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標鐵柱
唐標鐵柱
公元7世紀中葉,我國西部吐蕃奴隸主政權統一了青藏高原各部,在南方與唐爭奪四川邊境和洱海地區,嚴重威脅到唐朝在西南地區的利益和安全。唐中宗景龍元年(公元707年),唐朝派遣唐九征為討擊使,擊毀吐蕃城堡,拆除了吐蕃在漾水、濞水上的鐵索橋,切斷了吐蕃與大理洱海地區的交通,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唐九征就立鐵柱記功,這就是昆明大觀樓長聯里“唐標鐵柱”典故的出處。史載此鐵柱立於蒼山,今天的漾濞江畔。
“南詔鐵柱”現存於彌渡縣太花鄉。已不復存在的“唐標鐵柱"據文獻記載立於點蒼山之喘溪畔。
“唐標鐵柱”后的幾十年間,由於唐王朝內部腐敗,地方官員胡作非為,造成西南洱海地區民族關係惡化,鐵柱在南詔閣邏鳳時期被毀。“唐標鐵柱”事件所發生的地理位置也因為記載殘缺等原因成為千古之謎。“唐標鐵柱”在哪裡?雲南學界比較統一的觀點是:“唐標鐵柱”在洱海地區,具體位置沒有定論。筆者多年來研讀有關“唐標鐵柱”事件的史籍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內地方文獻的相關記載,發現“唐標鐵柱”與漾濞有密切聯繫,鐵柱遺址應在漾濞。
《大唐新語》、《舊唐書·本紀》、《新唐書·吐蕃傳》等史籍都對這一事件作了描述。其中《大唐新語》較為完整:“唐九征為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濞水為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鎮之。九征盡刊其城壘,焚其二橋,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當時吐蕃為打通與西洱河部落的聯繫,在“漾水”、“濞水”,也就是至2018年的漾濞江、順濞河上修建鐵索橋,建築城堡派重兵鎮守。唐九征打敗吐蕃后,拆毀城堡,斬斷兩條江上的鐵索橋,用鐵索材料鑄煉成鐵柱紀功。“唐標鐵柱”整個歷史事件的最關鍵階段與漾濞境內這兩條河流有關。加上鐵柱所用材料是兩座橋的鐵索,重量大、體積大,不易於長途搬運,只能是就近就地澆鑄。可以認為,“唐標鐵柱”就建在漾濞境內,在漾濞江和順濞河的附近。
“唐標鐵柱”不只是為了紀功,還具有界碑的作用。據記載,建造鐵柱時,在柱身或基座上刻有疆界地圖、地理情況、戰爭概況。這在唐代張九齡《曲江集》卷十一載《敕吐蕃贊普書》中有明確記錄。《敕書》之一中說:“近得來書,又論蠻中地界……至如彼中鐵柱、州圖、地記,是唐九征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敕書》之二中說:“彼州鐵柱書,唐九征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複”。這兩道《敕書》是唐德宗寫給吐蕃贊普的。可知唐九征擊敗吐蕃后建造鐵柱,刻上姚州圖及地界記,即所謂“鐵柱書”。“唐標鐵柱”事件發生很多年後,吐蕃與唐朝爭議“蠻中”即洱海地區的權屬問題。唐德宗反覆以“唐標鐵柱”上州圖、地記為依據,來證明洱海地區的歸屬。既然是洱海地區的界碑,就應建在洱海地區周圍。古代漾濞渡是南方絲綢之路上必經的一個渡口,明代謝肇淛《過漾備渡謠》中有“過了漾備渡,閻王請上簿;到得龍尾關,才是到人間”詩句。漾備渡即漾濞江上渡口,龍尾關在大理市下關天生橋附近。說明當時漾濞江上渡口以西自然條件極其惡劣,難以控制。唐九征在此立鐵柱為界碑,把漾濞江以東漾濞等地納入唐朝統治管轄範圍,與唐初西南局勢相吻合。鐵柱在漾濞江邊,才能有界碑的作用。倘若鐵柱立在點蒼山以東的滇池、姚安、祥雲、彌渡等地,唐德宗就不可能以它為依據與吐蕃爭論。而且,唐九征把吐蕃勢力逐出漾濞江以西后,反要後退數千里、數百里劃界,這也難以解釋。作為界碑的“唐標鐵柱”立在漾濞江畔,從當時的政治軍事等多方面講,才最具有合理性。
多種記載表明,唐九征打敗吐蕃的決勝之戰是在點蒼山西麓漾濞境內進行的,在此勿庸贅述。唐九征在漾濞擊潰吐蕃軍隊后,吐蕃軍隊沿南方絲綢之路向西退走,唐九徵才“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在漾濞江畔建鐵柱,一方面是紀功,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悼念和撫慰亡靈。由於漾濞點蒼山及天生橋以西特殊的地理條件,漾濞之役是唐與吐蕃戰爭中最艱苦慘烈的一次戰鬥,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無數唐軍將士和吐蕃士兵喪命於斯。建鐵柱后,進行祭拜,也算是對陣亡將士的一個交待。在取得大勝之地立碑柱紀功祭禮,“唐標鐵柱”建在漾濞江畔才合情合理。
《嘉靖大理府志·古迹》中載:“唐御史唐九征遵洱河西,見吐蕃以鐵絙跨漾、濞二水,已越點蒼。征毀絙夷城,立銅(鐵)柱而去。柱今失其處矣。”唐九征率軍追擊吐蕃到西洱河,看見吐蕃建在漾濞江和順濞河上的鐵索橋,在打敗吐蕃,立鐵柱后才率軍班師。根據記述,鐵柱是建在“毀絙夷城”的地方—漾濞境內兩座橋附近。
《光緒永昌府志·雜記志·古迹》中載:“唐中宗景龍元年(707年)六月,吐蕃與姚州蠻寇邊,姚巂道討擊使唐九征敗之,於漾濞立銅(鐵)柱之紀功。”這裡關於“唐標鐵柱”事件的記載,除了與《大唐新語》、《舊唐書》、《新唐書》基本一致外,還記載了最重要的一點:唐九征在漾濞立鐵柱紀功。這是“唐標鐵柱”建在漾濞的最明確的記載。
根據以上史載,可知唐標鐵柱在漾濞境內的漾濞江和順濞河上,但具體地點應在何處呢?明代雲南名人李元陽在大理期間,曾與友人到漾濞遊歷,留下膾炙人口的《石門山記》。遊記中有“至湍溪,為唐御史唐九征立銅(鐵)柱之地,今失其處矣”句,成為後來許多專家學者探究“唐標鐵柱”的重要依據。但有人在引用此史料時,把漾濞石門關說成大理天生橋甚至昭通石門關,這是不對的。根據李元陽遊歷的路線及沿途情況描寫,他們一行三人從大理出發,中午到石門關,再騎馬順點蒼山半山腰馬幫道到今漾濞上街鎮石鍾村白石寺,然後下山,晚上到漾濞住宿,“至湍溪”時,他們已到漾濞下街村附近。湍溪是漾濞縣城東側雪山河的古名,在下街村附近與漾濞江交匯。雪山河因其上游落差大、流速快,古代稱之為“湍溪”。李元陽在“湍溪”時提到“唐標鐵柱”,說明他們了解鐵柱遺址的位置,只是找不到蹤跡而已。李元陽的遊記為我們尋找“唐標鐵柱”的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唐標鐵柱”就建在今漾濞縣城東面雪山河附近。
徐樹丕《識小錄》卷一載:唐朝御史唐九征立銅柱於點蒼山之湍溪。“銅柱”同樣是“鐵柱”的誤寫。徐樹丕點明“唐標鐵柱”的地理位置,在點蒼山西麓漾濞境內,一條名叫“湍溪”的河流之旁。關於“湍溪”,前面已講到,根據地方史籍和田野考證,是至2018年漾濞雪山河。這再次證明了“唐標鐵柱”在漾濞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