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曼王朝
薩曼王朝
薩曼王朝(Sulala Samaniyya)，又稱薩曼帝國。阿巴斯王朝時期波斯人在中亞地區建立的波斯—伊斯蘭教中央集權封建帝國(874～999)，10世紀成為當時中亞乃至世界軍事強國之一，其領土以烏茲別克為核心，囊括哈薩克南部，土克曼斯坦，塔吉克，阿富汗斯坦，以及伊朗大部分，與西部的布韋希王朝遙相呼應。
由中亞河中地區總督納斯爾·伊本·艾哈邁德(Nasr ibn Ahmad，874～892在位)奠基，波斯文化在此期間復興，並加入新的內涵，為波斯文化圈的擴展奠定了基礎。
王朝得名於建立者的曾祖薩曼·胡達。薩曼王室是波斯薩珊王朝君主巴赫拉姆六世的後裔，而巴赫拉姆六世則屬於帕提亞七大氏族之一的米倫家族。原信奉拜火教，后改信伊斯蘭教。
薩曼之孫艾哈邁德等兄弟4人效忠於阿拉伯帝國哈里發馬蒙，曾協助阿巴斯王朝軍隊平定拉菲之亂有功，約於820年左右被馬蒙分別任命為管治撒馬爾罕、費爾干納、塔什乾和赫拉特城的軍事長官。
後由塔希爾王朝節制，保持原職，一共傳1個總督、9個埃米爾，合計10個君主，統治125年。
薩曼王朝軍隊擊敗葛邏祿突厥人
納斯爾之弟伊斯瑪儀·本·艾哈邁德（892～907在位）是薩曼王朝政權的真正創建者。他以布哈拉為首都，正式稱“埃米爾”，宣告獨立，名義上仍承認阿巴斯王朝哈里發的宗主權，僅向哈里發奉獻貢物，報告軍務。他效法古波斯與哈里發宮廷建立了統一的行政和軍事制度，確立了王朝與轄地的隸屬關係。
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公元893年，大舉發兵中亞，進攻突厥人的喀拉汗王朝，薩曼波斯的軍隊兵鋒正盛，連續擊潰突厥軍隊，相繼攻克蘇坎特、怛羅斯等突厥人城市，佔據費爾干納，迫使可汗奧古爾恰克將首都遷至喀什噶爾，這一事件的意義十分深遠，它標誌著中亞伊斯蘭化的趨勢已不可逆轉，並開啟了突厥語族伊斯蘭化序幕，在許多歷史著作中也有反應。伊本·阿西爾(Ibn Athir)的《全史》、阿勒瑪伊·喀什噶爾的《喀什噶爾》及12世紀人薩姆阿尼(Sam‘ani)的《世系書》(Kitab Ansab)等書均有記載。
《全史》將這一戰事繫於伊斯蘭曆224年(=839年)條，其文稱：892年,精明強幹的伊斯瑪儀成為埃米爾後，波斯帝國始再度復興。這期間，伊斯瑪儀又發動了對七河地區的征伐戰爭。《塔巴里編年史》記述道：這一年，傳來了伊斯瑪儀·本·艾哈邁德出戰並征服了突厥國家的消息，其中提到(征服)了其王之城，俘虜了他的父親和他的妻子“哈屯”以及近萬人，殺死了其中許多人，繳獲了多得不知其數的牲口，每個穆斯林戰士得到一份一千迪爾汗的戰利品。有關這一戰事的記載，亦見於伊本·阿西爾的《全史》和納爾沙赫(?～959年)撰寫的《布哈拉史》。《布哈拉史》第86~87頁還記載說，怛邏斯的艾米爾帶著許多迪赫坎(Dihqan)即領主出降，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怛邏私的一座大教堂被改成一座大清真寺，並在做禮拜讀呼圖白時念埃米爾伊斯瑪儀與哈里發穆阿台迪德的名字。伊斯瑪儀帶著大量戰利品返回布哈拉。
此外，馬蘇迪《黃金草原》第3284節亦有記載：這一年(893~894)，伊斯瑪儀·本·艾哈邁德在兄弟納賽爾去世和他自己受任治理霍拉桑之後，前往突厥人之地，征服了其城市中被形容為王城的城市，俘虜了君王之妻哈屯以及1500突厥人，殺了其中的1萬人。據說，這個君王稱Tunkasi，該名稱曾是每一位統治該國家的君主的標誌。
波斯鐵騎同突厥鐵騎的戰鬥
在納斯爾二世（913～943在位）時，由宰相賈伊汗尼和巴勒阿米先後輔佐，將王朝統治的中心由中亞地區轉向波斯東部，他加強中央政權和軍隊建設，鎮壓了王室內部和什葉派、哈瓦利吉派所發動的叛亂，鞏固了王朝的統一。
他撥款興修水利，發展農業，調整賦稅，鼓勵商業和對外貿易，獎掖學術，境內經濟繁榮，文化事業昌盛，為薩曼王朝的黃金時代。與此同時，波斯西部信奉什葉派的布韋希王朝崛起，長期威脅薩曼王朝西境的安全，霍拉桑地區叛亂頻仍。
王朝後期，幾任埃米爾即位時年幼，宮廷實權由“古拉姆將軍”（突厥奴隸近衛軍高級軍官）掌管，突厥軍官為各省的統治者，實行割據。這時突厥人建立的喀拉汗王朝在中亞興起，屢次擊敗薩曼王朝軍隊，佔領中亞部分地區；阿姆河以南地區由其原霍拉桑突厥總督阿勒普特勤建立的加茲尼王朝奪取。
在阿卜杜勒·馬利克二世執政時，國土大多喪失，戰亂頻起，國政由加茲尼王朝蘇丹馬赫穆德所支配。999年10月喀拉汗王朝伊利克·納斯爾汗率軍從喀什噶爾進入河中，未遇任何抵抗攻佔首都布哈拉城，阿卜杜勒·馬利克被俘囚禁，后死於獄中。其領土被喀拉汗王朝和加茲尼王朝所瓜分，薩曼王朝遂亡。
在751年的怛邏斯之戰以後，阿拉伯人對河中統治的鞏固在一個世紀之後已經使波斯人受益。把突厥人（當時還是非伊斯蘭教徒）和唐帝國這雙重的危險從河中地區驅逐之後，阿拉伯總督認為他們是在哈里發的名義下，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但是，在9世紀50－75年中，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的權力從阿拉伯人征服者手中轉移到了本地波斯人。這個純波斯人的薩曼王朝（源於巴爾赫附近的薩曼的一個統治家族）從875年到999年間以布哈拉為首都成了河中地區的主人。權力轉移的產生不是經過革命或暴力，而正是發生在穆斯林社會內部，在正式受尊重的哈里發機構內。薩曼王朝滿足於謙遜的埃米爾稱號，並且假裝只是充當巴格達哈里發的代表而已。事實上，一切事情的進展就好像他們是完全獨立的，他們的主張使人聯想起古波斯王巴赫拉姆·楚賓，表明在極端正統的伊斯蘭教外殼下，實現波斯民族國家復辟的真正特徵。
薩曼王朝的偉大時期始於納斯爾·伊本·阿赫馬德時期，他在874至875年間從哈里發穆塔米德那裡得到河中作為他的封邑，以撒馬爾罕為其駐地。同年，納斯爾任命其兄弟伊斯瑪儀為布哈拉的瓦利，或稱總督。然而，兩兄弟之間不久發生了衝突（885，886年），這是河中地區諸王朝內普遍存在的一種不良傾向。892年納斯爾去世后，伊斯瑪儀成了河中唯一的君主，從此，他的王室駐地布哈拉成了薩曼王朝首都。
伊斯瑪儀（伊斯瑪儀·伊本·阿赫馬德，892-907年在位）是一位偉大的君主。他的軍隊於900年春在巴爾赫附近打敗並俘虜了薩法爾王朝的皇帝，霍拉桑君主阿馬爾·伊本·埃-勒斯。由於這次勝利，他的國土擴大了一倍，並乘勝吞併了霍拉桑。902年，他從另一王室手中奪取了包括賴伊（今德黑蘭）和加茲溫在內的塔巴里斯坦。在東北部，伊斯瑪儀從893年起已經對怛邏斯突厥人地區發動過一場戰爭。當他一佔領該城（怛邏斯，或奧里-阿塔），就把建在當地的基督教（可能是聶思托里安教）教堂變成一座清真寺。這位波斯王子從深入突厥草原的這次遠征中返回來時，攜帶著從游牧民搶奪來的大批戰利品：馬、羊和駱駝。伊斯瑪儀在對游牧民的行動中，又回到了古代薩珊王朝皇帝們在阿姆河北岸所遵循的防禦性反擊的政策上，注意到這點是很有趣的。對錫爾河（葯殺水）的關注（古波斯君主們“對萊茵河的關注”）現在又蒙上了一層神聖的色彩：波斯人對突厥世界（無論是不信教者或是聶思托里安教徒）的伊斯蘭教戰爭。當邊境地區的這些突厥人游牧部落皈依伊斯蘭教時，這種形勢變得緩和了。薩曼王朝曾經為這種宗教信仰的改變而熱情地奮鬥過，這一轉變將是對促進轉變者的一種報應，因為它使穆斯林社會的大門向突厥人敞開了，而且在不止一位的突厥首領的頭腦中，這是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的唯一目的。
從疆域的角度來看，在納斯爾二世（伊本·阿赫馬德，914－943年在位）統治時期薩曼王朝達到了鼎盛。北方的塔什干（柘析城），東北方的費爾干納，西南方的賴伊（直到928年才歸薩曼王朝），都成為薩曼王朝國家的組成部分，王朝的實際影響遠至喀什噶爾。但是，納斯爾轉而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引起了導致他退位的嚴重騷亂。當時河中地區的波斯人已經是狂熱的遜尼派教徒，並抱有要利用宗教上的差別以加深他們與真正波斯人之間的區別的傾向。
努赫一世（943－954年在位）的統治時期是薩曼王朝衰落的開始。波斯軍事貴族挑起了連續不斷的反叛。在西南方，薩曼王朝開始敵視另一個伊朗人的王朝，即統治著波斯西部的布韋希王朝。兩王朝之間的衝突因宗教上的分歧而加劇，薩曼王朝信奉遜尼派，布韋希王朝信奉什葉派，衝突是以宗教為借口，目的是要佔領多次易手的賴伊城。這是令人厭倦的戰爭，除了考慮到它危險地削弱了薩曼王朝抵禦突厥世界的力量外，這些戰爭僅僅影響到波斯內部的歷史。然而，在當時，許多突厥人集體皈依了伊斯蘭教，使這些改變信仰的突厥人取得了河中公社成員的權利（他們是以河中雇傭軍的身份而得到承認的），因此，波斯各重鎮的鑰匙轉到了突厥人手中。
未來的加茲尼王朝就屬於這種情況。在薩曼王朝的阿布德·馬利克一世（954－961年在位）統治時，一位名叫阿爾普特勤的突厥族奴隸成了衛隊統帥，並被任命為霍拉桑總督（961年1－2月）。在繼任的薩曼王曼蘇爾一世統治（961－976年在位）下，阿爾普特勤被免職，退到巴爾赫。接著被薩曼王朝軍趕出此城后，他逃到阿富汗地區的加茲尼城避難（962年）。他的家族靠承認薩曼王朝的宗主權在加茲尼建立了新王朝。不過，這確實是突厥人在穆斯林波斯境內建立的第一個國家。阿爾普特勤在其後不久去世（約963年）。他在加茲尼創建的這支突厥雇傭軍（已經深受伊斯蘭教的影響）從977年起由另一位前突厥奴隸（另一個馬木魯克）賽布克特勤統帥，他使自己成了吐火羅地區（巴爾赫－昆都茲）和坎大哈的君主，並著手征服喀布爾。
在徠薩曼王朝努赫二世伊本·曼蘇爾統治時期（977－997年在位），由波斯軍隊貴族鬧獨立而引起的封建分裂已經十分劇烈，以致在992年，一位名叫阿布·阿里的貴族向當時位於楚河河畔巴拉沙袞城內的實際統治王朝喀拉汗王朝的突厥人博格拉汗·哈倫求援，以反對薩曼王。博格拉汗發動了對布哈拉的軍事遠征，他於992年5月進入該城，儘管他並不打算留在該城。努赫二世為了對付這些叛變和喀拉汗王朝的威脅，向加茲尼王朝的突厥人求援，當時這些突厥人是由精明能幹的賽布克特勤統帥（995年）。賽布克特勤從加茲尼匆忙趕來之後，將薩曼王朝置於其保護之下，但是，他們將霍拉桑佔為己有。於是，波斯人的薩曼王朝國土縮小到只有河中地區，它的兩側都是突厥人，一邊是阿富汗和霍拉桑的主人、加茲尼王朝的突厥人；另一邊是仍然統治著楚河草原、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爾的喀拉汗王朝的突厥人。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在這兩支突厥人中，由誰將給予薩曼王朝最後的一擊。
正是在薩曼王朝的阿布德·馬利克二世統治時期（999年2－10月），最後的打擊來臨了，它來自兩方面。馬利克二世在梅爾夫附近被加茲尼王朝的賽布克特勤之子、繼承者馬赫穆德打敗，被迫永遠地放棄了霍拉桑（5月16日）。同年秋，費爾干納烏茲根地區的喀拉汗王朝國王阿爾斯蘭·伊利克·納斯爾侵入河中，他於999年10月23日進入布哈拉，監禁了馬利克，吞併河中地區。
於是，東伊朗和河中地區的波斯王朝現在被兩個穆斯林的突厥人勢力瓜分了：在喀什噶爾的喀拉汗王朝可汗們得到了河中地區；在阿富汗地區的加茲尼王朝蘇丹們得到了霍拉桑。這兩支突厥人對這兩個地區的長期突厥化起著巨大作用。
薩曼王朝（Samanids）（公元875-999年）是中亞地區信奉伊斯蘭教的一個封建割據王朝，其時代相當於中國唐僖宗初年至宋真宗初年之間。這個王朝名義上尊奉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哈里發，實際上獨立自主，其王號稱“艾米爾”（Amir）。王族出自波斯薩珊王朝的一個貴族之家，一說以為厭噠人的後裔。薩曼王朝的主要領土在今烏茲別克南部、土克曼斯坦東南部、伊朗東北部、阿富汗斯坦西北部一帶，建都布哈拉。該王朝的文治武功曾煊赫一時，成為伊斯蘭世界的文化中心。在其鼎盛時期，勢力所及，包括今阿富汗斯坦全境、伊朗東半部和中亞諸共和國的大部分地方，其東北邊境與中國維吾爾族所建立的王朝接壤。
在中國古代漢文文獻中沒有隻字提到這個王朝，似乎雙方從無交往。但是，在阿拉伯古文獻中卻有兩處提到薩曼王朝與中國皇室通使和聯姻之事，這是值得我們注意和感到興趣的問題。本文擬對此加以介紹，並分別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
其一。公元十一世紀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喀迪·艾布勒·胡賽因·艾赫邁德·伊本·祖拜爾（Qadi Abu L－Husain Ahmad b Zubair）曾撰《珍寶錄》（Kitab dhakha’－ir wa t－tuhaf）一書。書中第四章詳細敘述了一位中國皇帝派遣使者到達薩曼王朝首都謁見艾米爾納斯爾·伊本·艾赫邁德（Nagr b．Abmad）（納斯爾二世，301/914-331/943）的經過，茲將其內容節述如下；
薩曼王朝境內內沙布爾城（在今伊朗馬什哈德西面不遠）有一個持唯物主義觀點的人，被控為宣揚異端、反對伊斯蘭教而遭囚禁。此人逃亡到中國，受中國皇帝寵信，擢為大臣。他向皇帝進言，勸其出兵征服西方伊斯蘭教諸國。中國皇帝遂於回曆327年（公元939年）派遣一個由四名最有學識的學士組成的使團，出使薩曼王朝。他們攜帶書信一封呈交納斯爾二世，要求薩曼王朝稱臣和繳納二十七年的貢品；且謂，如薩曼王朝拒絕這項要求，即將出動大軍西征，這支大軍規模之浩蕩，可使其前鋒到達河中地區時，后隊還在中國境內。
使團首先到薩曼王朝邊境城市費爾干納，城主迅速報告納斯爾二世。納斯爾二世下令一方面以禮隆重款待中國使團；另一方面調集大軍和民兵由費爾干納沿途一直陳列到布哈拉，步騎滿野，兵甲如雲，然後將中國使團迎至都城。納斯爾二世布置了極其豪華而又富於威懾氣氛的場面接見了使者們，使他們感到十分恐懼。接見后，以同樣恫哧的語氣寫了回信，答覆中國皇帝，拒絕其要求；但對使團人員則照顧周到，安全護送他們回國。作者最後說：“由於這一切現象，使得中國皇帝成了一位穆斯林。”
其二。公元十世紀的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詩人兼旅行家艾布·杜拉夫·米斯阿爾·伊本·穆哈勒黑勒（Abu Dulaf Mis‘ar b．Muhalhil）在其行紀中又記載了一件薩曼王朝與中國國王聯姻之事。原著早已佚失，僅見引於稍後出的阿拉伯人著作中，十九世紀始為歐洲一些學者輯錄轉譯。由於所敘述的行程和某些地理情況頗多荒唐乖謬之處，故以前被認為系輯錄佚文者的編次錯誤所致。但至1922年，托干（A. Z. V．Togan）在伊朗馬什哈德發現了原著的一個抄本，經學者們分析，此抄本確系保存了原著的本來面目，故凡書中錯謬或難以核實之處，均應由艾布·杜拉夫本人負責，而非輯錄者之過。我國學者張星烺曾據亨利玉爾的法文節譯本將有關中國部分轉譯成漢文，題為《依賓麥哈黑爾之〈遊記〉》，載入《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二冊。馮承鈞亦曾撰《大食人米撒兒行紀中之西域部落》一文，摘述其部分內容，並略加考釋。
艾布·杜拉夫即上薩曼王朝艾米爾納斯爾二世同時代人。據他的記載，有一位中國國王名喀林·伊本·沙黑爾（Qalin b．Shakhir），派使者到布哈拉請求與薩曼王朝和親。納斯爾二世不願將女兒嫁給異教徒，但同意由他的王子娶中國公主。艾布·杜拉夫本人當時正在布哈拉，他奉艾米爾之命，陪同中國使者回到中國的首都，其地名Sandabil。此事發生在331/943年之前不久。在上述馬什哈德鈔本上有一條附記，略謂：納斯爾在中國公主來到布哈拉之前去世（時在331/943年），中國公主來到后即與嗣君努赫一世（Nuh）結婚。
艾布·杜拉夫的行紀敘述了他經歷中國西北各民族以後，來到中國的邊關，其地處於沙磧之中。入關后，再經過一美麗之山谷，約行數目，即抵達都城。作者對這個都城的壯麗及其居民的生活描寫得很詳細。
德國學者馬爾夸特（J．Marquart）對此行紀作了考釋。他將Sandabil比定為甘州之山丹，認為這位中國國王即甘州回鶻可汗。亨利玉爾則認為sandabil一名似阿拉伯訛傳之印度城名，如kandabil、Sandabur之類，中國並無這種地名。又謂，馬可波羅《遊記》中將成都府轉寫為Sindifu,與此城名相近，未能定其是否。馮承鈞云：“據我的推想，從長城西行八日便到都城，不特談不上汴洛，而且說不上甘涼，恐怕指的是沙州《新五代史·吐蕃傳》，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又沙州留後曹義金卒於晉天福五年，行紀中所謂的中國國王，恐怕指的是這些人。”
英國著名阿拉伯語學者博斯沃思（C．E．Bosworth）教授，在其所撰《傳說中國皇帝遣赴艾米爾納斯爾·伊本·艾赫邁德王庭的使團》一文中著重探討了前文所述第一件文獻，即《珍寶錄》，該文重點在於研究薩曼王朝的軍隊組織和裝備問題，對薩曼王朝與中國的關係僅僅作了一點簡單的分析和推論。博斯沃思認為；《珍寶錄》中提到中國遣使的年代是公元939年，而艾布·杜拉夫陪送中國使者返回中國的年代恰在公元943年以前不久，這兩個年代相距很近，可能反映的是同一件事。換言之，《珍寶錄》中所提到的中國使團可能就是被稱為喀林·伊本·沙克爾的中國國王派遣來薩曼王朝求通婚的使團。《珍寶錄》撰成晚於此時一百多年，故所述不免有訛傳之處，但其事則確有之。博斯沃思又認為，根據歷史背景來看，這時正當中國五代時期，中原王朝決無可能派遣使者要求薩曼王朝稱臣納貢。而據該書作者最後所說，中國皇帝從此成為穆斯林，似指薩曼王朝在中國西北的突厥語系民族中傳播伊斯蘭教而言。因此，這位中國皇帝或許是建立喀喇汗王朝的葛邏祿人君主。
雍按：上述兩件阿拉伯文獻中所提到的中國與薩曼王朝之間的交往史事，在中國史籍中毫無蹤影可尋。《珍寶錄》所載中國道使之年相當於後晉天福四年，其時中原王朝的皇帝為石敬塘。石敬塘在此前一年正卑躬屈節向契丹人稱臣納貢，自保不暇，勢不可能遣使者遠赴布哈拉去威脅薩曼王朝。誠如博斯沃思教授所說，這位中國皇帝決不會是中原王朝的君主。至於艾布·杜拉夫行紀中所敘述的事情，也不會是石敬塘所為。因此，研究這些記載的中外學者都認為，事件中所涉及的中國皇帝或國王應系當時中國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某一王朝的君主。但究竟是哪一個王朝？這位君主是誰？各家僅作一點推測，均未進行深入的探討。這兩種記載所述的是同一件事，抑或各不相干？這也是需要認真考訂的。
當時在中國西北地區，與薩曼王朝直接毗連而且關係密切的政權是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為公元840年維吾爾人西遷以後在七河流域出現的一個政權。這個王朝的建立者屬於哪一個民族？目前學術界尚無定論，或以為維吾爾人，或以為葛邏祿人，或以為樣磨人，也還有一些其他說法。喀喇汁王朝有兩個政治中心，一在巴拉薩袞，一在喀什噶爾。當公元939年時，佔據巴拉沙袞的奧古爾恰克汗正與其侄薩圖克進行為時已久的內戰。據伊斯蘭史料記載，薩圖克接受了一位薩曼王朝王子的影響成為該王朝最先皈依伊斯蘭教的君主，取教名為艾布杜·克里木。他在薩曼王朝的支持下，從奧古爾恰克手下奪取了喀什噶爾，稱博格拉汗。其後至公元942—943年，復在穆斯林志願軍的支援下，佔領了巴拉沙袞。薩圖剋死於344/955-956年。
如果我們假定《珍寶錄》中的中國皇帝是喀喇汗王朝的君主，則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奧古爾恰克，一是薩圖克。奧古爾恰克與薩曼王朝一直處於敵對狀態，雙方發生過多次戰爭。納斯爾二世的祖父伊斯瑪儀（Isma‘il）曾於280/893年大敗奧古爾恰克，攻克其怛邏斯城，俘獲其妻。因此，奧古爾恰克似不可能遣使團去向薩曼王朝進行虛聲恫嚇。薩圖克是依靠薩曼王朝支持的人，更不會要求納斯爾稱臣納貢。所以，要假定《珍寶錄》中的中國皇帝為喀喇汗王朝的君主是有一定困難的。
除了喀喇汗王朝以外，與薩曼王朝邊境鄰近的中國政權還有於闐大寶王國。公元939年相當於闖王李聖天同慶二十八年。按《珍寶錄》稱，這位中國皇帝要求納斯爾二世向他繳納二十七年的貢品。“二十七”對這個數字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如果這裡提的是二十年或三十年之類的整數，那很可能只是隨意擬定的年數，但這裡提出“二十七”年，必然具有特定的意義。現據李聖天的紀年來看，倒是恰好與“二十七”年之數有聯繫。因為，這位皇帝造使團赴布哈拉之年正是李聖天同慶二十八年，故向薩曼王朝索取二十七年的貢品就可以獲得合理的解答了。就李至天的立場而言，當然認為從他即位之日起，薩曼王朝即應向他稱臣納貢，現已延至二十八年而尚未納貢，所以要求補納自即位以來二十七年之積欠。年數如此巧合，似非偶然。
此外還有一個有力的旁證。據從阿拉伯古代文獻中有關摩尼教徒的史料得知：當納斯爾二世在位時，有從伊拉克逃亡出來的摩尼教徒五百餘人聚集在撒馬爾罕。納斯爾二世想把這些異教徒處死。這時，中國（秦chin）的君主派遣使者警告納斯爾二世說；“我國中穆斯林立人數，三倍於汝國中信奉我教（按，即指摩尼教）之人數”，如納斯爾二世殺害薩曼王朝境內的一個摩尼教徒，則他就決定殺死全部穆斯林，摧毀清真寺，並派人到各國去監殺所有的穆斯林。於是納斯爾二世未敢殺害境內的摩尼教徒而只下令要他們繳納人頭稅。勒·柯克（LeCoq）認為，這裡所謂的中國君主乃是指九姓維吾爾可汗而言。但殷晴同志卻認為：“這裡所稱的秦王，可能就是於闐王李氏，不僅時間上可作這樣推斷，並有不少史籍說明當時都用秦國這個稱呼來指於闐，直到如今和田當地居民仍稱古於闐城址為秦·馬泰城。”
倘若結合《珍寶錄》的記載來看，這兩件事例很有關係，或許就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傳說。故殷晴同志之說不為無據。
李聖天之被薩曼王朝視為中國皇帝，還有其他一些證據。在當時中國西北地區的割據王朝中，只有李聖天才正式擁有“皇帝”的稱號。敦煌第六十一窟東壁北側第七身供養人題名：“大朝大於闐國天冊皇帝弟三女天公主李氏為新授太傅曹廷祿姬供養”，此“天冊皇帝”即李聖天。同窟東壁南側第三身供養人題名：“姊大朝大於闐國大政大明天冊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一心供養”，可見不僅聖天本人稱為皇帝，其妻亦因之而稱“天皇后”。第九十八窟東壁南側第一身供養人題名：“大朝大寶於闐國大聖大明天子……”，這也是指李聖天，天子義同皇帝。從這些題記不僅可以證明李聖天儼然以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自居，而且這個尊號也取得其姻戚沙州歸義軍曹氏家族的承認。又敦煌藏經洞所出P．2638號文書《後唐清泰三年（936）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狀》第42行有“寄上於闐皇後用”一語，尤可證明至晚在公元936年，李聖天已經自稱為皇帝了。
有許多史實證明李聖天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君主。他即位伊始，就大改典章制度。在他以前的兩代於闐王都稱為“汗”，而他卻自稱皇帝（於闐文作rrumda，與ha:na有別）；以前無年號，他始建年號。《宋史·卷四百九十·於闐國傳》云：“晉大福中，其王李聖大自稱唐立宗屬，遣使米貢。”《新五代史·卷七十四·於闐傳》云：“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日金冊殿，有樓日七風樓。”凡此均可以看出，李聖天極力想把自己妝扮成代表中國文化的最高統治者，因而改姓為李，冒充唐朝的宗室。
李聖天對外關係的態度也是一貫自高自大而且好戰的。據敦煌藏經洞所出P．2958號於闐文義書可知，在李聖天即位前，於闐汗經常遣使於甘州回鶻可汗帳，兩家關係良好；但李聖天即位后，十年間斷絕來往。《新五代史·於闐傳》提到“於闐常與吐蕃相攻劫”，亦指李聖天統治時期而言。李聖天對后普雖然遣使入貢，實際上只是通商而非稱臣，所以當普朝派使臣張匡鄴到於闐授冊封時，“聖天頗責誚之，以邀誓約”。李至天與喀喇汗王朝更是長期處於敵對狀態。
至於摩尼教在於闐之盛行，乃人所共知，故李聖天以摩尼教徒的保護者自居，亦自然之理。薩曼王朝的摩尼教徒受到迫害而求援於李聖天極有可能。由此我們聯想到《珍寶錄》中提到的那個“持唯物主義觀點”的人或許就是一個摩尼教徒。摩尼教徒固然並非真正持唯物主義觀點，但在伊斯蘭教徒的心目中所謂“持唯物主義觀點”也不過只是加在異教徒頭上的一項罪名而已。
假如上面的推測能夠成立，我們對於這一件史事即可作出如下的復原：
在納斯爾二世統治期間，薩曼王朝境內有一批摩尼教徒遭受宗教迫害，其中有一人（或數人）逃至於問，因為當時於闐是摩尼教盛行的地方。逃亡者求救于于闐王李聖天，請求他出兵討伐薩曼王朝以解救那裡的摩尼教徒。李聖天當時以中國的皇帝自居，同時也以摩尼教的保護者自居。他為此派遣一個使團到布哈拉對納斯爾二世進行恫嚇。使團可能向他提出兩個要求：其一，停止迫害摩尼教徒；其二，向於闐繳納二十七年的貢品，因為這一年正是李聖天即位后的第二十八年。納斯爾二世沒有為他的威脅所動，拒絕了納貢的要求，並用同樣的語氣回答了李聖天。儘管如此，薩曼王朝對摩尼教徒的迫害大概因此有所收斂。
《珍寶錄》所反映的事實或許就是如此。唯一剩下的問題就是該書說，這位中國皇帝由此成了穆斯林。實際上，李聖天此後並沒有成為穆斯林，於闐國是在若干年後被喀喇汗王朝征服才皈依伊斯蘭教的。這一點雖與《珍寶錄》之說不符，但並不構成對上述推測的否定理由。因為，幾乎所有宗教家在敘述任何歷史事件的最後，總是以自己的宗教取得勝利來結束，這種結局已成定規，並不具有多少真實性；再則，當這位作者撰寫《珍寶錄》之時，於闐確已皈依了伊斯蘭教，作者把這一後果提前歸因於他所敘述的事件，更是宗教家慣於以感情代替事實的常例。
總的說來，《珍寶錄》所述薩曼王朝與中國的一段交往故事應當是可靠的歷史，其中的中國皇帝就是於闐大寶國的皇帝李聖天。
至於艾布·杜拉夫，雖然他的時代比《珍寶錄》的作者早一個世紀，而且他自稱親身到過中國，但他所寫的行紀卻充滿了顛倒錯亂和荒誕不經之談，實在難以取信。當然，我們不是完全否定他所提到的薩曼王朝與中國某位君主通婚之事，這件事也可能是存在的。不過，我們有理由懷疑，杜拉夫本人是否真正陪送過一位和親的中國使者來到他所謂的中國都城Sandabil。
他在敘述行經中國西北地區時，提到了許多部落名稱，其大致可考者有烏古斯、九姓維吾爾、黠戛斯、葛邏祿等，對這些部落的位置和風俗習慣的描寫還基本可靠。但是，這時候，在這些部落活動的主要地區已經興起了一個重要的政權，即上文提到的喀喇汗王朝。杜拉夫如果真正親身行經這些部落，他不應當對喀喇汗王朝隻字不提；再有，他還提到於闐（在行紀中作Khatiyan，應即和闐之對音，此外別無他處可以比定），據他說這個詞家當時沒有國王。
而我們知道，此時正是於闐王李聖火在位年間。他對於闐的描寫與真實情況完全不符。
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內地的描寫幾乎無一可以核實之處。他所提到的中國西北的邊關，似可使人聯想到玉門關。僅是，自從唐朝安史之亂以後，河西走廊全部陷入吐蕃人之手，玉門關鎮（唐代五門關已不在敦煌而東徒於今安西縣東雙塔堡附近）從此廢棄。在杜拉夫所敘述的年代中，敦煌為歸義軍節度使曹氏所據，張掖地區為甘州回鶻所據，其間並不存在任何中國的邊關。至於他所謂的中因都城，更不如何所指。馬爾奪特將Sandabil比定為山丹，而以為即指甘州回鶻，此亦只是根據村：杜拉夫所敘述的行程約略推測，再加以對產比附，但卻完全不顧歷史事實。杜拉夫所描寫的Sandabil之宏大壯麗、城內之建築與繁華、城內多印度人、國王乘象等等，無論如何，與甘州當時的現象不符。馮承鈞以為可能指沙州，亦屬臆測。張星烺謂：“此或指盛唐時長安，而非五代時之長安也。”其言似若有理，但果真如此，則杜拉夫所記乃得自傳聞，且系歷史，而非本人當時親歷所見。Sandabil一名則與長安對應不上，誠如亨利玉耳所云，有似阿拉伯人訛傳之印度城名。
根據上述種種跡象來看，似可得出下面幾點推論：
1．杜拉夫並未到過中國，他所謂陪送中國使者的話全屬謊言，毫不足信。
2．杜拉夫關於中國西北各部落的敘述得自傳聞，其情況應屬喀喇汗王朝興起以前，甚至是公元840年維吾爾人西遷以前的局面。
3．他關於中國邊關以及都城的描寫亦系得自傳聞。都城可能指長安，情況屬唐代，里程乃屬誤傳或出自臆測，Sandabil一名系作者杜撰。
儘管如此，他所記載中國某位君主與薩曼王朝聯姻之事，則可能是真實的。因為杜拉夫本人確曾在布哈拉居住過，他對薩曼王朝納斯爾二世晚年的事情應當是知道得比較清楚的。納斯爾二世之子努赫一世是否娶過一位中國公主，這在薩曼王朝境內亦當系眾所周知之事，不容虛構。如果連這件事也出於杜撰，則杜拉夫的著作在伊斯蘭文化界就會被視為小說，而不致被認為是真實的行紀了。因此，我認為，這件事本身應當是真的。正因為有此一事，故杜拉夫得以偽稱自己曾陪送中國的使者來過中國的都城。但是，他實際上並未到過中國，所以不得不根據傳聞加以編造。殊不知這時中國的局勢已大大改觀，他所得到的傳聞乃系一個世紀以前的事情，其不能與現實相符昭昭可見。不過，當時薩曼王朝與中國內地並無交往，其居民對中國的情況自亦不甚了了，所以杜拉夫得售其謊言。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一下，杜拉夫所提到的這個與薩曼王朝聯姻的中國國王究竟是何許人。根據他的敘述，可以歸納出幾個要點。其一，這位國王對薩曼王朝是友好的，或有所求的，所以他才主動提出聯姻的要求；其二，這位國王此時還未皈依伊斯蘭教；其三，國王的名字叫做喀林·伊本·沙克爾，這是一個阿拉伯語化的伊斯蘭式的名字；其四，這位國王遣使者來布哈拉的年代應在納斯爾二世去世（331/943年）以前不久。我們可以確認以上四點是大致可信的。
根據這四點來推測，我認為，這位國王很可能是指喀喇汗王朝的薩圖克汗。如前所述，在331/943年以前的若干年中，薩圖克汗一直在與他的叔父奧古爾恰克進行內戰。奧古爾恰克始終是薩曼王朝的敵人，而薩圖克則是依仗薩曼王朝為外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元942一943年，薩曼王朝派遣軍隊協助薩圖克攻下了巴拉沙袞，使他統一了喀喇汗王朝。這個年代與杜萊夫所述中國同主遣使要求聯姻的年代如此接近，而薩圖克與薩曼王朝的關係如此密切，使我們不得不推想，這位國王最有可能就是薩圖克汗，此外再也找不到任何更合乎情理的答案了。
薩圖克是喀喇汗王朝最先信奉伊斯蘭教的一個汗，這正說明他早先本是一個異教徒。他改奉伊斯蘭教的準確年代不詳，但史載他是在一位薩曼王子的影響下改教的。由此我們可以設想，當他在公元943年前不久向薩曼王朝要求聯姻時，尚未皈依伊斯蘭教，所以納斯爾二世雖然允許與他聯姻，卻稱他為異教徒。他之改信伊斯蘭教可能是在納斯爾二世對死去以後，即在他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努赫一世以後。然則，影響了薩圖克而使他改信伊斯蘭教的薩曼王子或許就是他的女婿努赫一世。
此外，從名字上似乎也能發現一點痕迹。杜拉夫稱這位中國國王為喀林·伊本·沙克爾；而據喀喇汗王朝的史料記載，薩圖克改教以後取名艾布杜·克里木。克里木可能即卡林，薩圖克可能即沙克爾。在這個名字問題上，大概還是杜拉夫錯了。同為所謂“伊本·沙克爾”，乃指沙克爾之子，這是阿拉伯人在自己的名字後面綴以父名的習慣。薩圖克改信伊斯蘭教以後可能取上一個數名，但並不會立即一切改從阿拉伯人的習慣。所以，他不致於採用“伊本”這樣的取名方式。
薩圖克汗之被稱為中國國王，這一點已經從喀什噶里的《突厥語大辭典》中找到了根據。喀喇汗王朝的統治者自稱為“桃花石汗”，“桃花石”即是中國，可見喀喇汗是以中國國王自居的，薩曼王朝的人因而稱其為中國國王就不足為怪了。
杜拉夫既未到過中國，也沒有見過喀喇汗。他對上述聯姻的歷史來實雖然略有所知，但對喀喇汗王朝的情況卻不清楚，因而就把他從傳聞中得知的唐朝的一些情況同喀喇汗的聯姻事件揉合在一起了。
關於薩曼王朝與中國的兩次交往，已作推斷如上。這僅僅是通過分析得出的一種結論，希望得到進一步的旺實。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肯定，在中同西北少數民族接受伊斯蘭教的過程中，薩曼王朝是最先施加影響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薩曼王朝是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有著完整的國家管理制度。薩曼王朝的政治體制，既繼承了古波斯薩珊王朝、中亞粟特國家和阿拉伯伊斯蘭王朝的諸多特徵，又給後來的喀喇汗王朝、加茲尼王朝、塞爾柱王朝等提供了組織模式，從而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在薩曼王朝權力框架中，埃米爾為獨立君主，集行政、軍事和司法大權於一身，為最高統治者。
迪萬（dawani）為中央國務會議，迪萬由10個層級部門構成，由瓦茲爾（vazir，宰相）統領，分別掌控財政、外交、法律、教育、戶口等職權。總體而言，負責協同皇室處理政治事務，在國家政治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達爾嘎赫（dargah）為薩曼王朝的宮廷系統，一般由個官僚組成，一為瓦克爾（wakil），即宮廷總管，負責處理宮廷內務工作；另一為哈吉布（hajib），即宮廷大臣，負責宮廷警衛工作。此外，宮廷外圍駐紮突厥古拉姆近衛軍（ghulam），由突厥近衛軍長官（sahib—haras）統領。
所有軍事力量一律掌握在西帕希—薩拉爾（sipahi—salar，總指揮官）手中，包括古拉姆近衛軍，這個官職通常由埃米爾直接任命。
地方劃分為一系列行省，由中央任命各級總督進行管理，省級官員為哈克姆（hakim），在各個行省之中，以霍拉桑哈克姆的職權最大。各行省分別設立郵政官，負責通訊、情報以及監督地方官吏的工作，充當中央的耳目。
此外，王朝的邊疆地區由一些自治、半自治的小政權管理。
薩曼王朝版圖
薩曼王朝時期，中亞河中地區長期沒有受到動亂與戰爭，社會秩序相對安定，此外，王朝採取一系列措施以興修水利，促進手工業發展，疏通商路，因此，中亞經濟文化取得了較為迅速的發展，封建社會取得進一步發展。
公元6—9世紀，中亞的土地制度由奴隸制土地佔有制逐漸向封建地主土地佔有制過渡，並逐漸確立起封建生產關係。公元9世紀薩曼王朝建立以後，封建關係的統治已經基本成熟。封建土地的主要佔有者是王室成員、封建貴族、宗教上層、古拉姆將軍（突厥近衛軍首領）、大商人等，伊斯蘭社會的“伊克塔”土地制度在此時定型。但薩曼王朝的部隊官兵並不被授予“伊克塔”土地，而是按官階高低領取薪酬。
在伊克塔體系之中：
佔有大量私有土地的地主貴族被稱為迪杭(迪赫坎，Dihqan)，租給農民收取分成制地租。少量土地分歸村社農民，按規定上繳土地稅。
清真寺和宗教學校由王室賜封或穆斯林施捨的地產(即瓦克夫)，免繳賦稅，其收入為宗教基金。
王朝採取扶農(牧)、重商政策，倡興對外貿易，東西商道暢通，各國商賈雲集於各城市，商店林立，物產豐富，經濟繁榮，國庫充盈。
薩曼王朝的稅收有貨幣稅與實物稅兩種，兩者的比例約為1:6.65，稅收的來源主要有土地租稅、人頭稅、商隊關稅、奴隸貿易等。薩曼王朝的稅收完全歸於本朝國庫，並不上解到阿拔斯王朝，由此可以看出王朝實際上的獨立性。
早期中亞的貨幣是由胡達鑄造的迪爾汗。阿拉伯人佔領中亞之後，一些新式的貨幣如穆賽義賓幣開始流行。公元886年—887年，納斯爾一世開始鑄造一種新式的迪爾汗銀幣。並在費爾干納、河中、呼羅珊、錫斯坦等地建造了眾多的鑄幣廠。
薩曼王朝的降低賦稅、與民生息的政策促進了農牧業的發展。而農業的發展帶動了手工業的進步，費爾干納的採礦業相當繁榮，從這裡開採的鐵、金、銀、錫、銅等礦產運向河中地區進行加工。河中、呼羅珊地區出現了早期的流水線專業化生產，薩曼皇室在布哈拉、撒馬爾罕、謀夫、赫拉特、巴爾赫等大城市建立起多個國有手工作坊，專為皇室、官府、軍隊與貴族提供日常用品與武器裝備。
維京人用奴隸少女來交換波斯人的絲綢錦帛
薩曼王朝在9世紀末期，同東歐的保加爾汗國、可薩汗國、基輔羅斯等國建立了經濟貿易關係，裏海、伏爾加河與花剌子模逐漸發展成為繁榮的貿易路線，貨物往來絡繹不絕，東歐的水貂皮、鼬皮、海狸皮、魚膠、魚牙、白楊樹皮、斯拉夫奴隸等土特產源源不斷的輸向中亞，北歐的瓦良格人也來過王朝境內經商。
同時，薩曼王朝同埃及地區、拜占庭、敘利亞、印度、中國五代十國都有著相當繁榮的經濟往來。
薩曼王朝以伊斯蘭教為國教，遵奉遜尼派教義，實行伊斯蘭教法，推崇哈乃斐派教法學說。中央大法官和各省法官，由埃米爾直接任命，多由教法學家和大毛拉充任，主持宗教事務和司法。該王朝多數埃米爾篤信伊斯蘭教，精通教義教法，宮廷延聘著名伊斯蘭長老擔任國師、顧問，參與朝政，享有宗教特權和較高政治地位。
隨著王朝的不斷向外擴疆及征服，伊斯蘭教在河中地區、七河流域和費爾干納北部得到廣泛傳播，大量原本信奉薩滿教與拜火教的突厥人部落改奉伊斯蘭教，在其轄地確立了伊斯蘭教的統治地位，中亞伊斯蘭化在此期間完成，並促使大批突厥語民族皈依伊斯蘭教，學習波斯文化。王朝在布哈拉、撒馬爾罕、塔什干、赫拉特、賴伊修建壯麗的清真寺、宗教學校、宮殿、陵墓、圖書館、天文台，促進了波斯—伊斯蘭學術文化的發展。
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發展成中亞伊斯蘭文化名城。布哈拉興建的宮殿，富麗堂皇，為薩曼王朝的建築珍品；規模宏大的皇家圖書館，藏書豐富，收藏有《古蘭經》珍本和各學科的手抄本，堪稱學術寶藏。撒馬爾罕興建的大清真寺、伊斯蘭經學院和天文台，為薩曼伊斯蘭學術文化高度發展的象徵。
薩曼王朝的陵墓建築
薩曼王朝讚美波斯文化，是波斯語及文學藝術的復興者。王朝除通行突厥語、阿拉伯語外，政府規定波斯文為官方通行文字，並大力推廣波斯語，詩人魯達基等用波斯語進行文學創作，將伊斯蘭教經典、科學和文學著作翻譯成波斯語廣泛流傳。
據波斯和阿拉伯文獻載，薩曼王朝曾與中國於闐大寶國王或甘州回鶻可汗通使、通商和聯姻。中國西北邊境突厥民族最早信奉伊斯蘭教，是受到薩曼王朝波斯人傳播的影響。
納斯爾·伊本·艾哈邁德（874～892）
阿米爾·毛齊·阿布·伊卜拉欣·伊斯瑪伊·本·阿赫馬德（892～907）
納斯爾一世（907～914）
納斯爾二世（914～942）
哈米德·阿布·穆罕默德·努赫·本·納斯爾（942～954）
拉希德·阿布·法瓦列斯·阿卜杜·馬利克·本·努赫（954～961）
阿米爾·薩迪德·阿布·薩利赫·曼蘇爾·本·努赫（961～976）
阿米爾·拉齊·沙亨沙·阿布爾·卡賽姆·努赫·本·曼蘇爾（976～997）
阿米爾·阿布爾·哈里斯·曼蘇爾·本·努赫（997～999）
阿米爾·阿布爾·法瓦列斯·阿卜杜爾·馬立克·本·努赫（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