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胞生命的禮讚

該書共收錄了托馬斯的二十九篇文章。其中第二篇文章——《可用作倒計時的一些想法》，寫人類第一次登月成功之際人們面對“月菌”的警惕，揭出了這種態度深處的人類沙文主義本質；《作為生物的社會》和《社會談》是關於群居性昆蟲的有趣研究和獨特的理解，不同於生物學家把人跟群居性動物截然分開的主流觀點，指出了人和群居性動物的共同性；《暴屍野外》驚嘆了動物“獨個兒去死，在背人處死”的本能，詮釋了人類與地球生態系統的循環總過程的聯繫； 《曼哈頓的安泰》以蟻群之死，發出了警世的呼籲：離開大地，生命是不會長久的；《自然的人》一篇，則集中論述了人的自然觀，論述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對於外激素的恐懼》、《這個世界的音樂》、《說味》、《鯨魚座》、《信息》、《語彙種種》、《活的語言》諸篇，以信息交流為主線，描繪了一個由聲音、氣味、外激素組成的生機勃勃的大千世界，和由計算機、語言組成的妙趣橫生的信息世界，展示了其他生物出人意料的習性與智慧，進一步破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主張，闡明了人類和其他生物內在的相關性與本質上的同一性；《計算機》是托馬斯對其時某些科學家對人工智慧的誇大的感想；有幾篇關於醫療保健制度和科學規劃的，是托馬斯對於相關社會問題的思考。

註：目錄順序為從左到右。

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發生了巨大轉變，理性取代了宗教神學的地位並得到廣泛傳播，“知識就是力量”成為普遍而堅定的信條。啟蒙旨在促使人類藉助理性樹立自我意識和主體性，以掙脫愚昧和迷信，走向澄明與開放。啟蒙運動推動社會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副作用，即容易讓社會在對理性的追求中陷入了理性的異化和野蠻的深淵。當時的社會主流觀點認為，人類是世界的中心，是“萬物之靈長，宇宙之精華”，人類應該是全知全能，並可以控制一切、戰勝一切的。這種主流觀點嚴重對立了人類自身與外部環境的關係。

1970年，時任耶魯大學醫學院院長的托馬斯大半生獻身研究，作嚴謹的學術論文，應邀在一個關於炎症現象的學術討論會上作開場的“定調演說”。由於托馬斯不知道與會者的觀點，為了讓會議不像平常這類討論會一樣沉悶，他隨性而談獨抒己見，演講輕鬆而偏頗（講話的部分內容是《細胞生命的禮讚》中的《細菌》一篇）。主辦人將他的講話錄音整理，分發給與會者，並送了一份給《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該雜誌的主編原是托馬斯高一年級的校友，他邀請託馬斯為雜誌月刊寫作一組風格類似的專欄文章，要求延續演說的幽默風格，承諾題目不限，一字不改。托馬斯應邀后，在月刊專欄上一連寫了六篇，本想停止，迫於讀者和批評家們的熱情又連寫了四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是國際上非常權威的醫學專業刊物，能夠以專欄的形式連續刊載劉易斯這些表面上並非很“學術”的散文隨筆，既充分表明了辦刊者的開明，也說明了劉易斯其人其文的獨特性，社會文化環境中的人文情懷也由此可見一斑。其中大多數篇章來自他的直接研究成果，也有些篇章是有感而發和有為而作的，旨在喚醒人類對生命的謙卑和敬畏之心。1974年，美國維金出版社（The Viking Press）總編由於給的出版條件最好，在眾多出版社中取得出版權，專欄文章原樣成書出版，書名《The Lives of a Cell》。

在《細胞生命的禮讚》中，劉易斯・托馬斯對整個生物學界給予了廣泛的關注和研究后，以淵博的學識和樂觀的態度寫自然界、尤其是生物圈的前途，為讀者們展示一個由聲音、氣味、外激素、計算機、人類語言等組成的生機勃勃、趣味橫生的信息世界，和提供生物交流技術方面的有趣知識。托馬斯以細微之物反照宏觀之理，在“小”與“大”的辯證法中不懈地探索生命的本質。托馬斯認為任何生物都是由複雜程度不同的較低級生物共同組成的生態系統，強調物種間互相依存的共生關係，並以生態系統的整體論為讀者指示了理解物種多樣性的新途徑，倡導基於同一性基礎上的自然萬物平等的交流與合作。全書的主基調在於謳歌生命，萬物在蒼茫的宇宙中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但萬物所具有的生命又是偉大的、堅忍的、神聖的。

書中的自然界眾生之道，趨向結合、合作、和諧，而非弱肉強食的競爭和殘殺，指出了進化論過分強調種的獨特性與生存競爭等缺陷。托馬斯在對生命、人生、社會乃至宇宙的深刻反思中，從自己畢生研究的領域切入，剝開人類沙文主義的優越感，暴露出把人類和自然界截然分離的虛妄。托馬斯關於科學發現的過程、關於科研的規劃與管理、關於國家的科研政策、關於美國保健制度的困窘、關於生物-醫學科研中的社會和倫理含義等一系列問題的論述，值得每一個關注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的人認真研究。

書中的第一篇文章《細胞生命的禮讚》中就明確奠定了本書的思想基調，這也是托馬斯把它作為書名的重要原因。文章中，托馬斯認為“現代人的困境在於一直試圖使自己脫離自然”只是人類一廂情願的幻想，萬物相扶相依，“生命的同一性遠比其多樣性更加令人稱奇”，因為人類同其他生物一樣，都是由“單一細胞進化而來”。因此，人與同屬自然界的生物乃至自己身上的細胞都可能產生共鳴，細胞“在清晨漫步在當地的公園裡，感受著我的感覺，聆聽著我的音樂，思考著我的思想”，小小的細胞由此被賦予了獨立的生命和尊嚴。從微觀層面來看，人體並不是獨立自足的實體，而是由具有獨立生命和獨立複製繁衍能力的細胞和細胞器組成的複雜生態系統，那麼人類只是微不足道的“細胞群組合”和細菌流動客棧，對於疾病人類便可懷有一種釋然與平和的態度了。疾病是細菌與細菌之間的戰爭，是生命存在的正常形式，人類沒有必要對此過於恐慌，因為細胞的防禦性反應是有免疫作用的，人體自身具有自動調節恢復功能。人類通過醫療手段對疾病的干預很多時候都是多餘的，而人類消除疾病、避免死亡的企圖則在根本上是違背自然規律的。死亡無法避免，並不只是在罹患疾病或出現意外時才發生，而人類之所以不敢面對死亡，按照托馬斯戲謔的說法，那只是一種慣性，是因為“活著這一長期的習慣使我們不願死亡”。

《細胞生命的禮讚》語言優美恣意，通俗卻不失深刻，充滿灑脫深邃的哲思，宛若無韻之詩，然又於不動聲色之中流露出科學的冷靜和嚴謹。托馬斯致廣大而盡精微，言科學而重人文，自然社會之理、天地運行之道無不有得於心。他將科學的理性邏輯與文學的感性語言巧妙而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大量採用了擬人、誇張等修辭手法，因而使本書闡述的科學知識富有極強的幽默感和趣味性，但全書看似輕鬆幽默的筆調卻恰恰有著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把人類中心主義的自以為是批判得入木三分。

托馬斯常用一些有歧義的詞，這些意義像豐富的和弦，難以用單音部的音符記錄下來。29篇文章的安排，是在用語言文字來重現巴赫的賦格曲。閱讀過程中，讀者似乎可以“聽”到那陸續進入的主題、對位、呈示和插入，“聽”到那復調的各個不同的聲部。全書宛如蘊義無窮的完美樂章，以致當年托馬斯不願改寫和插入一些關聯篇章。

《細胞生命的禮讚》自1974年出版后，引起美國讀書界和評論界的巨大反響和熱烈討論，有數百萬讀者稱其刷新了三觀。獲得當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後十八年來由多家出版社印了二十多版，許多篇目進入美國大學的英文讀本、社會學課本和其他多種文集。有評論家甚至把他比做當代知識武裝下的蒙田，也有評論說該書批判地超越了19世紀以來一直統治生物學界、對整個思想界和人類社會造成深刻影響的達爾文的進化論。年過花甲的劉易斯・托馬斯，因這一本小書而家喻戶曉，有口皆碑，以至於在他接連拋出后兩本書時，書商都不用再作廣告，只喊聲“《細胞生命的禮讚》一書作者劉易斯・托馬斯的新著”就夠了。托馬斯的書受到廣泛的歡迎，因為它們給人以積極的啟迪和力量。

劉易斯·托馬斯博士（1913——1994），美國醫學家、生物學家，生於美國紐約，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醫學院，歷任明尼蘇達大學兒科研究所教授，紐約大學－貝爾維尤醫療中心病理學系和內科系主任，耶魯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美國科學院院士。最後的職位是斯隆一凱特林癌症紀念醫院院長和榮譽院長。1974年出版隨筆集《細胞生命的禮讚》，該書收文二十九篇，獲該年度美國圖書獎。

托馬斯一生中研究過非常廣泛的領域，寫下二百多篇學術論文，涉及神經病學、免疫學、內毒素、胚胎學、氣味學，以及多種疾病的病理學和藥理學研究等，他涉獵的學科還包括了比較語言學和漢語詞源學。著作有《細胞生命的禮讚》（The Lives of a Cell），《水母與蝸牛》（The Medusa and the Snail），《最年輕的科學》（The Youngest Science），《脆弱的物種》（The Fragile Species），《聆樂夜思》和《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