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主義

重刑主義是伴隨著階級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並且一開始便以野蠻、殘酷的肉刑制度表現出來。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專制集權的國家政權，夏朝已經形成了墨、劓、剕、宮、大辟等完備的刑罰體系，中國古代早期法律制度的重刑主義已經初露端倪。

重刑主義在中國古代的真正形成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以商鞅、慎到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法律思想把重刑主義完整地提了出來。

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商鞅是第一個系統地提“禁奸止過，莫若重刑”的重刑主義的思想家。商鞅的重刑理論建立在性惡論的基礎之上，主張“刑主賞輔”、“刑不善而不賞善”、“輕罪重刑”，以達到“以刑去刑，以殺去殺”的目的。為了說明這種刑主賞輔、輕罪重刑的“重刑”主張的正確，商鞅從兩方面進行論證。一方面，他提出“重刑愛民”論，所謂：“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去強》）認為刑多賞少使人民不敢犯法，就是對人民的愛護，民眾便會對為君主效力賣命。同時指出，刑罰重，爵位才顯得尊貴；賞賜輕，刑罰才有威嚴。君主能用尊貴的爵位賞賜，才是對人民的愛護；人民害怕嚴厲的刑罰，才肯為君主犧牲。另一方面，他認為重刑是達到“刑去事成”的必由之路，即“以刑去刑”。用戰爭來消滅戰爭，那麼進行戰爭就是必要的；同樣，為了消滅刑罰，“雖重刑可也”。因為“重刑”能夠使人們畏懼而不敢犯罪，所以是“去刑”（即消滅刑罰）的途徑；“行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靳令》）他由此而公然聲稱：“禁奸止過，莫若重刑”，視“重刑”為治理國家和消滅犯罪的最好方法。商鞅的“重刑”思想，實際上是一種片面誇大暴力作用的思想表現。商鞅提出的重刑主義，後來成為法家以至秦始皇推行嚴刑峻法的理論基礎。

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在總結前期法家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法、勢、術相統一的“法治”思想體系，進一步完善了“嚴刑重罰”的重刑論，認為對輕罪實行“重刑”符合人們的畏懼心理和利害原則，“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韓非的恐怖主義刑罰原則，不但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而且為中國古代社會重刑治世的理念開創了理論先河。

中國古代的重刑主義，與世界各國的重刑主義一樣，以嚴刑峻法，輕罪重罰為基本特徵。但是，任何國家的重刑主義都離不開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國古代的重刑主義也是這樣，有著鮮明的文化烙印。

（一）輕罪重刑。重刑主義強調“輕罪重刑，一斷於法，以刑去刑，以殺去殺”，其道理是：“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刑嚴。”（《商君書·開塞》）“禁令刑罰，所以威心。心畏以刑，不可不嚴。”（諸葛亮語）在古代社會，君主或者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對於民眾，即使是“才行反時者”，也要“殺無赦”，即才能和行為不合時勢的，也要殺頭問斬。執法階層的科處原則就是輕罪重判，對於被統治者來說，即使無罪也可以用刑。而對於那些威脅統治階級的“盜賊”犯罪，更是“重典治之”。

（二）用刑嚴酷。嚴刑峻罰、懲辦威嚇，同輕罪重刑、一斷於法是彼此補充，相互一致的。既然統治者認為“以刑去刑”，那麼用刑上勢必嚴苛、殘酷。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拷問和體罰成了我國古代刑罰制度的突出特點。不僅歷史上鞭、撲刑種變為刑訊的手段和方法，而且自南北朝后，笞、杖還變成其他刑種的附加刑，動不動就大刑伺候，往往使囚人杖下致殘，甚或喪命。從北齊開始，不少朝代規定，除生命刑和身體刑外，判處流刑加杻械，判處耐刑或徒刑，還要加鞭笞。值得指出的是，古代重刑主義用刑殘酷還表現在執行方法的殘酷上。以死刑而論，古代執行的方法和方式就有“族、誅、磔、戮、棄市、梟首、定殺、絞、斬、鑊烹、生埋、腰斬、車裂、戮屍、銼骨揚灰、凌遲、撲殺、囊撲”等多種。甚至還有所謂“具五刑”，即先黥、劓，次斬趾，笞殺、梟首，菹其骨肉於市；誹謗詈詛者，更斷舌頭。

（三）刑種繁多。中國古代社會刑種繁多，實際上是附隨在“輕罪重刑”、“嚴刑峻罰”思想上而產生出來的配套產物。夏朝時期，有“墨、劓、剕、宮、大辟”五刑；西周時候，又出現“圜土之制、嘉石之制、贖刑、流刑”等刑種；到了秦朝，刑罰制度進一步完善，並且有了生命刑、身體刑、徒刑、流刑、財產刑和身份刑的明確區分，但出於重刑主義的目的，生命刑、身體刑進一步細化，名目繁多；隋唐時期，把刑罰制度法定為笞、杖、徒、流、死五種，並為後世王朝所沿用；至宋代，出現了“凌遲”刑，一直沿續至清末才被廢除，此外，宋代還有“重杖一頓處死，具五刑，夷刑，醢刑，釘鍋”等酷刑，對後世王朝復活非法死刑起了惡劣的推動作用。

（四）原心論罪。韓非主張權勢必須集中在君主手裡，君主應該“擅勢”，集大權一身，甚至可以隨心所欲，一言一行都是所謂“金科玉律”，不準改動，當然包括原心論罪，法外用刑。自漢以後，儒法合流，出現《春秋》決獄，以儒家的經義審案斷獄，把儒家經典法律化。“《春秋》之治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鹽鐵論·刑德》）《春秋》決獄實際上是一種動機論，判斷一種行為是否有罪，看重的是行為者的動機，而不是行為的效果。這樣，獄吏可以隨心所欲把以動機的“善”或“惡”來作為定罪重刑的依據，既可以為統治者開脫罪責，也可以肆意殘害無辜民眾。因此，儒法合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春秋》決獄和重刑主義的合流，所以原心論罪實際上也是重刑主義的一個特徵。

（五）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統治集團在制定政策時，首先要考慮維護其本集團的特權利益。在重刑主義的執行上，中國古代社會的統治階級充分考量了本集團特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就是明顯的例子。“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中國古代法律中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它所強調的是平民百姓與貴族官僚之間的不平等，強調官僚貴族的法律特權。“禮不下庶人”並不是說禮對庶人沒有約束力。禮所強調的是等級差別，天子有天子的禮，諸侯有諸侯的禮，不能僭越。任何越禮的行為都要受到懲處。“刑不上大夫”也不是說貴族犯罪一律不加刑罰。在實際生活中，官僚貴族犯重罪同樣要加以懲罰，但貴族官僚在適用刑罰上享有特權，如肉刑不上大夫，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等等。這條原則說明，階級不平等，執行重刑主義也是不平等的。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重刑主義的一大顯著特點。

重刑主義並不是中國古代社會所獨有，凡是經過這種社會發展階段的國家，無不嚴刑峻罰。中國古代重刑主義思想能夠貫穿中國古代社會上下四千年，決不能只以文化落後來解釋，也不完全是哪個君主皇帝性情殘暴能夠解釋得通的，重刑主義的長期存在有歷史、社會和思想上的原因。

（一）重刑主義是中國古代社會一定生產方式的體現。馬克思主義認為，法體現著一定生產方式決定的權利義務觀念或正義觀念。在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人類文明程度比較低，發展速度也相當緩慢；加上古代社會中央專制主義集權的不斷加強，並且實行公開的階級壓迫，反映在刑罰制度上就是野蠻、殘酷的重刑主義，刑罰手段以肉刑為主。因此，重刑主義是中國古代社會一定生產方式的體現。

（二）重刑主義思想本身形成了相當完整、發達的體系。重刑主義是經過長期的實踐逐步形成的，戰國中期商鞅率先提出重刑論后，歷經管子、韓非和李斯等代表人物的補充和完善，法家在戰國末期已經形成相當發達的思想體系，在論述重刑主義時更是淋漓盡致，一氣呵成。比如韓非在闡述“嚴刑重罰”時，論述了三點主要的理由：其一，認為嚴刑重罰符合人“皆挾自為心”的本性和“好利惡害”的心理。施以厚賞，就能使人們迅速得到所要求的利益，加以重罰，就能很快禁止作惡的行為。其二，認為只有重刑才是“禁奸”的有效手段。“夫嚴刑重罰，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善，而國之危也。”（《奸劫弒臣》）因而反對輕罪輕刑，重罪重刑的原則，明確主張“禁奸於未萌”，“以重禁輕”的重刑主義。其三，認為“重刑”的目的不在懲罰，而在“禁奸”，不是“傷民”，而是“愛民”。由此可見，重刑主義思想的體系相當嚴密，非常完整，這也是重刑主義思想能“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三）重刑主義思想符合執政階層的統治需要。重刑主義主張用嚴刑峻法和陰謀權術來維持專制君主的統治，並且配之以完整系統的法家思想體系來支撐，帶有很大的欺騙性，用聽起來合理的說教掩蓋其殘酷統治的實質，符合執政階層的利益和需要，這是重刑主義流行中國古代社會數千年的根本原因。

重刑主義在中國古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從“一平如水”的法律精神的角度看，重刑主義與公平的法律原則是相悖的。特別是隨著社會歷史的進步，人們從現代文明的角度審視重刑主義時，應當清醒地看清其“法制糟粕”的本質。但是，重刑主義畢竟在中國沿用了幾千年，即使在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形成之後，重刑主義也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特別是在宋、明兩代非法死刑盛行之時，重刑主義又名正言順地佔據了主導地位。直至中國近現代時期，重刑主義還時有抬頭，尤其是在階級鬥爭尖銳的非常時期，重刑主義更是肆虐橫行。到了社會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重刑主義的餘毒還有著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