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倫理
生育倫理
生育倫理文化是人類最古老的文化，是相伴人類始終的文化。人類自身生育演進的歷程表明，人類的生育行為選擇及其所凸顯的道德、責任和倫理問題，是一個值得當代人和未來人永遠思索亦不能窮盡的永恆主題。
中西生育倫理既有許多相近或相通的因素，如從歷史上看，中西生育倫理都有過生殖崇拜、早婚早育、多生多育等，但也存在本質的差異。這種差異，概括來說主要表現在生育權利與生育義務上，此外也體現在政府的生育政策方面。具體來說，中國文化認為生育即是權利同時也是義務，其核心台詞是“我要生育，這是我的權利”，這是生育自由論倫理觀的主要話語訴求。從政府的生育政策來看，現代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生育政策，而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鼓勵生育政策。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生產本身有兩種：一是物資生活資料的生產；一是人自身的生產。它們分別受到勞動力發展階段的制約和家庭發展階段的制約。生育倫理與這兩種生產方式緊密相關。它既包含了人口生產（生）的方面又包含了人自身成長或完善（育）的方面。由於它是從“人自身生產”和“人自身完善”的普遍本質中產生的“倫理”，因此它必然展開一種將人的物種規定和人的類生命本質結合在一起的倫理世界。從這一意義上看，生育的倫理傳統總是受到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和交往實踐的制約，且與婚姻—家庭制度、社會文化傳統、醫療科技或公共衛生的進步以及人口生態等因素相互交織。換言之，人類的“生育”實踐，由於是一種時間代際上的文明傳承形式，它受到生育實踐周期長、生育功能相對穩固和生育倫理生態日益凸顯的影響，必然關涉民族倫理氣質和文化風貌之構成。中國的生育倫理傳統，在這方面尤為突出。
中國的生育倫理傳統，受小農經濟與宗法制度的影響，集中體現為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儒家生育倫理觀。儒家的生育觀，可追溯到西周初露端倪的多子多福的倫理觀，例如在《詩經·大雅·假樂》中出現了“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的頌詞。孔子的治國綱領（“庶、富、教”）中居於首位的便是“庶”（即“人口眾多”）。而儒家孝道倫理則把“有后”的生育觀奉為最優先，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種鼓勵生育的傳統，在中國傳統文化形態中既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政治意識之訴求，又是一種自然主義的經濟意志之體現，更是一種關係主義的文化教化之必然。
第一，中國生育的倫理傳統有著明顯的政治功利主義訴求。2000多年來，中國封建統治者從一種實用理性的價值導向出發，倡導“多生”。因為，“多生”會帶來“戶口滋多”和“賦稅自廣”。從一種政治意識的角度看，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將人口看作是勞役、賦稅、兵役的來源，認為它關乎國力強弱，財富多寡，因而中國生育的倫理傳統與這種功利主義的政治意識訴求及其鼓勵人口增殖的政治動機有著莫大的關聯。
第二，中國生育的倫理傳統植根於自然經濟形態的經濟土壤。在一種相對封閉的自然經濟體系中，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遵循著“人口”即“勞力”的生產邏輯，因而鼓勵“多生”（尤其是多生男丁）是這種生產邏輯的必然結果。
第三，中國生育的倫理傳統受到儒家關係主義的文化預定。儒家關係主義強調“推己及人”，因而形成了一種“尊祖宗”、“講孝道”、“三綱五常”、“男尊女卑”的關係秩序原理。這種關係主義的文化預定形成了重男輕女、多子多福和傳宗接代的儒家“孝”文化的生育倫理觀。
毫無疑問，儒家的生育倫理與中國前現代社會的社會經濟狀況是相契合的。中國人口生態在整個前現代社會還是比較平衡的。但這種鼓勵人口生產的生育倫理到了近代就產生了令人擔憂的情形。1712年，清政府採取“攤丁入畝”制度，極大促進了人口增長。在半個世紀不到的時間裡，人口突破2億大關，后又突破3億，到1834年突破4億。在清王朝統治的200多年裡，人口翻了5倍。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人口總數約為5.4億，目前接近13億。可見，傳統儒家的生育倫理旨在鼓勵生育，它帶來的人口問題使得“計劃生育”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糾偏政策。今天的問題是：鼓勵生育的文化傳統以及控制生育的國家政策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新”、“舊”兩種傳統，它使當今中國社會遭遇前所未有的人口道德困境。其中，最為重要且根本的道德困境是：
1.生育倫理面臨道德標準之困惑。例如，如何處理以社會總體價值坐標為參照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道德合理性和以個體權利坐標為參照的婦女生育權的道德正當性之間的兩難；如何權衡優生優育的生育價值和人的生命尊嚴的價值，換言之，人們怎樣解決計劃生育的必要性與生育人權的不可剝奪性之間的內在緊張關係。
2.生育倫理在倫理方式上遭遇諸多倫理難題。這主要表現在：其一，由於存在人口數量控制和質量提高之間的兩難，我國的人口生產在生育的倫理方式上面臨如何行之有效地貫徹優生優育的倫理原則之難題；其二，我國的人口生產實踐在減緩人口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從而造成人口年齡生態的失衡，它從大的時間尺度上使生育倫理方式面臨尖銳的年齡生態重建的生育倫理難題；其三，傳統重男輕女的性別歧視和現代高新生殖技術的運用使得性別選擇日益普遍，這對生育倫理是一種顛覆性的挑戰，它的直接後果是人口性別比例失衡，且從倫理方式的自然本原（男女）上導致性別偏好選擇與性別自然生態之間的矛盾緊張。
3.生育倫理在文明體系方面捲入一系列的道德困境中。比如，由獨生子女政策引發的傳統倫理關係的斷裂，新一代獨生子女難以理解傳統的“兄弟姐妹關係”的文化意義；由生育質量控制引發的倫理困境，例如墮胎問題；由生殖輔助技術引發的倫理問題，例如由“代孕”引發的倫理論爭；以及由生育方式的變化（如克隆技術）而引發的婚姻家庭倫理問題，等等。
僅就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看，它實際上是由性別選擇性流產、溺棄女嬰等違背人權的行為所導致的。然而，年輕夫婦通常認為這只是自己家庭的事情，他們通過B超、染色體檢測等技術，進行早期胎兒性別鑒定並做出生育選擇。這裡存在著個體家庭（或個人）的人口道德與社會整體的生育倫理之間的尖銳衝突。當然，雖然面臨這樣或那樣的困境，中國社會的人口道德隨著計劃生育的普及也表現出一個共同趨勢，即與傳統形態的生育倫理相揖別。中國的人口控制政策在經歷漫長的探索與發展后，已為大多數人所認同，成為國民調節生育行為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國的生育倫理在今天面臨的道德困境，是向“適度人口”的生態學目標演進過程中必然遭遇的現代性難題，其中的關鍵是尋找生育的權利、生態和自由等道德實踐難題的倫理“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