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良佐

謝良佐於北宋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拜程頤為師。

北宋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謝良佐進士及第，中進士后，曾任河南澠池、湖北應城知縣。

北宋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謝良佐被人推薦，受到宋徽宗的召見，被派往書局任職，后又斥為管庫，監管京西竹場。他認為宋徽宗的年號“建中”與唐德宗的年號相同，很是“不佳”，還說皇帝“不免播遷”，因此得罪了徽宗皇帝，被關進監獄，廢為平民。

北宋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謝良佐逝世，謚號“文肅”，清時從祀孔廟。著有《論語說》。

謝良佐在理學發展中外是極重要的一個思想家。他使二程之學在南渡之前得到重大的突破性的發展，為南渡理學進一步昌盛，以及林立派別的出現有奠基和開啟的雙重之功。他在這個轉折時期佔有重要的思想地位。

一、創立上蔡學派。著名弟子有朱震、曾恬、詹勉、鄭轂、朱巽等。黃宗羲譽為“程門高弟，予竊以上蔡第一。”“其論仁以‘覺’，以‘生意’，論誠以‘實理’，論敬以‘常惺惺’，論窮理以“求是”，皆其所獨得，以發明師說者也”。（《宋元學案·上蔡學案》）

二、謝良佐的“格物窮理”論，上承二程思想，下啟朱熹“窮理”學說，又開陸九淵“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與李宰》）的先河，其引禪人儒學風對當時和後世也頗有影響。

三、良佐還用禪學解釋《論語》。他認為，自秦、漢以來，開門教授《論語》者，不過是分章析句而已。魏、晉以後，讀者更少。既不知讀其書，也不知聖人心。雖欲讀之，也不得要領。聖人辭近指遠，辭有盡而微旨無窮。有盡者可求助於訓詁，無窮者要領會深遠的精神。猶如觀人，他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雖改容更貌，人則如故。所以難讀。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求。只有使“本真”的心恢復，才可深懂《論語》的微旨，受到啟發，久而久之，學習的益深，行為益顯著，知視聽言動皆符合於理，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為一。至此，則會深信“辭近而指遠”。

四、對湖湘學派以及對心學一系影響深遠。謝良佐對湖湘學派尤其是對創始人胡安國的的影響甚大，正如黃宗羲所說“先生（指胡安國）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為多。”而謝良佐對心學的影響集中顯現在張九成身上朱熹指出：“上蔡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朱熹稱謝良佐：“上蔡髙邁卓絕宏肆，善開發人。”雖對謝良佐有批評但卻認為謝良佐“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居敬窮理為入德之門，尤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北宋的儒學學者在儒學復興的趨勢下對自家的經典做了創作性詮釋。作為二程高足，謝良佐集成並發展其師的主要學說。但遺憾的是，謝良佐的傳世之作僅有門人整理的《上蔡語錄》以及保存在朱熹《論孟精義》中“謝氏曰”部分的《論語說》。

《上蔡語錄》體現了謝良佐思想的核心主旨以及主要思想的深入研究。《論語說》中，謝良佐批評了秦漢以來聖門學者為學多遵循章句訓詁，而不知聖人心，他從心的體會出發，以心體仁，對仁做出了不拘文意的疏解。

29歲已經小有名氣謝良佐，為在學問上做出一番成就，專程到河南扶溝向時任扶溝知縣的程顥求教學問。他初見程顥，程顥待以客人之禮，但謝良佐卻說：“我是來拜師問學的，願做先生的弟子。”程顥就把他安排到一個小屋居住。那間屋子非常簡陋，房頂漏雨，四壁透風。時值寒冬臘月，北風怒吼，大雪紛飛，謝良佐晚上沒有蠟燭照明，白天沒有炭火取暖，飯也吃不飽，但他對此毫不在意。在冰天雪地的艱苦環境中，他苦思勤學一個多月，大有收穫。

謝良佐嚴於律己，修身甚謹。他每天寫日記，對所做之事經常反思，日常言行皆用禮儀約束，如有違背就自己懲罰自己。他說：“要剋制自己，必須從本性最難克服的地方克服。”他認為修身的最大障礙在於“矜”，剛愎自用、自欺欺人的心態，驕傲自大的氣勢，皆是由“矜”引起的。他與程頤分別一年後相見，程頤問他：“一年來有何進益？”他回答道：“唯去得一‘矜’字。”程頤十分高興地說：“這足以證明你的用功，你已經學會獨立思考了。”“良佐去矜”成為千古佳話，被收入《中華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