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
宣統三年(1911)五月九日,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政策。當奪商路辦鐵路的"上諭"傳到成都時,立即遭到成都立憲派的強烈反對。
同年六月,清政府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同",其奪路款、賣路權的陰謀完全敗露,成都紳商於六月十七日在岳府街鐵路公司成立保路同志會,誓死"破約保路",保路風潮迅速由成都擴及全川。九月七日,四川總督誘捕保路同志會蒲殿俊、羅綸、張瀾等人,屠殺請願民眾,製造"成都血案"。九月八日,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軍揭竿而起,圍攻成都,全川同盟會員藉機發動了武裝起義。四川保路風潮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20世紀初,四川人民為了反抗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主權,由四川省留日學生首倡,經四川總督錫良奏請,1904年(光緒三十年)在成都設立“川漢鐵路公司”。第二年改為官商合辦,1907年改為商辦有限公司。採取“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為主的集股方式,自辦川漢鐵路。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清政府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旋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六百萬英鎊,公開出賣川漢、粵漢鐵路修築權。消息傳到四川,川民極為憤慨。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餘人在鐵路公司開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立憲派人士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了“破約保路”的宗旨,發布《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四處張貼,宣傳保路。並派會員分路講演,舉代表赴京請願。全川各地聞風響應,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重慶保路同志協會和各州、縣、鄉、鎮、街、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眾至數十萬。四川各族人民、各階層人士也紛紛加入保路鬥爭的行列。教師學生、農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種形式集會演說,呼號奔走,掀起群眾性的反帝愛國熱潮,揭露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清政府賣國賣路的罪惡行徑。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鬥爭日趨激烈,逐漸衝破立憲派“文明爭路”的束縛。8月24日,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在成都發端,迅速席捲全川各地。9月1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通告全川不納糧稅。抗糧抗捐鬥爭在全省蓬勃興起,搗毀各地經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風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於窘境。
9月5日,在鐵路公司特別股東大會上,出現《川人自保商榷書》的傳單,號召川人共圖自保,隱含革命獨立之意。川督趙爾豐奉清政府嚴令。於9月7日誘捕保路同志會和股東會首要人物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成都數萬群眾相率奔赴總督衙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爾豐竟下令清兵當場槍殺請願群眾三十餘人,製造“成都血案”。當天,同盟會員用木片制“水電報”,投入錦江,傳警各地。成都附近十餘州縣以農民為主體的同志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下,四面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激戰。周鴻勛率所部巡防軍在邛州反正,與南路同志軍佔據新津。羅子舟率雅州、滎涇同志軍扼守大相嶺,阻擊清軍。各州縣同志軍一呼百應,把守關隘,截阻文報,攻佔縣城。大竹李紹伊、犍為胡潭等會黨首領揭竿而起,西昌地區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眾舉義。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奮戰,反清鬥爭勢如燎原,造成四川獨立的有利形勢。
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領導榮縣獨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時期第一個縣級革命政權。同志軍起義使清廷震恐,急調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是時全國革命黨人加緊活動,革命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從而導發了武昌起義。武昌首義進一步推動四川的革命獨立。11月21日,廣安州組成大漢蜀北軍政府。22日,蜀軍政府在重慶成立,宣布同盟會的政治綱領。川東南五十七州縣響應獨立。27日,入川鄂軍在資中反正,殺死端方。同一天成都宣布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清朝在四川的反動統治徹底覆滅。
孫中山評價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