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立

1803年7月8日郭實臘出生於普魯士博美郡（Pomerania）的一個小鎮匹瑞茨（Pyritz），他幼年喪母，父親約翰·雅各布·古茲拉基（Johann Jacob Gutzlaff）是二位虔誠的裁縫。早年的郭實臘曾跟隨一名銅匠當學徒。

1818年他第一次產生了到異教土地上傳教的念頭，同時他也致力於學習阿拉伯語和土耳基語，以期最終進入君士坦丁堡的普魯士公使館。18歲那年，郭實臘進入柏林的教會學院學習。

1823年，他前往鹿特丹，當被荷蘭傳道會批准接納，他在當地進行了短期的學習。由於郭實臘決定到馬來群島傳教，為了收集相關的信息，他從鹿特丹出發前往巴黎和倫敦旅行。1826年7月21日，郭實臘在鹿特丹被授予神職。9月11日，他乘坐“海倫娜·克陽絲提娜號”（Helena christina）起程前往巴達維亞。

1827年1月6日抵達該地，在巴達維亞，郭實臘一度同麥都思同住，並跟隨他學習馬來語和中文。後來還取得了驚人的進步，郭實臘最初的目的地是蘇門答臘島，但當地的戰事令他無法前往，因此他轉而前往廖內島。在那裡除了傳教外還擔任牧師，郭實臘在要廖內島並沒有待很長時間，因為1828年他己出現在新加坡。當年8月4日，他同湯雅各牧師一起乘坐中國帆船離開新加坡前往暹羅，23日登陸。

1829年，郭實臘辭去荷蘭傳道會的職務，應史密斯牧師之邀前往新加坡。因倫敦會暫無常駐馬六甲的傳教士，郭實臘被派往該地管理傳教會的事務，在此期間，他同一位英國小姐瑪麗·紐厄爾（Maryxewell）結婚，婚後夫婦二人同回到新加坡。

1830年2月14日，他們起程前往暹羅。

1831年上半年，郭實臘夫人生了一個女兒，但母女二人都在死在了曼谷，女兒是在郭實臘乘坐中國帆船起程前往中國數十天後天折的。他們最終於6月18日出發，9月底到達天津，沿途曾在一些地方停靠。10月繼續北上至遼東灣，從那裡南下，12月13日抵達澳門。郭實臘穿中國服裝，起中國名字，還為中國人看病，因而給當地人留下了好印象。與此同時，他在一切可能的場合廣為散發基督教書籍。

1832年2月25日，郭實臘以翻譯和外科醫生的身份乘上英國東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勛爵號” （LordAmherst）商船，開始再次沿中國大陸、台灣、朝鮮以及琉球的海岸航行。此次航行原本是為了打開一條新的貿易通道，儘管這個目的沒有達到，但郭實臘趁此機會在當地人中散發了大量基督教書籍，9月5日回到澳門。10月12日，他乘坐“塞爾夫號”（sylph）又一次北上，1833年4月29日回到廣州。第二年他依舊花了大量時間乘船在沿海各地往來，努力散發基督教書籍、同當地人交談，倫敦會有時也會給予他金錢上的資助。

1834年3月，郭實臘前往馬六甲，在那裡同一位英籍女子溫斯蒂（warnstail）結婚，婚後住在當地僑民伽齡先生（tGarling）家中。

1835年，郭實臘被任命為英國駐華商務監督處中文秘書。

1837年6月24日他乘坐英國船“羅利號”（Raleigh）前往福州，從那裡橫渡至琉球。7月15日他轉乘美國船“馬禮遜號”前往日本，帶回了一些這遇海難塑日本人。儘管他們抵達了江戶灣，但此行的目的卻沒有達到。8月29日回到澳門。

1838年，郭實臘再一次前往福建，他的家人則留在澳門直至1839年戰爭爆發。戰爭期間，他從事過各種工作，曾有二段時間，他臨時加入了郭富（Hugh Gough）的參謀團。

1842至1843年期間，他還在舟山做了一段時間的行政長官。

1843年8月馬儒翰先生去世后，郭實臘繼其成為港英政府的中文秘書，並且擔任這一職務直至去世。儘管擔任各種各樣的全職，但郭實臘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傳教任務，他參與擴大傳教事業的計劃，為了傳播福日並將基督教書籍廣泛散布至整個帝國，郭實臘在1844年創立了一個由本地人組成的協會，名“福漢會”[註釋：原文為“漢會”，此處遵舊譯改為“福漢會”]。郭實臘夫人因健康原因前往新加坡。1849年4 月在當地去世。

1850年9月，郭實獵回到歐洲，在那裡同英籍女子加布里埃爾（Gabriel）小姐結婚。

1851年1月，他偕新婚夫人返回中國，同年8月9日郭實臘在香港去世。

郭實臘牧師1826年9月15日由荷蘭傳道會派遣，乘船前往爪哇的巴達維亞城（Batavia，今之雅加達）傳教，翌年1月6日抵達該城。此時，倫敦傳道會的麥都思牧師（Rev. Walter Alenry Medhurst）早於1820年來到該城傳教，因此兩人得以相識。郭氏主動請麥都思牧師教導他中國語文和馬來語，其時所學的華語，是以閩南語、廣府語和官話為主。

郭氏不久又遊行廖島（Rhio）、新加坡、婆羅洲一帶，派發傳教單張書刊，藉此向華人傳教。1828年8月3日與倫敦傳道會湯雅各牧師（Rev. Jacob Tomlin）乘中國帆船沿馬來半島西岸北上暹羅曼谷佈道，成為基督教入暹羅傳道的第一批教士，後來還與湯雅各牧師合譯泰文聖經。

1829年郭氏被派往蘇門答臘工作，因與他專向華人傳道的旨趣相違，所以脫離荷蘭傳道會，自始專做個人獨立傳教士。1829年初往馬六甲訪問倫敦傳道會施約翰牧師，因此認識了倫敦會首位女傳教士紐惠璐小姐，進而結為夫婦。當郭氏著手策劃遊歷中國沿海佈道之際，郭夫人不幸於1831年2月16日難產，母女先後去世，郭氏深受打擊，但仍不改變向中國傳教的心志。

郭實臘牧師雖遭受了失去妻女的痛苦，但仍於三個月後，即1831年6月3日，為實現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理想，以回鄉探親為由，乘坐中國帆船“順利號”沿海南島、南澳、澄海入福建同安。因為早在來中國以前，為傳道之便，郭氏就入籍同安郭姓宗祠，得名郭實臘。從這裡繼續北上天津，10月抵達遼東，沿途贈葯施醫，並派發傳教單張書刊，至12月3日返抵澳門，受到馬禮遜牧師夫婦的熱情接待。

當郭氏抵達澳門不久，有東印度公司“安默士號”（Lord Amherst）將要啟程北行，研究在廣東以外設立商港的可能性，郭氏被邀請為譯員隨船通往。1832年2月27日啟程，途徑廈門、台灣、福州、高麗、琉球各地，於9月5日返回澳門。

其時又有東印度公司鴉片船“施路夫號”（Sylph）擬到沿海口岸販賣鴉片，東印度公司查頓（William）邀請郭氏充當譯員，並答應協助傳教物資需用，郭氏雖有躊躇，但為便於深入中國沿海各地傳教，所以也接受了這個任務。此行沿海北上直抵奉天，後為清廷得悉，隨即頒令禁止，由是折回上海，經舟山、金門、廈門，於1833年4月29日抵澳門。

同年5月又為鴉片船“約翰碧嘉號”（John Bigger）入福建泉州。同年11月12日再乘鴉片船“科隆楊格號”（Coloney Young）赴福建，計有四月之久，至1834年3月23日完成此行。郭氏之所以參與鴉片船旅程，主要為便於傳教而應邀擔任譯員。但也因此為後人留下攻擊他的把柄，並殃及其他傳教士。

1834年4月，郭氏南返馬六甲，出版了《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引起歐美各國教會對中國傳教的興趣。郭氏在英華書院之時，結識了倫敦婦女教育會的溫施娣小姐（Miss Mary Wanstall），雙方情投意合結為夫婦，6月攜夫人到澳門定居。郭夫人於1835年9月30日在澳門開設一所女校，而馬禮遜紀念學校開辦之先亦附設於女校，郭氏兼教中文。

郭氏在澳門期間，曾多次往來福建，但每次均不放過傳教機會，派發不少傳教單張書刊。1834年8月馬禮遜牧師病逝后，遺缺由郭氏承乏，參與英政府與清政府的交涉工作，1842年至1843年曾任舟山行政長官，1843年8月香港“撫華道”（Chinese Secretary）馬儒翰病逝，9月即由郭氏接任為香港撫華道，專責香港華人事務兼辦滿清官方事務。工余之暇，即乘船前往港島對岸的鄉村佈道，晚間授課生徒。

為使福音工作有效發展，於1844年2月14日創立“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意即“欲漢人通道得福”，專門訓練華人深入內地傳教。“福漢會”成立初期有會員二十人，除郭氏和羅孝全牧師（Rev. Lssachar Jacox Roberts）外，其餘全屬華人會員，並推舉華人為主席，實為基督教在華最早由華人主理事務的組織，在此反映了郭氏傳教本色化的理念。福漢會會務發展迅速，傳道員的工作遠達海南島、廣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傳教。

郭氏曾先後多次去函德國“三巴傳道會”，即巴勉傳道會（即日後的禮賢會）、巴色傳道會（即日後的崇真會）、巴陵傳道會（即日後的信義會），請求派遣傳教士來華協助福漢會工作，三會先後派出傳教士來華，早期的開山祖均隨郭氏學習華文和廣東方言，接受郭氏指派工作。

1849年至1850年，郭氏在法國、荷蘭、波蘭、俄國、芬蘭、瑞典、丹麥、奧地利、瑞士等各地演說，為福漢會工作廣做宣傳，組織“中國傳道會”（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勵各教會青年獻身中國宣教事業。1851年3月28日郭氏返抵香港，但遺憾的是福漢會已遭分裂，郭氏深受打擊，於是年8月9日在港病逝，政教人士都至為惋惜。

郭實臘牧師因有朝鮮、琉球遊歷的經驗，所以主張各國傳道會派遣傳教士前往朝鮮、日本、琉球傳教，因此郭氏於1837年7月15日乘坐“馬禮遜號”（Morrison），與伯駕醫生（Rev. Peter Parker）、衛三畏教士（Mr. 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前往日本探求開路，但可惜的是，他們僅僅到達鹿耳島就被發現，日本官方禁止他們繼續前行，無奈之下，他們只好返回澳門。雖然對日本並沒有實質的傳教活動，但這也畢竟是一次嘗試。

另外，郭氏早年在南洋佈道，曾將約翰福音譯為日文。

1832年2月27日，郭實臘牧師乘坐東印度公司“安默士號”（Lord Amherst）啟程北行，途徑福州、揚州、上海以及山東半島的威海衛，7月17日，韓國海岸出現在他們眼前，他們把船停泊在黃海道西海岸的一個地方。郭實臘一行在那裡遇見一位老人，就用漢字和他筆談，並送給他小冊子和禮物來接近他。他們試圖和韓國人物物交換並通過地方官向朝廷呈遞稟文，但因為不能和西洋人接觸，韓國人雖然顯露好奇心但另一方面也很害怕，所以他們把接受的小冊子又退還回來；郭實臘一行和地方官的斡旋也不順利，最終與地方官及政府當局的接觸以失敗告終。

7月23日，郭實臘乘坐的“安默士號”停泊在忠清道的洪州灣古代島前，他們通過地方官呈送國王稟文和禮物，禮物是一套聖經和傳道文書。在等待國王回復的日子裡，他們和那裡的人們接觸，並教給他們種植土豆的方法，給平民發葯，但民眾的反應比較冷漠，地方官的態度也變得生硬。8月9日，特使偕同翻譯官從首爾下來，退還了稟文與禮物，並宣稱若無中國皇帝的許可不得和外國人通商。雖然郭實臘的韓國訪問沒有取得立竿見影的果效，但在韓國教會史上仍佔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1832年秋天，乍甸和馬地臣行作出重大決定，即租賃新建造的飛剪船“精靈號”（Sylph，又譯為“氣仙號”）遠征天津以北。前往陌生的華北地區推銷鴉片，沒有好翻譯隨行斷難成功。這時，剛剛隨“阿美士德勛爵號”從北方回到廣州的郭士立闖入了渣甸的視野。這位在華傳教多年、娶了英國女子為妻的傳教士，不僅是一位懸壺濟世的醫生，而且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能夠請到郭士立擔當此次北行的翻譯，自然是最佳選擇。威廉·乍甸(W·Jardine)曾指示他的船長說：“你將很高興就與改變自己的有關的所有問題與郭士立博士商量，他在語言及中國人的特點方面的廣博知識，對你制訂及實施計劃很有益處。為了我們的利益，我們要很好地意識到合作雙方的熱情”。他為鴉片販子提供翻譯服務，然而他這種服務不是無償的。一個鴉片販子說：“我為郭士立的三天時間付了1000美元”。與此同時，乍甸還答應為郭士立正要編輯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提供6個月的經費。

郭士立在鴉片貿易上唯利是圖的作法受到了含蓄的或直言不諱的批評。受害的中國人曾譏問他，為什麼耶穌的信徒把邪惡帶給中國？有一些正直的傳教士對他們的行為表示強烈的不滿，說他們從事鴉片貿易損害了傳教事業。傳教勸人為善，而從事鴉片走私是為人作惡，這是極為矛盾的。他們對郭士立披著宗教的外衣從事鴉片貿易的活動現象進行研究，其結論是：郭士立將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與鴉片貿易矛盾達到最令人吃驚的尖銳程度而為人們記住”。

郭士立還是英國的間諜。他在中國沿海進行海道測量、地形勘查、繪製航海地圖，調查各地物產及商業貿易情況，搜集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提供給英國政府以備採納。

1832年（道光十二年），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班查理·馬奇班克斯派遣公司職員胡夏米到中國沿海進行一次周密的偵察，調查中國沿海市場情況。為了不使中國發現洋人深入北部沿海，他們都改名換姓。胡夏米本名叫林賽，冒充船主。郭士立是這次活動的重要成員，翻譯兼醫生，更名為甲立。2月26日，胡夏米一行78人乘坐“阿美士德”號船從澳門出發，開始了這次長途偵查，沿途經過南澳島、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威海衛等地，復折往朝鮮、琉球，於9月4日回到澳門。他們沿途為人治病，誘人信教，並分發《戒賭博》、《戒謊言》和《英吉利國人品、國事略說》等小冊子，宣揚教義和宣傳西方。而真正的船主禮士則專門測量沿途的河道、河灣、繪製航海地圖等。

胡夏米、郭士立這次偵察活動，為後來的英國侵略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情報。他們調查了廣州以外的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地的商業貿易情況，認為要擴大對華貿易，必須開放東北部的貿易。怎麼打開廣州以外的貿易局面？郭士立認為：“採取商議的辦法，將會得不到任何結果”，但通過武力解決，可以達到目的。他還認為中國的防禦是脆弱的，“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隻組成的整個中國艦隊，都抵禦不了（英國的）一艘戰艦” 。這次對中國沿海的偵察，成為鴉片戰爭時英軍制定作戰計劃的根據。

英軍進攻定海，郭士立是鴉片戰爭中英國侵略者的得力幹將，郭士立還是英國侵華戰爭的主要參加者。他是鴉片戰爭前九龍之戰的主要肇事者。1839年9月5日，與林則徐具結貿易政策相對抗的義律帶著譯員郭士立，率領一支由5隻戰船組成的艦隊進抵九龍海灣。郭士立在兩名水手的陪同下乘小舟上岸，向中國方面遞交他用中文替義律寫的信函。信中說，如果中國方面不供應英國船隊食物，那麼將受到英國方面的武力懲罰。清廣東水師遵照林則徐的指示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英艦向清廣東水師船開炮。中國水師戰船和九龍炮台被迫還擊，這就是九龍之戰。

鴉片戰爭爆發后，郭士立作為英國遠征軍的翻譯隨軍作戰。由於英軍官和士兵都不懂漢語，翻譯的工作尤為重要，他承擔了大量重要的任務。比如同中國軍政官員的談判，軍需的供應，情報的搜集及對攻陷城市的管理等都由譯員承擔。1840年7月5日，英軍進攻定海。郭士立與來自鴉片經營者所組成的領航員一起為艦隊提供了航海資料，他利用以前在沿海水域和港口城市的經驗，參加偵察探險隊，搜集有關軍隊布置、軍事設施和可能攻擊地點地形的情報、他遞送了最後通牒並同中國軍官進行了談判，要求中國地方投降以免遭到炮轟。他加入了第一批登陸部隊，隨身帶來了安民告示以安撫中國百姓“ 。郭士立被任命為定海知縣，他堂而皇之地進入定海知縣衙門，坐在原屬中國知縣的交椅上，以知縣的名義向中國人民發號施令。後來，隨著戰爭的發展，他曾在英國佔領的幾處地方做民政官。1842年8月，英軍打至南京，清政府向英國議和，鴉片戰爭結束。郭士立參加了《南京條約》的最後談判和多次談判會議。

郭士立就是這樣一個集傳教、鴉片走私和間諜於一身的三位一體式的人物，披著宗教外衣的侵略者。阿瑟·維利稱郭士立為“牧師和強盜、江湖郎中和天才、慈善家和騙子的綜合體”。

1839年8月，清廷欽差大臣林則徐奉道光皇帝之命到廣東實施禁煙，將僑居澳門的二百多名英國人驅逐出境，郭實臘與家人逃往香港急水門暫避。同年9月4日，英國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派遣郭實臘到九龍，負責食物和淡水的補給工作。1840年7月，英國海軍提督懿律（George Elliot）在天津與清廷交涉時，郭實臘等人也曾擔任英方的翻譯官。

1841年，郭實臘返抵澳門。同年8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繼義律就任英國全權特使兼駐華商務監督，郭實臘又受聘為翻譯官，而郭實臘在澳門的宣教工作，則交由美國浸禮宗的宣教士羅孝全（I. J. Roberts）主理。同年10月，英軍攻陷寧波，璞鼎查以寧波為駐軍總部，並委任郭實臘為舟山行政長官，管理該地的華人事務，歷時七個月之久。1842年8月12日，當滿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南京條約時，郭實臘也是英方的主要譯員之一。在條約談判過程中，郭實臘不時伺機向滿清官員贈送聖經。

1843年8月，擔任香港“撫華道”（Chinese Secretary）的馬儒漢病逝；9月郭實臘接任為香港撫華道，專責香港華人事務兼辦滿清官方事務。1844年，當清廷代表耆英到香港簽約時，郭實臘正是當時的港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的華文翻譯。自此以後，郭實臘一直擔任華文翻譯一職，直到1851年逝世為止。

1834年3月，郭實臘啟程前往新加坡，隨即轉往馬六甲。在馬六甲期間，他結識了倫敦婦女教育會（The Ladies Society for Native Female Education, London）派往馬六甲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工作的溫施娣（Mary Wanstall），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結為夫婦。同年6月郭實臘攜妻子移居澳門。郭夫人於翌年9月30日在澳門開設一所女校，此為中國女子教育之先河，郭實臘則在校內兼任中文老師。郭夫人亦收養並教育多位盲女，堪稱“中國盲人教育之母”。郭實臘在澳門期間，多次來往於福建各地，從事個人佈道，派發宣教單張和書刊。

1834年4月，郭實臘南返馬六甲，把自己過去數年間，在中國沿海一帶旅行時的所見所聞寫成遊記《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以荷蘭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歐美各國教會對中國宣教的極大興趣。

郭實臘可說是一位多產作家，根據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的資料，從1834年開始，郭實臘的著述便陸續面世，共有85部之多。其中以中文寫成的有61部，以日文寫成的有兩部。此外，用其他語言寫成的著作分別有泰文著作一部，荷蘭文著作五部，德文著作七部，英文著作九部。內容涉及的範圍也很廣泛，包括各國的歷史和地理、基督教教義、教會歷史、人物傳記、月刊、雜誌、衛道集、貿易通志、文法書和字典等，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開放的中國——中華帝國概述》、《中國史略》、以及《道光皇帝傳》等。在郭實臘早期著述中，他經常以“愛漢者”（Lover of the Chinese）自稱。

郭實臘極具語言天賦，在華語方面他能流利講說官話、閩南語、廣府語、潮州語和客家語。早在曼谷宣教期間，郭實臘即已開始進行聖經翻譯的工作，只不過所翻譯的不是中文聖經。1831年4月1日，郭實臘寫信給倫敦傳道會說：“在暹羅差不多三年後，……完成了暹羅文（即泰文）、高棉文和寮國文的新約譯本，以及一些小冊子和字典”。1833年，荷蘭傳道會資助其泰文《路加福音》修訂本的出版。此外，郭實臘也將《約翰福音》翻譯為日文，於1837年出版。

在中文聖經翻譯方面，他首先參與修訂了馬禮遜的《神天聖書》，結果產生出一部全新的中文譯本。在1834年馬禮遜逝世后不久，這項修訂計劃便告展開，參與修訂工作的共有四人，除郭實臘外，還有倫敦傳道會的麥都思、美國公理會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在整個修訂過程中，郭實臘是最積極的參與者。他們分工合作，譯事進度順利而迅速。到1836年，新約的譯事宣告完成。然而，英國聖經公會由於不認同四人小組的譯經原則，以及反對麥都思對《神天聖書》的嚴厲批評，所以拒絕資助新約譯本的出版。郭實臘等人惟有自行在巴達維亞印行這部新約聖經，並把它訂名為《新遺詔書》。

新約出版后，他們再接再厲，繼續從事舊約的翻譯。中途由於麥都思的退出，舊約後半部書卷幾乎由郭實臘一人獨力完成。1838年，舊約的初版在新加坡印行，訂名為《舊遺詔書》。隨後，郭實臘還對《新遺詔書》進行多次的修訂，最後改稱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

郭實臘雖然在香港殖民地政府中身居要職，但他沒有忘記傳福音的使命。每天早上七時至八時，他都在自己的辦公室里以福建話向前來聚會的華人講道。早飯後，他再用客家話或其他方言傳講另一篇信息，然後才開始處理事務工作。

正當此時，郭實臘開始推行一個新的宣教理念，他認為要將福音傳遍中國，“只能由中國人自己勸導，來歸信基督教”。他希望華人自己的傳道人進入內地，在各省建立基督徒團體，而由歐洲基督教差會派遣宣教士來華訓練中國傳道人，並予以經濟援助。郭實臘將這一理念付諸實施，於1844年2月14日在香港創立“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即“欲漢人通道得福”之意。福漢會創辦時有會員21人，除郭實臘和羅孝全外，其餘都是華人，並由華人擔任主席，實為基督教在華最早由華人主事的組織，體現了郭實臘本色化宣教理念。這組織並非一所傳統的教堂，而是一個傳道員訓練中心，所採用的方法是教導與實踐並重。經過培訓的傳道員考試合格后，被差往遠近地區從事佈道和散發福音單張與書刊等工作。福漢會發展迅速，會員人數逐年增加，從1844年的21人，增至1850年的1871人，其中有傳道員20人。傳道員的足跡遍及浙江、江蘇、山東、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份，而且在許多地方設立了傳道分站。在郭實臘的呼籲與求助下，1846年，先有德國巴勉傳道會（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禮賢會）的宣教士柯士達（Heinrieh Kuster）和葉納清（Ferdinand Genahr）來到香港，協助郭實臘培訓傳道員工作。1847年，再有巴色傳道會（Basel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崇真會）的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應邀來港。1851年，又有巴陵傳道會（Barlin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信義會）的那文（Robert Neumann）前來相助。

由於郭實臘一向以“來者不拒”的原則吸納新會員，致使會員良莠不齊，許多會員甚至是吸食鴉片和行為惡劣之人。有些會員在取得傳教書冊后，並沒有前往指定地點分發，卻回來白領薪金；也有些會員出售書冊為自己圖利。郭實臘由於工作繁忙，沒有及時察覺到這些不良行徑。然而，外界的反應卻非常強烈。1849年10月1日，郭實臘專程前往歐洲，向當地的差傳機構和支持者報告福漢會的進展情況，並就許多問題作出解釋。在旅途中，郭實臘的妻子溫施娣不幸因病離世。同年11月24 日，郭實臘抵達英國，獲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普魯士駐英大使和英國國會議員們的熱烈歡迎。其後，郭實臘再前往歐洲十多個國家演說，宣傳福漢會的工作，並且組織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勵各國基督徒青年獻身到中國宣教。1850年11月，郭實臘在倫敦認識了中國婦女會（The Women's Society for China）的加百利（Dorothy Gabriel）女士，相處不久即結為夫婦，並於1851年3月28日一同回到香港。

在郭實臘前往歐洲期間，他把福漢會的工作，交由巴色傳道會的宣教士韓山明負責。然而，由於韓山明、葉納清和黎力基等人早已對郭實臘的某些做法不滿，所以在郭實臘離開后，他們便對他作出嚴厲的批評，並打算集體脫離福漢會。當郭實臘攜妻返回香港時，事情已沒有挽回的餘地，福漢會遂正式分裂，郭實臘為此深受打擊。1851年8月9日，郭實臘在香港因痛風病逝世，年僅48歲。此後不久，福漢會便告解散。

郭實臘在廣州創辦中文《東西洋考每個月統記傳》，以“愛漢者”署名編輯該刊。1834年3月，他曾到馬六甲，同後來駐華的英國外交官巴夏禮的表姐沃恩斯托小姐結婚。1834年11月29日，廣州外僑組織“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又名”中國益智會“，郭實臘擔負中文秘書，起草了該會”主旨“。1837年3月10日，”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舉行會議，決定《東西洋考每個月統記傳》由該會接辦並遷至新加坡出版，連任該會中文秘書的郭實臘依然參加編務。

郭實臘編輯的《東西洋考每個月統記傳》於清道光癸巳年6月（1833年7月）創刊，於清道光戊戌年9月（1838年10月）終止。中間雖在甲午年（1834年）和乙未年（1835年）兩度中斷，丙申年（1836年）全年未出，但丁酉年（1837年）正月復刊后一直延續到戊戌年9月（1838年10月）才終止。1共用時5年零3個月。迄今完好保存的共33期。這33期可分兩個部份。第1部份是在廣州出版18期，其中有幾期內容重複，估計是本期發行完后，重版加印的。這18期是癸巳年6月號、7月號、8月號、9月號、10月號、101號、102號；甲午年正月號、2月號、3月號、4月號、5月號；乙未年正月號、2月號、3月號、4月號、5月號、6月號。第2部份是期刊從廣州遷至新加坡出版的21期。它們是：丁酉年正月號、2月號、3月號、4月號、5月號、6月號、7月號、8月號、9月號、10月號、101月號、102月號；戊戌年正月號、2月號、3月號、4月號、5月號、6月號、7月號、8月號、9月號。

《東西洋考每個月統記傳》從創辦到終刊，開本一直保持中國傳統式的書本版式，開本為13.7cm寬×25.8cm長，使用中國雕版漢字正楷文字印刷。前面有8期的署名是”愛漢者纂“。”愛漢者“是郭實臘的筆名或號。從丁酉年（1837年）正月號起，由”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又名”中國益智會“接辦。爾後，《東西洋考每個月統記傳》在新加坡的實際人是誰，存在不同說法。但由於郭實臘是”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的中文秘書之一，該期刊的版式風格又沒有根本變化，只是印刷文字稍感粗糙，所以郭實臘依然參加編務是肯定的。

我們不難看出，這個毀譽參半的傳教士憑著過人的精力和雄心，只在中國工作了短短20年，然而，幾乎所有早期來華傳教士在中國涉足過的領域和活動，他都或多或少地參與過，有些還是他最先開闢嘗試的。例如，他很重視對中國人的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相信這樣一個古老的格言：教育母親，你就教育了一個民族。在他的帶動下，他的兩位夫人都曾經開辦過女子學校，這也是傳教士開辦女校的最早發端。傳教士的教育活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過程及影響，國內已有許多學者著書立說加以研究，在此不作費言。

郭士立還是探索醫務傳教方式的第一人。早在他與中國的第一次接觸中（1831年假扮中國人隨“順利號”商船到天津），甚至更早一 些，當郭士立還在南洋“等待中國”時，他就嘗試利用西方的近代醫藥知識，達到傳教的目的。本來，任何一個基督教傳教士都會擁有一種以濟世救人為己任的宗教熱情，這不僅是指“拯救”異教徒的靈魂，還包括“拯救”世人的肉體，這也是《聖經》中舉不勝舉的說教和實例所要表達的一種宗教慈善精神。西方的基督教會組織在本國，也都開展了各種各樣的醫療慈善事業。

郭士立深明這樣的精神，同時在實際的運用探索中，他還發現，這種精神會帶來另外一個好處: 吸引更多的人到他身旁。遠道而來的西方傳教士最先需要克服的困難，就是當地人的疏遠和不信任。而為他們治病送葯可以立刻贏得百姓的好感，這就意味著傳教機會的存在 郭士立在《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 中著力描述了他接觸到的中國人對西方醫藥的渴求，他還說自己“曾想要在這個帝國的中部地區某個水陸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一所醫院”，“我們需要在中國的腹心地帶有一所醫院，而且我們需要有人為了此項事業在那裡獨自生活。

他相信這樣做的收益，但他本人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醫務教育。因此他轉而建議英美差會，對他們將要派往中國的傳教士進行正規的醫學訓練，以便於能夠在中國的廣大地區行醫傳教，認為這一定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收穫。他相信只要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最長久的穩固聯繫，就可以為基督教的傳播鋪平道路。

後來的事實證明郭士立是對的，但他僅僅是一個開端，他做得還很不夠。或者說，他只是初到一個地方就迅速吸引了中國百姓到他身旁，拿了他給的葯（當然一定還會搭配有傳教紙張）就走人，充其量只是對這些奇怪的藥品、這個奇怪的人有一個模糊的印象而已，但我們絕沒有理由以後來的繁榮否定最初的探索。也應該看到，在郭士立的呼籲影響下，短短3年後，就有專職的傳教士醫生伯駕來華，“醫務傳教”不久也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傳教方式而發揚光大，專門的在華醫務傳道會”也成功地吸引了一批批專職的傳教士醫生，正是他們把西方的醫學、醫藥知識傳入中國，一個個教會醫院也隨著傳教士的足跡逐漸遍布整個中國境內。不可否認，傳教士的醫務活動最終是為了基督教佔領中國。

早期來華傳教士的另外一種重要的傳教方式，是利用文字，創辦報刊雜誌。郭士立也是此種方式當之無愧的代表：他創辦了第一份在中國境內出版發行的中文期刊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前文已詳細討論了它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這裡，我們再來關注一下它在西方人圈子裡、在宗教界的影響，以及它對於早期來華傳教士在傳教方式的探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郭士立鼓吹在中國傳播自然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並率先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文章。由他和裨治文主要負責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以及之後的早期來華傳教士緊跟其後，出版了一批介紹性論著: 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田各》（也是魏源的《海國圖志》、梁廷楠的《合省國說》的主要資料來源之一）;麥佳地的《地球圖說》，合信的《全體新論》、《天文略論》等，慕維廉的《格物窮理問答》等等。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們均認同文字傳教的顯著收益。

馬禮遜時代滿足於在廣州得到立足之地，而從郭士立開始，新教傳教士們不斷地呼籲要利用一切時機突破華南一隅，到更廣闊的中華帝國內部去傳播福音。郭士立自己也身體力行，不放過任何深入內地的機會，即使坐鴉片船這種遭絕大多數傳教士鄙夷譏諷的方式，他也願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據現有資料表明，郭士立至少有過13次乘坐鴉片船非法到中國沿海活動的記錄。

西方列強用商業侵略、強權政治、軍事武裝在中國竊取特權，這些事違背任何宗教救世原則和道德標準的件逆行為。但是，傳教士們卻可以藉助西方世俗政權的活動，突破中國的禁令到華南以北的地方自由面安全地傳教，應該說這是一一個更大更現實的誘惑，因為我們著到，幾乎所有傳教士們都対鴉片戰爭、對不平等條約、對霸權政治持贊同態度。郭士立等人還積極參與其中，為他們的宗教福音事業蒙上一層濃厚的政治和外交色彩。他們留給中國人民的印象也不再僅僅是一個“西洋和尚”。

正如《劍橋中國晩清史》中所說，“傳教士是外國人，他們自然從條約的某些條款中獲益。英國獲得香港和五個開放口岸給外國人居住，還明確地允許外國人在開放的口岸建立教堂。治外法權使傳教士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而傳教士之在內地工作儘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沒有太大危險了。”這些不正是從馬禮遜以來所有外國來華的新教傳教士近30年來夢寐以求的嗎? 他們為之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想盡了種種辦法也沒能得到清政府的恩准。如今，英國的一紙條約使這一切就擺在眼前。感思興奮之餘，幾乎所有人都毫不猶豫地把世俗政權的利益跟他們的宗教利益緊緊關係在一起，當然包括郭士立在內。

西方的槍炮打到哪裡，他們就把基督教帶到哪裡。甚至於槍炮還沒有到，傳教士就利用傳播基督教的機會，進行剌探等間搜集活動為其引路，如1832年的郭士立之於吳鬆口炮台，1842年之於鎮江; 槍炮走後，傳教士又留下來幫助殖民政府治理，如1841年的郭士立之於定海、之於寧波。戰火結束后，傳教士們又積極參與中外修約的談判活動，藉助這大好時機攫取更多的傳教特權，以達到他們最高的宗教利益: “龍要被廢止，在這個遼闊的帝國里，基督將成為惟一的 生 和崇拜的對象”。這樣的例子在早期來華傳教士中間更是舉不勝舉'從新教來華第一人馬禮遜開始，到郭士立，到裨治文、伯駕、衛三畏等等，短期代辦不平等外交者有之，後半生兼任傳教士和殖民政府官員者有之，甚至辭去傳教士專門辦外交者也有之。郭士立和《南京條約》的示範作用真是得到了“發揚光大”。

綜上所述，我們說郭士立是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的典型代表，點也不過分。

郭實臘是一個集敬虔主義和浪漫主義於一身的人，這使他經常受到較為保守和傳統的宣教士所攻擊。在其二十多年的宣教生涯中，郭實臘的宣教策略與處事風格，顯然不被其他宣教士和後世的人認同，甚至遭人詬病。以他在中國沿海佈道旅行時搭乘英國鴉片船一事為例，就連他的親密同工麥都思，都不同意他的做法。儘管事實上他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及東西文化的交流等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正如盧傑西（Jessie G. Lutz）在其文章中所說的：“‘別人’對他的讚譽，總會被對他的批評所沖淡”。在“福漢會”這件事情上，郭實臘也飽受指責。雖然該宣教組織曾經引起歐洲國家對中國宣教的極大興趣，但因郭實臘濫收會員，以致造成惡劣影響，最後導致工作失敗。正如蘭伯特（Tony Lambert）在其文章中所說：“無論一項任務或企劃設計得如何完美，如果不用恰當的規則和管理方法予以實施，結果一定無法達致成功”。

雖然郭實臘在許多事情上飽受非議，但他在宣教事業上所做的貢獻仍是不容抹煞的。如果沒有郭實臘牧師所創立的福漢會，可能就不會有今日的禮賢會、崇真會和信義會的存在。後來的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就是受當年郭實臘親手創立的中國傳道會的派遣來中國的。他的宣教理念也深深地影響了戴德生，以致戴德生尊他為“中國內地會之父”。縱觀其在華二十年之生涯，無論從事宣教佈道、翻譯聖經、著述出版，還是從政傳譯、協力外交等方面，均有重要貢獻，為中外史學家所肯定。尤其在宣教理念與策略上，更具突破與創新意義，成為普世宣教史上的寶貴遺產。

郭士立著述有英文六十一篇（部）、德文七篇、荷文五篇、日文兩篇、邏羅文一篇，慕尼黑大學有其全部中文著作。詳細如下：

中文

1. 《大英國統志》（History of England），1834年，郭實臘在其早期著作中大多使用“愛漢者”這一筆名。

2. 《誠崇拜類函》（Faithful Letters），60頁；1834年。。

3. 《贖罪之道傳》（The Doctrine of Redemption），264頁；1834年，作者意在通過此書闡述福音的主要原理，該書以長篇故事的形式出現，共二十一章，另有一篇序言和一篇附錄，1836年出版修訂精簡本，共41頁。

4. 《常活之道傳》（The Doctrine of Eternal Life），44頁；1834年，該書同樣採用中文故事的形式，作者在其中以個人敘述的方式竭力將基督教教義灌輸給讀者。

5. 《上帝真教傳》（Theo1ogy），27頁；1834年，該論文由7篇文章組成，分別為：耶和華的神名、耶和華是唯一的主宰者、耶和華的本質、耶和華是三位一 體的神、聖父、聖子、聖靈，以簡潔精練的風格寫成。

6. 《救世主言行全傳》（Lfet of Christ），79頁，該書分為11卷，是對基督生平言行的詳細敘述，共有64節，從耶穌家族譜系開始，到使徒傳道結束，以歷史敘述法撰寫，1855年福漢會將其修訂再版，共75頁。

7. 《是非略論》（Correction of erroneous impressions），38頁；馬六甲； 1835年，這也是一部以敘述和對話形式撰寫的小冊子，一共六章。在書中，一位在海外生活了數年的廣東人試圖糾正其國人對於外國人和外國事物的錯誤觀念。

8. 《正教安慰》（Consolations of Religion），82頁；新加坡；1836年。。

9. 《救世主耶穌之聖訓》（Sacred instruction of the Saviour），18頁；新加坡； 1836年。。

10. 《耶穌神跡之傳》（Miracles of Jesus），24頁；新加坡；1836年，該篇通連一段段簡短的文字記載了耶穌的各種神跡，絕大部分為摘自《聖經》原文. 一共有七篇文章，分別為：導言、耶穌令人起死回生、令盲人睜開眼、驅逐邪靈、救治病者、令眾人吃飽、結語。

11. 《全人定整》（The perfect man' s model），30頁；新加坡: 1836年，該篇闡述《聖經》教義，共5卷，分別為：真正的美德、靈修指引、救世主、戒律釋義、祈禱的原理、基督訓導真實而自明，

12. 《福音之箴規》（Gospel Precepts），18頁；新加坡；1836年，該篇為《聖經》中關於人類社會關係原理內容的節選，共8篇文章，分別為：屬靈律則、愛人如愛己、夫妻、父子、主僕、君民、全人類、功德。

13. 《耶穌之寶訓》（Precious words of Jesus），34頁；新加坡；1836年，該書記載了耶穌的大部分及其使徒的一部分講道內容，大部分採用《聖經》文體。

14. 《耶穌降世之傳》（Nativity of Christ） . 20頁；新加坡；1836年，該篇記載了耶穌的出生和早年生平，一直講述到希律王死後耶穌父母回到拿撒勒為止。共11節，內容全部摘選自《聖經》，最後是一篇勸人懺悔和信仰基督的講道文（參見麥都思第36號作品）。

15. 《盡理正道傳》（The true Religion），64頁，該書通過五位 山東登州知識分子之間的對話闡釋基督教原理，同時揭露錯誤的信仰體系，全書由9篇論述文章和一段簡短的介紹性文字組成。

16. 《正道之論》（Discourse upon the Truth） . 28頁。作者通過為外國人辯解提出自己的觀點，進一步闡釋《聖經》的原理，包括對道德律的簡要說明。

17.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4者；廣州和新加坡；1833-1837 年。

18. 《摩西言行全傳》（Life of Moses），68頁；新加坡；1836年，這部關於偉大立法者的傳記分為7卷，共27節。首先交代了摩西的家族背景及其出生，之後詳細敘理他生平所經歷的主要及次要事件，此外還介紹了摩西十誡和由他制定的各種律法和制度，有一篇簡短的導論。

19. 《但耶利言行全傳》（History of Daniel），23頁；新加坡；1837年。。

20. 《保羅言行錄》（Life of Paul） . 55頁；新加坡；1837年。

21. 《約翰言行錄》（Life of John），25頁；新加坡；1837年。

22. 《關係重大略說》（Important Consequences），35頁；新加坡； 1837年。這部小冊子全為四部分，分別為：生命之源、死亡之由、基督賜予永生、全人類的重生以及相關責任，有一 篇簡短的序言，作者署名“善德者”。

23. 《正邪比較》（Contrast between the true and the false），35頁；新加坡；1838年。

24. 《真道自證》（Proofs of the Truth），28頁；新加坡。

25. 《上帝萬物之大主》（God the Lord of all），21頁；新加坡。該篇闡述神性，共2者，第1者在簡單的導言之後，是兩篇關於上帝的偉大和永恆的文章；第二者共3篇文章，分別為:上帝是全能的造物主、上帝的慈愛、上帝的審判，作者署名“善德”。

26. 《約色弗言行錄》（Life of Joseph），24頁；新加坡。

27. 《彼得羅言行全傳》（Life of Peter），17頁；新加坡；1838年。該篇根據《新約》記載講述使徒彼得羅的生平事迹，分為兩者，第1者敘述到他最後一次同耶穌見面；第2者則記載了其後他的生活和事業。

28. 《聖書列祖全傳》（BiblePatriarchs），62頁；新加坡；1838年。

29. 《頌言贊語》（Eu1ogy andPraise），14頁；新加坡；1838年，該篇旨在頌揚上帝。

30. 《轉禍為福之法》（The Way fromMisery to Happiness），5頁；新加坡；1838年，這份小冊子通過朋友之間對話的方式闡明基督救贖的原理。

31. 《海謨訓道》（InstructiveDetails），18頁；新加坡；1838年，該篇採用了個人敘述的方式闡明基督教的實用性，共3章。

32. 《世人救主》（The Saviour of Mankind），6頁；新加坡；1838年，這是一篇在杭州佛教集會上公開發表的關於耶穌是救世主的講道文，再版時用了較小的開本。

33. 《生命無限無疆》（Endless Life），5頁；新加坡；1838年這份宣傳教義的小冊子同樣也是以對話形式展開的。

34. 《古今萬國綱鑒》（UniversalHistory），224頁；新加坡；1838年，該書收錄的絕大部分文章都曾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上（見前17號作品）刊登，共20卷，書前有一大張摺疊世界地圖，1850年在寧波重版，266頁。

35. 《萬國地理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該書主要由一些最初刊載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的文章組成。

36. 《猶太國史》（History of Judea），183頁；新加坡；1839年，書中主要內容都曾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出現過，共23卷，所敘歷史到最近為止。

37. 《慈恵博愛》（Kindness andUniversalLove），5頁；新加坡；1839年，這是作者在福建某村莊所作的一篇佈道。

38. 《聖書註疏》（Explanation of the Scriptures），92頁；新加坡；1839年。

39. 《制國之用大略》（0utlines of Politicaleconomy），24頁，該書闡述了一個好的政府所應具各的基本原則，共8者，分別為：服務百姓、錢幣、稅收、國家開支、軍隊、教育、財富來源及對相關同題的答覆。

40. 《貿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63頁；一張圖表；1840年。

41. 《小信小福》（Little Faith Little Happiness），26頁。

42. 《改邪歸又之文》（Abandoning Depravity and turning to Righteousness），11頁，這本小冊子是作者針對抽鴉片惡習而作，共有6篇文章，即：導言、上帝俯視世人、改邪歸正、提升德行、警不、總結。

43. 《耶穌比喻注說》（Parables of Jesus），31頁；新加坡； 1841年。

44. 《悔罪之大略》（Treatise on Repentance），62頁，該書以一系列的人物對話闡明關於悔菲的教義，共4卷，作者將事件發生的地點放在了福建。

45. 《救世耶穌受死全傳》Clarrative of the death of Jesus the Saviour），10頁；1843年

46. 《山上宣道》（The Sermon on the mount，with commentary），7頁

47. 《聖書勸言》（Scripture Ex-hortations），15頁

48. 《皇城信實》（The Augsburg Confession of Faith），14頁

49. 《天教各條問答解明》（Luther' s sma11 Catechism），4頁

50. 《緊要問答》（Catechism of Essentials），2頁

51. 《聖會持咨》（Selection from the English Church Liturgy），6卷；51頁

52. 《聖會之史》（History of the church），36頁

53. 《萬國史傳》（GeneralHistory），53頁

54. 《上帝創造》（“God Created”），5頁，這份概括基督教原理的小冊子由四字韻言組成， “上帝創造”是開篇第一句，該書既無標題，也無日期、無作者名，亦無出版地，

55. 《招人獲救》（Men Called to receive Salvation），2頁

56. 《救贖何義》（The Theory of Redemption），2頁

57. 《真理》（Truth），2頁，該篇通過兩個朋友之間的對話強調《聖經》真道。

58. 《舊遺詔聖書》（Old Testament），665頁，該書起初由郭實臘、麥都思、裨治文以及馬儒翰幾位先生合作翻譯，從開篇譯至《約書亞書》.1836年麥都思因客觀原因被追退出后，委員會解散， 《舊約》的翻譯工作主要由郭實臘一人承擔，后中華福音會刻了一個新的版本，1855年出版。

59. 《救[註釋：原文誤印為“求”，-一譯註]世主耶穌新遺詔書》（New Testament），303頁，這是麥都思譯本（見麥都思作品第25號）的修訂本，郭實臘對其進行了多次修訂，福漢會公開出版的版本就有10個甚喜更多，郭實臘的《舊約》和《新約》譯本值得引起注意，因其曾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重版，儘管這一版本同以後的版本相比，內容有很大出入。

60. 《聖經之史》（Scripture History），41頁。

61. 《教條》（Systematic Theo1ogy），55頁， 1849年。

日文

62. 《約翰福音之傳》（John' s Gospe1），60頁；新加坡

63. 《約翰上中下書》（The Three Epistles of John），10頁；新加坡，郭實臘先生曾國二些日本人學習日語，這些日本人在美國海岸這遇海難生還后，為了回到日本而被帶到了中國，這部譯作同前一部都是用片假名寫蝕的，作者在兩部書上都署了“善德”之名1854年羅斯奈（Leon de Rosny）在巴黎重版了《約翰福音》的前兩章和《約翰中書》[註釋：即《約翰一書》，-一譯註]，共7頁

暹羅文

64. 《路德福音》和《約翰福音》（The Gospels of Luke and John），新加坡，郭實臘在湯雅各的合作和幫助下完成翻譯

荷蘭文

65.Smeekschrift ten behoeve der Heidenen en Mahomedanen gerigt aan a11e Christenen van⊠ederland（ 《代表異教徒和伊新蘭教徒向荷蘭基督教徒提出的請求》），8開本；阿姆新特丹；1826年

66.Geschiedenis der uitbreiding van Christus Koningrijk op aarde（ 《基督教王國全球擴張史》），8開本；2卷；鹿特丹；1828年，這是郭實臘在1825年前後作為一名傳教候選人到巴黎和倫敦收集相關信息后所撰寫的，

67.Verslag van een driejarig verbliff in Siam en van eene reizelangs de kust van China naar Mantchou Tartarije（ 《在暹羅生活的二年，以及沿中國海岸到滿洲韃靼地區的航行》），8開本；鹿特丹；1833年

68.Reizenlangs de kusten van China en bezoek op Corea en de Loo-choo jilanden in de jaren1832en1833 （ 《1832和1833年在中國沿海的數次航行，以及前往朝鮮和琉球島視察的經過》），8開本；鹿特丹；1835年，

69.Aaan Mijne mede-Christenen inNederland；afscheidswoord van Dr. K. Gutzlaff（郭實臘向荷蘭的基督教教友所作的告別演說），阿姆新特丹； 1850年。這是1850年作者將要離開歐洲返回中國之前發表的演說

德文

70. Carl Gutz-laff，Missionar Predigtulber Apostlelgeschichte iv. 12. gehalten am 22 Dec. 1822 in Berlin （1822年12月22日郭實臘在柏林就《使徒行傳》第四章第12節所作的佈道），8開本；柏林； 1844

71.Gijtzlaff' s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von den ltesten Zeiten，bis auf den Frieden von Nanking.（《中華帝國史: 從延古述至太平天國起又》），紐曼（c. F. Neumann）編輯，8 開本；vIII十912頁；斯圖加特＆圖賓根； 1847年，後由美裴恩（c. F. Meppen）譯成荷蘭語，8開本；2者；海牙； 1852年

72.Gaihan' s （Kar1 Gutzlaff' s） Chinesesche Berichte von der Mitte des Jahres 1841 bis zum Schluss des Jahres1846 （ 《中國報告（從1841年中至1846年底） 》），卡塞爾； 1850年，這些書信最初在calwer Monatsb1 tter上發表

73.Dr. C. Gutzlaff，Die Mission in China Vortr ge，in Berlin gehalten，1-6 Vortrag（ 《中國的傳教事業一一郭實臘在柏林的演講（1-6） 》），柏林； 18b0年，

74.Dr. C. Gutzlaff，Abschiedswortegesprochen bei der Jahresfeier der Preuss. Haupt-Bibe1-Gese11schaft am9 Oct. 18b0（1850年10月9日郭實臘在普魯士聖書主會（Prussian Head Bible society）年會上發表的告別演說），柏林； 1850年，

75.Dr. C. Gutzlaff，uber die Handels verh ltnisse im stlichen Asien. Vortrag gehalten zu Berlin am 9 Oct. 1850（1850年10月9日郭實臘在柏林發表的關於東亞貿易關係的演說），柏林；1850年，

76.Dr. K. Gutz-laff，Bericht seiner Reise von China nach England und durch die verschiedenen L ndejEuropa' s im Interesse der Chines.Mission（《為了中國傳教事業而進行的一次旅行：從中國航行至英國進而周遊歐洲各國》），卡塞爾； 1851年，后該書被譯為荷蘭文，名為《我從中國至英國的航行及其他》（Mijne reis van china Engeland，&c.），鹿特丹；1851年，

英文

77.Remarks on the Siamese Language（《暹羅語述論》），4開本；14頁；3張插圖；倫敦；1833年，該篇曾在1831年7月16日 《皇家亞洲文會中國支會會刊》第3者第2部分上發表，也曾發行過一些單行本

78.The Journa1 of Two Voyages a1ong the coast of China（《沿中國海岸兩次航行日誌》），12開本；322頁；紐約；1833年，第一次航海日誌最初發表在 《中國叢報》第1卷上，

79.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和和貿易往來的回顧，插有一幅校正新地圖，2卷；8開本；436十463頁；版，

80.Journal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1833，Si-am，Corea，and the Loo-2hoo islands（《1831、 1832、 1833年三次沿中國海岸航行日誌，附暹羅、朝鮮以及琉球介紹》）。正文前有《玻利尼西亞人研究及其他》的作者艾利新牧師（Rev. w.Ell1is）介紹中國. 政策和宗教等的導口，12開本；xcIII十450頁；倫敦: 1834年，

81.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l「oyage to the1orthern Ports oj Chi-na（ 《中國北方港口航行報告》），這是 《“阿美士德號”航行中國北方港口報告書》一書的最後部分（269-296頁），8開本；倫敦；1834年

82.China Opened； or，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history，customs，manners，arts，manufactures，com merce，literature，religion，jurisprudence，&c. of the chinese empire （《開放的中國: 中華帝國地理、歷史、風俗、習慣、藝術、製造、商業、文學、宗教以及法律等概覽》），2者；12開本；xvI十510 頁、 VI+570頁；倫敦；1838年，

83.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漢語語法》），第一部分：拼音法和語源學，愛漢者著；8開本；148 頁；巴達維亞；1842年，這是這部書唯一付印的部分，採用石印方式；這是當時唯一可用的漢字印刷方式

84.Memoir of Kang-hi，emperor of China（《中華大帝康熙傳》），倫敦；1843年，這是阿洛姆（A11om） 4者；本《中國風光》的附錄

85.The Life of:11aou-kwang，1ate emperor of China；with memoirs of the cour of Peking（ 《前任皇帝道光生平及北。示、宮廷實錄》），該書還簡述了中華帝國近五十年來發生的主要事件，12開本；xvI十279 頁；出版於作者去世之後。

郭實臘還用英文或其他歐洲語言為《中國叢理》等一些報紙期刊撰寫了許多文章，與此同時他還留下了大量的手稿，手稿的內容是一部未及編基完成的英漢詞典。

1. 福漢會與太平天國：郭實臘與洪秀全是否直接接觸過，無可查考。然而，郭實臘的福漢會卻與太平天國有著一定的關係。1853年，太半天國後期名臣洪仁玕，曾在香港跟隨韓山明學道。1854年5月，當洪仁玕準備前往南京投靠洪秀全時，韓山明曾贈其現金二百元、聖經三本和衣物一批。而韓山明本人也曾在洪仁玕的協助下，寫成了《太平天國首義記》（The Visions of Hung Siu 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書。此外，1860年10月13日，當福漢會成員羅孝全前往南京拜會洪秀全時，洪秀全親自邀請他出任太平天國的“洋務丞相”。由此可見太平天國與福漢會之間不同尋常的關係。

其實，郭實臘和不少西方宣教士曾對太平天國寄以厚望，因為他們想“藉太平天國，使中國成為基督化的國度”。而福漢會成員更是直接參與了太平天國運動及其改革與建設，並具有一定的影響和貢獻。

2. 郭實臘聖經譯本與太平天國：郭實臘等人所翻譯的中文聖經，其重要性不在於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而在於它是太平天國所採用的譯本。

1847年，太平天國創立者洪秀全曾前往香港，跟隨宣教士羅孝全學道（按：羅孝全是福漢會的成員，曾跟隨郭實臘學習）。王元深在他的著作《聖道東來考》中，如此記述洪秀全與羅孝全二人接觸的經過：“翌年羅教士回國，數年後，復來羊城東石角傳道。花縣人洪秀全，涉獵書史，來省應試，偶得耶穌小書數本，周覽后，始知偶像菩薩之謬，不應奉拜，乃往東石角禮拜堂聽講福音，交識傳道者周道行，供給其學道。閱三月，求羅教士與施浸禮，又求借銀五元，羅見其有異志，故卻之，謂其道味尚淺，須再研究。秀全以所求不遂，離羊城回家，一去無復回，道行所供秀全三月之需，亦無歸款，此是周道行自述之言”。

在洪秀全學道期間，羅孝全曾送他一部中文聖經，即郭實臘等人翻譯的《新遺詔書》。若將後來太平天國印行的聖經與《新遺詔書》作一比較，即可看出它們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麥都思在1853年12月29日寫給倫敦傳道會的信中，曾這樣評述太平天國聖經的由來：“舊約方面，他們採用郭實臘的譯本，沒有做出隻字片語的改動……。新約方面，他們採用我和郭實臘在1835年的譯本……。那是這些譯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起義者按他們所得到的原原本本的採用”。

參見《晚清來華傳教士郭實臘研究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