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門

東漢末年，道教與魔門興起。張角憑之起義並妄圖奪取天下的道教經典《太平青領書》中，內容龐雜，既有道家玄門正宗，也有不少旁門左道。由此也可佐證道魔同源非虛。

據我推測，《天魔策》應成書於東漢晚期，即佛教傳入之後，因為先秦諸子中只有異端邪說的概念，並沒有魔的概念，《天魔策》中的魔字，當來源於佛教佛魔爭鬥的理論。

在黃易作品中魔門發展經歷了東漢、兩晉南北朝（五胡亂華）、隋末唐初、宋末元初、元初明初五個時期，主要門派為兩派六道。

東漢末年有一曠世奇才「天魔」蒼璩因憤世嫉俗、孤傲偏激，不容於正統，故遍搜天下典籍，將其中的奇技秘術去蕪存菁，取其合於己道者，加工整理為十卷《天魔策》，是為魔門之始。

後來魔門分裂，十卷《天魔策》散落於兩派六道手中。

《天魔策》中以《天魔訣》與《道心種魔大法》為壓卷之作，是魔門最高心法。

在黃易的小說系列中，魔門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存在。這個神秘的宗派淵遠流長、人才輩出，雖被人以魔呼之，但詳考其行為事迹，實不外是由八個被邊緣化了的小行會之間組成的一個鬆散聯盟。黃易小說中雖然未曾明白地描述出魔門的歷史源流，但循著小說中些許蛛絲馬跡，卻可以約略描述出魔門發展、構成的大致輪廓。

在黃易小說的歷史世界中，若將《荊楚爭雄傳》之類的中短篇忽略不記，最早當可追溯至《尋秦記》的年代。在那群雄逐鹿的春秋戰國之世，大地之上還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王者，百家爭鳴就意味著每種理念的推動者，都可以平等地向林立的候王推廣著自己的思想。沒有中心，就意味著沒有邊緣；沒有一個人被高抬為永遠正確的神，自然也就不會有人被踩落為魔；所以在《尋秦記》的時代，還未曾看見魔門活動的痕迹。

然則好景不長，秦國一統天下，漢室繼秦而興，君權開始膨脹而籠罩一切，官方意識形態亦隨之成為天地間唯一響亮的聲音。於是一些原本亦曾活躍一時的階層，由於價值取向與官方意識形態不盡相同甚且背道而弛，逐漸變得黯淡而失語。於是其中的一些有識之士，為了保存自己的理念，結成了以六卷《天魔策》為最高指導宗旨的共同聯盟。

在這個聯盟中包括了以從事服務業的女性組成的陰癸派，由刺客、雇傭兵們組成的補天閣，代表商賈階層的天蓮宗，保存了原始道教殘餘的真傳道(分為道祖真傳與老君觀，這個分支極具象徵意義，頗可解釋“魔”字的由來)等兩派六道。當然，由於各行業興廢上的時間不同，這個由兩派六道共同構成的主體應當是在一段較長的歷史階段內逐漸形成。

因為他們與主流相悖，使得他們的一切無法進入公眾的視野，從而公眾對於他們由於無法理解而產生了種種的揣測與傳說，而他們的形象又進一步在這些揣測與傳說中走樣變形，這幾乎也是所有被邊緣化的團體的共同境遇。而主流話語對邊緣團體的打壓，在正統寫法里，也就叫做「衛道伏魔」。

同樣，總有些想進入主流話語的團體，通過對邊緣團體的打壓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從而取得主流話語輔翼的地位，比如佛、比如道，徐子陵所謂「千年道魔之爭」，大抵便由是而來。

從這樣一個歷史理念出發，也便可以對魔門兩派六道分別進行考察，從而得出關於魔門歷史的一個大致印象。

從字面意義解，陰與陽相對，亦可視為女性的象徵。癸的字面意則為女子月事(由此推想厲工的“紫血大法”，實令人不寒而粟，學這東西比學《葵花寶典》想必也好不到哪裡去)，癸另一層意義則通“揆”，《史記》稱“癸之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由是可見，陰癸二字實含有由女性而掌控天下的意思。

陰癸派掌握著《天魔策》中最精華的部分，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陰癸派的歷史由來最為悠久。畢竟從事服務業的女性工作團體的歷史，至遲在春秋之初已是有史可稽。而且這一階層從來未曾中斷，但在歷史中歷來都處於邊緣的地位。在《尋秦記》中，這樣一個階層的實力已經頗為可觀，如朱姬、單美美之流，幾可以說是通過征服男人而征服天下的典範；稍次一流的鳳菲、石素芳等，亦是名動公卿，影響甚大。

雖然此時她們還都只是在命運面前消極應對，缺乏主動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握自己命運的自覺。但相信這許多蕙質蘭心的女子，在過多了隨波逐流、朝不保夕的生活之後，終究會有人驀然醒悟，意識到自己這個階層存在的巨大潛力，尤其當她們有幸得到《天魔策》這樣具有顛覆意義的指導性文件之後，陰癸派也便應運而生。

從《大唐》里看來，陰癸派如綰綰、白清兒，均頗得通過男性徵服天下這一原則的精髓；《覆雨》中的陳貴妃與白芳華，更是將這個理念發展到一個新高峰。當然，在隱秘的歷史中，陰癸派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只怕比我們想象中更為巨大，比如則天武后、比如陳圓圓。甚至哪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一些社會熱點新聞中，窺見陰癸派傳人們活動的窈窕身影。

遊俠文明的歷史亦屬悠久。春秋戰國之世，刺客可以堂而皇之活動於主流歷史，但隨著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刺客們的黃金時光隨之嘎然而止。他們一下子由門客甚至是國士的上層社會淪落為遭受主流社會排斥的邊緣團體，相信刺客階層中的許多人都對這樣劇烈的身份轉換非常不適應，在荊柯與高漸離的前仆後續中，其對秦始皇帝的仇恨程度，相信多少帶有這個原因的影響。

刺客所奉行的準則與正常人是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必須時刻準備拋家棄子、背叛親朋(具體事例可參見聶政、豫讓等刺客前輩)。也正因此，當他們失去奉養，要融入正常人的社會，也必然最為困難。刺客團體的特徵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夥伴，這同時也意味著刺客團體哪怕在魔門這個利益共同體中，也是處於邊緣的位置。這或許也是補天閣的傳承如此神秘以及補天閣的武功在兩派六道中並非特出的主要緣由。

邪極道的成立時間未曾明言，但在《邊荒》中，向雨田可以做為一個座標。此時距淝水之戰不遠，淝水之戰為公元383年，據石清漩的說法，在向雨田之前，至少有十二任邪帝。古人二十行“冠禮”，即今日之成年儀式，擔任一門之長的，至少也應是成年人，《大唐》中跋峰寒說起：“七年前只二十歲就登上掌門之位”，從其口氣中亦可推斷出當時二十歲能當掌門實屬特例。由此上推，大致可推斷出邪極道成立的下限當為公元110年左右。而《大唐》中提及第一代邪帝謝泊“不容於當時獨尊儒術的正統社會”，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則在漢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 年)，由此可知邪極道成立時間的上限當不能早於公元前132年。

《大唐》中曾提及第一代邪帝謝泊寄情醫道，但並不能就此認為邪極道的營生僅此而已，否則實難以解釋“邪極”二字是何來由。在《大唐》中，謝泊發現“邪帝舍利”的過程頗堪玩味。在沒有直接證據之前，恐怕無法認定謝泊跑到齊國古墓里是從事考古工作。

盜墓亦是源遠流長的一大行業，有漢一代，如謝泊之類的行當更是盛況空前，以致劉邦立國時便要“以秦始皇守冢二十家”來防盜。王子今先生的《中國盜墓史》對此有專章敘述，此處不多贅言。考古發掘中，“秦公一號”墓、河南上蔡楚墓中，漢代盜洞之多令人咋舌，亦可為一佐證。如此則丁九重那一身過時的裝扮，其來路恐怕也有可以解釋的地方了。

邪極宗的門人在漢末亂世中亦曾有過進入主流的機會，董卓、曹操甚至曾專門為之設立“摸金校尉”、“發丘中郎將”的職位。然則這等營生終究為天下人所惡，是以邪極宗列名魔門，為世所惡，亦可理解。

《大唐》里安隆的出場，便是商會首領，這頗可視為天蓮宗所處階層的代表性一幕。商賈階層的黃金時段便是《史記·貨殖列傳》中的起止時間，即從春秋戰國至西漢初年。當日家資億萬的大商賈地位可比王候，司馬遷稱之為“素封”，在當時的主流社會中佔據著重要地位。然而與魔門其他流派階層一樣，正處於成形階段的商人階層在漢武之世遭受重挫。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行算緡令，對商賈徵收財產稅；元鼎三年(前114年)又令楊可告緡，從此“楊可告緡遍天下……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此後數千年中，在儒學籠罩一切的語境下，商賈一直被排斥於主流社會之外。天蓮宗的成立，亦當在這一時間之後。安隆與輔公佑的投機性格，亦帶有商人階層普遍心理狀態的深刻痕迹。

這個派別與融入主流的上層道教相比較，可以十分典型地詮釋“魔門”的“魔”字是何由來。此派分為道祖真傳與老君觀兩派，然則兩派都體現了原始道教的特徵，即對男女房事的重視與研究。

早期黃老道是否可歸入道教歷史，學界歷有爭議。但成制度的道教最早見於漢末的“五斗米道”，卻是毫無疑義。五斗米道起自民間，採取軍政合一的管理體制，將治下的教民編戶管理，稱為“種民”。而由普通百姓成為“種民”，則必須經過一個男女合氣交接的儀式，即至今仍保存於《正統道藏》中的《上清黃書過度儀》，其間對於男女性事種種姿式、時間、技法，有著極為詳盡乃至苛刻的規定，以此來作為入門儀式，足可見原始道教對於男女性事間的重視與研究。

徠然則自曹操遷張魯入關中，道教逐漸脫離民間，走向上層化。在道教主流化的過程中，必須自覺地按照主流社會的價值評價體系來審視原本傳承自民間的種種風俗，隱藏掉一些與主流社會不符的儀式儀軌，由此獲得主流社會的接納。

是以南北朝時，陸修靜、寇謙之分別從南北著手整頓天師道，對於男女性事的研究，亦在這一時候被徹底地從正統道教邊刪除。寇謙之措辭嚴厲地稱這些原本曾堂堂正正地屬於道教傳統一部分的東西是“三張偽法”，是“妖妄之言”。妖與魔並稱，於是這些保存了“妖妄之言”的“妖道”，自然也便由正道淪為魔門。

真傳道的境遇，可謂極好地揭示了與主流社會不符的邊緣化團體如何被主流社會妖魔化的過程。

在《大唐》中，關於滅情道的資料甚少，席應甫一出場即行倒斃，實為過場人物。惟有從尤鳥倦與安隆那句“找相公”的對話中，或略可窺見席應所從事職業的端倪。

我們應該注意到，實質上在散花樓推開廂房后，席應與邊不負“各擁一女”，並不曾如安隆所訴般抱著個“相公”，是以此話似可以視做安隆對於席應所從事職業的一種反諷。

此外，書中在介紹席應相貌時使用了“白晢清瘦”一詞，而更具象徵符號意味的是讓席應披一席青衣(不知道梅派、張派、陳派，也總看過張國榮GG的《霸王別姬》吧？)，則席應的男性服務業從業者的身份，可謂呼之欲出。

關於席應身份的另一個證據，其實可以追考至黃易的《尋秦記》。在這段同樣由黃易書寫的歷史中，龍陽君與趙穆，正好可以與筆者上文所提出朱姬、單美美交相輝映，由此可見黃易的武俠世界中，本身便注意到了男女服務性行業間的對稱。沿著這個思路走下來，在魔門這一數量對偶並以陰癸派為首腦的派別中，給男性服務業從業者留下一席之地，實屬合理推斷。

據此，祝玉妍與席應反目良久后，又復勾結在一起這一曾令安隆與尤鳥倦大惑不解的問題，或許可以有一個簡單的答案。畢竟不管怎麼說，二人間所從事的工作性質最為接近，當年華逝去，心中的那份感受也最可互通，相互間的慰藉也便最能搔到癢處。如此則祝玉妍推許席應的“自創功夫”僅次於石之軒，實在順理成章，而復意味深長。

男性服務業從業者的命運，與女性服務業從業者差堪彷彿，或者說更差一步。這一階層的盛世亦在於春秋戰國至西漢階段，龍陽之癖與斷袖分桃這兩句成語均出於這個時代，而且在這一階段他們歷史上還出現了衛青這一赫赫英雄，然則自兩漢之後，男性服務業從業者再難登上主流歷史舞台，滅情道的成立，應該便是在這個時候。

由於資料太少，無法推斷魔相道的具體營生。從趙德言的所方所行來看，可謂略具縱橫家風采，而其曲線“救”國的方法，亦似乎為後世吳三桂等所繼承，然僅據資料，無法斷言其來源，姑且存而不論。

之所以將花間派列在最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花間派一位不世出的人物，不但影響了魔門今後的鬥爭方向，更幾乎影響了整個歷史。

《大唐》中的候希白以畫技出入王候府邸、以替人畫肖像為生計，很好地揭示了花間一脈頗具藝術氣息的小手工業者的身份。書畫藝術的成形當在兩漢之際，書畫詞賦本屬高門大閥的專利，然則魏晉之際，篡位權臣四起，道德淪喪，一幫出身高門大閥的公子出於對黑暗時局的憂仇憤慨，選擇了與主流社會相對抗的人生態度，相信花間道的萌芽，亦當在此時。此後庶族逐漸掌控了實際政權，隋末唐初之際，正是門閥世族體系整體崩潰的黎明前夜。在這個時間段上出現了石之軒這樣的歷史性人物，不得不讓人感慨於偉大導師對於歷史進程與英雄人物之間辯證關係的論斷是何等英明。

與魔門其他流派相比，花間道份屬主流社會的邊緣團體，這一屬性決定了它在魔門兩派六道中的尷尬地位，而花間傳人傳承自世家大族的自命風雅，同樣也使得他們與其他魔門中人格格不入。是以花間一脈幾乎註定得不到《天魔策》最核心部分的傳承。然而花間傳人的出身以及他們對於主流社會的相對融入程度，卻又使得他們對於魔門同伴，相對而言保持著一分天然的優越感。隋末唐初，當這一對宿命般的矛盾集中到一個驕傲的花間憤青傳人身上時，他尋求解決矛盾的過程幾乎改變了歷史巨輪轉動的方向。這一段關於石之軒的歷史，留待另文敘述。

魔門的對手本來是整個主流社會，而不應當是佛、道二門。然而在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引導的數千年前，魔門領導人的覺悟在很長時間內未曾意識到解脫自身枷鎖的關鍵在於讓自身成為主流。做為聯結兩派六道的一個鬆散聯盟，能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核心價值只能是《天魔策》。《天魔策》號稱古今四大奇書之一，想來包羅萬象。如果落在戰國時政治家的手上，或許可如注《老子》般解注出無數治國之道。然而魔門各階層從未曾真正成為主流團體的領導者，在政治上缺乏自覺。是以他們只能從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角度出發來解讀《天魔策》，也便是在鬥爭中保全自己的武功，以及追尋超越死亡的天道。在佛道二門自願跳出來充當鎮壓魔門的打手之後，他們的目光也便無法越過佛道二門這兩個直接對手身後看出他們最大利益的所在。於是魔門與主流社會之爭漸漸也便變成了所謂的道魔之爭、佛魔之爭，甚且在一個名為慈航靜齋的後起之秀爭取到主流社會長期打手資格后，魔門的格局一降再降，鬥爭的目標竟爾變成了慈航靜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