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山

（1906—1969）河北省蠡縣人。一九二五年人馮玉祥部，任排長、連長、副營長，國民革命第二十六路軍副營長。一九三一年參加寧都起義。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一軍團第三軍八師二十四團副團長，中央軍委教導第四團團長，紅三軍團幹部隊隊長，紅十五軍團七十五師二二四團參謀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河北游擊軍司令員，冀中軍區副司令員兼第四軍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冀中軍區第九軍分區司令員，中共冀中區黨委武裝動員部部長，冀中軍區武裝部部長，河北軍區石家莊軍分區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河北省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06年，孟慶山出生於河北蠡縣萬安村，因家庭貧困，他從12歲便開始分擔家裡的生活重擔。1924年由於軍閥混戰，加之水旱災害，18歲的孟慶山被迫離開家鄉，到天津去做苦工。1925年，孟慶山來到北平，參加了馮玉祥的國民軍，因軍事素質過硬和作戰勇敢，很快便被提拔為班長、排長、連長，直至副營長。

北伐戰爭后，孟慶山所屬部隊被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1931年12月，寧都起義爆發，二十六路軍全體將士參加紅軍。

此後不久，孟慶山在一間民房裡初次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周恩來在介紹孟慶山時風趣地說:“這是孟慶山同志，馮（玉祥）先生的手槍隊長。”孟慶山立即上前一步給毛澤東同志敬禮，毛澤東高興地握住他的手，熱情鼓勵說：“以後可大有用場了。”孟慶山則憨憨地表態：“當了紅軍，我們渾身是勁兒。”毛澤東笑了：“有了你們，紅軍會發展得更快。”參加紅軍后孟慶山先後任中央軍委教導團第四團團長，紅三軍團司令部幹部隊隊長，參加了樂安、宜黃、建(寧)黎(川)泰(寧)等戰役。在樂安戰鬥中，孟慶山身負重傷，子彈從腰間穿過，離腰椎僅2厘米。在此後的反“圍剿”戰鬥中，孟慶山再負重傷，胳膊和腿肚子被敵機炸彈炸傷。

1934年10月，滿身傷病的孟慶山隨部隊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南渡烏江，巧過金沙江，搶渡大渡河，經過天全、蘆山、寶興后，孟慶山隨部來到夾金山下。對於多次身負重傷的孟慶山來說，翻越眼前這高五千多米、終年積雪的夾金山絕對是一個生死考驗。

但是孟慶山沒有任何猶豫退縮。踩著沒膝的積雪，他咬著牙艱難地向上爬著。越往上空氣越稀薄，積雪也越厚。他開始感到喘不上氣來，渾身像散了架。有一天他正艱難地往前挪著步子，突然眼前一黑暈倒並掉進旁邊的山溝里。幾個同志跑過來，把失去知覺的孟慶山拉了上來。十幾分鐘后，孟慶山睜開眼睛，看著藍藍的天空和皚皚白雪，好長時間才恢復記憶，繼續前行。就這樣憑著驚人的毅力，孟慶山以傷殘病弱之軀，咬著牙征服了雪山，又向草地進發。

茫茫草地荒無人煙，到處是爛泥污水，隨處可見淤積著黑褐色毒水的坑坑窪窪。在這種環境下孟慶山身上的傷口很快開始化膿感染。進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黨總支書記彭紹輝找到他，說有幾個傷員掉隊了，讓他回去一趟。且不說身體的傷病，單是在草地里艱難地走了兩天一夜，好不容易熬到現在，再往回走該是多麼不情願啊。但孟慶山二話沒說，帶上一個小戰士就出發了。第二天下午，在茫茫草地中，孟慶山終於找到了那幾個掉隊的傷員，大家的手緊緊握在一起。傷員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越走我們越膽小，是不是走錯了路？今天一天都沒看到人。”孟慶山帶領大家艱難地朝大部隊方向進發，一行人在草地里足足行走了三天四夜。沒有吃的，就吃草根和樹皮，連草根和樹皮都沒有了，就吃腰帶和皮鞋。孟慶山的一雙牛皮鞋的鞋底也在途中被煮著吃了。幸運的是，在臨近出草地前，孟慶山一行終於趕上了大部隊。出了草地，部隊行進在由西康至四川的征途上。隨著季節的變化，陰雨連綿，道路越來越泥濘。孟慶山的傷勢也越來越惡化，胳膊傷口上長了蛆，腿肚子的傷也因為沒有葯，潰爛得厲害。在當時缺醫少葯的情況下，他只能咬緊牙關用刀把蛆挑出來，再用鹽水擦。

一天宿營后，軍團政治部一位領導找到孟慶山，表示組織上決定就地安排一些傷病員，其中包括孟慶山。孟慶山一聽就急了，他斬釘截鐵地說：“我不同意留下，有一口氣我也要跟著部隊走！”就這樣，孟慶山以“死也要跟著紅軍隊伍走”的決心，拖著傷病之軀頑強地跟隨著隊伍前進。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同陝北紅軍勝利會師，孟慶山也堅持著走完了艱難的萬里長征之路。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毛主席根據敵我形勢，審時度勢，果斷地組織一批在延安抗大學習的紅軍幹部提前進入即將淪陷的河北、山西等地開闢抗日根據地。為策應紅軍大部隊開赴華北敵後，當時正在抗大二期學習的河北籍紅軍團長孟慶山很快被派往河北，開闢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

出發前，毛澤東、博古、李富春等中央領導親自找孟慶山談話，交代黨中央戰略意圖，毛澤東指示孟慶山：現在全面抗戰已經開始，中央派你們到敵後去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這就要你們把學校學的東西到實踐中去運用，這項任務是很艱巨的。毛澤東還特別提醒：要完成這項任務，必須學會搞統一戰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和力量一致抗日，要學會依靠群眾，要靈活的掌握中央政策，共產黨人是松柏，也是楊柳，要冬夏常青，也要能適應環境宜於栽種。

孟慶山牢牢地把主席的指示銘記在心。在進行了必要的化裝和準備后，他帶領其他六位紅軍幹部離開延安，向敵後國統區進發，過黃河渡口風凌渡由陝西進入山西。到太原后，他立即找到有公開合法身份的中共北方分局領導薄一波、楊尚昆和北方局軍委書記朱瑞，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時局的指示，進一步了解到華北前線的戰局。北方分局領導同志留下了其他六位紅軍幹部充實到當地抗日隊伍中，孟慶山按黨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繼續向前。在太原到石家莊的火車上，他見到了去保定前線視察的周恩來和彭德懷，他們分別就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和游擊戰術等問題向他進一步作了指示。離開太原后，孟慶山已隻身一人，面對前面的道路，他感到茫然，但是，他肩負著黨中央、毛主席的重託，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一種神聖的使命感和堅強的信念激勵著他、支撐著他。他日夜兼程，朝目的地冀中挺進。沿途與國民黨軍、警特展開了機智的應對、周旋，擺脫了他們的跟蹤、盤問和抓捕，甚至冒著敵機轟炸，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在克服了重重困難之後，孟慶山終於於1937年8月5日保定失守前適時安全抵達保定白洋淀，自此開始了冀中抗日根據地的開創工作。

在八月初到達冀中白洋淀后，孟慶山迅速和地下黨取得聯繫，發動群眾，在安新、高陽等地區開辦了黨員游擊訓練班，培養開展游擊戰的黨員骨幹，大力發展武裝。至1937年底，在冀中平原上建立起了一支統轄3個獨立師、5個獨立團和支隊，另有12路軍的號稱10萬大軍的河北游擊軍，孟慶山任司令員。這支武裝游擊兵團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同敵人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並取得了大庄、三台等多次戰鬥的勝利。

1938年初，日軍佔領河間城后，燒殺淫掠無惡不作。為消滅河間日軍，孟慶山率領1.5萬多名抗日將士，切斷敵人增援的後路，把河間城團團圍住。城裡的敵人見此情景，緊閉城門不出。

河間城牆高，游擊軍沒有重武器，很難攻下。夜深了，孟慶山還在司令部小屋子裡踱來踱去想辦法。正無計可施之際，他忽然想起幼年時代在老家玩的“起花”來。那是一種小孩子在煙花上故意綁一塊小磚頭的頑皮玩法兒，如此等煙花落下便觸地有聲。孟慶山聯想到河北游擊軍使用的麻辮手榴彈恰好是著地爆炸的，如果用起花帶上手榴彈不就能飛到城裡炸敵人嗎？於是第二天，孟慶山請來了幾位做花炮的師傅做試驗，把花炮做成棒槌一樣大，後面綁著3根秫秸，帶上手榴彈，結果手榴彈能斜飛300多米落地爆炸。試驗成功了，大家高興地給這種新武器起名叫“起花炮”。孟慶山連夜派人從附近幾個縣請來花炮師傅，動員大家從各地運來大批木炭、火硝等物品，日夜拚命干，只5天時間就造出了幾十車“起花炮”。

進攻當日午夜1時，攻城部隊進入前沿陣地，只聽一聲令下，四面八方的“起花炮”發出嗚嗚的呼嘯聲，帶著長長的火尾巴，劃過漆黑的夜空，一齊飛向城中爆炸，頓時全城變成一片火海。敵人弄不清這是什麼新武器，膽戰心驚，亂作一團，最後打開城門奪路逃竄，河間城又回到人民手裡。這次戰鬥打死打傷日偽軍500餘名，繳獲了大批輕、重機槍等武器彈藥及其他物品。

抗戰時期，馬本齋在家鄉河北獻縣組織了一支回民抗日武裝。面對強敵日寇，他深感勢單力薄，在徵得大家同意后，便派三弟馬進波去找共產黨游擊軍。實際上早在1937年11月，孟慶山就已知道在獻縣一帶有回族兄弟搞起了抗日武裝，特別是一個由馬本齋帶領的回民義勇隊，多次和日偽軍作戰有很大影響，早有會晤之心。1938年2月的一天，孟慶山把馬本齋接到司令部，馬握住孟的手激動地說：“我可找到你們了！”從此，這支回民抗日武裝接受了黨的領導，被編入河北游擊軍回民教導總隊，馬本齋任總隊長。在冀中平原上，這支武裝在馬本齋率領下，經歷大小戰鬥不計其數，打得敵人聞風喪膽。

1938年5月，冀中人民自衛軍和河北游擊軍合編為八路軍第三縱隊，同時成立冀中軍區，孟慶山任三縱隊副司令。1938年9月，九分區機關部隊到了蠡縣蓮子村，這是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部隊得到暫時休整。當時孟慶山已32歲，還沒有結婚。政治部經過研究，決定將九分區國防劇社的黃克介紹給他，就這樣黃克和孟慶山這對革命情侶欣然走到了一起。

1939年8月孟慶山當選為七大代表。1940年4月離開冀中赴延安。后因局勢變化，七大延期，組織上便留其在延安學習，1940年9月進入軍政學院學習，1941年8月至1942年3月在軍事學院高幹隊學習。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黨校學習並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日本投降后孟慶山回冀中九分區任司令員，1947年1月調冀中區任黨委武裝動員部部長、冀中軍區副司令員。1949年省軍區成立后，任石家莊軍分區司令員。

由於戰爭年代負傷流血過多，工作環境艱苦，孟慶山積勞成疾。隨著年齡的增長各種疾病突現，血壓有時高到200多，心臟病、肺氣腫常常使他喘不過氣來，傷口也時常隱痛，甚至堅持正常工作已十分困難。當時的省委書記、省軍區政委林鐵同志對孟慶山很關心，勸他說:“老孟，放下工作吧，到北戴河療養一段時間，周總理知道了你的病情，要安排你休息。”就這樣孟慶山從1950年至1955年很長一段時間在療養中度過。1955年，中央開始為幹部授銜做準備工作。孟慶山的情況有點特殊——他是紅軍時期的團職幹部，但在抗戰初期是軍職幹部，不少老戰友都反映：老孟是紅軍時期的團長，開闢冀中抗日根據地的關鍵人物，最低應該授中將。面對這些反映，孟慶山很中肯地說：“授什麼銜我都沒意見，幾十年出生入死，有許多戰友都倒下了，沒看到勝利這一天，我一個放豬的孩子，有今天很知足了，我身體一直不好，文化也不高，一切聽從上級安排。”

1955年9月27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親切地握著孟慶山的手問道：“你是冀中的孟慶山吧！”他立正回答:“是，主席您還記得？”主席笑著說：“那怎麼能忘記啊！”那一年他被授予少將軍銜，同時被授予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授銜后，孟慶山繼續擔任河北省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另外還兼著體委的領導工作。

解放后，大批冀中的幹部進了城。許多人和孟慶山很熟悉，大家尊重他、敬仰他，時常有人來家裡看望。

1964年孟慶山離休。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神州大地到處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孟慶山許多在領導崗位上的老戰友都成了“走資派”、“叛徒特務”。為了整倒這些老幹部，經常有一些造反組織帶著介紹信找到他搞外調，他們企圖從孟慶山那裡搞到一些可以作為所謂證據的材料。特殊時期，孟慶山剛直不阿堅持實事求是，盡自己的努力來保護這些老幹部。當時這些老幹部主要是在冀中工作過的，如黃敬、孫志遠、呂正操、程子華、林鐵、羅玉川等，他們和孟慶山都共過事，比較了解。1967年至1968年，孟慶山接待了一百多群眾組織外調人員，在外調造反組織的反覆衝擊下，病情加重，有時從辦公室出來，頭暈得要扶著牆走。但是孟慶山不顧造反派的威脅利誘和無理要求，堅持證明這些老幹部清白的歷史和對革命做出的貢獻。1969年除夕的清晨，孟慶山突患重度腦血栓，深度昏迷，后經搶救無效，於1969年2月17日在天津病逝，享年63歲。經周恩來總理特批，1969年2月22日，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孟慶山一生戎馬倥傯，六年的馮玉祥國民革命軍的軍旅生涯錘鍊了他優良的軍事素質和強健的體魄，為日後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堅實基礎。在紅軍隊伍中，他身經百戰，負輕、重傷六次，以驚人的毅力和頑強生命力帶著傷走完長征。抗戰初期，他又隻身一人離開大部隊，克服了重重困難，在冀中開闢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