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生

賈生

漢有洛陽子，少年明是非。

所論多感慨，自信肯依違？

死者若可作，今人誰與歸？

應須蹈東海，不但涕沾衣。

1.賈生：賈誼（前200—前168），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十八歲時，以善文為郡人所稱。文帝時任博士，一年中遷太中大夫。他主張改革政制，頗得漢文帝賞識。后遭受大臣周勃、灌嬰排擠，謫為長沙王太傅，又轉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深自歉疚，抑鬱而亡，時僅33歲。《史記》、《漢書》有傳。

2.洛陽子：賈誼是洛陽人，故稱“洛陽子”。子：古代對男子的美稱。

3.少年：指賈生入仕時頗為年輕。明是非：明辨是非。《史記》載，西漢初年，分封的諸侯王割據勢力嚴重地威脅著建立不久的中央集權制政權，奴隸主貴族復辟勢力又在經濟上猖狂地向新興地主階級專政進攻，北方匈奴族奴隸主也不斷入侵。面對這種形勢，朝廷里的保守派卻散布“天下已安己治”的論調。賈誼當時才二十多歲，就能敏銳地覺察出危機的嚴重，多次上疏分析形勢，並提出革新法治的主張。

4.所論：指賈誼《陳政事疏》等論著。《漢書》本傳雲，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感慨：慷慨激昂。

5.肯依違：哪肯依違兩可。

6.“死者”二句：語本《國語·晉語八》：“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

7.應須：如要的意思。蹈東海：投海而死。《戰國策·趙策三》：魯仲連義不為帝秦，謂：“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

8.涕（tì）沾衣：眼淚沾濕了衣裳。賈誼在呈漢文帝的《陳政事疏》中，慷慨陳詞，針對當時的形勢指出，有“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意思是說，存在的嚴重問題不少。

西漢初期有個洛陽人，少年就能辨明是和非。

痛陳時政慷慨又激烈，堅信自己不肯亂追隨。

如果古人現在都復活，今天我們究竟要跟誰？

與其跟著魯仲連跳海，不如效法賈誼的行為。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秋，王安石以直集賢院為三司度支判官。任前，曾屢辭。《上皇帝萬言書》就是此時所作。據洪邁《容齋四筆》卷四載，書上，“富（弼）韓（琦）二相公在相位，讀之不樂”。仁宗最終也沒有採納王安石的改革意見。這首詩，正是王安石借西漢政治家和文學家賈誼的不幸命運，來表達他對現實的憂慮。

這首詩通過對漢初法家人物賈誼的讚揚，表明了王安石堅定的法家立場，宣揚了他的改革思想；同時，通過對“少年”賈誼的稱讚，還表達了王安石重視新生力量的反保守精神。

詩一開頭就肯定賈誼是一個明辨是非的洛陽少年，指出他對漢初政治局勢具有敏銳的觀察力。“明是非”是司馬遷評論著名法家韓非的話，王安石在這裡用它來評價賈誼，表達了他對這位法家人物的讚許。賈誼曾對漢初諸侯王分封割據等現實問題，多次上疏主張改革。王安石肯定這些主張是正確的（“所論多感慨”）。賈誼反對保守勢力的太平論調而獨持己見，這種反潮流精神也在詩中得到了宣揚（“自信肯依違”）。詩的前四句，對賈誼的一生作了概括性的正面評價。接著四句，舉出了兩種古人為例：一種如魯仲連，頑固保守，寧死不承認現實；一種如賈誼，敢於指出政治上的弊病，極力主張改革。今天的人應該效法誰，詩中作了斷然的回答：不能效法魯仲連，而應該學習賈誼。這樣一褒一貶，不僅顯出了俗儒的迂腐可笑，而且更進一步指出了賈誼才是值得“今人”效法的。

文藝總是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的，特別對主張詩文要“有補於世”的王安石來說，更是如此。王安石主張打擊豪強勢力，抑制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和壟斷，限制商業以發展農業生產，對外抗擊遼和西夏的侵擾。這些與賈誼當年的政治主張很相似。王安石要“今人”以賈誼為榜樣，把賈誼作為自己政治主張的化身，間接地宣傳了自己的改革思想。

“少年明是非”五字，突出地表明賈誼是個敢於向舊勢力開戰的新生力量。二十餘歲的賈誼被提到中央領導機構后，就敢於衝破當時的保守路線而提出一系列改革的主張。王安石下這五個字，正表明他對新生力量的傾慕。他繼承了前代法家“賢能不待次而舉”的反保守精神，在變法中提拔了大量新生力量。

“年青人打倒老年人，學問少的人打倒學問多的人”，歷史上這種例子很多。這首詩所讚揚的賈誼，就是其中的一個。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是值得人們加以總結的。

上饒師範學院中文與新聞傳播系張小麗《宋代詠史詩研究》：詩中讚賞賈誼年少英俊，眼光敏銳，關切時勢，勇於進取，“死者若可作，今人誰與歸”，更表達了詩人對賈誼的深深仰慕之情。詩人還借詠賈生抒發自己對當時政治危機的憂慮和力圖救世的抱負，表明自己要與賈誼同志的決心。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號半山，漢族，撫州（今江西撫州市東鄉縣上池）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等，並稱“唐宋八大家”。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