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報紙名稱：《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有時標作《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

外文名稱：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創辦地點：中國廣州

創辦時間：1833年8月1日

終刊時間：1838年7月

裝訂版式：每期約十二三頁，楷書木刻，連史紙印，中國線裝書本形式。

出版周期：月刊

創辦人：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

主編：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小馬禮遜（John Robert Morrison）；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辦報目的：宣揚西方文化的優越，征服中國人驕傲自大的排外心理。

郭士立對於了解清代中國的社會狀況有著濃厚的興趣，在辦報前曾為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他是普魯士人，1822年受荷蘭佈道會的派遣來華傳教，起先活動於爪哇、暹羅等地。1829年和荷蘭佈道會脫離關係后，他轉而同英國來華的傳教士、商人和官方人士建立了廣泛的聯繫。在從1831年6月至1833年4月期間，他曾三次進 入中國沿海諸省搜集政治、軍事和商業情報，並向沿岸居民散發大量宗教宣傳品。這三次航行的經歷，使得他更為深切地感到，打開中華帝國的大門已是一項非常迫切的任務，他曾一再表示，要為“摧毀橫隔在中外人民之間的城牆”而進行工作。可以這樣說，正是這種想法，直接推動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創辦。

郭士立編纂這樣一份雜誌，其目的十分明顯，是要傳西學入中國，表明西方文化是與東方文化並存於世的兩大文化，而不是如中國人所想象的是蠻夷之邦。而這樣做的最終目的，便是以此來開化中國人，使之不致影響到在華的外國人的利益。

郭士立曾說：“這個月刊是為了維護廣州和澳門的外國公眾的利益而開辦的。它的出版意圖，就是要使中國人認識我們的工藝、科學和道義，從而清楚他們那種高傲與排外的觀念。刊物不必談論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魯的語言去激怒他們。這裡有一個較為巧妙的表明我們並非‘蠻夷’的途徑，這就是編者採用擺事實的方法，讓中國人確信，他們需要向我們學習的東西還是很多的。”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雖是一份宗教性報刊，但其所刊載的內容已包括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知識、新聞和雜俎等各個方面，宗教內容已在次要地位，這與它在中國境內出版有一定關係。1834年1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發表《新聞紙略論》一文，全長331字，敘述了報紙的起源、新聞自由和當前西方一些國家的報紙出版情形。

其一是盡量迎合中國讀者的習慣，“不談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題以尖銳言詞觸怒他們，可有較妙的方法表達”。這“較妙的方法”除採用中國線裝書式裝訂、以“愛漢者”作為主編筆名、採用易為中國人接受的中、西歷史對比、書信往來、訪談、對話、唐詩宋詞等文體，並且使用“貴國”、“兄輩”、“弟”等謙稱語氣之外，就是大量摘錄孔孟語錄來隱晦地宣示自己的辦刊宗旨，盡量運用儒學闡釋教義，使人相信尊崇孔孟與信奉耶穌是一致的。

其二是不忘維護外國居民的利益。郭士立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創刊前發表的創刊緣起中明確表示:“中國人……如此妄自尊大，嚴重影響到廣州的外國居民的利益，以及他們與中國人的交往。本月刊現由廣州與澳門的外國社會提供贊助……外國社會的全體成員在此工作順利進行方面具有共同利益”。這其實已將該刊編輯的另一特色或立場表露無遺。這份中文刊物儘管是辦給中國人看的，但正如郭士立所預言的:“至少在數月之內，中國人本身必不能重視一種如此性質的出物，因而可立即期待於他們的支持祗是少量的支持”。

1833年8月1日(道光十三年七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廣州創刊。第一期初印六百本，不久，再印三百本。很多本地中國人成為該刊讀者，但訂閱的極少。後來該刊又被寄往北京、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並沒有引起多大反應。至一八三四年五月出第十期后，因郭士立忙於籌備“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一度休刊。

1835年2月(道光十五年正月)復刊。至七月出六期后，又因郭士立其他工作繁重(這時他任英政府駐廣州使團的翻譯和“傳播會”的中文秘書)，再度休刊。郭士立願把這個刊物交“傳播會”續辦。“傳播會”決定接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但一時未能實現，只是先將過去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分成兩卷，重印一千套，在新加坡、馬六甲、巴達維亞和檳榔嶼等華人聚居地區發行。至1837年2月，才在新加坡正式復刊，“傳播會”任命中文秘書郭士立和英文秘書馬儒翰為該刊編輯，後來新加坡的麥都思也任編輯、稿子由郭士立、馬儒翰自廣州寄出，再由麥都思編好付印。復刊后的該刊稱新《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目前所能看到的最後一期出版於1838年4月(道光十八年三月)。1838年後，“傳播會”的整個活動實已趨於停頓。

從傳播史或接受史的角度看，被稱為“中國境內第一份近代化中文報刊”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刊行時影響甚微，但是在中國遭遇鴉片戰爭的失敗，與西方關係發生根本逆轉后，該刊所登載的實用性知識和傳遞的現代性價值卻被次第發現，影響力日增，並最終確立起在中國新聞史上的不朽地位。

郭氏等人編纂《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一番用心是取得了效果的。不少先進的中國人注意到了這份雜誌，並轉引到自己的著作中去，間接地起了啟蒙的作用。據研究，魏源寫《海國圖志》引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文字達二十八處。徐繼畲《瀛環志略》是一部極其嚴謹的地理學著作，也同樣引用 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記述。尤其是對於英國國會的記載，顯見是前述《英國國政公會》一文的刪定。關於華盛頓的論述也與該刊所載《華盛頓言行最略》有淵源關係。魏徐之外，梁廷籹也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讀者，其名著《海國四說》也有來自《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內容，如關於蒸汽機的工作原理肯定來自該刊。

由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創刊甚早，介紹西方文化時可借鑒的中文文獻不多，於是不得不自造許多新詞，以表現中國沒有的新事物與新概念。如果研究中國新詞語的來源，該刊是不可少的參考文獻。舉例說，“文藝復興”一詞可能就是該刊首創。另外還可看到，在西方國名中，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個名稱均已出現。後來西班牙一度曾譯為以斯巴尼亞，最終仍回歸原稱。一語言學家為考證“布國”絞盡了腦汁，後來才知道是普魯士國，高興異常，特寫了兩篇文章記載此事。如果讀讀早期中國地理書籍以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便知布路西亞國是何處，還知道此國的另一譯名是破路斯(斯或作西)國，若簡稱破國，也不以為怪了。

《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在研究東西方交流史上雖有重要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