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惠林

衛惠林（1904—1992），山西省陽城縣人，社會學宗師，國際著名教授，人類學和民族學家。生於清光緒26年（1904）。18歲時（民國10年）赴日本著名的私立早稻田大學攻讀，四年後（1925）獲得文學士學位，當時擁有學士學位的日本留學生是頗有社會地位的，但衛惠林先生並不以此滿足，1927年時遠赴法國，進入巴黎大學攻讀民族學及社會學，1929年獲得巴黎大學的碩士學位。從1932年開始在國內各學校及研究機構從事教學及研究，先後服務過包括南京的台灣中央大學社會系、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四川的私立金陵大學社會學系、四川的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南京的台灣中央大學邊政學系、南京的國立邊疆教育館、廣州的台灣中山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台北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北的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當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青年時期遭受中日戰爭之災、在壯年時期又逢內戰痛苦，戰爭迫使遷徙也擴大了生活領域。

衛惠林曾與黃文山先生創辦中國第一個民族學的專門刊物《民族學研究集刊》，並組建中國民族學會，期間完成他第一部著作：《世界民族志》的初稿，發表《社會制度的形成與變遷的法則》（《人文科學》，1953年）、《法國大革命中的社會思想》（《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6年）、《世界種族分類》（《民族學研究集刊》）、《中國古代圖騰制度論證》（《民族學研究集刊》，1936年）等論文，曾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擔任台灣省通志稿《同胄志》的主修。《同胄志》是台灣省通志稿中土著民族的部分，在舊志中稱為《番族志》或《番俗志》，日人在據台時期，曾從事實地調查，寫出《台灣番族調查報告書》，後來更有語言學家、民族學家，對台灣各族的語言、神話做了學術研究，寫成較為豐富的研究報告。但日人調查報告總有殖民主義的偏見，因此衛惠林計劃，用五年時間撰寫100萬字一族一志，再用比較觀點完成總志，以與日人的《台灣番族調查報告書》互相比證。後來因為通志稿其它篇是參考舊志文獻稍加採訪草草完稿，以及時間倉促，遂縮小編撰規模。1952年辭去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工作，應聘到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擔任教授，1955年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繼續從事田野調查的工作，其十數年間訪問40多個少數民族部落，對阿里山曹族、阿美族、蘭嶼達悟族、賽夏族、排灣族、卑南族、魯凱族等台灣土著民族的氏族組織、親族組織、部落組織、年齡組織、世系組織、權威制度、階級制度都進行了十分詳盡的研究，寫出大量的學術調查報告和民族研究論文，在海內外產生重大影響。

衛惠林腳踏實地從事研究、當時足跡幾乎踏片台灣土著民族各村落，而上述著作也幾乎成為日後學者研究台灣原住民社會必讀的基本著作。在衛惠林先生八十華誕時，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以該所集刊第54期為祝壽論文集，石磊、許嘉明、瞿海源三人聯名文章，提及衛惠林先生對社會人類學的貢獻，在以土著社會的數據建構的一般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是氏族與世系群的分別。氏族與世系群是基於不同的組織原則（Structural principle）的兩種根本不同的組織型態。氏族是基於分組法則，以群體內外觀念為基礎的血親群，而世系群是基於個人的世系關係與群內親疏遠進法則為基礎的親族群。這兩原則是日後所謂祖先定向與自我定向，而依此定向形成祭嗣群與親類。freedman對親類釐清及Goodenough指出祖先定向與自我定向的差別都是在1960年以後的發展，而衛惠林早在1958年就提出這兩個概念，這可證明他對社會人類學一般性親屬理論的貢獻。

1950到1970年間是衛惠林先生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創辦並主編了《中國民族學研究通訊》雜誌，他編著的《社會學》（國立編譯館）被指定為大學用書，還出版了《社會人類學》（商務印書館台灣版），《台灣風土誌》（與何聯瑩合編，中華書局台灣版），《埔里八宰七舍志》、《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台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部落移動》等學術著作。並多次代表台灣的中國民族學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參加太平洋科學會議人類學組會議，並且是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1992年辭世。