比。而“加州學派”的支持者們則通過全球化和世界貿易的研究，將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變遷放在一個跨越數個世紀的，更加宏大的世界史視野中進行觀察。

針對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阿布-盧格霍德首先提出了“13世紀世界體系”的觀點，她認為，現代世界經濟並非發端於沃勒斯坦所認定的1450年，而是植根於13世紀的世界體系，這個世界體系與當前以歐洲為主導的世界體系有很大的不同，它於14世紀初時臻於極盛，它涵蓋了從西北歐到中國的廣闊的地理區域。

在將“世界體系”的歷史向前推這一方面，弗蘭克比阿布-盧格霍德走得更遠。在《白銀資本》一書中他指出，世界自始至終都處於一個體系之中，而在1400－1800年期間，已經存在著一個具有全球分工和國際協作功能的世界體系，亞洲（尤其是中國）是這個世界體系的中心。當時的中國在世界貿易中保持著巨大的順差，吸收了大約世界白銀產量的一半，這說明中國經濟在世界市場上有著最大的生產力。正因為如此，1800年以後，西方的興起和東方的衰落並不是基於一個長期的歷史趨勢，而是由世界經濟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階段引起的，是整個世界經濟本身的結構與運動所產生的全球性、地區性與部門性後果。

而丹尼斯·弗萊恩和阿瑟·傑拉爾德則把世界體系形成的時間推後到1571年，因為馬尼拉城正是在這一年建立，從此美洲新大陸與東亞世界建立起直接而長期的貿易聯繫。與弗蘭克相似，這兩位學者也十分強調中國在這個世界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認為，在這一世界體系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先後形成了三個貿易圈，分別是：1540－1640年的第一個白銀貿易圈，1700年－1750年的第二個白銀貿易圈，1750年之後的鴉片和茶葉貿易圈，這三個貿易圈的運作都與中國國內的財政和經濟狀況息息相關。而與弗蘭克不同的是，他們更強調這一世界體系內部各因素的關聯性和承繼性，尤其強調：15世紀發生在中國的一系列現象，應與全球經濟、生態和人口的複雜變遷聯繫在一起，這種影響的深遠程度在當時是難以預見的。

萬志英主要從事貨幣與全球化研究，但他更傾向於從區域社會的視角切入。他考察了江南地區和嶺南地區對於白銀的需求，以及這些各不相同的區域市場對不同種類和規格的白銀貨幣的選擇，從而說明：在17世紀時，中國許多區域市場已經與一個新的全球經濟體對接起來，而對一個新的全球經濟體的認識，也必須充分考慮各區域市場，尤其是亞洲區域市場的需求變動。

以上的研究成果雖然具體內容和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卻共同指向一個結論：既使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經歷近代轉型之前，它也絕不是一個封閉和孤立的存在。相反，它以活躍的姿態加入全球經濟的整體運行之中，其重要性已經不容低估。這一結論對“加州學派”主要基於中國本土和中歐比較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形成了非常有力的呼應和補充。

總而言之，“加州學派”是不同國別、不同研究領域、不同方法論背景的學者的聚合。他們既分享著建立社會經濟史研究新範式的整體訴求，又各自發掘著獨特的研究思路，並與國際學術界的同仁形成了非常有益的對話和互補，這使得該學派的研究成果具有進一步充實和拓展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