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文化

蓬萊的歷史，是一個因和平而繁榮，因戰亂而蕭條的歷史。歷史上，蓬萊歷經多次戰亂。但和平繁榮的時期還是佔主導地位的。先秦時期，這裡一直是十分富庶的地方，常年沒有戰亂。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這裡由於地處東夷，躲避了不少戰亂。尤其是隋唐時期，由於國家進入盛世，外憂內患基本消除，因此，蓬萊做為北方第一大港，成為和平盛世最大的收益城市。但宋、明時期，由於國力衰落，中國與國外關係惡化，當時不僅少數民族，包括高麗、日本等，屢屢侵犯中國。1041年，宋王朝為了抵禦外敵，實行了“海禁”政策，並在蓬萊建立了“刀魚寨”，蓬萊的港口由經濟港成了軍事港，蓬萊經濟和社會因此而逐步走下坡路。一直到上世紀初，蓬萊一直戰亂不斷。回顧蓬萊歷史，和則興，成為北方最繁榮的城市之一；戰則衰，做為軍事前沿，失去了自明朝初期資本主義萌芽階段后發展的歷次機遇，蓬萊的經濟也因此夭折於歷次戰亂中。

因此，蓬萊百姓從古至今，親眼目睹了蓬萊的興盛衰敗，對和平有著更加深刻的認識和嚮往。

蓬萊的文化，與和平有著很深淵源的文化，和平文化有著深厚的根基。蓬萊具有神仙文化、港口文化、精武文化、海洋文化、開放文化五種文化的本身，很多都蘊含著豐富的和平文化的元素。神仙文化，追求的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其本身，就是和平文化的內涵。八仙懲惡揚善，是人們對消除社會罪惡，乞求社會公平和穩定的期盼，也是和平的化身。港口文化，蓬萊港口的變遷，也折射了和平與戰爭的歷史。和平環境，我們達到了“日出千桿旗，日落萬盞燈”的繁榮，戰爭時期，我們的港口淪為了軍事港，蓬萊也因此失去了北方經濟中心的地位。精武文化，更是蓬萊人民反抗侵略維護國家和平的實證。海洋文化、開放文化也是這樣。

蓬萊的和平文化，因為三個歷史名人而顯著更加厚重。

一是戚繼光。戚繼光除了抗擊倭寇的卓越功勛外，還主持修築了明長城，對維護國家和平做出了很大貢獻。1568年，戚繼光奉調北方后，便深入塞上巡視考察，他看到守城軍隊不會打仗，軍紀渙散，又看到長城城牆很多都是用土築成的，單薄矮小，並缺少碉堡、墩台等，因此，他一手抓練兵，一手抓築台、築城。他在《練兵實紀雜集》中寫道：“嘉靖以來，邊城一直在不斷增修，但低薄傾圮，間有磚石小台，與牆各峙，互不相救”。他認為，要加強京畿防務，就應改建長城和增修敵台。戚繼光上書建議獲得批准后，便主持對舊長城加高加寬，並新建騎牆空心敵台3000座，以利士兵守衛敵台，增強防衛。他的築城築台規則為：隨地置形，邊牆多就外險。並採取分片包干，賞罰分明的管理措施，工程進展又快又好。經過五年努力，“台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結”。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防務，他重新修築東起山海關，西迄居庸關長達2000里的長城地段。著名的八達嶺、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嶺、司馬台的複線城牆、敵樓，以及山海關、雁門關等地長城設施，都是經過戚繼光親自設計並主持修復的，明長城的修復，使北京形成固若金湯之勢。戚繼光總理修築長城16年，成就卓著，保衛了北京及北方廣大地區的安寧。由他主持改建修築的雄偉長城，至今巍然屹立於燕山山脈的崇山峻岭中，為我們後世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成為世界第七大奇迹。戚繼光是中國歷史上抗擊外來侵略功勛最為卓著的軍事家，是中國最為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不僅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也是他和平思想的真實寫照。在他身上，承載了非常深厚的和平文化精髓。

二是媽祖。媽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湄洲灣賢良港人，生於960年，卒於987年，時年28歲。死後被封為神女、尊稱為“和平女神”。歷史上從天后到聖母，歷代帝王曾經41次禪封她封號。千百年來，媽祖先是在民間祭祀，后列入國家祭典。後人總結了媽祖精神：熱愛勞動、熱愛人民、見義勇為、扶危濟困、無私奉獻，蘊含著中華民族的美德。自宋朝以來，登州已經成為北方媽祖文化傳播的重要基地。由於登州是北方第一大港，而媽祖文化又是通過海路在登州登陸的，登州因此成為北方地區媽祖文化傳播的中心。特別是由於登州海道的便利航海條件和蓬萊做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媽祖文化以登州為根據地，沿海上交通線，經歷了渤海海峽、進入東北和華北北部，再沿朝鮮半島進入朝鮮和日本等東北亞國家，最終北上穿過白令海峽，到達北美洲地區。因此，媽祖不僅成為海峽兩岸共同供奉的女神，也是日本、朝鮮、東南亞、以及北美很多國家和地區共同供奉的女神。蓬萊閣天后宮成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媽祖廟宇之一，也是我國北方最大的媽祖（天后）廟宇。

三是丘處機。丘處機是道家和平思想的倡導者。在中國歷史上，從元太祖成吉思汗開始，至後代許多君王，都受到丘處機和平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不可估量的。丘處機(1148—1227) 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人。丘處機自幼失去雙親，嘗遍人間辛苦。童年時即嚮往修鍊成“仙”。19歲時，丘處機獨自去昆嵛山煙霞洞修行。翌年9月，聞陝西終南山道士王重陽至寧海州傳道，遂下山拜其為師，成為王重陽的弟子。丘處機60歲后曾兩訪嶗山，足跡遍及青州、登州、萊州等地，並在蓬萊的大辛店鎮建立了丘祖廟，在此修鍊，丘山也就因此而得名。在1219年冬，74歲高齡的丘處機應成吉思汗的邀請，攜弟子18人，歷時3年，行程萬里，到達西域大雪山，見到成吉思汗后，他進言：“要長生，須清心寡欲；要一統天下，須敬天愛民。”，力勸成吉思汗“戒殺”，深得成吉思汗讚賞，成吉思汗賜號“神仙”、“太宗師”。在丘處機的影響下，成吉思汗下令“止殺”。對此，史學界是這樣評價的：丘處機以超常的見識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動成吉思汗，止殺救民，積無量功德。1224年(元太祖十九年)，丘處機回到燕京，奉成吉思汗的聖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長觀(今白雲觀)。同年，丘處機曾持旨釋放淪為奴隸的漢人和女真人3萬餘，並解救了大批漢族學者。針對宗教間的相互排斥爭鬥，丘處機主張三教平等相通互融，為當時社會政局的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自此，全真教盛極一時，丘處機的聲譽也登峰造極。中央民族大學牟鍾鑒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在說到丘處機為和平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時候，是這樣評價的：“以宗教的社會安定功能而言，丘處機不僅是中國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國宗教史上第一人”，體現了“仁愛無私、尊道貴德、包容通和、堅毅忠勇”的高尚品質。

從2000年開始，蓬萊秉承和平文化的傳統，連續舉辦了六屆“和平頌”國際青少年文化藝術盛典，使蓬萊的和平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弘揚，和平文化的積澱更加深厚，並被聯合國和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可。“國際和平城”的品牌正在成為城市重要品牌。相對於“人間仙境”在中華文化圈的影響，在歐美和世界更廣泛的地區，“國際和平城”更具影響力。

定義二：

和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們在創造文明體系的歷史進程中，廣大文明創造群體群員們所秉持的對不存在文化同一性的他民族，施以友好、平等、寬容的基本思想理念與處事行為所形成的傳統的總和。

中華和平文化具有的內在本質特點：

第一、中華和平文化具有強大的自我約束性。

第二、中華和平文化具有強大的內斂性。

第三、中華和平文化具有強烈的自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