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佑

僧祐（445—518）齊梁時代的一位律學大師，南朝僧人，佛教史學家也是古代傑出的佛教文史學家。他原籍是彭城下邳（今徐州專區邳縣），生於江南建業（今南京），一說生於建康，俗姓俞氏。

幼小時隨父母入建初寺（當時在建業城內）禮拜，歡喜踴躍，就不肯回家。父母依從他的願望，允許他在寺內出家，奉僧范為師。到了十四歲時，又投定林上寺（在鐘山）法達（曇摩密多的弟子，見《高僧傳·曇摩密多傳》）門下，法達“戒德精嚴，為法門棟樑”（《高僧傳·僧祐傳》）；同時法獻也在定林寺弘化，“律行精純，德為物范”（《高僧傳·法獻傳》），僧祐都從而服膺奉事，執操堅明。受具足戒(即大戒，僧尼所受戒律充足謂之具足)后，又受業於當時律學名匠法穎。法穎是當時的律學名匠，僧祐隨侍盡心鑽研二十餘年，終於精通律部，戒德高嚴，有名於當世，史稱“僧祐律師”。

法穎逝世（齊建元四年，482）后，永明年中（483—493）竟陵王蕭子良每請他開講律學；由於他披釋精詳，辯解入微，因此聽眾常七、八百人。又奉齊武帝敕，往三吳（今湖州、蘇州、紹興地區）去試簡僧眾，並講《十誦律》，說受戒法。所得的信施，都用來修治建初、定林諸寺，並在兩寺造立經藏。從此以後，在他後半生數十年中，經常為學眾廣開律席，“春秋講說，七十餘遍”（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僧祐法集總序》），他一生的主要事業，也就在於傳弘律學。

僧祐生平在弘傳律學而外，對於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術藝事業，也有非常豐碩的成就，略如下述：

中國佛教典籍至齊梁時已甚豐富；但歷史上第一個搜聚卷帙建立經藏的，實即僧祐在建初、定林兩寺所建立的經藏。而它的動機似乎受自其師法穎的影響。據《高僧傳》卷十三《法穎傳》載：“穎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葯藏。”僧祐更擴大這一事業，先後在建業城內建初寺和鐘山定林上寺營建般若台造立經藏，並各有文記載其事（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集》目錄）。其中定林上寺經藏的建立，還得到梁臨川王宏的大力襄贊（同上）。著名文學家劉勰也相隨從事整理釐定，並區別部類加以序錄（見《梁書》卷五十《劉勰列傳》）。後來慧皎在《高僧傳》中也稱述僧祐“造立經藏，搜校捲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的勞績。

僧祐在兩寺建立經藏，編製成《出三藏記集》十五卷，實為中國現存的最古的佛教經錄。其中目錄部分系依據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加以考訂並增補而成。僧祐在此書中自稱：“爰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伊人。敢以末學，響附前規，率其管見，接為新錄，兼廣訪別目，括正異同”（《出三藏記集》卷二）。他在此書的撰制當中，曾經“鑽析內經，研鏡外籍，參以前識，驗以舊聞”（同書《序》），旁征博考，確實費過不少功力。此書保存了古代譯經史上許多原始資料，值得後世學人的憑藉研究和珍視。

佛教文史著述

僧祐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記集》十五卷、《薩婆多部相承傳》、《十誦義記》、《釋迦譜》五卷、《世界記》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雜記傳銘》十卷。這八種著述，他曾總名之為《釋僧祐法集》，並自序稱：“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清松密，以講席間時，僧事余日，廣訊眾典，披覽為業；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競晷。……仰稟群經，傍采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別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訂正經譯，故編三藏之錄；尊崇律本，故銓師資之傳；彌綸福源，故撰法苑之編；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毗尼，……既稟義先師，弗敢墜失，標括章條，為律記十卷；並雜碑記撰為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啟於今業，庶有借於來津。”在這八部書中，集錄了很多古記遺文，多是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資料，極為可貴。現只《釋迦譜》、《出三藏記集》、《弘明集》三書尚存，其餘五種均佚。

佛教工藝的業績

僧祐在他所撰述的《法苑集》中，搜集有關於佛教音樂、歌唄、法樂、梵舞、造像、雕制等記載和文獻甚多；可見他對於佛教藝術的興趣和修養甚深，曾被當時朝野緇素人士所一致推崇。如《高僧傳》卷十一本傳載：“祐為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及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其中光宅寺銅像，系梁天監八年（509）僧祐奉敕監造，用銅四萬三千斤，鑄成丈九佛像，其莊嚴精美，被稱為東方第一（見《高僧傳》卷十三《法悅傳》）。嗣天監十二年（513），僧祐又奉敕監造剡縣（浙江嵊縣）石佛，前後雕刻四年，造成極精美的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並造龕台、門、閣、殿、堂，以充供養（《高僧傳》卷十三《僧護傳》）。在這以前攝山大佛和千佛岩，創始於齊仲璋，齊梁時代如豫章王、竟陵王等多發心出資依山造像，僧祐常為之規畫並監造。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集》中有《太尉臨川王成就攝山龕大石像記》；又陳江總《攝山棲霞寺碑銘》載：臨川王就石雕千佛加以瑩飾鏤刻。臨川王是僧祐的虔誠信徒和有力護法，因之這項工程是出自僧祐的規畫無疑。可見僧祐在佛教工藝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出色的。

僧祐當時以律學和文史著述馳譽江表，而他化導門下，於律部以外，也以經論文史為先。據《續高僧傳·明徹傳》：“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為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廢。……移業經論，歷采眾師，備嘗深義。”又同傳《寶唱傳》：唱投僧祐出家，咨稟經律，先後撰集《法寶聯壁》、《續法輪論》、《法集》、《華林殿經錄》、《經律異相》、《名僧傳》等。寶唱自稱：“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余日，捃拾遺漏。”劉勰也依僧祐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廣制文記，於定林寺，撰制經證。這都顯示僧祐的學風和他門下的文採風度。

他的緇素門徒有智藏、慧廓、寶唱、明徹、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劉勰等一萬一千餘人，其中劉勰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理論批評家。梁天監十七年（518）五月圓寂於建初寺，年七十四。葬於鐘山定林寺舊墓，弟子正度立碑，劉勰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