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族革命大學

“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的師資和學員，來自全國各地。早在1937年8月中旬，閻錫山就派其堂妹夫梁級武到武漢，請求各方面從政治和人力上給二戰區以支援，獲得了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的熱烈響應。如沈鈞儒、李公朴、鄧初民、江隆基、侯外廬、潘漢年、張申府等，都為“民大”的成立做出貢獻。

先後到校任教的有李公朴、江隆基、侯外廬、施復亮、陳唯實、何思敬、溫健公、秦豐川、劉瀟然、胡磊、周巍峙、徐懋庸、肖三、蕭軍、蕭紅等，多系全國聲望素著的進步學者、教授和專家，可謂名流薈萃，盛極一時。許多青年正是因欽慕這些學者名流而來。

學生來自全國18省，包括平、津、寧、滬、東北流亡青年，以及歸國華僑約5000餘人。大者二十五六歲，小者僅十三四歲，其中有大學畢業和肄業的，也有高中、初中程度的，年齡與文化程段差異很大。因為學員多，除在臨汾設立校本部與一分校外，又在運城設了二、三分校，曲沃設了分校。教師到各校巡迴講課。教師和學員於12月分批抵校。

1938年1月20日正式開學。總校設在臨汾的鐵佛寺。“民大”從成立到臨汾失守，屬於創立階段，這是其“黃金時代”。學校設軍事系、政治系和民運系。教學內容由政治課、軍事課和閻錫山的“學說”三部分組成。在臨汾時期，是政治課掛帥，軍事課配合，也被稱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此時，閻錫山很重視發揮這些外來教授的政治影響，教授們可以自由講授，政治課的內容也很豐富。施復亮和何思敬講政治經濟學，陳唯實講唯物辯證法，侯外廬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江隆基講蘇聯研究，秦豐川講國際問題，劉達人講中國外交史，受到普遍歡迎。薄一波和路經臨汾的丁玲等，也在“民大”講過課，贏得學員們的熱烈歡迎。閻錫山也在晚上幾次到校，解答學員們提出的問題。在這兩個多月當中，全校政治空氣十分濃厚，確實具有統一戰線的性質，學校堪稱是革命的熔爐。

李公朴為“民大”聘請教師、動員學生貢獻很大，何思敬、施復亮、陳唯實等都是經他介紹而來的。為感謝他的支持，杜任之等特意去函邀他來“民大”授課。他果然應邀而來，被閻錫山聘為“民大”的顧問和教授。杜任之還同他一起參照中共中央發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草擬了一份《民族革命大學綱領》，把中共的全民總動員，堅持抗日民族團結，實行抗戰教育等基本思想都寫了進去，強調抗戰和軍事訓練，民運宣傳，學生自治和自覺紀律等條。同時還參照八路軍隨營學校的教學計劃，擬定了《“民大”教學計劃》。

1938年2月底，隨著日軍大舉進攻臨汾，“民大”進入大動蕩，也是大分化階段。“民大”師生先是向呂梁山腹地撤退，跋涉數日後，在鄉寧遇到來自運城三分校的師生，改為支校，匯入大隊。3月間日軍向鄉寧、吉縣進犯時，師生又向黃河西岸轉移，危急中，大家圍住杜任之詢問：“民大”到底往哪裡去？杜說：“我們奉命到南邊的宜川縣。從這裡到宜川，有一天的路程；往北去延安，有兩天的路程。南下，是宜川；北上，是延安！”

第二天集合時已不到1000人，約有四五百人奔赴延安。到宜川后一分校也和本校合併，全校只設政治、軍事兩系，由杜任之、杜心源分別兼任系主任。只有二分校千餘師生，“誓死不渡黃河”，仍轉戰於大寧、永和一帶。

到宜川時，絕大部分知名教授都走了。僅留陳唯實、秦車川、朴進勛、尹澄宇、崔英等人。於是又讓請來幾位。但是一律改稱教官，降低了他們的地位及政治影響。此時的政治教官有蒲子政（蒲克敏）、劉瀟然、原政庭、李文瀾、葉笠、秦淮、陳鳳章等。

為適應當時抗戰的需要，“民大”學生在宜川結束了第一期的學習，大部分轉入敵後到犧盟會和抗日軍隊中做政治工作。經閻錫山批准，挑選了三四百名“優秀學生”成立了“隨營分校”，放在閻的直接控制之下，目的是防止他們投奔延安，培養他們成為閻的工具。這一階段，“民大”課程的內容已有所改變，革命的氣氛也差了，已經開始改變統一戰線的性質。

1938年秋初，“民大”由陝西宜川回到吉縣的南村。閻錫山開始了對“民大”的“調整”，“民大”步人衰退的階段。

在臨汾人學的第一期學員畢業后，又從西安招來一個“大高第四隊”，原來一分校和三分隊的學生重新編隊，合成本校的基礎，是為第二期的開始。單獨保留二分校，住在離南村20多里的劉村。調整中，又把教務處合併到政治處，讓杜心源兼了辦公廳副主任，杜任之任編委會主任。這次“調整”之後，先後有100多人離開“民大”，連惟一留下來的外來教授陳唯實也走了。杜任之擔任的編委會主任，實際是個輕閑職務，除編印《校刊》外，他還編寫了《“民大”叢書》，其中包括宣傳、組織、武裝、國際問題、人物誌等類，共出版了6冊。

8月間，朱德由晉東南回延安，路經古賢村看望閻錫山，曾應邀給“民大”師生講話。

1938年12月間，由於日軍進攻，“民大”便由南村向北轉移。期間，實際主持校務的杜心源和社任之先後調離。從隨營分校調來的梁膺庸（員），以辦公廳副主任的身份全面主持校務。

隨著全國政治形勢的逆轉，閻錫山於12月發動了震驚全國的“晉西事變”（亦稱十二月政變）。有鑒於當時的尖銳形勢，梁膺庸等校處領導人和進步教官，分批出走。從此，中共在“民大”的黨組織和大部分黨員撤出。“民大”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遂淪為閻錫山控制的一個普通訓練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